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导演毕业论文

表导演毕业论文

　　编导毕业论文，跟你一个专业，写的《旅游节目编导研究》，当时那个痛苦啊，还好师兄给的秦文网，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很快就搞定了

关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论文

伴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各个高校的文科学院兴起,并且近年来招生势头火热。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的发展 》

摘要：随着现阶段社会经济、 文化 等相关媒体环境集中程度逐渐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习以及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影响。本文基于这一现状，对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广播电视编导;现实环境;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逐渐兴起，在广播电视节目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现阶段受众对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认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多样化的现实环境影响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随着现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又呈现了新的发展特征，对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广播电视编导的政治环境

广播电视编导与政治环境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程度也对政治环境存在着影响。纵观广播电视编导的整体发展历程，广播电视编导早期受政治环境影响较为严重，随着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的深入以及广播电视编导工作的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整体发展趋势与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基本一致。以我国的政治环境为例，我国的广播电视媒体必须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媒体理念的广播电视编导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广播电视编导对政治环境的影响。[1]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广播电视编导也具备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的新闻播报过程大量运用了政治性语言，这也推动了广播电视编导学术范围的发展，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编导专业可以有效地发挥出广播电视编导的职能，从而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健康有序发展。政治环境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基础，可以推动广播电视编导的有效整合，实现与政治元素的融合。广播电视编导需要根据政治环境发展状况，对广播电视播报素材进行调整与整合，从而适应政治环境发展的需要。

三、广播电视编导的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方向，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有效地推动广播电视编导在 社会实践 层面的发展。随着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水平逐年提高，我国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都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媒体消费攀升促使媒介技术变革推动了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使广播电视编导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结合起来，实现了广播电视编导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完善。经济环境是现阶段推动广播电视编导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对广播电视播报与节目编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播电视媒体形成了人才的良性机制，形成了广播电视编导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准确把握，尽可能获取政治环境的理解以及经济环境的支持，从而将广播电视编导理论转换为学术价值，并进一步转换为商业价值，通过广播电视编导理论的发展推动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发展。随着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大环境为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正面效应，广播电视编导应当把握住当前积极互动的局面，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广播电视编导人才。

四、广播电视编导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广播电视编导的影响面较广，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社会环境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特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随着社会同国民交互活动规模扩大化，广播电视编导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社会环境对其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广播电视编导需要不断迎合社会环境，并结合社会环境的变化把握自身的发展趋势。

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应当在把握社会环境发展走向的基础上，夯实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的群众基础，对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技术进行持续性更新。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应当同社会环境变化趋势相协调，通过深入了解受众的喜好，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首先应当把握社会环境发展的脉搏，深入了解社会环境发展的特征，从而保证广播电视编导的实践工作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实现多种角度对广播电视节目主题的剖析。

五、广播电视编导的教学环境

广播电视编导整体实践性较强，不仅需要相关人才掌握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还要求相关编导人才能够策划编排出受众喜爱的广播节目与电视节目。[2]因此，为了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培养出一系列的应用型编导人才，广播媒体、电视媒体与高校相关专业应当加强校企合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以及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在营造良性的广播电视编导实践环境之前，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高质量的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有效地提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广播电视媒体与学校可以开设编导培训课程，逐步完善广播电视编导基础设施建设，为广播电视编导实践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践平台。与此同时，应加强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与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环境出发，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广播电视媒体与我国高校的校企合作，可以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的平台，实践性的广播电视编导从业 经验 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的学习效率。

六、结论

广播电视编导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广播电视编导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等现实环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走向。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在发展过程中应对现实环境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并通过与现实环境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形成一种良性机制，从而引导广播电视编导向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牛磊磊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白茹雪.探讨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J].新闻研究导刊，2015(15)：292.

[2]金灿.新时代下广播电视编导实践创新的培养[J].中小 企业管理 与科技(上)，2015(09)：160.

《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 》

[摘要]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长期以来，大学 教育 比较习惯于传递现成的知识，采用传习性、因袭式的教育 方法 。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极大的制约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发挥。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各高校专业培养中对实践课程建设的力度逐年有增无减。但是，与外国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还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职业能力;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可以把职业能力分为一般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一般职业能力主要是指一般的学习能力、文字和语言运用能力、数学运用能力、空间判断能力、形体知觉能力、颜色分辨能力、手的灵巧度、手眼协调能力等。此外， 人际交往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遇到挫折时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成为在职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能力;专业能力主要是指是否具备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能力;职业综合能力中所包含的跨职业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个人能力共同构成了所有职业能力中的关键能力，也将成为事业的核心竞争力。

长期以来，大学教育比较习惯于传递现成的知识，采用传习性、因袭式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极大的制约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发挥。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各高校专业培养中对实践课程建设的力度逐年有增无减。但是，与外国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的实践课程改革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对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各高校还没有重视起来，甚至很多高校的教育者将职业能力培养划分到职业院校的教学范畴。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专业，用人单位对于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必须加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依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依托现有课内实验、综合实训和毕业设计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实验区等实践教学资源，为学生搭建高水平的职业实践教学平台，进行实践课程内容建设和实践平台建设，以及实践课程改革建设，以学生为实践主体，重点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

一、课内实践

课内实践，是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一些主干专业课程。如，电视摄像、电视画面编辑、新闻摄影、大众传播学、节目主持艺术、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主持艺术、电视节目制作等，根据课程性质，有课内实验指导教师设置了课内实践课题。其为两种实践形式：一种是在课堂理论教学中，留出一定时间，组织学生根据本次课所讲授的理论知识模拟职业环境进行实践。如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进行30分钟的模拟采访训练;《节目主持艺术》课程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进行课前10分钟即兴主持训练和各种类型节目主持训练，采取教师讲评、学生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实践成果进行效果分析与 总结 。另一种是阶段理论内容讲授完，利用一次或几次课时间进行课题型课内实践。由此课程主讲教师亲自到现场指导。如，《影视编导》非独立实验课教师将学生分组，并对每组学生按个人兴趣进行分工，拟定一个拍摄情景，一组的学生共同创作，最终拍摄并剪辑完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场景。课内实践，由任课教师全程亲自指导，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切中问题，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针对性强。这种实践形式，密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联系，使实践能力与职业能力同步增长，从而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整体水平。

二、综合实训

综合实训，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本专业多年来一直坚持和完善的实践教学形式。所谓综合实训，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在学完几门专业主干关联课程后，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的实践锻炼活动。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到第七学期之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将每学期最后2～3周定为综合实训教学周。一个实训项目往往结合两个以上相关主干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解决一些综合性的实际问题。如，《影视创作》综合实训，综合了《影视编导》、《灯光与音响》、《电视摄像》、《电视画面编辑》、《非线性编辑》等课程的综合理论知识，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工，组成创作剧组。学生按照各自分工最终完成微电影的创作、拍摄、后期剪辑影片包装，最终完成全片。综合实训教学，整合了知识结构，使学生运用多门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综合地解决了一些实践问题，锻炼了学生多方面素质和实践能力，是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强化。

三、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个重头戏。而且，将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紧密结合实施，更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另一大特色。毕业设计和实习相结合的基本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设计是前期阶段，主要是策划过程;实习是中期阶段，主要制作作品;后期阶段是将前期设计和中期实习进行总结提升到理论层面，即总结撰写论文。这三个阶段需要运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涵盖了培养方案中的大部分课程和综合实训内容。在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过程中，学生组成创作剧组讨论选择创作主题。由负责编剧的同学创作剧本大纲，经过讨论与修改定稿;再由编剧创作剧本，由剧组成员讨论、修改并最终定稿。最后由负责导演的同学根据剧本创作分镜头稿本，并由剧组讨论定稿。

负责场记和剧务的同学进行联系拍摄场地，选拔演员，组织演员试镜，根据试镜情况，剧组同学共同确定演员人选;进行拍摄前的排练，导演讲戏、服装化妆确定演员每场戏的服装化妆方案，灯光和音响根据排练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实地情况拟定灯光音响设计方案，摄像根据分镜头稿本和导演在排练现场和实地进行机位的讨论和设置，后期编辑准备编辑设备熟悉分镜头;最后，进行集中拍摄，各工种协同创作实习，形成成片。各个工种分工协作，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提升。

四、课外实践

为了使学生能够得到综合素质与实践的全面提高和发展，本系规定：学生必须积极参加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并修满课外培养学分，为此特制定了详细的《课外培养计划》。其涵盖了科技活动、文化活动、技能训练、社会实践四大类。课外培养计划规定总学分为：10学分。学生按着《课外培养计划》的内容和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进行课外实践锻炼。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学生实践基地的5个工作室、学校的一些大型活动、校以上的各类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奋斗的身影。通过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的实施，既拓展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空间，发挥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同时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到职业能力培养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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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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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者的意，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沙鸥这个人，关注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构成情节纲索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沙鸥人生中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国比赛’、‘参加婚礼’、‘失去男友’、‘瘫痪’、‘当教练’……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样构成了情节项链，而将它们串结在一起的则是沙鸥那漫长的人生历程线。这样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桩激烈的外部事件为情节主线来得热闹，但却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使人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深刻的生活内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许这养的尝试算不得什么，但比起传统的中国电影，也许它还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这个分析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剧作理论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头头是道地对这部影片的情节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它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所以，有志于提高自己对一部影片剧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来全面地学习包括戏剧剧作理论在内的剧作理论。
五、 教材和参考资料
　　有的朋友会问：“电影评论和您说的电影剧作分析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对一部影片进行评价褒贬方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仅要指出这部影片哪些地方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分析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读通常发表在杂志上的影评对学习影片分析的技巧是会有好处的。但我们如果不满足于对一部影片的表面现象说长道短，就应该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一些必要的剧作理论著作。现在，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一些初级的读物：
　　1、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是本剧作经典理论。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创作现象都可以寻本朔源到这一著作中，因此为学习剧作理论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2、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虽然这是中国较早的（晚清）剧作理论著作，但它却十分英明地总结出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所有重要的规律，因此被制定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
　　3、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本薄薄的小书，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长久以来普及中国电影教育的基础教材，通俗易懂并富有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