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题目

征地制度论文题目

引言
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 2 0 多年的发展，己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民生产总值
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但是，在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同
时，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成倍增加的现实也不容回避地
摆在了我们面前，以国际通行的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标准，调查显示
我国目前已达 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0．4 警戒线，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相继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威
胁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社会和谐，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家调节公民收入的重要经济杠杆，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管理，可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的一种，是以个人的应税所得为
对象征收的一种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
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也越来越广，涉及到千家万户，个人所得税也逐渐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个人所得税的重要作用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这也是广大群众关
注的焦点.人的能力不同，收入多少也不同，收入多的多缴税，收入少的少缴税，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而的作用还很
弱，拥有 80%财富的富人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人所得税总量的 10%，收
入分配相差很悬殊.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现状是:纳税意识低，工
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46. 4%. 而应当作为主要群
体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仅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 5% 左右.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工薪
阶层，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大量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中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2007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3185 亿元，50%来源于工薪阶层，这一情形与较早开始收
取个人所得税的美国恰恰相反.据统计，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5
早期对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对纳税人态度的调查，或一些小型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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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Lewis 通过在英国广泛调查了解人们选择偷税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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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land
和 Spice:分别进行模拟试验以研究影响税收流失的原因.鉴于纳税遵从的研究
具有潜在价值，Scholz 和 Witte 编辑的论文集《纳税人遵从》中收集了大量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对纳税遵从度估量的研究、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的研究、
改善纳税遵从的措施的研究等等. 近年来，纳税遵从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是，
伴随着现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行
为以及征纳双方博弈的策略选择进行研究.Franzoni 提出了增加信息披露、设
置激励机制以促进纳税人讲真话的优化税收执行模型.Wells 评述了在信息不对
称制约下一种特定的税收征管实践—税收赦免(tax amnesty)的理论实践.
Andreoni. Erard 和 Feinstein 撰文详细介绍了优化税收征管与税收遵从理论体
系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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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列斯认为，过去一些国家奉行高额累进税制是与公平、效率
目标和“激励性相容”原则相违背的.因为在劳动供给不受所得税影响的情况下，
实现完全平等的最佳边际税率应等于 1.但是所得税不可能不影响劳动的积极性
和供给，如果边际税率为 1，谁都不愿去工作，税前所得也就是 0.他认为，在
可以自由选择边际税率的非线性所得税制下，对最高所得课征的最佳边际税

率应
当为 0.因为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最高所得的个人在赚取 Y 美元之前，其适应
的边际税率随所得的增加而提高，当他的所得超过 Y 美元后，如果增加的所得适
用的边际税率为 0，最高所得者就可能觉得多工作更划算.倘若如此，他的境况
就更好，而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减少，这样，最高所得者的效应增加了，其他人的
效用也没有减低，因而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米尔列斯关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
可以为零的理论发现，首先告诫政府，并非一定要通过对高收入者征重税才能使
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最大.事实上，让高收入者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
果也会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在此基础上，米尔列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倒
U 型”优化所得税税率模式.具体内容是，根据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对中等
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可以适当提高，因为减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有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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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ax Mentality. Public Finance, vo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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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land, N., Maital, S. and Rutendberg, A., A Simulation Study of Income Tax Evasion,
Journal of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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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蒂格利茨等著.经济学.吕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
理，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发挥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对促
进全民纳税意识的提高,树立义务观念，增加我国财政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加强
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完善其制度，一方面能体现个人所得税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
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是税制实施征管能力的内在因
素，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研究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时，重视
其征管方法和手段，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征收，特别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与监控，
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财政的调节，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困难群众走出困境，也体
现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贫富
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加强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水平，有效调节个人收入己
经变得极为迫切.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矛盾，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对于
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化解部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保持国家现有快速稳定发展局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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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诚信法律制度建设;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3、农村法治建设;

4、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制建设;

5、完善征地的法制建设

6、外观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

7、论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互动关系;

8、商业秘密保护及其立法;

9、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

1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适用;

11、知识产权的间接侵权;

12、数字化图书馆时代知识产权问题;

13、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与知识产权请求权;

14、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完善;

15、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查制度;

16、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17、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和权利让渡;

18、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19、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20、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21、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2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

23、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 WTO(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

24、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及侵权界定;

25、知识产权犯罪问题;

26、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出口检查制度;

27、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28、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29、知识产权出资制度的完善;

30、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征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一切基本建设的源头。因此，依法征得土地，工作的快慢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全程，由此可见，征地工作在土地管理和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严格的征地制度和繁多的征地材料也的确使征地工作步履艰难。

本文结合土地管理工作实践，就征地范围、征地工作程序、征地补偿制度、征地安置制度等四方面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对策。

1 征地范围方面

1.1 征地权使用范围过宽的问题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征地权，这是国家和政府的—项特殊权利，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这在现代世界各国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在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理解上，各国之间有所不同，也就导致行使征地权的范围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公共利益”就是广泛性的大众的利益。就是说这种建设应是带有“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建设事业，如国防建设、环境保护、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事业、公共卫生事业、科教文化等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国家机关、安居工程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建设。

但从我国现行法律条款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实行的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还是“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都可以通过国家征用“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取得土地使用权，都可以将集体土地（特别是耕地）转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因此，征用土地就成为将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为各项建设提供国有土地的唯—途径。这就从法律上模糊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概念，把征地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经济建设用地，使得国家征地权使用范围过宽。

征地权使用范围宽，就不同程度地侵犯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享有。由于国家具有至高的强制力，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机关基于本身单方面的意志表示，不需要被征地方的同意。在征地实践中，国家征用土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城市绿化用地、公路道路、建设水库、建设校舍、医院等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造福于人民大众，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工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包括当地农民的利益，这时群众对征地比较认同，一般都能服从国家需要。但是，如果政府征用集体土地是为了出让给投资者进行盈利性建设，并从征用土地中获取巨大利润，而国家的征地补偿仍使用与“公共利益”征地相同的标准和范围，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能够从集体土地中获得利益的一部分，同时把它转让给了某些单位和个人，无形中侵犯了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者权益，形成了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在征地过程中，由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农民利益遭受严重侵犯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遭到严重侵犯，这也是造成部分地区征地难的直接原因。例如，滑县县城开拓的四条大道占用耕地800多亩，每亩补偿均不超过1万元，但没有因为征地发生一起纠纷，时间仅用三个月便全部落实。同时，滑县2000 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用耕地180多亩，每亩土地补偿费为4.6～6.5 万元，安排项目为人民保险公司职工住宅、电信公司办公楼、商业住宅小区和一个别墅区，由于群众对征地用途不认可，不接受国家征地补偿，在落实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别墅区用地至今无法进地施工。

1.2 丰富制度，健全机制

从长远看，在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对国家征地权行使的范围进行调整，将其限制在狭义的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内，并按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土地利用和经营行为的性质，将征地分为两类：一是公益性非赢利类征用，即公益非赢利性用地；二是经营类征购，即公益性经营用地和非公益性经营用地。

需要说明的是，划分征地类型的主要依据是看用地单位使用土地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若属非赢利性的，则划为征用类；若属赢利性的，则划为征购类。而建设项目的投资来源，则不作为划分征地类型的主要依据。其原因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投资主体与经营性质（用地性质）之间的相关性日趋减弱，因此从发展的趋势看，建设项目投资来源不应作为划分征（购）用土地类型的主要依据。

1.2.1 征购

征购是指：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前提下，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又符合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赢利为目的的建设用地需要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市场评估价格收购集体土地的行为。

征购范围：从土地用途上讲包括工业用地，商业、旅游、餐饮娱乐、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经营性行业用地。从分布地域上讲包括城镇规划区内零星布置、抛荒、闲置或具有其他更高开发价值的集体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实施征购，这样既有利于土地国有化，又避免城市市区中长期存在“都市村庄”的不正常现象。但必须严格遵守“占一补一，占补平衡”的耕地保护政策，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禁止占用。

1.2.2 征用

征用是指：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前提下，在城市规划区内又符合城市规划各级人民政府为非赢利性项目建设的需要，向农民集体征收土地的一种强制性行为，同时应对被征地集体和个人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

征用范围：①国家机关和军事用地；②城市基础设施和非赢利性公益事业用地；③国家重点扶持和为公众服务的能源、交通、水利、环境保护、文物遗迹保护等用地；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非经营性的划拨用地。征用土地的目的必须为非赢利性的公共利益服务，公共利益的概念应是狭义的，征用土地的范围应是严格的。

征用的强制性：政府在征地之前应先发布预征地公告，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及被征地单位意见，由公众认定征地的非赢利性和公共利益性。一旦认定征地是为公众服务，经政府批准后，征用土地就具有了强制性，法定征地机构可以行使土地征用权，要求个人服从公众利益，必要时征地机构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征地权的强制行使必须是法定征地机构，只能用于公共目的且给予被征者合理补偿，三者缺一不可。

2 征地补偿制度方面

2.1 征地补偿范围窄、标准不合理的问题

纵观日、英、德等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征地补偿的原则随着权利观念从权利私有化向权利社会化的转变，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规定，大致经历了完全补偿——不完全补偿——相当补偿的过程。土地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虽然都存在差异，但大体都包含以下几项：土地补偿、残余地、连接地损害补偿、地上物补偿、经营损失补偿、迁移费补偿等，基本上把能够举证的具体损失和可以预见的利益都列入补偿范围。从世界的整体发展趋势看，对于国家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其补偿范围与标准均呈日渐放宽之势，对农民所遭受的损失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而我国征地现采用的补偿原则只能算是不完全补偿原则，征地补偿范围仅限于土地补偿、农业人口安置补助、青苗和地上物补偿。也就是说我国征地补偿范围仅限于与被征地客体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而对与被征地客体间接关联以及因此延伸的其他附带损失未规定予以补偿，如残余地、连接地损害补偿，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内容都没有列入补偿范围。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征地补偿不仅范围窄，而且标准也不合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土地补偿费都是以公开市场的土地市价为标准，而我国的土地补偿费，仅以土地的原用途给予—定补偿，即以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乘以一定倍数计算，年产值大小的确定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往往使补偿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很多地方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这是征地制度改革必须正视的现实。

由于我国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是采用征地前三年耕地年产值的若干倍，就不可避免出现征地方和被征地方在年产值、倍数等问题上存在争议，从而加剧了征地双方矛盾，这样一方面给上级部门增加了协调工作难度，另一方面为双方以后的长期相处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如2001年安阳市政府征用郊区东郊乡土地时，蔬菜办统计的前三年菜地年产值为每亩1800～3700多元，郊区统计部门统计的前三年菜地年产值为每亩4491元，前三年粮地年产值每亩820～880元，农民上报的前三年土地年产值为每亩3000～5000元，使征地部门难以确定标准，也为征地双方制造了矛盾，妨碍了正常征地工作的进行。

从土地资源经济学上讲，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补偿最多达到对被征地方生存权的补偿，而没有考虑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包括农用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应该按客观评估的市价进行补偿，这也从又一个方面说明在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权能得不到完全显化。

2.2 区别两种方式，遵循市场原则，力求科学合理

考虑到我国实行土地征用制度时间尚短，尤其是在征地补偿方面还不够科学，因此，应该积极的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合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充分利用农用土地定级评估理论和实践成果，确定科学完善的征地补偿标准。同时，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在征地过程中应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遵循市场原则，区别征用和征购土地两种方式，使征地补偿做到公平合理。

2.2.1 征购价格标准

地价应由具有土地资产评估资格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评估。应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按该地块城市规划的最高和最佳用途评估。即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是村办企业，但确定城市总体规划的最高最佳用途是商业用地，则按商业用地评估补偿，补偿金的价值内涵是“农地级差地租Ⅰ+农地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农用）+绝对地租（非农）”的资本化。同时，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要进一步完善区域的功能分类，确保规划的严肃性和实施的连续性，不能随意变动，避免因功能划分随意变化，造成征地的困难，尤其影响地价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致使征地补偿价格不合理，引起被征地单位的强烈不满。

2.2.2 征用补偿标准

征用土地费是国家为获得公益性非赢利类用地而征用集体土地时付给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补偿费，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基本标准，由征用地价款、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构成。其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如实补偿；建议改革征用地价款测算标准，取消倍数及年产值。征用地价款以农地地价为标准测算，其中农地地价（农用土地定级评估理论评估确定）是在农地本身的自然条件（如光、温、水、热及土壤肥力等）、社会条件（如土地制度、农地政策、人口状况等）、经济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经济发展规划等）下，农地所有权（使用权）在未来年期收益的资本化区域平均价格，其价值内涵是“农地级差地租Ⅰ+农地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农用）”的资本化。

地、市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农地地价进行调整和向社会公布，使之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但在较长的时期内具有动态性。

2.2.3 征购（用）土地费按下列原则在被征购（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属被征购（用）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者。

征购（用）土地费中属于被征购（用）土地农民的数额应包括：被征购（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使用权）的价值、被征地者在使用土地过程中的对土地的投入以及被征购土地的所有权价值中应分摊的部分（征用土地情况下不含这部分）等。

征购（用）土地费中支付给被征购（用）土地农民个人用于安置就业，其数额应至少能够保证其生活水平与被征购（用）土地前生活水平相当。

剩余部分属被征购（用）土地的所有者即土地所属各乡（镇）、村、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3 征地工作程序方面

3.1 征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实践证明，新的土地管理法规是当前依法管地、依法用地的正确选择，它所确立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是切实可行的，符合我国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但与此同时，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可用6句话24个字来概括：程序繁琐，报件复杂，资料臃肿，耗时过长，工作量大，成本太高。无论是批次用地还是项目用地，均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3.1.1 征地程序透明度不高

征地是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征地现象也将不断发生。目前征地程序的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一是征地行为的透明度不高，由于土地行政部门征地对象针对农村村委会，因此，被征用者中仅有个别人了解情况，如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等，而广大的共有人——农民对此了解很少或不了解；二是土地征用是政府行为，批准征地方案之前基本没有考虑被征地者的意见，被征地者也无法通过正规渠道知道土地将被征用，没有形成一定的制衡机制；三是两公开制度，村一级组织往往由于某种利害关系，在许多地方没有很好地落实执行。不少地区征地补偿没有依法进行，低于或高于法定补偿标准，公告怕群众意见大，索性不公开。

3.1.2 预征土地，完善程序，均衡权利

笔者建议：当用地单位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征地申请后，土地管理部门应在当地报纸上连续三周通告有关征地内容及事项。任何与征用有关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接到正式通知或第一次通告30日内，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举行预征地听证会，土地管理部门根据申请人多少情况，决定是否举行预征地听证会。如果举行听证会，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从社会上特邀一些与这次征地无切身利害冲突并具有良好品质和社会信誉的调查人员，成立调查委员会。在举行听证会前，调查委员会要准备有关资料并到现场查看做出必要记录作为正式清点时的参考依据。调查委员会就采用哪种征地方式，征地的公平、正确、合理必要性等，综合双方的证据、意见，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报告。在土地管理部门收到调查委员会报告之后的30日内向争议双方（用地单位和被征用土地涉及到的所有者）和当地人民政府以书面形式提交会议纪要，由同级人民政府根据会议纪要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是否批准征地或修改征地计划。

法定征地机构必须在批准征地后的30日内在被征地所在的乡（镇）、村予以第一次征地公告（或以书面形式向被征地所有者下达征地通知书），土地所有者可以在通知下达的15日内，持土地权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以书面申请补偿事宜，选定补偿评估日期。征地机构征得土地所有者同意后，可以进入现场进行补偿评估，拟订征地补偿标准和方案实施第二次公告。被征购土地者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用地户和被征地者（单位）自行协商解决。被征用土地者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本级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定，并由相关部门协助强制执行此裁定。然后依次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3.2 征地审批制度、征地报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2.1 征地过程太复杂

新《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认真学习和贯彻，普遍加强了耕地保护工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等建设用地审批秩序明显改观。但与此同时，征地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是征地批准权上收，报批过程加长。新《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制度将征地批准权上收到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即县级政府新征任何一宗土地，都至少要经县、市、省三级人民政府审查。这一程序繁琐、报件复杂、耗时过长的马拉松式报批过程对急于开工建设的项目显然是不适应的。同时，到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报件所需的交通费用、招待费用及活动费用等都增加了征地成本。第二是技术要求过高。上级有关部门对征地勘测和图件绘制都做了规范性要求。安阳市所辖各县目前的测绘力量尚没有一家能达到所要求的资质条件，大都邀请的是外地市的测量队伍，这就导致一旦测量有误或《勘测定界报告书》格式不符或内容不详、用章有错等小问题就需要外地的测量人员重新来测或到外地测量机构所在地进行修改。

3.2.2 抓大放小，新旧结合，加强监督

新《土地管理法》将土地管理方式由以往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改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上收审批权，虽然防止了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化整为零”的漏洞，改变了追求短期效益和局部利益的土地利用方式，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效力，加强了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程序繁琐等多种弊端。因此，建议国务院或省政府要严抓各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落实和加强“占一补一，占补平衡”执法监察力度，建立类似土地年度计划实施备案制度的农用地转用备案制度，在年度计划范围内，由市、县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即对规划区内用地，尤其是近郊区的农用地和市区内的零星农用地、插花地建设用地等，市、县（市）政府应具有一定限额的农用地转用、征用审批权，这样也有利于“都市村庄”土地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实现，还可以降低征地工作成本。转用后土地利用现状图报有法定批准权限的部门备案，检查是否符合规划、是否占补平衡。这些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抓基本农田保护和重点项目上，以此精简审批层次，降低征地成本。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要健全执法网络，加大执法力度，查处各类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反用途管制制度的土地违法行为，重点查处乱占滥用耕地、擅自改变原审批用途、私下转让炒卖土地等违法行为，为合法征地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保障。

4 征地安置制度方面

4.1 对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助办法不适用的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被征地单位的农民通过安置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商品粮，并由劳动部门安置，改变职业当了工人，有了新的收入途径，从而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劳动力安置办法和农转非的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意义。因为以上办法会使被安置农民的生活面临许多危机：一是用工企业效益不好，甚至倒闭，农民可能重新失去工作，失去生活来源；二是由于农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劣势，在市场竞争中容易被淘汰等等。鉴于以上问题，近几年又采用了直接补偿的办法，即把安置补助费直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补偿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这种补助形式的出发点是不错的，但是，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一是补偿标准低，并且常常难以及时到位；二是受农民长期习惯和本身素质的制约，其理财办法、投资风险性预测以及长远计划能力等等方面往往会出现偏差，致使安置补助费用得不到很好利用，甚至有的会很快消费掉，这样农民以后的生活将重新陷入困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耕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来源和保障是任何形式的补偿都难以相比的，农民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其生活将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困扰。这就需要探讨一种稳定性好且能最大限度地补偿的安置补偿办法，以确保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

4.2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地产基金，对征地资金实现有效监督和管理，为征地工作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

当前农村土地除担负产出农产品的经济功能以外，还担负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近年来，市区医疗、劳保、丧葬、抚恤、退休金等社会保证制度正逐步建立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却显得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农民不能轻易放弃土地。这已成为土地征用的显著障碍。要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广大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社会保障纳入社会保障的大范围之内，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完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从而推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征用土地的顺利进行。

政府可以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政府相关机构出面协调提留部分安置费用投入保险，不仅可以解决被安置人员的后顾之忧，更体现党和政府对被安置人员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颐养天年，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征地工作上一份保险。

建立地产基金，利用金融工具为征地工作服务。地产基金在融资过程中可以吸纳部分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农民可以随时将地产基金证券到指定金融机构将其兑现或到年底进行分红，这样使被征地后的农民能取得经常性的土地收益，避免一次性征地的短期行为。它也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获取稳定土地收益的基本手段，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地征购、征用、整理、储备和供应体系的有效途径。在实施城市规划、调控房地产市场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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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内容提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
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找文章，到]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
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十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更加重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支农投入绝对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支农投入渠道不宽及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继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统筹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突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重点。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主要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重点选择对农村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解决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而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
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包办代替。特别是在村庄一级，政府的投入只起到引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在投入中的应有作用。调查表明，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劳的。当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应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变相向农民要钱要物。发挥社区集体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加快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允许探索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应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大量的资金。
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增加投入，重要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在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产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发展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国家应制定“以奖代补”等特定财政扶持政策，对由社会资本牵头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给予鼓励、奖励和补偿。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对农业企业予以信贷扶持，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融资和政策性扶持的机制。
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近几年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财政走到了前台，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远远不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工业和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社会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应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制度。
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我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他们不可能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应探索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
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除了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还应通过机制创新，把城市的人才、科技引入农村，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应制定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政策。
健全农村工作的协调机制，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负有责任。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积极转变职能，将工作职能向农村延伸。为了避免工作中的空缺与重叠，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资金的整合，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在各级政府中应确定一个“三农”工作的抓总部门，健全“三农”工作的协调机制。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