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论文民族研究

娜拉论文民族研究

娜拉，女，蒙古族，1963年5月生于内蒙古，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新疆师范大学宗教与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民族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民族理论与政策硕士学位点负责人，研究方向：中国西北边疆民族与文化、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游牧社会变迁。

鲁迅笔下的“娜拉”是个怎样的人？

　　娜拉，是一个依附于家庭，依附于孩子的一名年轻女性。最终叛逆的出走。
　　我们从娜拉身上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至今还保留在现代女性身上的东西。娜拉终究还是不想做傀儡而离开了，然而，离开之后呢？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是现实逼迫娜拉出走，然而她走以后会又是什么样呢？“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用很简短的语言说明了娜拉以后的道路。
　　在当时，女性没有经济，社会地位，在哪里都像是傀儡。然而，我们在大力提倡女性解放的同时却没有看到一个有待解决的深层问题，那就是金钱。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说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喝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我非常认同鲁迅先生的观点，这不仅是当时的问题，就是拿到当代来看，也是个问题。在现在的拜金主义盛行下，许多人纷纷批判。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假使让那些人饿上一天或许他们就懂得金钱的真正含义了。马克思也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终究还是那句话，不吃饱了什么都别谈。经济权是头等的重要，第一，在家获得男女平均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平等。鲁迅说，女人要获得这些权利，自然是要战斗才行。女性解放，一直是革命的重要内容，虽然现在女性的地位提高了，但是我们仍能看出一些弊病，女性虽然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仍然是要顾家的，照顾丈夫，照顾孩子，这无疑是给女性增加了负担，并没有解放。女性不仅要承担在外工作的压力，回到家还是要做傀儡。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因为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改变，从而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传统观念的束缚。

　　鲁迅先生又一生来揭示批判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一直到现在，有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思想的解放，犹如纸上谈兵，人们的生活依旧，并没有因为国家改变某些制度而改变。“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鲁迅先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也仍然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鲁迅用幽默的语言说出了存在的问题，如何解放女性，如何得到经济权。鲁迅不羞于贪钱，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没钱的痛苦，他用一个例子说明了他对于金钱观的认识，“在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个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这使得鲁迅的视角与其他读书人不同。他是怀着对穷苦人的深深的同情，来讽刺那些所谓的君子。又比如：给人搬行李的无赖者，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搬了，他仍要两元。这无疑显示出对于经济权是多么重要。

　　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太严重，女性不仅在那个年代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就算是现在，女性也仍然肩负着重担。即使女性掌握了经济重权，也无非是可以稍稍抬起头，但她们的脊背始终都是弓着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拥有经济权，那些无法拥有的就只能做傀儡，即使逃跑，然而最终的路也无非是死路。反抗也不能算是好事，你拥有经济权，但思想却被禁锢，仍然是逃不出牢笼。因此，对于女性的解放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女性作为社会重要的一份子，对社会的贡献是无需置疑的，然而，社会仍用旧的眼光来对待女性，比如，当代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是比男大学生的高，这说明什么？无非是企业招聘者对待女性有着“另类”的眼光。难道能说女性没有经济权吗，显然不是这样。女性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可社会却仍旧没有解放女性，这就能说明问题。光女性努力是不够的，整个中国不努力，就算有几个女性掌握大权也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鲁迅先生的根本出发点——国民性，不管经济如何发展，女性如何自救，只要国民没有改变，一切都是徒劳。

　　鲁迅用他独特的视角，幽默的语言揭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谈论了女性解放和经济权的问题，其根本还是国民性问题，从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性是多么严重，国民性改造问题是多么急切。鲁迅通过他的小说，散文揭露批判国民性，能够使我们找出民族的病根，也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因此，一系列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女性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女性才能真正的解放。

　　出走，并不是一个非常新奇或很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甚至还包在括影视剧里，离开自己的原来就走了就离开，从过去到如今，似乎也成了不让人感觉很惊奇的事情。

　　还或者，有时候看见电视剧里某个孩子离家出走，观众都感觉真很麻木了——因为就知道在后边的情节当中，孩子必然会找到，然后抱住父母唏嘘一番，从此家长端正自己态度缩回到死亡婚姻当中而孩子也突然懂事起来。这当然都是俗套了。当然还有出走到更远的。比如当年我下乡去黑龙江就以为是自己最长时间的一段出走。如今更有跑到更远的比如出国或者干脆就不再回来了。

　　中国对离开和走——无论近的还是远的，早有言在先：树挪死，人挪活。而现如今的出走，又跟我当年的被迫下乡不太一样，全是一种出自很主动的生活或是精神选择。但大多还是因为对之前原来的合适感觉不合适了所以就选择离开。

　　一万人选择不动或是离开，就有一万种不动或离开的足够理由。这并非某一番分析或某整套生存哲学就可能分析清楚的。

　　可我一直以来，还是极其喜欢鲁迅有两篇东西。而不是后来他被世人作为旗帜的那些打架的杂文。这两篇东西，一篇是小说《伤逝》，另一篇就是下边这个演讲《挪拉走后怎样》。即至今日，我仍然会很深入地阅读他这很早年就发表的演讲。

　　一般人面对他人之出走，或劝告阻拦或是支持拍手，还会说出一万个“舍不得”或“早应该离开”云云；可象鲁迅却提倡不拦着也不拍手，他的深刻恰恰在于对“之后”的论道。尤其对虚无悲凉的深入领会，寒彻到常常让人噤然反而又读之心升温意。

　　当全球都差不多平面和狭窄到已经快成了一个“村”之下，重新阅读《挪拉走后怎样》，仍然别有心情。转于此，作为我的备忘。

　　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7〕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

　　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娜拉走后怎样读后感

娜拉走后怎样读后感如下：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的自由作了一个严厉的价值判断‘’这一次演讲影响了有两条路: 不是随落，就是回来。

当时的很多进步女性，她们就真正的女性观做出了思考，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关于女性的一些社会性的深度思考被提上了文学创作的平台上，借以探讨其存在的必要形式。本文就以其中的鲁迅所说的娜拉们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探讨女性观的体现，并做出基础的分析。

一、在鲁迅的这个作品中看出的对于“节烈”的批判。

虽然鲁迅先生在女子学堂中的进话对于娜拉盲目地出走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但是他在总体上还是支持娜拉的出走的。

在这里的出走就是寻求解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妇女被灌输的就是要节烈守贞，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宗教礼法中，都是以这个来约束妇女的权利的。真正的女性观的实现，就是在自身的价值上和男性的一种平等。

中国古代崇尚三妻四妾制度，这在曹禺的作品中的陈白露的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就鲁迅先生而言，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像《伤逝》里的子君，她们都在反抗着节烈救世的说法，追求自身的真爱。

在娜拉出走的动机上，是对的，在我们女性观的塑造上，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反抗，这些不平等的东西存在我们的身边，为了个人的利益我们就要反抗，但是我们的方式要得当，要和实际相联系起来。

真正女性观的体现就是在自身价值的塑造上，如若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在男人面前，那么怎么会没有女性观的塑造呢?

二、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娜拉们在女权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现实问题。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其作品《娜拉》中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女性角色，名字叫做娜拉，在她的傀儡家庭的折磨下，毅然出走，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个以塑造新的女性为基点的小说作品成为了剧作上的一部好剧，但是针对于实际的问题却没有涉及到的，比如娜拉只是出走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她走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鲁迅就说要么回家，要么堕落。

这个说法直接指向这个乌托邦式的娜拉形象，鲁迅先生说自己这样解释是迫于经济的原因。就算出走了，但还是要生活的，所以在娜拉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她别无选择。

什么是娜拉主义啊，谢谢～～

晕啊楼上的。。。此娜拉非彼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里的人物，“娜拉主义”是茅盾1933年前后提出的：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没有用，女性必须要服务于大众，与男性并肩战斗，为国家民族前途奋斗。

1879年，易卜生完成了《玩偶之家》。被丈夫称作“小鸟儿”、“小松鼠”的娜拉，在看清了丈夫自私、虚伪的真面目，看清了自己的“玩偶”身份后，离家出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成洲认为娜拉是戏剧中“第一个出走的女戏子”，“她异乎寻常，与社会格格不入，颠覆了社会的传统观念”。当娜拉经过犹豫终于离开丈夫和孩子，这个结局出人意料，令人震惊。不久，“娜拉”的名字在欧洲已是家喻户晓。但当人们开始赞扬易卜生为女权主义所做的贡献时，倔强的易卜生又说起了“不”：“我的戏剧，没有一部是有意识地要去宣扬我的主张而写的。……实际上，我连什么是女权运动也不十分了解，我把它更广泛地看作是‘人’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描写人’”。

“易卜生式的现代戏剧”
1919年，胡适写成《终生大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也是一部带有深深的《玩偶之家》印痕的作品。剧中女主人公田亚梅为追求恋爱自由，留下一张“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自己决断”的纸条，与恋人陈先生一同离开。剧本非常短，“更像一篇宣传妇女解放的散文。”何成洲说。
在胡适的影响下，一大批“娜拉型剧”诞生，如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王昭君》，张闻天的《青春之歌》等。经过改装的娜拉们是个人主义的象征，她们讲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人尊严与女性权利。但这些为了“爱情”而离开父母的女性，显然与追求“个人自由”而离开家庭和孩子的娜拉不一样。何成洲认为，这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有关，“可能婚姻自由对于当时的时代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而中国人对《玩偶之家》的了解，多半是从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开始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新文化运动对《玩偶之家》的理解是盲目的，鲁迅于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认为不解决经济权问题，娜拉出走后无非两条道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中国接受易卜生的过程，明显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1933年前后，茅盾提出“娜拉主义”的观点，在战争的背景下，将年轻的娜拉们的个人幸福与民族幸福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矛盾很大，茅盾认为，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没有用，女性必须要服务于大众，与男性并肩战斗，为国家民族前途奋斗。”何成洲提到了茅盾的小说《虹》，主人公梅——这位茅盾笔下的娜拉，来到上海，汇入了革命队伍。
时代在变，语境在变。1996年吴晓江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玩偶之家》，从女性主义的话题转向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差异。剧本中的娜拉是个外国人，当她嫁给一个中国男子，来到中国后，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遭遇挫折，最后离开了她的丈夫。改革开放后，异域婚姻逐渐变多，吴晓江的《玩偶之家》，又是一个现实的娜拉版本。
现在人们对娜拉的理解，亦不再像启蒙思潮汹涌的二三十年代或是战火连绵的四十年代，不再是那个符号化、脸谱化的娜拉。孙建介绍说，娜拉已经不再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很懦弱的形象，一个简单的任人摆布的玩偶”，她背着父亲借钱治疗丈夫的病，要求丈夫坐下来把问题谈清楚，都表明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简直就像一个女骑士，某些方面表现出敢干敢为的精神”。
在何成洲主持的“中国易卜生研究生网”列出的目录中，在中国上演的易卜生戏剧中百分之七八十为《玩偶之家》。不同的导演赋予它不同的形式和内涵。2006年4月底，林兆华导将导演《娜拉的孩子们》，5月，复旦大学麦田剧社将演出《玩偶之家》。孙建说，复旦版的《玩偶之家》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理解。而林兆华则给剧目添加了更多现代因素，剧中娜拉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去回忆母亲出走那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