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论文范文

科学哲学论文范文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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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哲学

摘要：哲学原本是指导具体科学的，但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哲学严重滞后。具体科学在没有哲学的制约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地发展。它不仅肢解了哲学还抢占了哲学的位置，逼得哲学无路可走，使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还造成了地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等凶险恶劣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先拯救哲学。只有哲学得到拯救和振兴，具体科学才会规范有序地发展，恶劣的环境才会得到遏制，人类才能持续发展。反之，人类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关键词：哲学 具体科学 环境污染 拯救哲学 哲学创新

现今，很多哲学人士不明白哲学的含义，也不知道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只能是偏解和糊弄。有的教授说，哲学研究的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一些纯粹的东西。比如，研究纯粹的“红”，这就是哲学的工作。这种观点是分解了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概念后产生的。还有教授说，我们只能解读伟人的哲学理论，不能创新。只解读不创新哲学能得到发展吗?更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教授竟然说，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无法定义。既然不明白哲学的概念，不清楚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如何教授学生哲学?如何研究和创新哲学?这种混乱的局面说明哲学在当今的处境很尴尬，很弱势。为了拯救哲学，就让我们务必弄清楚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创新和发展。

一 哲学在当代的困境

现今，哲学被人们称为是无用的“糊涂学”。认为它什么都解释不清，什么都做不了，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些晦涩、抽象难懂的概念只能使人头痛，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和经济利益，所以哲学应该被具体科学替代或淘汰。

具体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如日中天”的发展着。不仅抢占了哲学的位子，还把哲学撕成碎片，溶进每门学科中，使得每门具体科学后面都可以挂上哲学两个字，像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哲学、分析哲学、系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这些学科把哲学分吃殆尽后，哲学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些现象表面看起来哲学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有哲学的影子，好像是哲学渗透和覆盖了所有的具体科学，在所有具体科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缺的指导作用。实则不然，这种发展情形等于把哲学撕成碎片撒到具体科学中，成为调剂和美化具体科学的调料和脂粉，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附庸，使哲学彻底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无力创新和发展，无法解释清楚很多社会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之处于现今的“无用”尴尬状态，成为被人冷落的“糊涂学”。

其实，哲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的整体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本原问题。具体科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具体事物生灭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具体科学研究和解释哲学的本原问题(比如大爆炸学说)，哲学研究和说明具体科学的特性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调换了研究对象。在这里，具体科学抢了哲学的道，跑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支配和左右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被具体科学压制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委屈自己，研究点具体科学的残羹剩饭。

很多哲学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很迷茫，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不明白哲学研究的是什么。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比较，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融合，要么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同哲学结合着研究，要么跟着西方的某些思潮混混，要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搞的再丰润一些，然后穿上一件新潮的衣服粉饰一下，要么拼命在具体科学里寻找哲学能够栖身的一席之地，卑微地想着与具体科学合作祈求发展，但这也只是蹭饭吃，遭白眼，找不到真正属于哲学的位置。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外国哲学家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在全球哲学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光景也不是太好，他们要么把先哲们的观点翻新一下，要么流行一些哲学思潮，要么也把哲学溶入具体科学中来研究。总之，西方的哲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既然哲学得不到创新，就不能求得发展，不能发展就会被具体科学压制和替代，形成一边倒的弱势状态。哲学的弱势必然造成具体科学的疯狂和强势，具体科学的强势又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哲学的挤兑，这样的情形使得哲学既尴尬又无奈，形同虚设。

哲学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的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把地球环境搞的一塌糊涂。人类面临的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信仰迷失、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的凶险恶劣局面。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整体的衰败和灭亡。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要发展，而且要正确揭示宇宙的真实面目，以用来遏制具体科学的疯狂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得到治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

二 哲学滞后的原因

哲学滞后首先是自身发展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个，正确的宇宙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使人不能一下就能正确认识宇宙的全貌，只能是“盲人摸象”般的众口不一的认识宇宙。这样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宇宙观平起共存的混乱繁杂的发展局面。每一种宇宙观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但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又都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宇宙的真实面目，以彻底否定对方，这就形成了唯物观和唯心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等宇宙观的对立和抗衡。众宇宙观的这种绝对对立和莫衷一是就造成了哲学无法发展下去的境地。又因为现今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具体科学的实用性，更是把哲学逼到了死胡同。具体科学以他强大迅猛的发展态势，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哲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人们觉得哲学已死，哲学无用，哲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哲学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其次，哲学的滞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发展速度不一样，使得哲学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阻。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出于对政治的堤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阻碍。那些发达国家虽然不像中国这样，但他们为了争霸和扩张，都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事武器，很少把精力用到发展哲学上，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除去以上原因，哲学自身众多抽象的概念和以往哲学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哲学高智慧的特性等，也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简单易学一点，如果哲学语言通俗一点，恐怕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有益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属性和规律给人的混乱感觉。因为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把握和认识的知识，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对宇宙万物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表面看起来好像哲学无处不在，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又不能准确把握和界定。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哲学无法定义。还因为人们对有限和无限、概念和实物等矛盾的分解，也使很多人无法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的滞后。

三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定义及关系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包括罗素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都感到什么是哲学难以回答，难以定义。这真让人不可理解，这真是对哲学家的讽刺!如果说对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弄不清楚，很难想像他们能正确地研究哲学，正确地研究宇宙的规律性，正确地回答宇宙的很多疑难问题。

要想正确地定义哲学，就得明白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生存在宇宙间，想要看清楚宇宙的真实面目，想要弄明白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边际和中心在哪里，它有没有始终，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人类能否认识宇宙的全貌，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之外有没有“上帝”和“神灵”?……人们对宇宙的这么多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宇宙万物的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律性，想要回答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即是说，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它不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各门具体科学是人们对宇宙具体事物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生灭更替的规律性。就是说，具体科学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宇宙整体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科学无法把握和全面正确地回答宇宙整体的规律性，更是无能为力解释清楚宇宙的本原问题。如果认为只有具体科学才是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最终解释宇宙的本原，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找到宇宙的开端，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这些都是极其谬误的观点。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超出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使得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所创造和发挥作用。这就说明，具体科学无论怎样迅猛火热地发展，无论怎样具有实用性，它也不能替代哲学和包揽哲学，去完成哲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去发挥哲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上看出，哲学和具体科学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不能替代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替代哲学。哲学具有理论指导性，具体科学具有实用性，两者既有差异又有统一，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两者的统一构成人类整体的科学知识。

通常，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哲学观来研究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而哲学也需要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以高瞻的姿态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两者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如今，具体科学则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哲学的发展，使哲学处于尴尬淘汰的局面。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人们高度警惕和反思。

四 哲学的作用和解释宇宙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具体科学可以用具体的公式、定义、公理和算式等来证明、计算、验证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因此，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解释宇宙。哲学全是抽象的概念，它无法用某种具体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无法确切地说明和解释宇宙，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宇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哲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与具体科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不同，哲学需要从所有具体科学中概括总结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再把这些普遍本质和规律高度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说明和解释宇宙存在的始因及生灭的规律，还有万物存在的始因、生灭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由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很难使人一下明白其中的道理，还由于混乱繁杂的宇宙观所导致的人们的错乱认识，都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也造成一些人的哲学无法证明和解释宇宙，哲学是无用的观点。

其实。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属性，哲学既可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宇宙，也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具体科学的研究。比如，哲学如果把宇宙是一个矛盾体，宇宙的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科学家，科学家在进行具体科学研究时就不会徒劳地寻找宇宙的开端。像物理学家为了证明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的大爆炸，曾经进行了很多次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和实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到最后还是无法正确说明宇宙的起始原因。这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具体科学会走很多弯路。

当然，正确的宇宙观会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谬误的宇宙观也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就像现在的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可以独自派生另一个方面，单纯的物质或意识就能独自派生意识、精神或物质。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引导下，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这个正物质世界一定是由它的对立面(反物质)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也就找到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了。我国的物理学家就花大力气和高额的科研经费，组织很多人甚至与外国科学家联合研究，进行多次的科学实验，力求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使之解答宇宙的生成原因。这其实也是徒劳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宇宙万物的存在原本都有正反的两种统一存在形式，

宇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它是正物质和反物质统一起来的矛盾世界，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物质可以独自派生正物质世界，就像单纯的一个男人不能独自派生出一个女人一样。如果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徒劳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了。这说明，正确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谬误的宇宙观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正确地认识宇宙，正确地解释宇宙，正确地创新和发展，然后，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

五 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综观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地球自然环境的状况，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急待解决，但具体科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一手遮天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哲学的作用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势在必行，是当务之急。

为了拯救哲学使哲学得到创新和发展，更是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哲学和具体科学必须各就各位。具体科学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辱哲学了，哲学应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恢复自己应有的指导职责，让自己正确的观点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用强有力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科学的发展。具体科学也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在哲学的指导下，收敛自己的行为，有计划地科学规范地发展。

那么，怎样拯救哲学呢?要想拯救哲学，必须创新哲学，哲学得到创新才能得到拯救。对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创新。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非常谬误的。因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哲学的具体科学化，这样的话，哲学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实要发展哲学首先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当然，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还要正确地回答宇宙的本原和终结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等，还要搞清宇宙的属性和发展规律，更要把物质和意识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不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存在主义和思辨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物活论……之间徘徊和纠缠，因为这些对立的观点会混乱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认识。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不是小问题，人们千万不要小视了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对立，就是因为两者的长期对立才形成了诸多谬误的不全面的宇宙观，才造成了当今哲学发展的困境，才产生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和抽象的苹果无法食用的困难，以及普遍的哲学概念无法界定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确切概念及其正确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原本是一对矛盾，是宇宙的两个基本组成方面，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物质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意识是宇宙的组成规定，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但通常人们总是把人类的思维认为是纯意识，具体的实物认为是纯物质，这就从根本上分解了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彻底把一个宇宙分成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世界，致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这里看出，要发展哲学，就要正确而全面地揭示宇宙存在的真实面目，正确回答人们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建立一套科学正确的反映宇宙生灭规律的哲学体系，给人们一个认识宇宙，拯救环境，拯救自我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武器和科学工具。

宇宙原本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承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作用中，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

从整个矛盾着的宇宙来看，物意体是宇宙的基本载体，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辩证法是宇宙的存在法则，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局限性，才分解了它所有的矛盾，致使一个宇宙整体人为的分成了两个(一个客观自然的物质世界，一个主观超自然的意识、精神世界)，人们陷在两个世界之间始终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也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像宇宙的始终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物质和意识的统一难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宇宙是个矛盾体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就不解而自答。

为了说明这些“难题”很简单，我解答两个题就能说明问题。1、有限的人为什么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2、具体的人为什么无法吃到抽象的苹果?我们知道，有限和无限是一对矛盾，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无数个有限组成了无限，无限是有限的集合体，有限是无限的组成和发展瞬间。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同样没有有限，两者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也不能分解开独立来看。而宇宙(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存在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存在形式。如果把有限和无限分解开，宇宙不能存在，人类也不能存在。但通常，人们总是把无限和有限分开来看，把人视为单纯的有限，把宇宙视为单纯的无限，让有限的人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就出现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宇宙不是单纯绝对的无限，它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矛盾体，人在其中“花开花落”生灭不止，也不是绝对单纯的有限。所以，只要人们正确认识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宇宙这个矛盾体的矛盾存在规律也就认识了宇宙。之所以会出现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那是因为人们分解了有限和无限这样一对矛盾。

同样的道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一对矛盾，两者也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个矛盾方面也是无法分解开独立来看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体，都包含了实物和概念两方面的东西。当我们在吃实物苹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吃概念苹果;当我们在乘实物火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乘概念火车。就是说，事物的规定和组成元素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和实物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不是脱离实物独立存在的，它是隐藏在具体实物中的。如不然，人就不能用思维把实物中的概念抽出来形成知识而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所以，如果把具体的实物组成和抽象的概念规定分解开，形成单纯具体的人和单纯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乘不上火车了。可以这么说，宇宙中所有的矛盾都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且都不能分解开独立看待。如果分解了它们，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永远无法找到宇宙的开端和末端，永远不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永远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徘徊，永远无法正确界定哲学的概念……

其次，要发展哲学还要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和脱离政治的束缚。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哲学知识。这些哲学知识的存在一方面是新时代哲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哲学知识发展的绊脚石。就像现时代，哲学的创新总是走不出旧哲学的圈子，总是受着旧哲学极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能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哲学的创新肯定是艰难的。另外，哲学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指导性，总是被阶级所占有，被党派所利用，被国家所推崇。当哲学具有了政治色彩，拥有了权威性，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注定受政治的束缚和左右。如果新哲学的出现与原有哲学相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反叛的思想而受压制。这说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不能脱离政治的束缚，也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除去以上的限制和束缚，哲学的发展还要挣脱社会环境的限制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这种限制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以及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下，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都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比如，古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局限在很浅很简单的层面上，因此，那时候哲学的发展也就只有一些朴素的宇宙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种环境下就出现了很多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宇宙观，哲学在其中就得到了很大发展。现时代，具体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这时候，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的需求度不大，这必然阻碍哲学的发展。但由于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社会发展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非常大。因为人们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污染等等，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知识来引导和整治，这就要求哲学一定要发展，要创新，要正确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关系，正确揭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以用来正确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达到治理环境、拯救人类的目的。在这里，创新哲学就是拯救哲学，拯救哲学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关于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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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选题(2)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45.2%，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10.7%。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26.0%，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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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的科学力量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知识组成的基础是古代哲学，糅合了儒、道、法等各家思想，最鲜明的一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与规划、建筑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是为了选址而对地形、地貌、气候、景观、生态等各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建筑规划和设计的一些指导性意见。本文将从中国风水的理论基础出发，深入剖析中国风水理论在当今城市规划研究中起到的作用，总结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

关键字：风水;城市规划;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一、风水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是集地理学、星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住宅、宫殿、陵墓等)及其环境的选址、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的一种特殊“术数”，虽其中有不少的迷信色彩，但也充满了探索、解释自然现象、自然规律及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内容，且特别注重实践。《风水探源》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满足的地形条件。

《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在营建选址和空间营造过程中，要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与风水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抛开风水的占卜成分不谈，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可以说，《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的营国及城市选址思想，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管子》的整个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及其在临淄城的成功实践，是我国最早期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理论。

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布局陈设设计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崇尚自然，归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和建筑主体设计中，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风水学的自然美主张观照山川，巧加改造，从而获得自然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二、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1.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

在我国古代，风水被称为阴阳，阴阳又叫两仪，是风水术的一个中心理论，特别讲究阴阳二气的冲和，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都是阴阳交媾的产物，孤阴不长，孤阳不生。风水书被称为阴阳书，风水师被称为阴阳家。中国古代哲学就讲了，世界万物始于阴阳，是生两仪，分出的阴阳二气不断地一分为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阳气轻清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下降而为地，阴阳交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化生出大千世界。风水的阴阳哲学是一套哲学逻辑的方法。

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老子》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许慎《说文解字》：“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三柳轩杂记》有对阴阳家“为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理”的介绍。在《逸周书・大聚解》中有：“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说明“相其阴阳”和“别阴阳之利”简单的阴阳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早期就产生了。何溥《灵城精义》中：“阴用阳朝，阳用阴应，合之固眷属一家;山远收山，水远收水，分之亦互为生旺”。表现了风水理论阴阳对待的阴阳辩证思想。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分阴阳，都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又最为根本的学说。

2.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古代城市的相宅、择地

《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是以阳不独王，以阴为得;阴不独王，以阳为得，凡之阳宅则有阳气抱阴，阴者则有阴气抱阳，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中国古人在不断地聚居实践中，总是在寻找最好的自然环境，用以满足所需求的食物、安全与舒适的居住和便捷的建筑营造。《阳宅十书》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故论宅外形第一”。风水理论强调，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看宅居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的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中。这样的阴阳枢纽，也就是风水格局的理想摸式，称为“穴”。《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并指出：“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在城市选址方面，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城池应“负阴抱阳，坐落其中”，并强调了“天有九星，地有九宫”的格构模式。《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主持洛邑的营建时“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亦惟洛食”。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

3.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山水环抱”的城市格局

自然生态系统中包含着气象、地质、地形、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是风水的目标，风水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阴阳和谐为首要。所以，山川之中包孕着城市，城市之中又有流水园苑的穿插。

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成都城的修建：“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峙。崤函有帝皇之托，河洛为王者之理……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中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两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灵关、玉垒、峨眉三山环抱，郸江、检江两江护城环绕，构成了成都城外围的山水格局。

古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大宇宙(大周天)，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小周天);大、小宇宙之间的建筑被视为中宇宙，是大小周天的过渡。天为阳，地为阴，建筑和院子是天地贯通一气的媒介。院子、天井因而成为天地、阴阳的相交之处。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是山水环抱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风水在将环境秩序化的过程中，普遍而有效地采用确认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方式通过要素围合加强对环境中心化的秩序，所以风水空间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围合性空间。

三、结语

虽然以上所述阐明了风水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中的显著作用，但并不是要求现代的人们全盘接受风水的思想，对于有一部分人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如当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上却是一致的。而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中，风水思想更注重人与自然在精神方面的两情相洽，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工作中，城市规划人员需要正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从中寻觅人类曾一度丧失，而又必须的“天、地、人”和谐的追求，用风水理论中科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景观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其亨著：《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日。

[2] 余健著：《堪舆考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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