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水谣的毕业论文

黄水谣的毕业论文

论歌曲的处理和表现

大家知道，一幅画、一篇文章或一件工艺品，一经作者创作出来，便可供人们阅读或欣赏，人们可以通过视觉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了解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风格，从而受到感染和启发。而歌唱是一种听觉的艺术，一首歌虽由词作者、曲作者创作而成，但毕竟只停留在纸上，人们不能直接从纸上来听到它、欣赏它，就好象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修好后却没有人去住，不知道这幢房子的价值在哪，因此就必须通过歌唱者的演唱，把歌的曲调、内容介绍给听众。演唱者在尊重歌曲作者的原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歌曲的分析理解，对歌曲进行研究和处理后，再将歌曲演唱出来的过程，称为“二度创作”，而我们也知道，只要不是哑巴，要歌唱一首歌并不很难，难就难在如何唱好它，那需要我们的歌唱者必须在唱的每一首歌上下一番工夫了。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歌曲的处理与表现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 熟悉和了解作品

唱好一首歌，首先要了解作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在你不熟悉、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唱一首歌，如果只知道拿起来看也不看张嘴就唱，那么要想准确地将它 的内容风格表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记得我在学唱《鞭打我吧》这首歌时，因为只顾赶时间还课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认为唱会旋律就行了，什么歌曲的情感、吐字、气口等等都没做好，结果唱出来的效果就象“杀了我吧”一样，所以在拿到一首歌时，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

要熟读歌词，因为我生长的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较密的内陆山城，所以地方方言特多，我刚开始学唱歌是时候吐字很不准确，特别是平舌（z、c、s）和翘舌（zh、ch、sh）的差别十分明显，像把《黄水谣》中的水（shui）唱成（sui），山（shan）唱成（san），闹了许多笑话。歌词发音不准确，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妨碍，势必影响听众对你所演唱的歌曲的理解，你的演唱对听众的感染力定会逊色不少，所以一定要把歌词读熟读准，以免影响歌曲的表现。

唱熟曲调、唱准音高、节拍并注意乐感，熟悉歌谱和正确地把握音准节奏，是对作品从音乐上分析研究的基础。有些歌曲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拍子，如《太阳出来喜洋洋》等，唱起来就显得比较容易；有的歌曲因为内容表现的需要，节拍就比较复杂；有的由3/4、2/4、6/4等各种节拍组织在一起；有的由6/8、7/8、9/8、3/8等节拍组成。如歌曲《秋——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这首歌曲比较复杂，难以掌握，它就需要我们反反复复地唱熟、唱准。另外，有许多的歌曲中还有转调和一些临时升降音，如果不下一番工夫是很难唱准音高的，并且会之间影响歌曲的完美表现。

在演唱歌曲时，还要注意安排好气口，在我们演唱的歌曲中，大多数旋律乐句与歌词的句子基本一致，像歌曲《玛依拉》基本上就是结束一个乐句，就换一口气，这样很便于演唱者的演唱，而一些复杂的歌曲，特别是一些外国歌剧中的选曲，有时旋律与句子的气口会产生一些不一致的现象，经常会碰到句子的换气气口在旋律的一个节拍中间，使演唱起来有些困难，就会产生破句或来不及的现象。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众所周知他的气息是非常棒的，但是假设他在演唱某首歌曲器时，不注意气口问题，随便换气，试问听众还能欣赏他优美动听完美无缺的歌声吗？

二、 掌握好歌曲的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支柱、乐感的标志。我们在掌握歌曲的节奏时，既要做到准确稳定。更需富有动感，充满活力。比如二拍子的节奏是强、弱强弱；三拍子是节奏是强、弱、弱；四拍子则是强、弱、次强、弱，这些看似简单的节拍特点，在歌曲演唱的实践中却未必容易做到，甚至常常被演唱者所忽视，致使歌曲的演唱缺少基本的律动感。

所谓准确稳定即唱快的曲子内心一定要有稳定的节拍感，要做到快而不乱，有些人在唱快节奏的歌曲时，乱得一团糟，听者根本不知在唱什么，就象《好汉歌》里的“风风火火闯九州”一样，只感觉到一阵火暴就结束了，而唱慢的曲子则应要强调流动感，要做到慢而不滞，否则沉重呆板，就会失去丰富的表现力。

节奏的强弱处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演唱歌曲时，如不注意请弱的处理，那么歌曲会唱得平淡无味，节奏中强调的强弱感则失去意义，就象三拍子，它是一种典型的圆舞曲风格，形式十分受到人们的喜爱。约翰·施特劳斯的名作《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圆舞曲的风格特点，那欢腾的河流、美丽的森林、歌词的小鸟……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许多人又不免回想起优美典雅的宫廷舞蹈，如果演奏者根本不处理节奏中的强弱关系，那就不知这首舞曲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想象了。

还有节奏中的弱起小节也很值得重视，象0××|0× ××|等等这些节奏如果在演唱中不注意，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歌曲的表现色彩。

三、 注意歌曲的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

曲作者对调式、调性的运用直接影响歌曲的基本情绪，我们要正确表现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对这方面就应引起注意。一般来说，大调式的歌曲，常表现雄壮明朗或喜悦自信的情绪，如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晚会圆舞曲》等，而小调的歌曲常表现柔和忧伤或暗淡、哀痛的情绪，如《摇篮曲》（舒伯特曲）等，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同于这一规律的特殊情况。总之，调式调性可作为分析作品的主要参考内容之一。

歌曲还具有各种不同的曲式，最常见的为单段体，也称一步曲式。一般由两个或四个乐句组成，具有完整乐思的锻炼，每一乐句小节数相等的称为方整性结构，如《花非花》；再有，如二部曲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全曲结构方整，富有歌唱性，每段由两个四小节的乐句组成，通过八度大跳，使情感有明显的起伏，经过重复，然后级进下行，平稳地结束全曲。歌唱者要是熟悉调式曲式，那么在歌曲表现与处理中是大有帮助的。

四、 抓住歌曲的时代特征、思想与风格

艺术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现象，那么每一首歌曲也比如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政治面藐和社会风尚等等，演唱者应该透过歌词的内在含义，去挖掘围绕着以上各种主题思想的本质，如歌曲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对人生真谛的领悟，还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是对大自然的赞美还是对丑恶现象的讽刺等等，比如《我悲伤啊，我痛苦》（格林卡曲）这首歌，歌中表达了女主人公安东尼的悲伤、痛苦、对社会黑暗的血泪控诉。如果歌唱者在拿到一首新歌的时候，不去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及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那么歌唱者在演唱这首歌时就不会很好的表现这首歌，又如歌曲《满江红》是古曲与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岳飞对转战南北的艰苦岁月的回忆，对国耻未雪的感叹和要“收复山河”的壮志。

除了以上所述的时代性、思想性外，我们还应该注意民族风格，每个民族由于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生活习惯，经过千百年的酝酿，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背景。如我们侗族的侗族大歌，它是一种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而驰名中外的苗族飞歌，却又是高亢悠扬的山歌。这些民歌，大都是以歌唱人民生活、爱情、风俗等为主题，它们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气息，所以演唱者一定要把握好各民族地方色彩，以免唱出来的歌让人不知出自何处。

五、 演唱者自身的文化修养

好的演唱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嗓音，更紧要的是要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有一次我观看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赛况，心中颇有感触。现在的某些音乐制作家只顾利润和突出自己个性，在选择培养歌星时，根本不考虑他（她）的文化修养和音乐方面的素质如何，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后，通过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于是中国一夜之间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天王”、“歌后”以及一些低级庸俗的歌曲也涌入了社会市场，当他们看到那些面对比赛中如此简单的文学常识、基本乐理、视唱谱例而无可奈何的歌手们，心中究竟有何感受？如果这些参赛歌手都是一些有层次、素质比较高的人，那么那种满脸愧色、尴尬万分的场面也许就不会出现在国人的面前了。可悲呀！

再来看看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王洛宾，他不仅是一名著名的曲作家，同时也是一名词作家，如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如果王老没有很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也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的好歌。十九世纪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威尔第，他的许多歌剧《茶花女》、《弄臣》等都是在文学巨著的影响下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与艺术是相辅相成的。演唱者在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上，把文学中那份精美、那份使人喷饭出激情的火焰的思想运用在歌曲的表现中去，那么艺术将会更高雅、更辉煌，听众将会更进一步的理解它、认识它、接受它、喜爱它。

六、 歌词的表现在于情真意切

捷克著名歌唱家亨利·费尔笛南·爱斯坦曾经说过：“感情是歌词的灵魂，因此，只有当声音加感情同样完美时，歌唱才可能被称为艺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歌词增强艺术性达到以情感人、声情并茂呢？

记得在上声乐课时，老师都要求学生“唱出感情，以情带声并理解歌词的真正意义，理解歌曲的感情基础。”这些话虽然十分平淡，但都反映了歌唱者只有把握住歌曲的感情基调，才能正确理解曲作者的创作意图，演唱起来才能情真意切。假如一个演唱者对歌曲不做分析、研究，根本不理解歌曲要表达的内容感情，将歌曲演唱得平平淡淡，那么演唱者自己都不能为歌曲感动，听众又怎能被他感动呢？歌剧中那些留在人们心中的鲜明动人的音乐和活灵活现的主人公如卡门、费加罗、玛仁卡等，都是艺术家用心去体会、用情感来表演所塑造的形象。

当然在歌曲、情感表现中也不要太过分，有些人想唱好的心情过于迫切，结果适得其反；而有些人则是表现的意图不明确，往往不考虑如何真实地表现作品本身，一味只想表现自己，这样演唱就会曲解原作的创作意图，从而经不起艺术严肃性与科学性的考验；再则是演唱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表现有误，在演唱悲愤哀怒的歌曲时，演唱者的脸部表现或语气声音却是高兴的，而真是兴奋的歌曲却又麻木不仁，漠然置之；还有就是在动真情演唱时，还得学会有控制地适度地表现，如果正唱到悲伤时，失去了分寸感以致失声痛哭，泣不成声，这也是不行的。

总之，一首歌曲的演唱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演唱者本身对歌曲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你越能把复杂的现象或问题分析透彻，那么，你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深入，解决与表现它的手段也就越有效。

1500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论文怎么写

　　从创作背景，内容，表现手法，和影响力这几个方面来写。下面的内容你可以参考下，

　　《黄河大合唱》诞生记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 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一直酝酿着《黄河》词作，并在年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 冼星海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并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 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由邬析零指挥），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作品共有八个乐章，每章开首均有配乐朗诵。 1.《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原稿为男声合唱） 2.《黄河颂》（男高音或男中音独唱） 3.《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三弦伴奏） 4.《黄水谣》（女声二部合唱，原稿为齐唱） 5.《河边对口曲》（男声二重唱及混声合唱，原稿是男声对唱） 6.《黄河怨》（女高音独唱，音乐会上常按修订稿加入女声三部伴唱） 7.《保卫黄河》（轮唱） 8.《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

　　从《黄河大合唱》到“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六十年代后期，这部声乐作品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上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陈莲于1964的上书毛泽东，获毛支持，批复「信是写得好的。」之后，曾由江青接见。） 陈莲在此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从那次以后，殷承宗便向江青写信，拟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写为钢琴协奏曲，江青阅信后批复：「很好。《黄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词。」光未然的歌词，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与灵感，今天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启迪和萌发《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 《黄河》创作组的成员，从1969年2月成立之后，始终在不断地变化。杜鸣心离去之后，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家盛礼洪先生来主持乐队配器工作。本文作者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专职从事钢琴教材创作，以往和殷在探索中国钢琴作品创作方面，志向较合，这次他费了不少力气，把他借调到中央乐团做搭档。 许裴星则是刚刚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年轻钢琴伴奏演员，曾是殷的学生，殷留他在组内，请他协助一些事务性工作，亦部分地参加创作组的讨论。后来几个月中，青年钢琴家石叔诚也部分地加入到创作组的活动中，因为他是担任《黄河》钢琴协奏曲的B组独奏演员，了解《黄河》创作意图，可以更好理解和演奏该作品。他们二位凭年轻人的聪慧敏感，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担任任何实际创作工作。殷承宗在受命组建《黄河》创作组的过程中，又请来另一位女士刘庄。
　　到了1969年初夏，《黄河》协奏曲完成了第一稿。试奏时，请来了李德伦、严良昆（《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家）、杜鸣心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各声部长共十余人。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储望华担任第二钢琴（即乐队部分）协奏。从1969年8月到12月，在完成了酝酿方案、体验生活、群众集体讨论以及对第一稿修正的认同之后，进入了整体运作的第二阶段，即创作执笔阶段。《黄河》钢琴协奏曲，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四人负责执笔，日夜奋战。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笔，定稿。创作室内抽屉、纸篓中数百上千张被废弃的旧稿谱纸……有集体智能的凝聚，更有创作者们的汲取、筛选及提炼的功夫。 这部作品的问世是艺术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1970年元旦，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首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钢琴协奏曲“黄河”，乐曲刚完，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喊道:“冼星海复活了!”中央决定“黄河”先试演几个月，以征求工农兵群众意见。 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节目安排是先演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于长期劳累忙于创作和演出，殷承宗在弹“红灯记”时扭伤了腰动弹不了，但他咬着牙坚持到底，弹完后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医生为他紧急处理，打针加绷带，再赶回文化宫演出“黄河”。剧场备了一张靠背椅，以防他万一倒下去。在这种状况下完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首次公演。 1971年，殷承宗随中央芭蕾舞剧团出访欧洲六国，演出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每场演出前都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次在国外演出。 1973年9月，指挥大师尤金·奥曼第带了美国费城管弦乐团来华指挥演出“黄河”，由殷承宗独奏；这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次由国外乐团演出。之后，有更多的国外乐团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包括正当盛年的指挥大师阿巴多与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来华访问演出。

　　“黄河”钢琴协奏曲解析
　　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 引子一开始，小号与小提琴便以磅礴的气势奏出号子似的动机，木管乐快速的半音阶上行和下行，刻画了船工们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情景，这时乐队出现了“划哟，冲上前！”的音乐语言。由钢琴急骤的琶音掀起巨浪，引出了坚定有力的船工号子，表现了船工们万众一心同狂风巨浪顽强拼搏，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推出了钢琴的华彩乐段，描绘黄河激流汹涌澎湃，船工们冲过了激流险滩。这时，出现了一段悠扬抒情的旋律，仿佛艰难险阻的斗争中见到了胜利的曙光，音乐更加充满自信。最后，在钢琴有力的刮奏中，音乐再现了激烈的主题音调，全曲回到船工们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紧张情景之中。 第二乐章《黄河颂》 深邃的大提琴奏出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呈述，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在黄河两岸住着善良勤劳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在这块富饶土地辛勤地劳动、生活、斗争。钢琴铿锵有力的和弦奏出了乐曲雄伟的结束部分，铜管奏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动机，象征着觉醒的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东方。 第三乐章《黄河愤》 清脆的竹笛声吹出了陕北高原质朴宽阔的引子旋律，独奏钢琴模仿古筝，轻快的奏出民族风格的主题。在乐队明亮宽广的发展后，钢琴深沉压抑的和弦与铜管乐的阻塞音表现了敌寇对祖国河山的践踏，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深重苦难。在苦难音调的进行，音乐中同时酝酿着反抗斗争的音乐情绪，随着音乐情绪的不断高涨，独奏钢琴激动地奏出象征民族悲愤的雄伟音调。最后乐队以辉煌的气势再现民族风格的主题音调，这是黄河滚滚的怒涛，这是中华民族满腔的悲愤。 第四乐章《保卫黄河》 引子是铜管乐奏出的号召似的战斗性旋律主题。音调中揉进的《东方红》动机象征毛主席党中央发出的战斗号召。 钢琴的华彩乐句后，出现了《保卫黄河》的旋律主题。这是一段斗志昂扬的进行曲，表现了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随着乐曲主题的不断发展，音乐展开了一幅幅抗战的壮烈画面。战马驰骋，硝烟弥漫，抗日军民英勇杀敌。音乐情绪此起彼伏，当《东方红》主题出现时整个乐曲达到最高潮。这是在讴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乐曲结束前，乐曲巧妙的把《保卫黄河》、《东方红》和《国际歌》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联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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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以其催人奋进的磅礴气势，一直鼓舞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斗号角，半个多世纪来经久传唱。这首歌的词作者光未然是一位从抗日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我国著名诗人，他的真名叫张光年。 走出老河口 张光年，1913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城区（原光化县城）路家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老河口城区一家钱庄的普通职员。张光年小时被送进老河口国民小学读书，在钱庄的少东家冯汉涛的影响下，学会了写旧体诗。1924年，11岁的张光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老河口商科职业学校。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老河口和全国一样很快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老河口籍共产党员如杨软欧、左觉农等迅速回到老河口，趁势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张光年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先后读到了肖楚女主办的《中国青年》、中共在汉口主办的《楚光日报》等进步报刊和瞿秋白的《共产主义问答》、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当时张光年似懂非懂，但却从此开启了他追求光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闸门。1927年3月，14岁的张光年在左觉农等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驻守在老河口的反动军阀也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老河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老河口商科学校宣布解散，14岁的张光年失学返家。 1927年下半年，钱庄的少东家在老河口开了一家书店——“美化书店”，因张光年失学，便被安排到书店当伙计。不久，党组织又秘密与张光年取得了联系，此后张光年便以美化书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以卖书为掩护，为党从事传递情报等地下活动。两年后，由于表现出色，年仅16岁的张光年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0年夏天，美化书店这个秘密联络地点被敌人发现，张光年于是便在家乡以教员身份又教了几个月的小学。由于老河口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31年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18岁的张光年离开老河口，沿汉江南下，来到武汉华中大学求学。 相识冼星海 在新的天地里，张光年的眼界大开。几年里，他一边求学，一边正式以“光未然”（光未燃而要燃烧之意）这个名字公开发表诗作。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抗日诗篇和街头短剧。1936年5月，他创作出著名的抗日诗篇《五月的鲜花》，后经音乐家阎述诗谱曲，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 随着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1936年6月张光年被派到上海，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积极联络上海文艺界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旨在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月上旬的一天，张光年率团来到上海郊区一个叫“大厂”的地方，准备与那里的“上海工学团”（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会合，组织排练文艺节目。一进工学团驻地，张光年便听到里面传出排练的歌声，他循着歌声走进礼堂，原来是上海工学团正在这里排练他一个月前在武汉的新作《五月的鲜花》。张光年坐在排练大厅里，内心激动地观看着排练，只见一个青年指挥正在投入地指挥着这首歌曲的排练。当时他还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青年指挥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 排练间休时，战地工作团一个叫李雷的团员把张光年从座位上拉起来，大声向冼星海及排练现场的演员们介绍说：这位就是《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顷刻，排练现场沸腾了起来。大家把张光年团团围起，礼堂里响起阵阵欢呼声和掌声。冼星海与张光年以前虽然未见过面，但彼此早就相互敬慕神交已久，此刻突如其来的相见，让两位青年的手迅速地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年，光未然23岁，冼星海30岁。此后，二人不仅成了好朋友，而且表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其时，适逢上海各界筹备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张光年于是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冼星海随之为这首诗谱了曲，这是诗人与音乐家诗与乐的第一次合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张光年又回到武汉进行戏剧、歌咏的创作演出活动。此间，他创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诗作，并与冼星海再度进行了合作，使这些歌曲在全国又得以广泛传唱。正是在这些交往合作过程中，二人进一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北上“黄河口” 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局面形成后，1938年初，在中共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周恩来任政治部第一副部长（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设3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4月初，三厅正式在武汉成立，成员主要为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张光年和冼星海也应邀来到三厅，张光年（当时化名张文光）被安排在三厅六处一科（戏剧科）担任少校科员，冼星海在六处三科负责音乐工作。 1938年夏，为把抗日的宣传工作做到前线去，政治部决定把集中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成若干演剧队，分赴各战区。由于张光年多年来的出色表现，三厅秘书长阳翰笙写报告建议，由张光年为总领队，带演剧三队前往西北第二战区，官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报告上报到副部长周恩来处，周将“第三厅”划掉，将其提高规格为“政治部”视察员，以利于工作。 1938年9月9日，张光年带领演剧第三队的30多名青年男女队员乘火车前往西安，活动几天后于9月下旬去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演出宣传。一到洛川，便听到武汉沦陷的消息，张光年和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 在一个多月的宣传演出中，张光年看到了许多动人的景象，获得了很多深刻的感受。当演剧队从陕北宜川出发，爬到一座高山顶上，一眼看见山下一泻千里的黄河时，诗人的心灵被震撼了！黄河壶口惊天动地的汹涌浪涛，激起阵阵白雾与蓝天下的云雾相交融，在红日照耀下爆发出雷鸣般的呐喊。从小看惯了汉江和长江的张光年，此刻被黄河独特的气质和勇往直前的气势强烈地撞击着，胸中不禁涌出后来创作的《黄河颂》中的头两句诗：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张光年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38年11月1日，他们从壶口下游附近的一个渡口第一次渡过黄河！他曾经说：“这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演剧第三队的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就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的感受，使我产生了创作《黄河》的冲动。” 创作“黄河”词 转眼到了1939年1月，张光年带领演剧队继续在黄河壶口一带活动。一天，演剧队进入阎锡山管辖但却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的防区时，听说部队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张光年遂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在从汾西县勍香镇归来时，二纵队司令部的一名马夫牵着一匹白骏马跟来，马夫说这马很机灵，也很调皮，动不动就把骑它的人摔下马来。此时，张光年正在于部队歼灭日寇的胜利氛围中，再加上年轻气盛，便拉过白马骑了上去，随后扬鞭纵马向前飞驰而去。不料，在跑到一条山间的干河沟时，张光年被白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 张光年摔伤左臂昏了过去，醒来时已躺在一间大屋子里的木台上，二纵队的军医和护士正为他包扎伤口。他成了重伤员，因游击区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为他治伤，到晋西后，二纵队发电请示延安中组部领导陈云、李富春。中组部顷即电复：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 让演剧队的同志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延安来电不仅让张光年能去延安治伤，而且全队都能一起去延安，这是从武汉出发那天大家就向往着的啊！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以其催人奋进的磅礴气势，一直鼓舞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斗号角，半个多世纪来经久传唱。这首歌的词作者光未然是一位从抗日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我国著名诗人，他的真名叫张光年。 走出老河口 张光年，1913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城区（原光化县城）路家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老河口城区一家钱庄的普通职员。张光年小时被送进老河口国民小学读书，在钱庄的少东家冯汉涛的影响下，学会了写旧体诗。1924年，11岁的张光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老河口商科职业学校。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老河口和全国一样很快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老河口籍共产党员如杨软欧、左觉农等迅速回到老河口，趁势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张光年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先后读到了肖楚女主办的《中国青年》、中共在汉口主办的《楚光日报》等进步报刊和瞿秋白的《共产主义问答》、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当时张光年似懂非懂，但却从此开启了他追求光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闸门。1927年3月，14岁的张光年在左觉农等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驻守在老河口的反动军阀也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老河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老河口商科学校宣布解散，14岁的张光年失学返家。 1927年下半年，钱庄的少东家在老河口开了一家书店——“美化书店”，因张光年失学，便被安排到书店当伙计。不久，党组织又秘密与张光年取得了联系，此后张光年便以美化书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以卖书为掩护，为党从事传递情报等地下活动。两年后，由于表现出色，年仅16岁的张光年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0年夏天，美化书店这个秘密联络地点被敌人发现，张光年于是便在家乡以教员身份又教了几个月的小学。由于老河口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31年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18岁的张光年离开老河口，沿汉江南下，来到武汉华中大学求学。 相识冼星海 在新的天地里，张光年的眼界大开。几年里，他一边求学，一边正式以“光未然”（光未燃而要燃烧之意）这个名字公开发表诗作。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抗日诗篇和街头短剧。1936年5月，他创作出著名的抗日诗篇《五月的鲜花》，后经音乐家阎述诗谱曲，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 随着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1936年6月张光年被派到上海，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积极联络上海文艺界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旨在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月上旬的一天，张光年率团来到上海郊区一个叫“大厂”的地方，准备与那里的“上海工学团”（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会合，组织排练文艺节目。一进工学团驻地，张光年便听到里面传出排练的歌声，他循着歌声走进礼堂，原来是上海工学团正在这里排练他一个月前在武汉的新作《五月的鲜花》。张光年坐在排练大厅里，内心激动地观看着排练，只见一个青年指挥正在投入地指挥着这首歌曲的排练。当时他还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青年指挥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 排练间休时，战地工作团一个叫李雷的团员把张光年从座位上拉起来，大声向冼星海及排练现场的演员们介绍说：这位就是《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顷刻，排练现场沸腾了起来。大家把张光年团团围起，礼堂里响起阵阵欢呼声和掌声。冼星海与张光年以前虽然未见过面，但彼此早就相互敬慕神交已久，此刻突如其来的相见，让两位青年的手迅速地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年，光未然23岁，冼星海30岁。此后，二人不仅成了好朋友，而且表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其时，适逢上海各界筹备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张光年于是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冼星海随之为这首诗谱了曲，这是诗人与音乐家诗与乐的第一次合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张光年又回到武汉进行戏剧、歌咏的创作演出活动。此间，他创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诗作，并与冼星海再度进行了合作，使这些歌曲在全国又得以广泛传唱。正是在这些交往合作过程中，二人进一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北上“黄河口” 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局面形成后，1938年初，在中共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周恩来任政治部第一副部长（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设3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4月初，三厅正式在武汉成立，成员主要为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张光年和冼星海也应邀来到三厅，张光年（当时化名张文光）被安排在三厅六处一科（戏剧科）担任少校科员，冼星海在六处三科负责音乐工作。 1938年夏，为把抗日的宣传工作做到前线去，政治部决定把集中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成若干演剧队，分赴各战区。由于张光年多年来的出色表现，三厅秘书长阳翰笙写报告建议，由张光年为总领队，带演剧三队前往西北第二战区，官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报告上报到副部长周恩来处，周将“第三厅”划掉，将其提高规格为“政治部”视察员，以利于工作。 1938年9月9日，张光年带领演剧第三队的30多名青年男女队员乘火车前往西安，活动几天后于9月下旬去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演出宣传。一到洛川，便听到武汉沦陷的消息，张光年和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 在一个多月的宣传演出中，张光年看到了许多动人的景象，获得了很多深刻的感受。当演剧队从陕北宜川出发，爬到一座高山顶上，一眼看见山下一泻千里的黄河时，诗人的心灵被震撼了！黄河壶口惊天动地的汹涌浪涛，激起阵阵白雾与蓝天下的云雾相交融，在红日照耀下爆发出雷鸣般的呐喊。从小看惯了汉江和长江的张光年，此刻被黄河独特的气质和勇往直前的气势强烈地撞击着，胸中不禁涌出后来创作的《黄河颂》中的头两句诗：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张光年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38年11月1日，他们从壶口下游附近的一个渡口第一次渡过黄河！他曾经说：“这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演剧第三队的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就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的感受，使我产生了创作《黄河》的冲动。” 创作“黄河”词 转眼到了1939年1月，张光年带领演剧队继续在黄河壶口一带活动。一天，演剧队进入阎锡山管辖但却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的防区时，听说部队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张光年遂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在从汾西县勍香镇归来时，二纵队司令部的一名马夫牵着一匹白骏马跟来，马夫说这马很机灵，也很调皮，动不动就把骑它的人摔下马来。此时，张光年正在于部队歼灭日寇的胜利氛围中，再加上年轻气盛，便拉过白马骑了上去，随后扬鞭纵马向前飞驰而去。不料，在跑到一条山间的干河沟时，张光年被白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 张光年摔伤左臂昏了过去，醒来时已躺在一间大屋子里的木台上，二纵队的军医和护士正为他包扎伤口。他成了重伤员，因游击区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为他治伤，到晋西后，二纵队发电请示延安中组部领导陈云、李富春。中组部顷即电复：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 让演剧队的同志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延安来电不仅让张光年能去延安治伤，而且全队都能一起去延安，这是从武汉出发那天大家就向往着的啊！ 就这样，张光年躺在担架上，由全队同志和二纵队的军医护送着，从永和关再渡黄河，行程700华里，来到了圣地延安。 在延安，经医生确诊，张光年左肘关节粉碎性骨折。中央组织部根据延安和平医院的意见，决定留张光年先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这期间，张光年躺在和平医院的窑洞里，回想着几个月来在晋西北，在吕梁游击区为抗日军民进行宣传演出活动的情景，回忆起两次渡过黄河时听到的那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看见的那黄河两岸“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一幕幕，于是便在心中酝酿着写一首歌颂黄河、赞美中华的长诗。 早在1938年10月，冼星海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带着夫人先期来到了延安，并被安排在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当他听说张光年也来到了延安后，便立刻从延安城里赶到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看望挚友。由于两人曾在上海、武汉有过多次合作，这次延安相见，冼星海当然不会放过再次合作的机会，于是便向张光年提出请他写一部合唱歌词的建议。冼星海的提议，为张光年汹涌着的激情找到了喷射口，使张光年长期以来酝酿着歌颂黄河母亲，保卫黄河母亲，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主题变得清晰起来。很快，张光年就进入了创作状态。由于臂伤难以动笔，张光年便躺在炕上口述，请演剧三队的一位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战友记录。第一天，他们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二天完成了《黄河颂》；第三天完成《黄河之水天上来》及《黄水谣》；第四天完成《河边对口曲》及《黄河怨》；第五天完成《保卫黄河》及《怒吼吧，黄河》。仅仅5天时间，张光年就以大合唱通常要具备的八种格式组合，完成了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全部歌词。 冼星海谱曲 1939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迎着大西北呼啸的寒风，张光年带着他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赶到延安城里，走进中央交际处温暖而宽大的窑洞里，出席演剧三队为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举行的除夕文艺晚会。这时的“光未然”早已因《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而享誉延安。那天晚上，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门边的位置上，张光年坐在靠窗户的土炕上。诗人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那几盏油灯的火焰照亮了他手里的词稿。张光年首先大略说明了歌词的创作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了《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8部分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声齐唱、男声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首歌前冠有“说白”，是歌曲的引子，并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结构的歌曲，都不禁为之动容，冼星海的脸上也露出惊喜兴奋之情。 张光年的朗诵是新体诗的朗诵，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大家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掌声响彻整个窑洞。掌声中，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动情地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1939年3月间，大生产运动告一段落，冼星海正好有了较充裕的时间，于是在他的小窑洞里，开始日以继夜地为《黄河》谱曲。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创作就不愿停下，忽而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忽而又直起身来奋笔直书。从3月26日到3月31日，仅仅用了6天时间，冼星海就以惊人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全部曲子的创作。 唱响“大合唱” 4月1日，演剧队正式投入紧张的排练。合唱队一共只有30来个人，分成了四个声部，平均每天练一首，仅10天的功夫，就完成了全部排练任务。 1939年4月13日，由邬析零指挥成功进行了第一次试演之后，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黄河大合唱》正式演出，这也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各界的告别演出。演出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举行，观众在千人以上。在延安的党政军各界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了晚会。那天，担任朗诵的仍是张光年，冼星海亲自指挥。合唱队全是抗演三队的成员，乐队共有十几个人，全部是鲁艺师生。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抗演三队的演员们把军棉祆里的棉花掏出去，只穿着冼得发白的军棉衣外套，使服装看上去不再显得臃肿。大家又戴上在西安时买的翻毛皮军帽，这样的演出服在当时的延安俏得令人羡慕。张光年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正好盖住他拄着拐杖的受伤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大声向黄河倾诉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抗争。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晚冼星海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动人的歌曲，当我们演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不忘记今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的。” 同年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上，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十分振奋，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此后，《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心的歌声，不仅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而且也逐渐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唱开来： 1940年，音乐家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乐谱带到美国。194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成立庆祝大会上，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部分曲目。 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俄文演出《黄河大合唱》，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指挥，歌唱家郭淑珍演唱《黄河怨》，严良方任艺术指导。 1964年，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黄河大合唱》，连“自从鬼子来”的歌词也忠于原作，甚至在说明书上注明：“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 1983年，加拿大多伦多玛希音乐厅由华人乐团再次演出《黄河大合唱》，许多华侨听众哭成了泪人，外国听众则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了天主教的弥撒。 此外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也先后演出过《黄河大合唱》…… 2002年1月28日，一代诗人张光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半年后的一个清晨，在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的一座钢索桥上，张光年的骨灰被洒到了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中。创作出不朽长篇组诗《黄河大合唱》的诗人，终于回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