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研究生论文
古建筑研究生论文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求徽州古建筑论文
徽州古建筑的特色摘要: 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关键词: 古建筑 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 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的感觉。 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 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徽派建筑的形成 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 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 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徽派建筑的特色 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最为鲜明的是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 徽州村落的选址大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进行,山水环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受传统风水“水为财源”观念的影响,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 徽派建筑工艺特征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 徽州古建“三绝” 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 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 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 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 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 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 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 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 徽州是复杂的——它亦动亦静、亦俗亦雅。行商坐贾囊中银两的碰击声,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映衬出自然的山水如画。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建筑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建筑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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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希腊建筑艺术的论文 2000字
古希腊建筑的概貌
在建筑方面,古希腊人的遗产可以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希腊建筑所包含的形象模型。这些模型首先包括一系列装饰物术语、雕塑以及风格,多多少少被全盘接受,或者断断续续被使用和废弃。即使失宠,也不能轻率断定它们已经从西方建筑师们的数据库中完全消失了。希腊建筑留传于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希腊人对建筑的本质看法。建筑形式总是让人被动地接受,而关于建筑的本质看法只能意会于心,而本能经常发现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地方。人们知道要恰当设计一个建筑物的维度,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数学比例。这种观点是希腊人的,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选择适当的比例上。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现身,有时建筑形式的完美性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偏爱的形状。
现存的建筑物遗址主要就是神殿、剧场、竞技场等公共建筑,其中尤以神殿为一个城邦的重要活动中心,它也最能代表那一时期建筑的风貌。 古希腊人的生活受控于宗教,所以理所当然的,古希腊的建筑最大的最漂亮的都非希腊神殿莫属。古希腊人认为,神也是人,只是神比普通人更加完美,他们认为供给神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比普通人更加高级的住宅。所以,希腊最早的神殿建筑只是贵族居住的长方形有门廊的建筑。后来加入柱式,由早期的“端柱门廊式”逐步发展到“前廊式”,即神殿前面门廊是由四根圆柱组成,以后又发展到“前后廊式”,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廊式又演变为希腊神殿建筑的标准形式——“围柱式”,即长方形神殿四周均用柱廊环绕起来。希腊神殿建筑总的风格是庄重典雅,具有和谐、壮丽、崇高的美。这些风格特点在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
古希腊建筑的特点
根据所遗留下来的希腊建筑,我们可以归纳出古希腊建筑的几大特点。
第一特点是平面构成为1:1.618或1:2的矩形,中央是厅堂,大殿,周围是柱子,可统称为环柱式建筑。这样的造型结构,使得古希腊建筑更具艺术感。因为在阳光的照耀下,各建筑产生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虚实变化,与其他封闭的建筑相比,阳光的照耀消除了封闭墙面的沉闷之感,加强了希腊建筑的雕刻艺术的特色。
第二特点是:柱式的定型。共有四种柱式:1. 陶立克柱式,2. 爱奥尼克柱式,3. 科林斯式柱式,4. 女郎雕像柱式。这四种柱式是在人们的摸索中慢慢形成的,后面的柱式总与前面柱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贯穿四种柱式的则是永远不变的人体美与数的和谐。柱式的发展对古希腊建筑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对后来的古罗马,欧洲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特点是:建筑的双面披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
第四特点是:由平民进步的艺术趣味而产生的崇尚人体美与数的和谐。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无论是雕刻作品还是建筑,他们都认为人体的比例是最完美的。大建筑师维特鲁威转述古希腊人的理论:“建筑物……必须按照人体各部分的式样制定严格比例。” 所以,古希腊建筑的比例与规范,其柱式的外在形体的风格完全一致,都以人为尺度,以人体美为其风格的根本依据,它们的造型可以说是人的风度、形态、容颜、举止美的艺术显现,而它们的比例与规范,则可以说是人体比例、结构规律的形象体现。所以,这些柱式都具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因为,它们表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与高贵。
第五特点是:建筑与装饰均雕刻化。希腊的建筑与希腊雕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希腊建筑就是用石材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从爱奥尼克柱式柱头上的旋涡,科林斯式柱式柱头上的由忍冬草叶片组成的花篮,到女郎雕像柱式上神态自如的少女,各神庙山墙檐口上的浮雕,都是精美的雕刻艺术。由此可见,雕刻是古希腊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雕刻创造了完美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也正是因为雕刻,是希腊建筑显得更加神秘,高贵,完美和谐。
古希腊建筑的影响
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其最突出的建筑语汇――建筑中的四种柱式,陶立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科林斯式柱式,和女郎雕像柱式,令古希腊建筑留下了独特且不朽的丰姿。其所崇尚的人体美使希腊建筑无论从比例还是外形上都产生了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建筑上的浮雕更是令建筑物生机勃勃,充满了艺术感。所以,想要研究古希腊的艺术史,希腊建筑就是一切艺术的研究起点,因为它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建起一座令后人惊叹不已的建筑物,它包含的还有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雕刻艺术。古希腊建筑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伟大成就之一,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经典之作。其建筑语汇深深地影响着后人的建筑风格,它几乎贯穿在整个欧洲两千年的建筑活动中,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还是集体主义时期都可见到希腊语汇的再现。古罗马的建筑受古希腊建筑影响最深,罗马时期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种混合柱式,来源都取自于希腊柱式。
古希腊建筑风格特点主要是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而神庙建筑则是这些风格特点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其中古希腊建筑史上产生了帕提农神殿、宙斯祭坛(帕加马)这样的艺术经典之作,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同时对世界建筑艺术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泉与宝库,那么,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则是欧洲建筑艺术的源泉与宝库。
古希腊建筑通过它自身的尺度感,体量感,材料的质感,造型色彩以及建筑自身所载的绘画及雕刻艺术给人以巨大强烈的震撼,它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令它经久不衰。它的梁柱结构,它的建筑构件特定的组合方式及艺术修饰手法,深深地久远地影响欧洲建筑达两千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建筑是西欧建筑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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