主题袁世凯的论文

主题袁世凯的论文

1光绪皇帝为使维新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打算包围紫禁城已达到控制慈禧太后的目的，袁世凯最初对维新运动是非常支持的，捐钱，捐物，所以光绪皇帝派康有为说服袁世凯为外应，结果袁世凯口头答应了，背地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事情暴漏，这加快了光绪皇帝的死。2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的秘。而是慈溪太后的猜测。当时慈禧太后发动戊戌变法，使戊戌六君子惨死菜市口，可当时并没有下令逮捕康有为。3忽略4加入袁世凯没有出卖光绪皇帝维新运动还是会失败的。因为维新运动推展的太快，被保守派所反对。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
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之我见

湛江师范学院，524048 高咏兴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反面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他们在晚清或民国初年的舞台上扮演种种角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反面人物？许多人喜欢把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丑恶的一面，认为他们是大奸大恶的小人。这样是不公正的！我们要给这些反面人物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的真面目。下面我以袁世凯为例，谈谈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

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变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变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这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的时候必须说明的一点。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袁世凯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是小站练兵，建立中国近代史上新式军队。二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三是残酷镇压义和团；四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五是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更是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的基本要求。许多学者由于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物的主要事实模凌两可，这样是不恰当的。对于袁世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事实，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历史面目。下面我对两个有关对袁世凯所做的有争议的事件来说说。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近年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许多学者通过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真正的出卖了维新派，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中国走共和还过早，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便有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和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一切，这样才能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阶级原则。分析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必须弄清楚其阶级本质。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即代表是封建地主阶级，又代表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袁世凯既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要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他小站练兵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对义和团和革命军的镇压证明了这一点。对义和团的镇压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本性。后来清政府倒台了，他还是代表这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窃取了。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政坛，是因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又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个买办阶级。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日本采取妥协避让政策、进行善后借款和接受“二十一条”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评价袁世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站在其阶级立场上想想，不能以本阶级的观点对其阶级一概否定。

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评价人物不能对其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当然袁世凯做的也不全是坏事，不是坏到底的。他一开始想通过科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最后失败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是想去做坏事。后来他小站练兵，虽然带来的是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军阀混战，但这给中国带来了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军事上的一大转折。说这些并不是想推翻袁世凯是反面人物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反面人物也有好的一方面。

时代要求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原则。众所周知，袁世凯的人生重要部分是处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袁世凯不顾当时的主流思想，毅然推行封建专制思想，还举行“祀孔”“祭天”，最后称帝复辟。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违背时代的结局就是失败，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后来在郁郁中死去。

爱国主义原则。中国近代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而那时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外交权。袁世凯在外交中使用的是卖国政策，他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他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圆他的皇帝梦。我们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袁世凯的卖国政策进行批判。

通过以上五个原则可知，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否定的，但也有肯定的一方面。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进行评价，需要坚持以上五个原则，不能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出科学公平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