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研究论文

李白研究论文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李白诗歌风格特点论文

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现存九百九十多首,其中不少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中学语文教材曾选入《送友人》《秋浦歌》《子夜吴歌》《望天门山》《月下独酌》《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谈谈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清新、俊逸的风格

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意思是说,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意境高妙,卓尔不群,无人能敌,其风格继承发展了北朝诗人庾信的清新和南朝诗人鲍照的俊逸。

所谓“清新”,就是思想感情真挚,想象丰富新奇,出语不凡。所谓“俊逸”就是豪放、洒脱、飘逸,有一种自然美的风格。例如《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诗中“银河”的比喻,就非常新鲜而贴切,令人一读难忘。再如《宣州谢銮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非常的真实。

李白诗中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又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绝不给人生涩险怪的感觉。例如《秋浦歌》其十五: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诗人借有形的白发,突出无形的愁,以夸张白发来倾诉愁苦之深,实在是妙不可言。再如“千里江陵一日还”“燕山雪花大如席”“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桃花潭水深千尺”等等都是极度的夸张而又不失于怪诞，表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光明、友情的渴望。

李白善于运用联想和想象。诸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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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詹锳先生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对于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詹福瑞师、葛景春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再加研习和整理，以表敬仰、感念之情，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毕生追求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先生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转入北大中文系，随后因日本侵略辗转长沙、云南等地，在西南联大就读。这期间听课读书，所承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名家、大家。他曾从胡适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中国音韵学，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极一时之盛。

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李白研究是詹锳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从22岁大学毕业起，詹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时间跨度几乎长达一个甲子。先生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即正式开始李白研究。当时，先生一边给学生讲授大一国文，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课余之暇，由罗庸指导研究李白诗文。有时也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先生借与《唐诗大系》手稿”（《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先生的名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系年》一书实则于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即开始撰写，历时两年半，至1941年先生25岁时书稿即已完成（《詹锳年谱》）；《论丛》一书所收《李白集版本叙录》等多篇论文则大多是先生四十年代初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撰写、发表。因此，可以说詹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从大学期间奠定基础，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浙江大学任讲师期间正式开始并很快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其后，悠悠数十载，先生始终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重要成果。因此，回顾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不仅创获多多，成就斐然，实更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寄托，是先生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研究成果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水平一流，价值恒久。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著作抑或论文，其学术价值放置于其问世的那一个时期可以说均达到学界一流水平。不仅如此，数十载光阴过去，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则愈加巩固，愈加恒久，始终是学界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参考，绕不过去的一流成果。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成果，有些是当世闪耀文坛，众人瞩目，过后则如流星划过夜空，不见踪迹；有些是当世默默无闻，鲜有重视，过后却渐得关注，实至名归。以上这两种情况于研究界可谓并不罕见的现象。

詹锳先生的研究论著，代表作当以《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部为学界公认。前两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世李白研究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力作；后一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长期以来作为权威著作的王琦注本的重大超越”（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詹先生关于李白的论文以两个时期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一个是民国时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个是拨乱反正以后新时期的系列论文。前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处的《李白集版本叙录》《李白家世考异》《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李诗辨伪》等多篇文章；后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发表在《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的《评英国人阿瑟·韦利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发表在《文献》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发表在《文学遗产》的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和《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探微》，以及发表在《李白学刊》等处的多篇论文。

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既对李白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也对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和阐发。这些成果，凝聚了詹锳先生毕生的心血，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学界公认李白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是一部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的论著，该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一书在手，卷帙不繁却能有许多参考和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是笔者在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所必须参考的少数几种论著之一，相信学界同仁进行李白研究时也不乏这样的经历。同清代王琦的《李白年谱》相比较，《系年》一书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王琦的年谱，而且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学界接受和认可。换言之，此书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詹先生在这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或推进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特别是李白诗文的创作时间、题旨以及作家的家室生平、事迹交游等问题。书中考证的一些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问题，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系年问题，《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真伪问题，《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等，均在征引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论析，进而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这些考证结论，大部分为学界所认同，少数观点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也为大家后续的研究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特别是解决问题过程中严谨笃实的论证方法，更得到学界的认同和尊重。《系年》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李白研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可以说该书为

新中国成立

后的李白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一文的评价或许最能恰切说明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恒久与不凡。杨先生说，詹锳先生关于李白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今日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习的学者，没有谁能不参考詹先生的成果。在笔者看来，不仅今天是这样，而且未来也是如此”（《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对詹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 学术品格

无征不信，可以说是詹锳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学术品格，自然也是他数十年从事李白研究所坚持的学风与品格。做学问要牢记“无征不信”的原则，当年读书期间，从入学到毕业，笔者多次得到詹福瑞师、刘崇德师这样的叮嘱与教诲，并且时常强调这是詹锳先生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詹门后学所应时刻牢记的准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品格，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是从文献入手，从版本的搜集、考辨为出发点逐次展开。如上所述，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一书，虽然卷帙、篇幅并不太大，却成为后世李白研究的必读书目，

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无疑，正是因为先生秉持这样的学术品格，研究过程往往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使得研究论断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多实证笃论而无空疏之言。葛景春先生论曰：“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可以说，葛先生的这一评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基本特点。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也是詹锳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基本原则。詹锳先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教育心理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并学习过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文理兼通、多学科的学术经历使得詹先生的研究既有乾嘉学派的文献考证的特点，又不乏现代自然

科学的方法、逻辑严密而又客观理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够将二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而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视野宏阔，论证细实。“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说到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闪耀着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光芒，和科学而严谨的求实精神。比如，詹先生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一书的编著就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该书是先生晚年李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共计三百四十余万字，可谓篇章宏富，卷帙浩博，尽管如此，诸篇诗文的整理、校勘却没有丝毫的马虎，题解、校勘、注释、串讲、集评、备考、附录等各部分内容均精细严谨，言必有据。通观全书，我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詹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在该书底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即有清晰的呈现。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一事，底本的择取是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该书选择现存静嘉堂文库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没有选取王琦的注本，或者杨齐贤、萧士赟的注本，这是科学而理性选择的结果。王琦注对后世的研究贡献多多，但其底本的选择却并不十分理想，王琦注取代前人注本通行于世后，学界后来的研究整理，版本方面却往往沿用王琦注本而未见超越，詹先生《集评》一书则率先选取宋本为底本，这是一个不凡的、首创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元明清各代十六种李白别集以及多种总集、类书等相关文献为校本开展整理，合计参校本多达三十余种，从而为全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一个牢固、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的艰苦岁月，先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他不辞艰辛，

广为搜求，搜集了大量珍贵版本，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才最终完成这部超越王琦注本的李白研究“划时代的著作”（松浦友久《李白研究划时代的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原载日本《东方》第205号，宋红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在《集评》的书后，附录了詹先生所著长文《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这篇考证文章几近十万字，对有关这方面版本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绘制出版本源流图表，对李白集版本的源流变迁、各本的优劣等问题都有客观而中允的梳理和评介。无疑，该书的这些成绩正是先生科学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不仅如此，詹先生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系年的过程中，先生在每一篇目的脚下注一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即该诗（文）见于王琦注本的卷数，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先生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又非常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原文，体现着先生忠于前人而又顾及后学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常说，文学不是科学，但文学研究却是一门科学；又常说，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一点，在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也有诸多体现。我们的传统诗学受“诗教说”“比兴说”观念的影响，前人解诗常常好牵连，好比附，有时不乏确论，有时则不免穿凿，甚至失之千里。詹先生对于李白诗文的注解、阐释则采用了冷静和客观的方法，不随意发挥，不随意引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足证据的问题宁肯放弃也不随意附会。无疑，这一切都体现着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

此外，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16年时逢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詹锳全集》，这是对先生一生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最好的总结和纪念。

四、 提携后进

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在恪守严谨求实学风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卓越贡献。詹锳先生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当年曾受到先生教诲的一些后学现在已大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专家，这些学生当中，成为当今学界李白研究领域大家、名家者亦不在少数。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刘崇德、张瑞君、阮堂明等多位先生的李白研究，都能继承詹锳先生的衣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研究所长，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令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特别是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张瑞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同仁、后学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詹锳先生对于李白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杰出贡献。

詹锳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样遵循无征不信的原则，具体到方法方面，则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詹锳先生1980年起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其间先后指导他们在天津市图书馆校勘《李白全集》，又于1982年带领他们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进行校勘实习，随后“转往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又在该处记录了《李白集》的多种善本”（林大志整理《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此后，詹锳先生承担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他组织了弟子、后学多人共同参与，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张瑞君、陶新民等八位先生分工编撰。可以说，这部三百四十余万言的巨著既是“詹锳先生晚年倾注全部心力完成的著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詹锳全集》第六卷

），也是助力参与编撰的诸位先生成为李白研究领域重要成员的助推器，是奠定诸位先生在李白研究界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如今，詹锳先生的这些弟子大多已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在李白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们在教学、科研一线已然又培养出一大批李白研究的后继之才，这部分后学虽然还没有取得太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与他们同时代的这一辈中青年学者必然将成为今后李白研究薪火相传的接续者和继承人。无疑，诸上所及詹先生的弟子、后学们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李白研究代代相传的明证，更是詹锳先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事业代代相传的明证。

五、 共创学会

中国李白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至今已满三十载。三十年，如果对一个人而言，这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对一个学会而言，则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之年。

站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起点，我们既当眺望远方，谋划未来，亦当总结过去，缅怀前贤。这之中，詹锳先生对学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回眸学会发展历程之时应当感念和铭记的。三十年前，学会在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詹锳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无不凝聚着先生的付出与辛劳。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学会会刊《李白学刊》（现名《中国李白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91年7月5日，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鞍山市召开，詹先生致开幕词。7月7日，经理事会选举，先生当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王运熙、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罗宗强、裴斐、张成德等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应该说，早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学者李白讨论会期间，先生就已经开始和诸位前贤商议和谋划这件事情。这次会议，先生被推举为中方首席代表，宣读了李白研究的有关论文。随后，1987年秋，学界又在马鞍山组织召开了李白逝世1225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李白学会成立的筹备会。由詹锳先生主持，多位学者联署、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李白学会。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注册，学会宣告正式成立。1994年8月，经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选举通过，詹锳先生当选为第二届会长。至1997年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举，詹先生改任名誉会长。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马鞍山市的贡献，上述1985年、1987年、1991年关涉李白研究、李白研究会的三个重要事件，发生地均在安徽马鞍山市。此后，学会的常设机构一直设在马鞍山，学会的日常工作也多由马鞍山的同仁们负责操办。这些往事，学会的老一辈学者们一定更了解前后的始末和细节。我们应该向马鞍山的历任领导和学会工作者致敬。

2017年，恰逢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学会举办了第十八届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回首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几多感慨。三十多年前，正是詹锳先生与诸位学界前贤以及马鞍山市的诸位先生共同创立了学会，才有学会这个李白研究同仁共同切磋研习的平台，才有李白研究不断深入与进步的今天。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

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

叹何益？

（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