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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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2004年9月17日，高句丽历史归属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孙进已的一段简短的发言内容是什么？

孙进的发言：“高句丽是中国的历史，是因为高句丽的主体发生在中国。直至今天，原高句丽三分之二的领土都在中国，而当时四分之三的高句丽居民都归顺了中国。”“在高句丽的大部分历史里，高句丽一直归属中原。虽然韩国主张高句丽历史由‘一统三韩’（新罗统一三国）的过程，而由新罗继承。但高句丽不属于‘三韩’。历史事实是唐朝合并高句丽，而新罗合并百济。”

我眼中的隋炀帝，小论文200字？

写作思路：可以将隋炀帝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在说出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正文：

有人说：“隋炀帝是个暴君。为了征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把国家和百姓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称他为暴君。”

也有人这样说：“隋炀帝聪明多智，广学博闻，是有大功的人。”而我认为，隋炀帝只是想急于表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黄，名超五帝。

而正是由于他的迫不及待，没有得到民心，反而这一项项大功程，导致老百姓大多数因为工程的事情而累死，但隋炀帝也不知情，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滥用民心，而是在为以后（长远）打算。

后来的唐朝，之所以会繁荣昌盛，那都是前一个王朝（隋）的功劳。隋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一。科举制的出现，让那些普通、贫穷、有能力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任由官宦人家的子弟来当官做爵。

所以，我觉得隋炀帝并不是一个暴君。

耿铁华的学术著作及主要发表的学术论文

（1）、《高句丽研究文集》（合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2）、《好太王碑新考》（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3）、《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4）、《高句丽史籍会要》（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5）、《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6）、《高句丽历史与文化》（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8）、《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9）、《高句丽瓦当研究》（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中国高句丽史》（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3）、《高句丽史论稿》（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4）、《高句丽考古研究》（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5）、《高句丽史简编》（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6）、《桓州集》（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7）、《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8）、《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19）、《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20）、《桓州续集》（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论稿》，《通化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2）、《高句丽疆域调查与研究现状》，《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远方出版社，2000年1月。（3）、《高句丽历史课程建设的特色与价值》，《通化师院学报》，2000年第4期。（4）、《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2000年12月。（5）、《高句丽起源和建国问题探索》，《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2000年12月。（6）、《冉牟墓志与中原高句丽碑》，韩国《高句丽研究》，2000年第10期。（7）、《中原高句丽碑考释》，《通化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8）、《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9）、《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中国东北历史与现状研究工作会议，2001年第6期。（10）、《王少箴好太王碑拓本及其年代》，《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2001年第10期。（11）、《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12）、《好太王碑文烟户、奴客诸词语补释》， ；《通化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13）、《访高句丽霸王朝山城》，《学问》，2002年第2期。（14）、《高句丽王陵及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15）、《近年来好太王碑研究现状》，《东北工程通讯》，2003年第2期。（16）、《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通化师院学报》，2003年第5期。（17）、《<；中国高句丽史>；写作缘起》，《学问》，2003年第7期。（18）、《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19）、《集安作为高句丽都城的考古学证明》，《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20）、《高句丽建国时间考论》，《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21）、《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22）、《高句丽历史的三大谜团》，《北京科技报》，2004年7月7日（23）、《高句丽遗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24）、《高句丽省称句丽考》，《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4年第8期（25）、《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26）、《高句丽神话解析》，《吉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27）、《好太王碑一千五百九十年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28）、《晋封高句丽官印考略》，《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29）、《高句丽泉氏墓地调查及其价值》，《东北史地》,2005年第4期。（30）、《方起东先生对高句丽考古研究的贡献》，《东北史地》，2005年第5期。（31）、《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32）、《中国高句丽古墓壁画的研究历程》，《高句丽史新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33）、《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早期拓本刍议》， ；《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34）、《集安新出土文字瓦当释读》，《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35）、《跋高句丽金铜佛造像》， ；《东北史地》，2006年第6期。（36）、《高句丽古墓壁画发现调查与发掘》， ；《辽东史地》，2007年第1期。（37）、《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化师院学报》，2007年第3期。（38）、《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39）、《集安出土卷云纹瓦当研究》， ；《东北史地》，2007年第4期。（40）、《高句丽古墓壁画的文化渊源》，《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41）、《高句丽将军坟的陪葬墓》，《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42）、《李云从与好太王碑捶拓》，《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43）、《好太王碑释文补字略说》， ；《通化师院学报》，2008年第9期。（44）、《改革开放三十年高句丽研究著作综述》，《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45）、《改革开放三十年高句丽研究成果统计与说明》，《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46）、高句丽殉葬习俗初探，《北方文物》， 2009年第3期。（47）、《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的新成果》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48）、《东北亚视角下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韩国《东亚文化》，2010年6月18日。（49）、《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高句丽词条误释说明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高丽人的两方观点

首先说明：此文为韩国研究人员所写，故其用语风格倾向于韩方观点。有部分观点错误。之后指出〈中国传统上依据“中原王朝与夷人”的二分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即中国内地）的朝代是繁荣与文明的“中原王朝”，其周边各国是没有文明化的“夷人”。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应局限于“中原王朝”，从定义上来说，所有其他周边各国应该排除在外。但是，今天的中国是由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这一原因，自从现政府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一直奉行“从历史之初中国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在中国领土之内展开的所有历史都顺理成章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根据传统历史研究原则本应该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仅仅由于他们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便被披上了中国历史的外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不顾合法依据与历史潮流，仅仅依据现有的国土，试图确定违背历史本质与进程的“领土第一的历史观”。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也将高句丽历史看作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以“现有领土”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任意篡改。而且，高句丽与现代韩国人有着真实的种族联系，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韩国是高句丽王朝历史惟一并合法的继承人。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试图将高句丽历史并入中国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了旨在分离高句丽部落起源与韩国历史或高句丽历史起源的一系列研究。正如上文中指出，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团体开始歪曲历史，将高句丽部落确定为华夏部落（中国古代汉族）的后人。而这一论点却是以《逸周书》中王侯一章为根据。众所周知，这本书是中国战国时期编著的一部虚构“小说”，其可信度存在严重问题。高句丽的祖先是濊貊部落人，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半岛北部以农业为生。在濊貊部落中居住在辽东与现北韩西北部的人们经过快速发展建立了第一个韩民族国家—古朝鲜。之后，在松花江盆地一带的居住者创立了名为扶余的国家。濊貊部落的一部分同时也在鸭绿江中部繁衍，后来成为了高句丽的祖先。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与二世纪以铁器文化为基础发展农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他们的独特文化使自己从其他濊貊群体独立出来。直到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句丽”改称为高句丽。在“句丽”将高句丽作为国家名称时，他们将自己的部落称作“貊”。由此可见，高句丽的祖先是来自濊貊部落的分支，和古朝鲜与扶余祖先相同。他们不仅区别于中国的华夏部落，而且与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的挹娄游猎部落和西部的东胡游牧部落(鲜卑与契丹的祖先)也有着明显区别。后来高句丽吞并濊貊，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统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半岛的一个伟大帝国。在这一过程中，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兼并统一了数个小型濊貊部落，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南方的中国汉族部落。高句丽还将靺鞨(挹娄的后裔)与契丹(鲜卑的分支)也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濊貊部落一直是高句丽种族的主脉。公元668年，新罗统一三国，这成为了韩国人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契机。渤海王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后裔逃向了南方的高丽，之后建立了统一新罗。至此，韩民族国家统一大致完成。总而言之，高句丽是韩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句丽统一了分散的濊貊部落,在韩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证中的错误高句丽没有被新罗统一，新罗仅仅统一了百济。高句丽被唐朝兼并，且几乎全部王室贵族，大批平民被强制迁徙至中原，融于汉人。 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虽然韩国说自己的习俗与高句丽形似。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而韩国所说的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而对于东北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