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讼师研究论文

清代讼师研究论文

作者：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林小静

讼师，顾名思义，就是帮忙诉讼的人，这一群体主要存在于州县。说白了就是帮有“冤”要伸的老百姓打官司的人，可以说是当今律师的“雏形”，《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曾说：“讼师之性质，与律师略同。然在专制时代，大干例禁，故业者十九失败。”在清代，讼师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和现在的律师根本没法比，他们不仅没有合法的社会身份，而且经常遭到官府的打压和贬抑，有着极差的声誉。如清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九日上谕所说：“民间讼牍繁多，则全由于讼棍为之包谋”；而讼师的活动，肯定是“陷人取利，造作虚词”、“造谋诬控”。可见，在官方的说辞里，讼师被认为是为图利而弄虚作假之人。

凭借一支笔，一张嘴行走江湖的讼师

那么，清代的讼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其实，讼师在清代前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有清一代的讼师数量是最多的，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有关，一方面由于清代州县出现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清代官方极力营造的“非讼”氛围，这种情况下官方不可能主动为百姓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只有依靠了解司法程序、掌握诉讼技巧的讼师来帮助他们出谋划策或代拟词状，才可能解决他们无法伸冤的问题。此外，清代的科举取士录取率是历代中最低的，所以出现了大量没有入仕但又有才识的人，这些人中有的被网罗进了幕府，还有的就选择做了讼师。不过，乐于充当讼师的并不只是贫困潦倒或不得志的士人，还有在家赋闲的官员、士人、乡约、保甲、豪强等等，这主要是由于讼师的高收入。讼师之收入，在量上甚至可以与当时人们钦羡的官吏相比，可以说，清朝的讼师收入足以“致富，饱食暖衣”。

清末诉讼场景

不过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讼师的，因为这行业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了解司法诉讼的基本程序，而且对文笔有着极高的要求。因为在词状中，能引用足够证据辩驳的讼师居少数，大多数讼师想要胜诉，更多是依靠文字功夫，曾有人评价讼师的工作“好为造意深刻、笔墨锐利之文字，以其混黑白而淆是非，也遂名之曰‘刀笔’”。足见讼师笔墨功夫之厉害。

讼师教唆当事人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并非每个讼师的讼词都是准确无误的，恰恰相反，清代的讼师参与诉讼中利用教唆当事人来谋取利益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对讼师的这种职业收入，自南宋以来的官府就以“骗取”、“赃”、“贿赂”等名之。在清代讼师中，也有称其所得为“贿”的场合，如丁治棠《仕隐斋涉笔》中的马贡生辩称”谁受尔贿”。因此自宋朝以来，国家法律乃至整个官方意识形态都对讼师采取一贯的压制态势。在清代，虽然对讼师的需求很普遍，但是统治者极力营造一种“和谐”、“无讼”的社会秩序，一切破坏这种秩序的人都被视为与之对立，因此作为助讼者的讼师，当然在严厉打击之列。此外，讼师不仅为律例所禁止，而且还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如讼师都被斥之为“讼棍”、“好讼之徒”，形容他们的大部分是“獐头鼠目”、“鬼头鬼脑”等贬义词。

参考文献；

洪浩：《论清代的讼师》，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编辑：马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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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鹏的学术著作

（1）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与黄震教授合著如下著作：《互联网金融法律与风险控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6月版 《论道互联网金融》，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做让用户尖叫的产品：互联网金融创新案例经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2）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发表如下学术论文：《互联网金融时代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分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的思考》，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3期。 《英美P2P监管体系比较与我国P2P监管思路研究》，载《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10期（第二作者） 《“宝宝类”互联网直销基金的法律风险控制》，载《金融电子化》2014年第7期《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载《中国信息安全》2014年第11期 《大数据在P2P网贷中的应用与困境》，载《金融电子化》2014年第12期（第一作者）《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私有制与所有权──古代中国土地权利状态的法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5期转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5年第7期全文转摘《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5年第4期全文转摘）《子思学派法家思想倾向初探》，载《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健讼与贱讼──两宋以降民事诉讼中的矛盾》，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4年4期全文转摘）；全文转摘于《中国法史精粹（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440-462页；《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权利的难题──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视角分析》，载《私法》总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私人财产之抑制与中国传统法文化》，载《中西法律传统》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末股东权初探》，载（台湾）《月旦民商法杂志》第1期（2003年9月）。《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清代健讼社会与民事证据规则》，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清朝〈状式条例〉研究》，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约2万字）《从陋规现象到法定收费──清代讼费转型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约3万字）《也论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对〈错斩崔宁〉、〈窦娥冤〉的再解析》，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约2万字）《清代民事法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韩国）《亚洲研究》第9期（2010年5月），（约2万字） “法治与中国文化暨中国法律史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南开封，2005年10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河南大学法学院主办,受邀作题为“清代民事起诉的方式──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的学术报告。 《失礼的对话：清代的法律和习惯并未融汇成民法》，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7期转摘 《美国的公司治理与购并──20世纪80－90年代历史之解读》，载《私法》（总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2．8万字）《过失杀人：划分犯罪意图的谱系》，载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64－202页（2．7万字）

律师VS讼师：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讼师群体如何走向消亡？

古代的讼师通常指具有一定的法律辨识能力和诉讼知识，擅长在诉讼文字上下功夫，通过帮助贫民百姓撰写诉状、出谋划策、参与诉讼，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传统社会民众打官司和申冤诉求的人。

现代的律师不同于古代的讼师和状师，是指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制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儒家思想教化，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告状打官司是一种“失礼”的不好行为，健讼更是一种坏风气。民国初期背景的戏曲《杨三姐告状》中，杨母有这样的台词：“打官司告状，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可见这种观念影响之深，在《杨》剧中，最后案件得以解决，还是去天津请了律师。

古代中国历朝统治者禁止人架词唆讼，清代则更是如此。但是，社会总免不了告状打官司，特别是历史发展到了清代，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人们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复杂起来，民事立法的成分逐渐增加，词讼案件也多了起来，就为一批专门为人写状词、打官司的人提供了市场。历来民人遇不平之事，告状到官府，其呈词俱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可请人据实代写。

虽然《大清律例》律文也不禁止帮别人写状词、出主意打官司，但也没有给予讼师合法的地位。法律上允许人抱不平，无偿而真诚、求实地帮别人打官司写词状、出主意，而不允许人教唆起灭词讼，为人作词增减情罪，诬告于人，更不允许以此作为受财求生的职业。

然而，一般老百姓多不识字，更不懂告诉状的公式套语，向来就有一批人专门为人打官司作词，难免偏持一端，甚至起灭词讼，增减情罪，使当事人健讼不休，因而从中得利，被政府称为“讼棍”或“讼师”。可以看出讼师和律师最大的区别，讼师是非法职业，而现代的律师是合法的职业。

随着法律关系的复杂，词讼案件的增多，虽然讼师是非法职业，但是讼师的活动也更为活跃。雍正时期为整肃诉讼秩序，于雍正七年（1729）建立了官代书制度，即诉状要由官方代为书写。到乾隆时，诉讼状无官代书戳记成为诉讼受理十四不准之一。官代书的资格需要经过考试取得，地方承审衙门均可以招考。这项制度实行后，讼师直接代人作状词的机会失去了，但是讼师可以和官代书勾结分工，由讼师写底稿，由官代书誊抄，共同分利。

黄岩诉讼档案研究论著目录

著作：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法下乡 上 黄岩诉讼档案》，法律出版社2004年。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法下乡 下 黄岩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

期刊论文：

邓建鹏：《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和基层的司法运作——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法治研究》，2007年第5期。

胡谦：《从黄岩诉讼档案看晚清民间调处机制》，《兰台世界》，2008年第20期。

胡谦：《从黄岩诉讼档案看清代州县讼案诉状格式》，《兰台世界》，2009年第8期。

胡谦：《清代州县听讼制度的再认识：以黄岩诉讼档案为对象的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陈瑞来，肖卜文：《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于语和，刘志松：《同核相生:国家法、民间法关系的回眸与前瞻：从〈黄岩诉讼档案〉谈起》，《民间法》，2010年第0期。

杨华玲：《浅谈黄岩诉讼档案中的“珠语”》，《档案》，2012年第3期。

陈伟杰：《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社科纵横》，2012年第3期。

陆娓：《清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以“黄岩档案”与“巴县档案”为例》，《求索》，2013年第11期。

巴哈提牙尔·米吉提：《黄岩诉讼档案状词真实性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3期。

柯联民：《近代台州调解的实践与反恩：基于〈黄岩诉讼档案〉的研究》，《台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学位论文：

王琳：《清代民事细故诉讼驳回理由研究》，武汉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胡东豪：《清代调解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樊欣榕：《论〈黄岩诉讼档案〉中的“抱告”制度》，甘肃政法学院2014年硕士论文。

张婷婷：《〈黄岩诉讼档案〉的批语研究》，海南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陈圆圆：《乡土社会的民事调解——以清代黄岩诉讼档案为中心》，浙江工业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沈松森：《“理”的程序中细故案件处理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对象》，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沈玮玮：《诉状、权利与治理:对黄岩诉讼档案研究的反思》，中国法律史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报纸：

张永强：《解读黄岩清代诉讼档案》，北京法制日报，2003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