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的议论文题目
纳谏的议论文题目
进谏,是臣子的本分,纳谏,是君王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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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经典的课文,那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课文学过已经很久了,但是今天想起来,仍旧感慨颇深。
一天,邹忌在穿朝服时随口问自己的夫人:“我和城北的徐公那个漂亮呢?”夫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你漂亮了。”然后邹忌又问了自己的妾和客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但是当邹忌真正看到徐公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远不如徐公漂亮。由此他得到了一些启示并且以自己的这件生活小事为例说理,经过一系列论证,最终得出了“王之蔽甚矣”的结论,告诉齐王要善纳忠言。齐王马上采纳了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最终使得齐国“战胜于朝廷”。
从这件事情之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进谏,固然是臣子的事情,但是纳谏与否,则在于君王的决断。能否纳谏,是考验一个君王风度和智慧的重要途径,另外,善于纳谏也会使国家变得兴盛,而刚愎自用的君主往往会使国力大受损失,甚至亡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末年,秦王准备兼并六国。韩国倍感恐慌,于是派遣“间谍”深入秦国内部取得秦王的信任并为秦国主持修建水渠,旨在浪费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秦王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大为恼怒,决定驱逐在秦国的所有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得知自己被驱逐之后直言进谏,上了流传百世的《谏逐客书》,秦王览表,采纳,李斯重被重用,后来为秦王兼并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许多六国的人才得以留在秦国施展自己的才能,也为秦王扫六合提供了条件。
但是同一个人的身上却发生了不同的事情。秦始皇去世后二世即位,二世即位后大兴土木,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李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上书劝谏,二世大怒,在赵高的谗言下,李斯成为了历史上死的最惨的丞相,死无全尸,一代名臣死于自己所忠诚的国王之手,实在令人叹息。但是这也正是说明了二世不能纳谏,李斯死后不久,秦国就夭折在二世的手中。
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之间演绎了一段进谏与纳谏的佳话。每当唐太宗犯错误之时,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直言劝谏,甚至犯颜而谏,这个人就是魏征。唐太宗也以魏征为自己的镜子,为自己纠正过错,使自己少犯错误,终于造就了“贞观之治”。魏征死后,唐太宗大哭:“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死,朕亡一镜矣。”
从上面的事例不难看出,君主和贤臣配合得当,贤臣进谏,明君纳谏,才能使政通人和,国家安定。对于一个君主来说,面子往往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君主,能够容忍自己的臣子犯颜直谏,从而纠正自己的过错,这就很难得了,但是这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君主的风度。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应该像古代明君学习,做一个善于采纳别人正确意见的人,这样也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做一个更完美的人。
关于刘邦虚心纳谏的议论文。怎么写?
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的事,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说明刘邦的豁然大度与性格的豪爽。
纵观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1.3任贤为能的统治才华;悟性极高,善于纳谏的明君
刘邦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能够把大批杰出的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比如会带兵的韩信,善谋略的张良,会管账的萧何等等。《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的作者易中天概括刘邦的用人之道有八大特点:知人善任,不拘一格,招降纳叛,不计前嫌,坦诚相待,用人不疑,论功行赏,暗中控制。刘邦正是运用了这些管理人才的手腕,成就了自己的帝王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刘邦是懂得领导艺术的,具备当领导的素质的。
不错,与贵族世家出身的项羽比,刘邦出身贫寒,但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的称号,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而张良、萧何等人给他出的主意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和具体操作性的,谋略和战略性建议都有,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已定关中,项王随后入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对沛公先入关心有不悦,便使人去讨好项王,欲以求封。项王大怒,欲攻沛公,项王叔父左尹项伯与留侯张良素善,夜驰沛公军中私见张良,具以实情相告,欲使张良活命。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遂又以实相告知于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这一点就连其后世子孙刘备也与之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何其相似乃尔)经张良私下稍一点拨刘邦灵机开窍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因项伯文谕项羽,项羽乃止。一场鸿门兵险就此化解。故刘邦往往是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这并非完全是在恭维,更不是讽刺。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所说的知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了解人性中的优点,也了解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史记》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能成为老朋友。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惟恐其少,不厌其多。刘邦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不杀子婴,优待俘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详。”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第二件事是约法三章,废除苛法。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第三件事是刘邦自己不受犒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从刘邦所做的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大一统,正因为他头脑清醒,肯虚心纳谏。具有卓越的领导才华。
建国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困难重重,形势复杂多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如何保证刘姓江山能够万世永固。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所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复杂。刘邦建国后,总结秦亡的教训,而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楚人辩才陆贾是最早向他提出这个建议的。以“无为” 、“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刘邦对社会生产经济的恢复发展,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劳力归农(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减轻徭役、薄敛赋税、节约财用、抑制商人、迁徙大姓豪强和安定环境(移民边境)。另外,他和战匈奴,制订和亲政策。刘邦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争霸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等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显然后者是刘邦最为头痛棘手的事情。和许多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一样。刘邦为巩固刘氏政权,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
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功臣韩信。本文仅以韩信被杀事例为证,作以说明。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在楚汉战争的最后紧要关头,韩信的地位十分的特殊。用项羽的说客武涉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可以独立称霸于一方,与刘、项二王三分天下。而韩信没有听进这些话,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懂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的道理。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昧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在道德上输了一着。第二,他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第三,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
其实现在看来,刘邦收拾韩信等异姓诸侯王功臣,那都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刘邦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刘姓汉家王朝。可以说,刘邦收拾韩信等人,都是一步一步有预谋有计划性的。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刘邦深知此理。韩信虽是死于吕后之手,但也是刘邦忍耐已久,暗中允诺的。故当刘邦从平定陈豨叛乱的战场归来,听到韩信被处死的消息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也是他对韩信的欣赏与厌恶、怜爱的复杂感情写照。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刘邦并非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刘邦的一连串屠戮,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彭越、臧荼、陈豨、卢绾等人,还差点杀了樊哙。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
后人批评刘邦斩杀功臣和异姓王,并非过错。但是忽视了刘邦必须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作出很多妥协:郡县制虽然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完全废除郡县制,那么只能是回到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汉代的统一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和社会只会重走老路,汉代将不会是一个统一和稳定的政权,如果施行如同周代的分封制,无论同姓异姓皆封王,虽然可以起到暂时安抚各种政治集团利益的目的,但是无疑埋下一大堆的定时炸弹,内战只是迟早的问题。刘邦的选择其实比较精明,他保留了郡县制,因为他需要郡县制保持全国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同时他也列土封王,但那都是封给自己人,也就是同姓王。刘邦实际上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事情,就是一统天下,但是刘邦的手段就要高明的多,他既要考虑到未来政治的走向,又要兼顾时下的政治格局。不能不说刘邦的政治哲学其实已经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界,这种郡国并行的国家政体,看似非常别扭,实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创新,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当然其中的演化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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