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汉人研究论文

辽代汉人研究论文

在中国历史上，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繁盛时期，国土面积要比宋朝、西夏等国家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用汉人推行汉化建立辽国。了解辽、金、宋史的人都知道，辽国有许多汉人权贵，且汉化程度较高，那么辽太祖时期汉人来源是怎样的？

在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统治契丹迭剌部政权，契丹不断掳掠汉人，甚至汉人上层阶级被迫迁徙到辽国。唐昭宗天元二年，辽朝出兵四十万，攻占河东、北面的九个郡，俘虏九万多人。为了安置这些被掳掠的汉人，耶律阿保机在内蒙古奈曼旗东北地区建立龙化州，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第二年，耶律阿保机出兵河北掳掠汉人。

后来辽国名臣韩知古、康默记等人，都是在这次掳掠行动中被俘的。天复四年，阿保机扩建龙化州东城，为的是安置更多的汉人。在公元919年，耶律阿保机对辽阳故城进行了整修，“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并设防备使”，整修的主要原因是汉人增多。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21年，带领大军进入居庸关，11月，攻下古北口，又俘获大量百姓。

耶律阿保机具有独特战略发展眼光，他把劫掠来的汉人，安置在唐州县城内居住，这些汉人学士为耶律阿保机统一草原出谋划策。那时，耶律阿保机对各部首领说：“吾立九年，得汉多矣，吾欲自立一部以治汉城，可乎？各部首领对汉人在辽国起到重要作用比较了解，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阿保机的要求，于是修筑了汉城，所以，经历了唐末五代百年战乱的汉民便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汉人权贵，且汉化程度较高，在辽太祖时期来源。

有关汉墓羽人的资料，我要写论文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

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No.1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2.3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8.6厘米、梳口宽5.8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
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1989.12，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辽国是不是以汉人为主？

不是，是以契丹族为主。

辽国一般指辽朝（907年—1125年 ），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

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 。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5-8]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1125年被金朝所灭   。

扩展资料

契丹族：

契丹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 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

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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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关于服饰与文化的研究的三千字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　　原始社会服饰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　　商周服饰　　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关于辽国历史上著名的汉人的简单介绍

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韩德让了　中国辽代圣宗时大臣。后赐名德昌，又赐 姓耶律，名隆运。辽景宗 耶律贤时，累迁权知南京留守事。乾亨元年（979），因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击宋军有功，授辽兴军节度使。不久，入朝为南院枢密使。四年，景宗死，辽圣宗嗣位，萧太后 萧燕燕摄政，韩德让极受宠任。统和三年（985），与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室昉等重臣同心辅政，对稳定圣宗初年的政局起了重要作用。四年，宋军北伐，他击败曹彬、米信之师，封楚国公，复进封楚王。十二年，代室昉为北府宰相兼领枢密使。耶律斜轸死后，韩德让兼北院枢密使。十八年前后拜大丞相，进封齐王，总理北南两院枢密院事。澶渊之盟后，徙封晋王，赐国姓耶律；且出宫籍，位在亲王之上。他是辽臣中辅政最久、集权最多、宠遇最厚、影响最大的一人曾与萧太后有婚约，因政变而未如愿，据说景宗死后二人如夫妻般生活。对圣宗前期的施政，如改革制度、改善契丹族和汉族的关系，以及维护辽宋盟约等，他都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