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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事件主题论文

发布时间:2023-03-10 15:20

关键事件主题论文

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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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恒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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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
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
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
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
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
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
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编辑于 201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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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观后感.500多字。
电影:我的1919读后感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震动了世界,影片《我的1919》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这是怎样屈辱得像虫子一样走过的一百年?中国人,在近代史上,能算得上是“人”吗?我们咬紧牙关,我们忍辱偷生,四万万中国人,锻炼出了多少中华之魂,磨砺出了多少华夏脊梁?   电影《我的1919》通过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影片着重表现和描写;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维护国家尊严、保卫中华民族权益。拒签“凡尔赛”条约的光辉伟绩和肖克俭为国为民请命、抗争帝国主义列强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真实地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   影片充分表现了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社会中讨回正义,讨回平等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中国终于挺起胸膛,第一次面对列强说:不!从此开始了中国上世纪新的篇章,是中国人民觉醒而奋起的出彩华章!   “弱国无外交”,又一次被提到了案上,这是饱含悲痛的五个字,这是深刻烙印在从近代开始所有中国人心上的字。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刻不忘,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因为,我们为了这五个字,失掉了多少领土,失掉了多少白银,失掉了多少自尊,失掉多少中华好儿女……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不能也不要重蹈覆辙,悲剧性的历史,就坚决地让它永远留在昨天吧!   “弱国无外交”,告诉我们国强才有说话的权利,说话才能有被听见的权利。当时的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有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中国还是如此任人宰割?就是因为当年的中国,是一个谁也可以来分一杯羹。谁也可以随意践踏一脚的国家。   那么,即使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如何精彩地运用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以一块怀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他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舌战群敌;以及肖克俭如何如何奔走呼号,声嘶力竭,如何壮酬国、慷慨赴死……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优势前提下,通通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一颗再尖锐的沙砾,又怎么能敌得过一块坚固而巨大的石头呢?   请13亿的中国人牢牢记住吧:弱国无外交!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更需要这句话常响耳畔。须知未雨绸缪,须知居安思危,或许是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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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业:写一篇描写历史人物的议论文500字
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 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 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 列现象 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 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示弊端 每一种(类)丑陋的现象都会或多或少造成社会的损失。有些损失是明显的,人们不齿、唾弃;但一些损失在较长的时间段后才会出现,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想象的危害,那就要揭示,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深邃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又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 (这种一味的送去,造成物质的枯竭。)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探根源 运用哲学的观点去看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看问题,显示思维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来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找出路 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读者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多从教育、政府规范和引导、法律严惩几个角度谈起。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又如:“莫使‘英雄’泪满襟”这一主题,可以写出以下提纲。 第一层:自己不做,阻止、限制他人;看到荣誉,嫉妒、中伤他人:这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典型表现。 第二层:伤及他人,使英雄心如死灰;危及社会,使社会正气低迷。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危害。 第三层:个人欲望强烈,嫉妒心强,心胸狭窄,信奉“人人为我”,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根源。 第四层:不怕闲言碎语,反对嫉贤妒能,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态度;加强道德教育,保护英雄权益,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措施。 以上为笔者对驳论文的写作指出的思路,希望广大考生积极借鉴,在考场上表现出深邃长远的目光,高瞻远瞩的见解,决胜于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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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

关于企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论文

论企业应急管理

摘要:
关键词:
本文从企业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和修订,阐述了企业如何强化应急管理、完善体
制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实战能力,更加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进一步提高救
援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从而更有效的促进企业安全及和谐发展。
企业.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工作与企业发展
企业的发展面对着各种风险,尤其是高风险行业、如从事航运、空运、煤矿开采、化学危险品
储运、油库油罐、重特大件运输等行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安全风险更大。风险会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倒闭。风险可以带来灾难,也可以带来发展的机遇,
但就看企业如何面对。
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树立危机和风险意识,建立完善企业应急管理体系,积极主动有效
预防和化解风险,还是被动的,只顾眼前利益,存有侥幸心理、盲目的应对。后者是对企业、对员
工、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堪设想。因此,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关系企业的和
谐发展,人员生命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作为企业的每个员工都应把做好应急管理工作视为
自己的神圣职责。
2高级领导层的承诺和执行力度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基础
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预防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高级领导层的承诺和
执行力度是全面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基础,全员参与和各级人员的责任心、能力、态度及主观能动
性将决定应急预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最终效果。如果一个企业的高级领导层对应急管理工作不重
视,不去抓,或者对已制定的应急预案自己就不自觉的执行,那么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整体应急管理
工作。应急管理工作不是企业那个部门、那个人的事要全员参与,否则,就会发生短板效应。所为
短板效应就是在关键的岗位或关键操作,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正确操作就可能引发重大事故。在执行
应急预案中,如果没有各级人员的高度责任心或高超的应急处置能力、关键时刻不能做出正确决策
或手忙脚乱,将直接影响应急抢险和救援效果。
3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必须加强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
建立良好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是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因此,企业在编制应急预案中必须明确本企业应急组织形式。如领导小组、专家小组、现场处
置小组等。应指明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构成部门
.
(单位)或人员,并明确每一级机构负责单位或人
员和每一具体行动的负责人及替代关系。并尽可能以结构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明确应急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以及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相应职责,明确公司各级职能部门在

应急管理中的救援和保障职责。企业视情可建立应急抢险专家库,以便指挥机构在必要时成立专家
小组,为现场应急工作提出应急救援建议和技术支持。指挥机构的职责主要包括:研究政策、落实
措施、批准预案、启动和终止预案、协调和指挥抢险、发布信息和组织演练等。应急指挥机构根据
事故类型和应急工作需要,可以设置相应的专项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并明确各小组负责人和各小组
的工作任务及职责。总之,要使建立起来的应急组织机构,各级部门间接口、职责清楚,做到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关键时刻不拖泥带水,不互相扯皮,提高救援效果。
4建立监督和奖惩及各种保障机制

保证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监督和奖惩及各种保障机制,以提高体系人员的执行
力度。
4.1制定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
企业在应急管理中实行各负其责,逐级管理,层层负责制度,避免管理上漏洞,存有死角。各
级职能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监督检查,并自查与监督检查相结合。应急管理要作为各级管理
和岗位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
4.2制定奖惩制度
明确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奖励和处罚的条件和内容。企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应实行行政
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读职行为
的,按照企业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3建立各种保障机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但并不限于此:
4.3.1通信与信息保障
各企业要建立、完善先进的应急通信系统,并作好平时的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应急通信24小
时畅通。应明确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提供备用方案。如国家应
急救援中心、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资委、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和有关政府机构及
海内外相关救助部门通讯联系。以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主管机关、救援机构、船级社等一切
有关部门通信联系。

中国近代史事件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要一篇5000字的论文,关于安全事故的案例分析。

奶粉营销如何走好“健康”渠道?
阜阳“毒奶粉”事件在近期被广大媒体曝光后,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众多奶粉企业也陷入了一场企业或者说是行业的危机之中。而现在,北京的大部分家长青睐洋奶粉,然而洋奶粉的质量就一定让人放心吗?批号为1s192的惠氏“学儿乐”配方奶粉检出亚硝酸盐含量为6.06毫克/公斤,超过国家规定标准(≤2毫克/公斤)三倍多,共1200罐,计480公斤。 2002年5月16日,惠氏公司开始检测各种批号的“学儿乐”配方奶粉(含已进入销售渠道的),发现大批产品的亚硝酸盐含量不符合中国标准。同时,中国国家卫生部对“学儿乐”奶粉的抽检结果表明,有些奶粉亚硝酸盐含量达到2.25-3.83毫克/公斤。……洋奶粉的销售策略也存在严重违规的地方:2002年5月23日,江南南昌省一附院住院部儿科。医生开出的正规处方单上,惠氏“爱儿素”配方奶粉赫然其中,经媒体报道后,洋奶粉的“中国策略”秘笈公诸于众,一片哗然。惠氏、多美滋、雀巢等几乎所有洋奶粉都在医院大行销售和推广。多美滋浙江省的营销机构中,10名营养代表,而销售代表只有3名,营养代表的工作对象就是医院。各区域的营养代表,也各司其职。雅培在福建某市的一些大医院里,医生每卖出一罐雅培奶粉将获利30元;还另享受“卖两件赠一件”的“奖励”。……在城市市场,大多是名牌奶粉的天下,而在广大的农村就是杂牌奶粉的天下。过去杂牌奶粉夹杂在名牌奶粉中鱼目混珠,以低劣的质量形成的低廉的价格铸成了杀手锏,这一点必须想法击破。而在大量假货被清除出市场的同时,农村市场暂时出现了“真空”地带,这也成为不可多得的营销机会。如果一线品牌抓住此机会很有可能让自己的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二线品牌则很可能跃为一线品牌。企业如何从危机中寻找营销机会?
招术一:公益活动
通过公益活动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令公众对企业产生更高的认同度。“问题奶粉”事件是一个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开展公益活动的最佳机会。企业可以联系有关媒体,对贫困者赠送奶粉,关爱婴儿健康成长,使企业成为传媒宣传的焦点。奶粉企业还可以适当组织医疗部门,为婴儿做健康检查。因二三流品牌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乡镇市场,可先在主要市场与工商部门配合做奶粉知识、打假知识和婴儿吸收与健康知识的宣传,然后不定时地免费赠送。
招术二:政府行业公关
在危机到来之时,开展良好的政府和行业公关,可以为企业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行业内树立权威地位。积极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如有必要可以提供赞助检测费用等方式来让政府部门对公司产生好的印象,与此同步的是为在医院治疗的幼儿提供免费奶粉,为因食用劣质奶粉而死亡的婴儿家庭捐赠财物,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主动协同行业协会一起开展类似行业发展、诚信经营、安全生产、打假治劣的研讨会,制订行业和企业发展自律宣言等。
招术三:提炼概念
利用“问题奶粉”事件,企业可以从产品概念和产品定位上进行良好的营销策略组合。截止到目前,很多企业都采取了一定的营销策略,但还很少发现有从奶源上做概念、从产品本身做概念的企业。目前国内的奶源资源非常有限,如果有企业能从企业奶源上找到比较好的营销卖点和产品卖点,再结合到对孩子成长有利无害角度上去做,效果一定不错。
招术四:“放心奶粉工程”
二、三线的奶制品企业可以抓住时机进行品牌推广和突破。可以在媒体上征询部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消费者到厂部参观放心奶粉的生产过程。在企业内部成立品牌推广活动小组,开展“放心奶粉工程”品牌推广活动。同时,企业可以选择一些媒体发布关于奶粉知识和对此事件看法的文章,观点一定要独到,最终把话题引入到自己的品牌上面。与此同时应积极地和主流媒体保持较顺畅的沟通。
招术五:组合投放广告
针对广大消费者和农村三、四级市场推出组合式的广告,达到快速和有效传播的目的。针对终端和一级市场以最快的速度出来一份主题为“放心奶粉工程”创意简报,然后设计好POP、售点广告、平面广告、电视广告片。当奶粉事件最终定性的时候,媒体肯定会把注意力都放在上面,此时公司如果适时推出准备充分的工作,在卖场通过主题活动提升品牌形象,在一般的零售点通过售点广告、POP等传递放心奶粉信息。加之电视、平面广告的同期推出,必然反响空前。
招术六:重整渠道
奶粉企业可以适当增加乡镇奶粉经销商的经营利润,开发针对农村市场的专供奶粉,以利益驱动使经销商愿意卖、愿意主动推荐,消费者愿意买。
此外,也可到各个重要的乡镇巡回搞些活动(比如免费赠送+免费咨询+亲情服务等等),使得品牌、企业贴近那里的顾客,建立感情,让人们认牌销售,达到终端推动的目的。还可以适当考虑从乡镇、农村中选出几位相对有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号召力的人,适当培训,配上符合当地实际的管理方法,让他们把宣传活动长期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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