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论文题目
大淖记事论文题目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象)。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杈,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付对子。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象我所写的那样。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象”。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们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象我所写的一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星期天,去钓鱼。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象我所写的那样。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她当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经过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象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削,然后成篇。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我是很爱看风俗画。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我也爱读竹枝词。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象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我于此有说焉。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大淖记事》载于《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著译者言
汪曾祺
怎么写大淖记事的词句修辞艺术的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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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结论部分通常涵盖三件事,并且每一件事都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小节:
7、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列表与第3部分中给出的技术现状综述紧密相关。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必须在论文正文中提及。参考书目可能包括论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作品。
8、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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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关于边城的问题
《边城》中人性美初探摘要:沈从文的《边城》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是一曲中国式的牧歌。本论文试图通过文中人物身上扬溢着至真至善的亲情,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淳朴自然的乡情,“悲”的“人生形式”,揭示《边城》中人性的真、善、美。指出漫布于整部作品的人性美,把《边城》推向了艺术的高峰。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发表于三十年代的的作品,这部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读者更为作品中那动人的故事所感动,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小说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人性之美。这种淳朴的人性美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作者写了亲情、乡情、爱情三种人情关系,并把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边城》中一系列闪烁着人性美的艺术典型,都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的人。他们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不是什么英雄。只因翠翠的爱情.把他们连在一起。尽管结果悲惨,但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逢场做戏、尔虞我诈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亲情,浓厚的乡情和忠贞的爱情。《边城》的主题思想与作者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作者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昭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一、《边城》中人物身上扬溢着至真至善的亲情《边城》开篇就用自然流畅的文笔疏密有致地勾勒了边城——茶峒的高山、溪流、白塔、河景、竹林、花草、溪边住家等一系列自然风景.边城故事就是在这种令人神往的“桃源”中发生的.带着一派朦胧绿意我们看到的是溪边的独家小户,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在这令人心醉的边城景物中自然地生活着。老人70多岁了,五十年来忠于职守为来往行人渡船。对于老人而言“代替了天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日头落下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是一个女孩子翠翠,还有一只渡船,一只黄狗.对于翠翠,已失去双亲,她唯一的依靠是外祖父,这一老一少在相互感情的寄托中,老的渐渐衰老,小的慢慢长大,这种彼此不能分离的亲情关系使人感动。在老人的回忆中,表现了他对女儿的宽厚,女儿与军人的私生女在女儿死后他认真抚养,把自己对女儿的感情都寄托在外孙女翠翠身上.翠翠对爷爷的感情也是唯一不可替代的。通常是爷爷在渡船,翠翠拿着小笛,锐声喊叫“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于是祖孙合奏曲开始了。端午看船,祖孙俩为谁守船争论一番,翠翠虽小,却很懂事,“玩心有,但爱心更多”.问爷爷:“我走了,谁陪你呢?”爷爷病了,她给爷爷煮药、替爷爷渡船,到后来爷爷死了,翠翠的精神大树突然倒了,她感到不知所措。这种亲情在边城秀丽风景的衬托下,给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船总顺顺与儿子天保、傩送的父子之情也体现了人本性中的亲情.顺顺很爱这两个儿子,但不是溺爱。理应象顺顺这样有地位有财势的人家,儿子们应过富足轻松的日子,无须象水手们那样辛苦,但顺顺却教他们甘苦与人相共.两个儿子不负父望,凡水手所做之事.他们做得都很出色。驾船、泅水、走长路、背纤拉纤,水上之事样样精.在父亲的教导下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待人如父一般和气亲人。这种父子之情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表现了边城儿女们正直、善良、勇敢的自然本性。无论是老船夫与孙女翠翠之间相依为命的祖孙之情,还是顺顺与儿子之间坦诚、真挚的父子之情,都是亲情中无限美好的表露,这种斩不断的血缘之情体现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人性美.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歌颂了边城人民纯洁的人性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流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 翠翠与摊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三、《边城》体现出淳朴自然的乡情,弘扬善良的人性作品勾勒了边城民风淳厚的人际关系,体现了边民的人性美。作者在《边城》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社会形态,这里没有绳墨规矩的束缚,也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是那么质朴、单纯,虽然也有贫富等级之分,但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享受着一定的人格平等,富人也与穷人一样的豪爽、慷慨和救人之急,他们的心灵也如一汪清水般单纯、温存、善良。边城人的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美的光彩,边城社会的人际关系也体现着善和美,可见边城是一个以“人性皆美”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 《边城》中,作者所描述的湘西是一个苗汉杂居半封闭的地域,这里的各种风俗营造出了一种唯湘西才有的独特的文化氛围,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美丽。既有鲜明的生活实感,又新奇别致。风俗的描写以端午节最为详尽,最为出色。因为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梦就是从这个节日开始的,又是在这个节日中得到发展的。端午节成为牵动主人公爱情的纽带。因此文中用了一章的内容来描写这一传统节日,“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上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又狭又长,两条高高翘起,船身画着朱红色长线的特制龙船”犹如“梁红玉老鹤河水战”的竞渡以及泅水能手追抓脖子上缠有红布条的大雄鸭子……作者用传神的笔,勾画出了一幅湘西健美多姿的龙舟竞渡风俗画。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与当地人民共同欢度节日,从而深刻地领略当地的美好风俗。 作品中男女传递爱情的方式,恋爱的心理状态,以及婚俗也都具有湘西所特有的风味。作品中提到了“走车路”和“走马路”是两种找对象的方式,无论是“走车路还是走马路”只要两情相悦就行。这正说明在湘西,男女恋爱是自由的。对于婚姻并不注重身份钱财,而是更注重爱情的价值。男女恋爱结婚多选择“走马路”即用对歌传情,自已选择对象,湘西地区所保留下来的这种充满爱和美的人情世态与婚俗,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所特有的生活景观。它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了湘西人民的勇敢,欢愉以及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追求。这就使得湘西独特的美景融入人性的深层需要,不仅能够满足读者感官的猎奇愿望,更能够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引发共鸣,从而启领读者对自然人性美的追求欲望,产生更大的价值与意义。 管理碧溪岨渡船的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他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他把固守渡船为过客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作为生活的内容。他不怨天,不尤人,能够豁达地看待人间恩怨纠葛,在女儿死后,精心地把外孙女哺育成人。他摆渡不辞劳苦,风雨无误,从不额外收人送的钱,实在无法推辞,便用此钱买回茶叶、烟草煮茶水供过渡人解渴,或是把烟草给过客,供爬山乏时提神。白天黑夜.总是忠于职守,从不耽误客家赶路。端阳节赛龙舟,他也不离开渡船。人们上岸他总是嘱咐:“慢点,慢点。”老人的热诚、认真负责劲,总是深深地感动过往的客人。他却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不必酬谢。人们对他也极热忱,他买肉,“人家照例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当屠户称好肉,故意把分量加多他就说:“凡事公平,我不要你那些好处!”这里表现的绝不是几个钱和一点肉的谦让,而是一种极普通而又高尚的品质在闪光。它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老船夫同边城人们之间的浑厚友情.以及船夫那种见义就上,见利就让的优秀品质。他“豪放豁达,乐善好施”,喜欢交朋结友,偶尔进城买酒,每遇熟人必邀到家中喝酒,若有人想尝他的酒,他立即把葫芦推给别人喝光为止。他十分疼爱翠翠,多次向船总探听消息,多次找机会撮合翠翠与傩送的婚姻。因误会遭到淡漠的回答,也不因此怀恨他们。在《边城》中,老船夫是个“人性美”的化身。颇有家资的本地首富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以财富自居,盛气凌人,不贪恋于物,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豪爽大度,是地方上极受人尊敬的人。他大方洒脱,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只要有失意人来闻名求助都尽力帮助。他教育孩子十分严厉,轮流派遣天保和傩送各处旅行,甘苦与人相共。体恤老船夫生活穷困,送来白鸭、棕子;不嫌翠翠家贫,请媒人带了礼物为儿子向驾渡船的攀亲戚;他虽不愿让间接弄死大儿子的女孩来作二儿子的媳妇,但当得知两人是真心相爱后不去反对。老船夫病逝,他派人送来翻白木匣子,还送来食物,并亲自帮忙料理后事,多次提出接翠翠到他家中去住。在顺顺身上也体现了“边城”人的人性美。作品中对自然风俗的描写还体现在对次要人物的刻画上.“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已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已知羞耻的城市人还更可信托。”连被鄙视的妓女,在这里都能得到她应有的尊重.可见这里的民风多么纯朴,作者把边城人们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与他的城市生活相比照,更突出了他对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四、作品用“悲”的“人生形式”,来揭示人性美。 在小说这种极美的山水人情故事中,更有一层深意。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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