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论文题目

鲜卑族论文题目

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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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
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
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
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

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

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

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

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

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谁给我自己写的关于匈奴的论文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
摘　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
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
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
的地域色彩。
　　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
　　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
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
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
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
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
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
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
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
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
　　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
　　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
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
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
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
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
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
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
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
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
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
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
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
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
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
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
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
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
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
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
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
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
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
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
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
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
　　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
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
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
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
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
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
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
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
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
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
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
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
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
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
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
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
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
(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
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
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
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
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
战能力。
　　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
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
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
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
“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
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
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
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
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
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
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
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
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
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
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
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
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
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
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
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
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
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
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
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
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
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
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
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
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
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
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
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
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
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
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
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
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
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
　　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
　　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
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
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
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
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
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
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
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
“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
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
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
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
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
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
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
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
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
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
　　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
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
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
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
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
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
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
事。”[1]2900
　　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
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
(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
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
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
“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
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
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
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
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
　　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
　　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
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
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
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
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
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
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
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
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
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
“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
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
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
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
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
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
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
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
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
　　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
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
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
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
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
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
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
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
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
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
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
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
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
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
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
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
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
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
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
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
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
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
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
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
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
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
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
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
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
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
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
　　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
　　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
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
　　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
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
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
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
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
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
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
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
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
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
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
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
　　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
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
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
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
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
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
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
　　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
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
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
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
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
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
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
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
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
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
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
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
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
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
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
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
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
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
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
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
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
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
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
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
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
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
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
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
使然。
　　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
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
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
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
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
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
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
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
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
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
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
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
“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
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
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
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
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
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
……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
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
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
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
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
“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
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
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
狄之所短也。”[6]2961
　　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
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
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
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
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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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高二历史上三次改革论文关于商鞅改革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

1，商鞅变法
①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②内容
第一次变法内容：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内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③影响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2，孝文帝改革
①背景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②内容
政治上：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
经济上：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
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
③影响
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
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还能说胡语、还穿胡服，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习俗改易的过程。
3，王安石变法
①背景
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
内忧外患：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②内容
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属法。
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三舍法。惟才用人
③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