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论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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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的利益集团简述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它们无所不在，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有人甚至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利益集团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在美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阴影。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支持行政当局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因为战略安全决定一切的外交政策容易占居主导地位,人权和贸易都可以附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行政当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牢牢把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对外决策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与此相适应,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制订的机会就少,影响力也小。
　　这种局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趋于灵活,不像过去那样被安全战略利益所左右。国会、利益集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很少提出异议,而是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行政当局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主导对外政策,国会在对外决策方面日趋活跃。参众两院的权力架构非常分散，这就给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近年来利益集团不断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影响明显上升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由此使得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安全问题相比,利益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二、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案例分析

　　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是美国最大的劳工运动组织，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但在美对华政策方面，劳联—产联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一样，一贯是反华的“急先锋”。自新政以来劳联—产联支持民权立法，有时也支持政治改革，例如劳联—产联支持由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选举的竞选费。同时，劳联—产联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的立场更加偏右。在冷战中，劳联—产联积极追随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公会运动中反苏、反共，有“小国务院”之称。劳联—产联前主席乔治·米尼一贯敌视中国，曾参与“院外援华（台湾）”活动。
　　（一） 劳联—产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影响的过程
　　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为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2002年起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中国从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劳联—产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联—产联不惜与他们的“死对头”——全国制造商协会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的宣传下，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2003年9月底，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M. Lee)于9月25日及10月21日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②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陡然增加，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200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劳联—产联宣布支持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使布什的选票压力明显增加。2004年9月9日, 劳联—产联表示“受够了布什行政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带领由23 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简称CCC)，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 要求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301调查，并实施制裁。③
　　2005年，CCC从二月开始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被接连提出来。参议院提出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众议院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参众两院提出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都得到了CCC的支持。为了缓解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1%，实行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
　　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由于劳联—产联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劳联—产联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一是为了保护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另一个也是为了在“夕阳工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加强其政治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加铸筹码的需要。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相关利益集团会继续施压,国会议员也将继续以提案的形式保持对美国政府的压力。
　　（二） 劳联—产联在促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影响
　　第一，积极并有策略的行动。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劳联—产联组织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到国会作证，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谈，活动非常积极。其中，联盟战略是90年代后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方式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能增强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不同性质乃至对立的集团间的结盟更是如此。分别代表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立场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劳联—产联共同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更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第二，传递清晰的信息。这是游说成功的先决条件。游说人民币升值的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报告中，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传递着几乎同样的信息：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变相补贴，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制造商同中国商品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最终挽救美国制造业滑坡，减少工作流失。这样，国会、政府以及大众、媒体都能清楚了解他们的主张。
　　第三，向决策者提供雄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关键地区选民的观点和利益，忽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可能会让决策者处于不利境地。劳联—产联提出了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WTO提起诉讼以及提起301申诉等不少政策建议，在每次国会作证时都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公司以及工人的广泛性，并通过组建联盟动员更多的力量，向议员以及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自己代表的力量。
　　第四，时机的重要性劳联—产联选择在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失业问题突出，美国官方提出希望人民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这样一种恰当的时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吸引媒体的关注，进而对国会和政府形成压力。
　　三、几点思考

　　美国对华政策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和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竞争与力量消长和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由于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和压倒性的利益目标，总统和国会在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得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制约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和下限，也证明了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
　　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劳联—产联的主力军是蓝领阶层，其规模伴随着“夕阳工业”的衰弱不断缩小，有组织的劳工比例在下降，其影响力在减弱，但劳联—产联仍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美国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常会与其他反华势力联合，形成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因此对劳联—产联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忽视。
　　2008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面临选票压力，此时正是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作为劳联—产联一贯的支持对象，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也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他们的意见，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党当选的呼声很高，明年若由民主党人上台执政，劳联—产联以及其他一些反华利益集团将会在人权、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加大。

追加一百，论文资料！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有哪些变化（近十年）？

一、在目前初步谈判的条款下，加人WTO后中国的的变化

在朱总理访美以后，美国政府抢先公布了我国与美方就加入世贸组织（WTO）谈判的初步内容，在我国及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出了重大的“让步”，美国政界和商界也都承认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我们国内许多人则认为目前按此条件加入WTO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对加入WTO产生了较多的疑虑。

当然，这次谈判所承诺的条件中，在一些主要的领域里，应该说都有一些冲击，确实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如果对我们所初步承诺的加人世贸组织的条件仔细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冲击并不像有些报刊、外电所描述的那样是“国门大敞”，让外国企业长驱直入，而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和保护，还有一定的过渡时期；主动权基本上还是操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农业。现在议论比较多的领域，首先是农业。对于美国的农产品，首先是允许染有TCK病的小麦进口。但这宗进口的解禁其实对我国的影响并不大，本身也并不是WTO的问题。影响比较大的是在加入WTO以后，提高“大宗商品配额”，即每年进口粮食的“配额”增加到2100万吨。在这2100万吨进口的数额之内实行的是1％一3％的低关税；2100万吨配额以上的进口继续实行高关税，但要逐步从目前的30％一40％的水平降到2004年的17％的水平，有些将降到14％。对中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的恐怕首先是这2100万吨的配额，因为我国目前每年只进口300多万吨粮食，即使在最初两年进口配额只有700－1200万吨，进口的增幅仍然较大，这在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困难、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和我国农民的收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第一， 2100万吨的进口仍然只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2％－3％左右，占市场交易量（进入市场的部分）的10％左右，不会左右我国的粮食市场。第二，粮价的下降，对农民的收入有影响，但中国目前70％的粮食属于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受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出售到市场上去的30％的商品粮，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会对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农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较低的国际粮价抑制国内粮价的提高，对于农民当前的收入是会有影响，但是对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中去则会有用积极的影响。因为粮食价格降低，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降低，有利于工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第三产业的速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太可能继续依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主要将靠工业、非农产业的发展的话，那么，尽管这一点会在短期内形成对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冲击，但是从中、长期来讲，对3亿农业劳动力和7亿农村人口是有好处的。当然，如果加入WTO，应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尽量减轻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冲击的负面影响。

就具体品种而言，在农业方面可能造成较大冲击的是大豆和棉花。根据《中美农业合作协定》，到2004年我国豆油的进口配额将达到330万吨。按中国大豆的出油率14％－15％来推算，进口330万吨豆油相当于进口2200万吨大豆，这个进口量大于国内大豆总产量。从而对我国的大豆生产将构成很大压力，其次是棉花。去年我国棉花进口量为20万吨，签署《协定》后，棉花进口马上就要变成74．3万吨，到2004年则要达到89．4万吨，而我国目前的棉花库存达500万吨，因而压力也较大。

2．汽车业。很多人认为一加入WTO，汽车的关税就会降到0，从而对中国的汽车业将是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即使今年加入WTO，汽车价格也不会马上下降。我们承诺的条件是，到2008年（美国要求到2005年），汽车保护关税由目前的80％－100％下降到25％。这么长的过渡期，国内的汽车行业有时间来发展壮大、并逐步和国外厂家竞争。而且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轿车价格也只比国际市场高出20％－50％。因而，加入WTO，价格将不是最大的冲击。投资、服务方面的冲击可能要大于价格冲击。在投资方面，我们曾规定，整车、发动机生产，外资不能超过50％，这一规定在加入WTO后会逐步取消。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另外，与汽车制造相比，中国在销售服务方面与国外的差距更大。在研究开发（R＆D）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国外象丰田、通用这样的大公司，每年研究开发经费高达50－6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汽车行业的研发经费加起来才不过十几亿元人民币。设计开发一个全新的车型需要研发经费20亿美元，改型要1一2亿美元，中国的研发经费只够改型，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还无法与国外竞争。现在看来，我们唯一可以与国外竞争的可能是汽车的维修服务方面。台湾由于有了很健全的国内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因而在汽车保护关税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其汽车进口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总之，加入WTO对汽车行业的冲击将是全面的、但也决不会一下子被冲垮。我门有喘息的时机, 要抓住这个时机，完成转型，使中国的汽车业上一个新台阶。

3．电信业。电信业实际上也并不是让外国公司长驱直人。我国承诺的条件是在6年内取消对传呼机、流动电话进口的限制，在2年内允许外资进入移动电信业务，4年内可以进入基本电信业务。加入WTO后，在基础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25％；增值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30％。但是这些“进入”在品种、地区、程度、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移动电讯、基本电讯业务这个领域里，不是让外资独家经营，而只是允许他们参加合资企业的投资。目前美国在这方面的要价是，要求国外公司能控股60％，至少为51％；外国公司可以直接进行国际出口，从而绕开中国的国际出入总局。这个目标与中方有分歧。现在要谈判的、没有确定的，就是允许他们将来可以持有多大的股权，是否可以有控股权等。在增值服务业、传呼领域里可以持股51％，但在其它方面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承诺的主要还是允许他们来办合资公司，来参股，而不是由他们来控制我国的电信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发展电信业的需要。过去我们的一些电讯公司也进行了合资方面的尝试，就是想通过合资及时地引进他们的技术。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利大于弊。当然外国公司会得到一定的收入，但这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相反可以加速我国电信业的发展，跟上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

4．金融业，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是金融业，金融业实际上和电信业的情况差不多。在银行业，目前谈判的，首先是在各地允许外商开展业务，主要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各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业务主要是他们能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做外币的业务。一定时期之后，会允许他们经营三资企业和外国人的一些人民币业务，目前在上海、深训已经在逐步放开。但这种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允许他们经营中国居民的外币业务，也还并不允许他经营中国居民和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而如果外币不能和人民币直接兑换，很多人还会愿意把外币存在中国银行。而且，外资银行在什么地方可以开展业务，还是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限制是很大的。第二，金融领域里的另一个开放是允许外资搞合资银行，股份可以占到50％，也有一定的限制。

5．保险业，保险业的开放速度可能稍微快一点。人寿保险公司外商持股比例入关时可以达到50％，一年以后可以达到51％；在非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外商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且在两年内可以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经营一定范围内的保险品种，也不是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可以由他们来经营。

6．关税。这是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领域。中国一方面同意降低农产品的关税，另一方面也同意在2005年把工业产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24．6％降低到9。4％左右。在有些领域里降得比较多，比如化工业、医药产品降到跟其他国家一样5％－6％的关税；汽车业从现在的80％－100％降到2005年的25％，汽车零件的关税降到10％。应该说降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个影响我们也要通盘考虑。中国过去名义关税比较高，但实际征收关税的比重很低，每年只有3％－5％，还不算走私（关税高，走私的动机就强）。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由于我们实行了各种关税的减免、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大中型企业进口先进设备的优惠政策等等，以及对原材料、来料加工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实际上我们关税征收的比重并不大。并不是说降低关税就没有影响，而是说它的实际影响比起数字所显示的程度可能要小。此外，降低关税的影响要作整体分析，不能仅就对某一利益集团影响出发进行判断。比如，象汽车这样的工业，关税的下降，对整车组装业的冲击较大，但对零部件生产厂家可能有利，整个汽车工业的就业可能会有较大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个对于降低关税的认识问题。目前我国的关税水平为16．8％，我们承诺2001年降到15％，2005年降到10％。现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4％，发达国家为3％，WTO成员国为6％。可见，中国的降税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不是让步；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逐步下降。例如，我国签署了信息技术贸易协定（ITA），这意味着到2005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将降到0。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全球化要求其零部件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如果关税不降到0，人家就不会到你这儿来生产，也就谈不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努力赶超的国家。

从各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加入WTO是有成本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有些领域是有冲击的，但是它的冲击并不像现在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而且有3－5年的过渡时期，有些领域有6年的过渡时期，还是给我们留出了一些调整的余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加紧我们国内的体制改革，加快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各个领域，加强在各个领域里发展国内的竞争，提高各个领域的管理能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就不仅仅是全球化规则的接受者，而且可以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还可以借助世贸组织这个讲坛解决贸易争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推动下，WTO马上要开始下一轮的谈判，核心问题是如何扩大各国对美国等国占优势的农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如果现在不加入WTO，不仅将来加入更加困难，而且使我们在新一轮谈判中没育发言权，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这一边的谈判力量，这会使新一轮谈判的结果对我们更加不利。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未来因素”。

加入WTO最大的好处还在于：对国际上做一定的承诺，可以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各个领域市场竞争的发展，而且现在我们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增长可能会有积极的、正面的促进和推动。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市场对我国的产品更加开放，贸易会有所增长、出口会有所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卜对国际市场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外国投资者会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这样对国内经济的回升也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正面促进对于负面冲击的抵消作用，即使从短期看，加入WTO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更不要说从长期看，中国总是要走向世界，总是要进行改革开放，通过开放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

二、目前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

朱总理访美，美国政府没有批准在最后的协议上和中国签字。由此也引起了美国商界的一片呼声、一片反对，朱总理回国以后，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中美关系出现了急剧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WT0的前景如何？

对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态度和美国的态度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我国的态度来讲，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分析加入WTO对中国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如果中国加入WTO好处大于坏处的话，那么不管中美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还是应该积极争取加入。因为越是国际关系恶化、越是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越是发展经济，越是要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利益，越要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得到发展。西方国家本来就不是从我国的利益考虑，而是出于打开我国的市场争取他本国利益的目的。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们还是要像过去一样通过谈判争取我们的最大利益，做到权利和利益的平等。

从美国方面来讲，这次事件也不会对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发生大大的变化，既不会更好，也不一定更坏。不会更好，是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觉得对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出于一种抱歉的心理，来使中国加入WTO更好通过。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反华势力仍在反华，他们也不会因为炸了你的使馆而有所改变。但是也不一定更坏。这件事情，包括这一轮的风波以后，尽管美国的反华势力在叫嚣什么“中国政府组织游行，就是为了对加入WTO的问题要价”，但多数人还是从两国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美国商界的游说活动也有所加强，对抵消反华势力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也不会由此产生很大的改变。

中国领导人最近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根本利益；再谈13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在这以后，中国能否在今年加入WTO，实际上已经取决于美国人谈判立场的改变。从目前看，中国在今年加入WTO的可能性目前还是有的，但不妨做一个“50％对50％”的估计。

三、中国在国际形势恶化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首先，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在长期之内部不会很好。进入新世纪以后，不能指望我国的外贸条件还像80年代、90年代那样好，我们也不会有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初经济起飞时所享有的那种宽松的国际市场。中国现在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采取了各种抵制措施。在欧洲也有各种贸易配额对我国实行各种限制。亚洲、东欧。南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发展各自的经济，都在和我国竞争；全世界的经济又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更多地着眼于国内市场，着眼于扩大国内需求。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国际形势越是对我们不利，我们就越是要下决心加速改革与开放。

首先是要加速国内的体制改革，尽快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真正提高国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们再也不能“说废话”了，再也不能抱有幻想了，只能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加快改革，抓紧把经济发展上去。

其次是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哪怕是吞下一些过去还不愿吞下的“苦果”。这是因为，所谓“发展”的概念是落后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指落后国家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这包括以下的一些含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必须用国际市场的标准作为参照系衡量自己，认识自己的落后，认识自己的问题；第二，发展中国家必须增长得更快才能实现发展，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别人的经济实力也在增长，如果你的增长速度比别人慢，到头来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三，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努力，必须做比别人更多的事情，包括一些痛苦的事情，才能追上先进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一切恰恰表明：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要加入到国际市场中去，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开放与改革一样，都是一件困难而痛苦的事情，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要到国际上去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挤压，甚至要冒让外国资本和产品过多占领本国市场的风险，但是只有开放，我们才能知道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参照系是十么，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我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产品、技术、资本、管理与市场，才能利用和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多走捷径，一步一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可以不开放，关起门来也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大大落后的国家，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长速度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拉大，在当今科技与市场飞速变化的世界上，关起门来绝对不是办法，因为那样做实现不了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的，相反可能会再受人家的欺负。现在我们都在议论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炮舰政策”在历史上就是用武力打开一国的国门。就是说，不早一点主动开放、发展经济，结果却可能是被动挨打，被迫开放，被人侵略。我国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不再受别人的欺负，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发展，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要想使我国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开放，要走向世界，要用世界的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技术等等，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