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论文题目

莫干山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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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

　“价格双轨制 ”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两份文件以及包括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
　　版本之一：华生：“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我是其中的代表”。
　　提到“价格双轨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分了8个组，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这是目前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华生说建议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他和罗小朋、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会议期间，他代表小组发言，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调”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放”派争论时占据上风，得到与会的支持，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得到首肯，被中央批准与采纳，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华生指出，发表在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是对此的真实回顾。《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写道：“这次莫干山会上，他（指华生）和何加成、蒋跃、高粱、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此为版本之一。
　　版本之二：罗小朋：“历史的事实是，我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罗小朋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价格双轨制”的观点，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此为版本之二。
　　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邮件中说，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因此，如果把工资指数化，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价格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
　　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多年前，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我曾经告诉过他，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双轨制’，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
　　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版本之三：张维迎：“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价格双轨制’文章，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
　　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会议之后，他声名鹊起，崭露头角。
　　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了三份，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建议》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记者看到，文章中的一段话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孤本”，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经记者查阅，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其中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摘录自前述一文。
　　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放”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价格双轨制”，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至于过渡期有多长，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张维迎“没有明确提及”。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岑科表示，这是个“伪问题”，“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只是有了争议，才有澄清的需要，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
　　但华生认为，张维迎发表在《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
　　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吕东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概念。”
　　从1982年到1990年，曾担任9年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经委主任吕东。他提出来的时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时担任物价局局长。至此，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
　　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100元/吨是国内的收购价，644元/吨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生产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
　　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了解决领域里的困难，经委决定在其他生产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他说，这里的“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经委主任吕东。

莫干山会议的主要意义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中青年”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改革时代的新名词。新鲜会风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中青年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莫干山会议124人的名单

部分名单：

王岐山、周小川、马凯、郭树清、楼继伟、吴晓灵、陈锡文、李剑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贾康、高梁、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许善达等等。

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遵循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扩展资料

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第十届新莫干山会议暨纪念莫干山会议35周年研讨会在浙江省德清县隆重召开。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本次会议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应对”为主题，旨在纪念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

同时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理解和分析当前阶段的复杂世界，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此，会议主要包括主题大会、闭门研讨会、平行分论坛、莫干山夜话、“莫干山中青杰出学者奖”颁奖仪式、莫干山会议35周年纪念研讨会等活动，首辑莫干山从书发布会、莫干山中青书院揭牌仪式和莫干山大学启动仪式也在会议期间举行。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第十届新莫干山会议暨莫干山会议35周年纪念

参考资料来源：华西都市报-两代“中青年”的莫干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