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论文

楚辞研究论文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帮我找几篇关于楚文化的小论文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急求一篇关于楚辞或离骚的论文，大概1000多字左右，谢谢啦

《屈原十事诗》弈之概括离骚大意
前部：引路、被屈；不屈、遭怨；申理。
后部：叩天、求女；问卜、请神；他投。
五律•屈原引路（一）
秋来春早去，迟暮美人悲。前圣光明引，先王勇武随。
党人终困步，国势日趋危。正路仍遥远，应骑骏马追！
五律•屈原被屈（二）
继前王勇武，为善政忙奔。正盼芷兰茂，刚称冠带纯。
失约于早上，分手在黄昏。美女遭人妒，灵修错退婚！
五律•屈原不屈（三）
困惑迷途内，徘徊正路前。失蹄唯退后，抚马再争先。
花草出泥美，芙荷入世鲜。身伤心未变，香冠顶山巅。
五绝•屈原遭怨（四）
结党握朝政，行单弃羽山。不听亲姐劝，逐户解说艰。
五律•屈原申理（五）
历史当为鉴，民心自有公。汤禹德正立，桀纣理亏终。
政善国中兴，君明世大同。任由身首碎，誓不改初衷。
五律•屈原叩天（六）
驾凤迎风上，携兰献阙前。孤身追落日，深夜叫开天。
宫卫倚门望，哲王恋枕眠。乌云忽聚散，暴雨下涟涟。
五律•屈原求女（七）
策马登山去，昆仑觅爱娲。高丘无美女，灵殿有琼花。
有美深闺躲，无媒白发加。情怀何处诉，浊世怎成家！
五律•屈原问卜（八）
谁是我心爱，她人在哪方？时时无眷恋，处处有芬芳。
粪臭刚弥漫，花香立隐藏。顽石充美玉，明辨盼君王。
五律•屈原请神（九）
众神如伞降，灿灿耀灵光。法具明君现，臣贤美政藏。
风云失际会，花草掉芬芳。哀杜鹃啼血，远游寻四方。
七律•屈原他投（十）
远去时难留也难，停行美政楚天残。
茫茫赤水今朝渡，赫赫西方当晚欢。
缓步收鞭皇界望，低头回目旧乡看。
车夫悲痛马儿恋，抱屈含冤汨水寒！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参考文帖）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

@铁山青士（笑独行）[辑编]

铁山青士按：从廖平、胡适到朱东润、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再到龚鹏程，辑编四位中国学者与两位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以及屈原“重构”论观点。

清末民初经学家廖平（字季平，1852-1932）是第一个屈原否定论者（编纂有《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屈原”否定论出自大约编纂于1912年的《楚辞讲义》，今已不可见）。

廖季平的“屈原否定论”系于民国12年（1923年）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

谢无量《楚辞新论》称：“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

——铁山青士摘编自黄鹄所撰《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一文（《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2期）

屈原是谁？……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何能知[汉昭帝]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屈原传》叙事不明。……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

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可以看作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

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

——铁山青士摘自胡适先生1922年8月28日所撰《读<楚辞>》一文（见载《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建国后“否屈”的学者主要为朱东润。从1951年3月17日到5月12日，朱东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于《光明日报》的“学术”栏中发表了四篇关于“否定论”的文章，依序为《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这四篇文章均在1957年被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一书。四文“否屈”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为：

1.《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写作年代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134年）十月，《史记》未记载刘安创作《离骚》，既有可能为司马迁的疏忽，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顾忌。其依据则主要着眼于《离骚》的内容，认为：第一，被写进《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第二，《离骚》中所涉及的地名与植物等都是南方的，从这一点看，《离骚》的作者大概是一位了解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对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的作家，而淮南王刘安恰好具备了这一条件。

2.传说中的屈原有可能存在，并且亦创作了一篇《离骚》，但这一《离骚》不是被历代文学家所称颂的那首，即其并非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楚辞》中的《离骚》。

3.《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和屈原的存在与否未必是一个要相符合的问题。

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于1968年在其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言中即写道：“我认为，《楚辞》是从宋玉以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屈原名下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的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

在这里，作者的“认为”所反映的是其“否屈”的三个观点：1.楚国有个体作家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乃在宋玉以后；2.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是一位传说人物；3.现存《楚辞》的作者均非屈原所作，而是由“多数人集约而成”的结果。这三个观点所构成的一个总结论乃是历史人物屈原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分别为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讲师的[日本女学者]三泽玲尔所撰《屈原问题考辨》（韩国基译）一文。此前，作者曾于1968年在神户亲观察发行会发行的《亲观察》复刊第一号上发表过《古代楚国的悲剧》一文。该文认为，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与《楚辞》本身的文学价值毫无关系。

《考辨》一文由“问题的存在”、“《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屈原神话的传说性质”三部分构成，而其“否屈”的核心则是在第二部分即“《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一节中。

综观《考辨》全文，作者首先认为，被载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屈原是一位人们“想象中的作家”，而历史上即《史记》中的屈原“并不存在”，因为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即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言及屈原的记载。继而，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判断”了《离骚》绝非《史记》中的屈原的作品：

其一是认为《离骚》构思过于符合屈原的传说。“据此推测，《离骚》的主人公是一个浪荡于幽明之际的精灵，如果认为《离骚》是屈原之作，则意味着屈原确实预知自己不幸的死亡。”

其二是指出《离骚》所运用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拗的表达方式，若认为是反映现实中特定的个人心情”，则其不仅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而且也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这对于自战国时代至汉代初期的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其三是以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为立足点，指出《离骚》中多“以女性为中心作喻同时又高唱自己作为男性的高洁”，这种无视男女性别的比喻的使用与“历来的屈原形象不相称”乃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是认为《离骚》有四分之一的押韵无规律，其押韵不规则所占比例过大的事实表明，《离骚》应为多数作者所作的作品。

其五是举出《离骚》中的有关植物名如“薋菉葹”都是恶草名，认为最好把它们看作诙谐语，并由此推出《离骚》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屈原”“发愤而作”。

在作出这五个方面的“判断”后，作者又以总结性的形式最后陈述其观点：《离骚》是经过古代中国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是一种“来自古代迎春仪式的民族歌谣”，其作者是“具有丰富的宗教和历史知识的《离骚》的作者们，大概是受繁荣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域的‘稷下学派’影响的人，并且是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人。”

——铁山青士摘编自【王辉斌：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_天津第九中学心语会的新浪博客2017-02-27 20:58】

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只作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洪兴祖]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铁山青士摘自【龚鹏程：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帐_龚鹏程大学堂_凤凰国学2017-05-26 11:20】

楚辞名句赏析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辈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其光。——《九章-涉江》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九章-橘颂》

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九章-怀沙》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夫》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渔夫》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九辩》宋玉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远游》创作背景

关于此诗的作者，东汉校书郎王逸《楚辞章句》以及后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定是屈原。《楚辞章句》题解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其后历代学者对此篇作者为屈原均无异议。直到近代，始有人表示怀疑。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先发难，其《楚辞讲义》云：“《远游篇》之与《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现代学者，陆侃如早年所著《屈原》、游国恩早年所著《楚辞概论》，都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游氏晚年观点有所改变)，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刘永济《屈赋通笺》也持同样的观点。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陈子展《楚辞直解》等则坚决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归纳起来，说《远游》非屈原所作，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是结构、词句与西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有很多相同;第二是其中充满神仙真人思想;第三是词句多袭《离骚》《九章》。但姜亮夫、陈子展都认为《远游》结构语句与《大人赋》多相同之处，只能说明《大人赋》抄袭《远游》;描写神仙真人与屈原所处的楚文化氛围吻合，而神仙真人思想也仅是此篇的外壳而不是主旨所在;一人先后之作，中有因袭，自古而然，不足为奇。今人更有著专文“从文风、修辞、语法、韵律等几方面客观而科学地列出一些事实，以证明《远游》的作者只能是屈原而决非别人”(姜昆武、徐汉树《〈远游〉真伪辨》，载《楚辞研究论文选》)。因此，《远游》为屈原所作，基本已成为定论。

屈原与当时楚国政坛矛盾极深，而对那个嫉贤忌能、迫害忠良的朝廷，他唯一的办法是离去。对一个热爱国家的大臣，离开郢都去周游四方，并不是愉快的。这欲离不离，欲去还留的心态，使他把情绪寄托化为《远游》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