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戏的毕业论文

花鼓戏的毕业论文

湖南花鼓戏又称湘剧，源自于湖南益阳，后发展到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安徽等地，是湖南各地地方小戏花鼓、灯戏的总称。由于流行地区不同而有长沙花鼓戏、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等之分，各具不同的风格。它源自湘南民歌发展而成，从一旦一丑演唱发展到“三小”演唱。各地花鼓戏的传统剧目约有四百多个，音乐曲调三百余支。按其结构和音乐风格的不同可分为川调、打锣腔、牌子、小调四类，都有粗犷爽朗、地方色彩浓郁的特点。音乐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曲调活泼轻快，适于歌舞戏。著名演员有廖春山、王佑生、张树生等。 [编辑本段]湖南花鼓戏历史　　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了。
　　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全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传统剧目　各地花鼓戏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较大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 音乐曲调　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联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4类：川调。或称正宫调，即弦子调，大筒、唢呐伴奏，曲调由过门乐句与唱腔乐句组成，调式、旋律变化丰富，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 打锣腔。又称锣腔，曲牌联缀结构,“腔”、“流”（数板）结合，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和，有如高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主要唱腔之一。 [编辑本段]花鼓戏角色分类　　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 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后者虽属明、清时调小曲系统，但已地方化。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表演特点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行当　花鼓戏的行当分工也更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二旦、花旦、闺门旦；小生又分正小生、风流小生、武小生、烂布小生、奶生子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各地的花鼓戏都各有一些著名演员，近期有长沙的何冬保（丑）、湘潭的廖春山（旦）、邵阳的王佑生（老旦）、桃源的张树生（生）、岳阳的杨伯成（丑）、衡阳的张廷玉（小生）等。
　　长沙花鼓戏，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花鼓灯）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
　　长沙花鼓戏在地花鼓阶段，是从“两小”(小丑、小旦)到“三小”(两小加小生)，再从“三小”发展到多种角色。但以“三小”为主，至今仍是长沙花鼓戏的重要特点。 [编辑本段]剧目与音乐　　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中，有大量的小戏和折子戏，是最有特色和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小戏包括“对子戏”和“三小戏”。小戏大都是在山歌、渔歌、小调、地花鼓、竹马灯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折子戏则是大本戏中经常作为单独演出的，都是长沙花鼓戏中最流行的剧目。建国后，依靠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改编。重点加工整理的有《刘海砍樵》、《芦林会》、《阴阳扇》、《南庄收租》、《刘海戏金蟾》等五十个剧本。
　　在音乐中属于“曲牌联缀体”，联缀的方法是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和保持唱腔布局统一协调的要求，将同基调的多支曲牌联接起来，达到刻划人物、展现剧情的目的。但在表现手法上，辅以板式变化，以弥补曲调之不足。
　　长沙花鼓戏的声腔分为“川调”、“打锣腔”和“小调”三大类。前两类称为“正调”，有较固定的声腔格式、旋律特点；后一类的曲调旋律、节奏、调式都变化较大，基本上各自保持原来的民歌结构。长沙花鼓戏的过场音乐，曲调来源于民间歌曲和古典的曲牌。
　　长沙花鼓戏在“三小”的基础上发展了生、旦、净、丑诸行角色。但小丑、小旦、小生仍代表着本剧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小丑分为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等。
　　长沙花鼓戏的伴奏乐队，分文武场面。文场有大筒、唢呐。大筒是主要乐器，形似二胡，以竹筒蛇皮制作，音色清亮而浑厚，伴奏时用于托腔保调；唢呐分大唢呐和小唢呐，主要用于吹奏过门。武场有堂鼓、大锣(苏锣)、大钞(汉钞)、小钞和小锣。击拍的是“可子”(即长方形的梆子)。
　　岳阳花鼓戏流行于岳阳、汨罗、临湘及鄂南一些城镇。清代嘉庆《巴陵县志》就有在巴陵 一带农村演花鼓戏之盛的记载。
　　从音乐来说，岳阳花鼓戏主要声腔叫“琴腔”。“琴腔”曲调有［单句子］、［夹句子］、［梦调］、［阴调］、［哀调］等。其他民歌小调如［思夫调］、［相思调］、［闹五更］、［十绣］、［回门调］、［十杯酒］、［梅花引］等，常穿插其间使用。“琴腔”受汉调影响是很明显的。岳阳花鼓戏有不少剧目也是以“琴腔”为主的，所以它在湖北南部、东南地区演出时，因音乐同源，语言相近，群众很容易接受，很喜欢看，并叫它“提琴戏”。
　　主要剧目有《思夫》、《补背褡》、《芦林记》、《双盗花》、《双卖酒》、《牛郎织女 》等。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长沙、湘潭、株洲、宁乡、浏阳、平江等地，是湖南花鼓戏流行最广， 影响最大的一个花鼓戏剧种。早在清代中叶就在这些地方流行开来，盛演不衰。
　　长沙花鼓戏主要声腔是“川调”，为大部分剧目所采用。因伴奏用丝竹乐器，民间称它为 “弦子腔”。“弦子腔”同样受汉调皮黄影响，逐渐靠近板腔音乐，也有［一流］、［二流］、［三流］、［导板］、［哀子］、［四腔哀子］、［吟腔］、［梢腔］之类，主要剧目有《盘夫》、《祭塔》、《捉蝴蝶》、《放风筝》、《梁祝哀史》、《白蛇传》、《菜园 会 》、《讨学钱》、《芦林会》等。
　　无论“琴腔”还是“川调”弦子，都以大筒等弦乐伴奏，其发音沉郁淳厚。
　　岳阳花鼓戏和长沙花鼓戏第二种声腔都叫“锣腔”。“锣腔”也叫“打锣腔”即演唱时用锣鼓伴奏，不托管弦、人声帮腔。解放前荆州花鼓戏也是锣鼓伴奏，人声帮和，50年代才加入文场伴奏。无论是岳阳还是长沙的花鼓戏在本地锣鼓音乐如［木皮调］、［木马调］、［ 辞店调］、［四六调］、［八同牌子］的基础上，吸收了汉调皮黄某些板腔音乐，形成 ［导板］、［三流］、［急板］、［散板］等板式组合结构。
　　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第三种声腔叫“小调”，为地方性民间音乐，具有浓郁的地方乡土色彩。如民歌小调［采茶调］、［望娘调］、［倒板调］、［四季青］、［采莲船调］、［洗菜心］等。但作为过门、过场音乐也搬用了汉调某些锣鼓经，如［万年欢］、［一枝花］、［扑灯蛾］、［得胜令］、［柳摇金］、［傍妆台］等。
　　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成为独立戏曲剧种最早演出是情节性不太强的“二小”，即一旦 一生、“三小”即一旦一生一丑的“三小”歌舞戏，多用当地小调，后受汉剧和其它剧种影响搬演情节性强，人物较多的剧目。
　　因小调戏曲化程度低，就吸收了与之毗邻且语言、语音又比较接近的汉调音乐，形成后来 的 “琴腔”或“川调”及某些“打锣腔”。并在长期的舞台演出过程中融入地方音乐，依循旋律特点相对固定的声腔格式。花鼓戏把这称之为“正调”。“正调”的形成弥补了小调之不 足，曲牌联缀之不足，使花鼓戏具备演本戏的音乐条件。
　　至于常德花鼓戏，主要流行于常德、桃源、汉寿、临澧、大庸、慈利一些地方。它源于民间的“采茶灯”、“车儿灯”，清末流入城市。宣统年间《长沙曰报》就有常德禁“花灯淫戏”的记载，正因为此，才迫使后来花鼓戏班与汉班合演，在合演中直接受到常德汉剧的影响。解放前，不少花鼓戏艺人学汉剧，入汉班，演出常是花鼓、汉调“两下锅”，当地称这种班子为“两抡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常德的音乐也是“川调”、“打锣腔”和“小调”。主要剧目有《林英观花》、《跳粉墙 》、《拣菌子》、《双下山》以及解放后改编的《尤二姐之死》。新编现代戏《山村兽医》。
　　湖南花鼓戏除声腔音乐外，不少传统剧目是从汉剧搬过来的，据说有几百个，如《宋江杀 惜》、《梅龙戏凤》、《关王庙烧香》、《槐荫送子》、《清风亭》、《赶潘》等。 [编辑本段]现代花鼓戏著名剧目　　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湖南花鼓戏在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挖掘 、整理和改编了许多传统剧目，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有《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等
　　由萧重饰胡秀英，赵菊云饰刘海，钟宜淳饰刘母的《刘海砍樵》说的是常德武陵丝瓜井刘家村有位青年樵夫刘海，每天上山砍柴，然后卖柴换回盐米侍奉娘亲。前山有狐狸九姐妹，九妹胡秀英因爱慕刘海勤劳朴实，所以在路上拦住刘海，提出亲事。当刘海知道秀英是真心爱他时，就答应了。于是二人以柳树为媒。山作证结为夫妻，双双归家。原来刘海娶回家的胡秀英是修炼了500余年，才得半仙之体的狐狸仙女。她有颗宝珠，使她得以变人身。前山还有个石罗汉，原身是青石金蟾，也在山上修炼，想得半仙之体，于是趁刘海长街购物之际，潜往刘家，见胡秀英正在丝瓜井旁汲水，便率众石头上去劫夺宝珠。胡秀英寡不敌众，被打落井下，石罗汉用千斤闸闸下，胡秀英腹内绞痛，筋疲力尽，只得把宝珠从口内吐出，被石罗汉抢走。胡秀英失去宝珠，五鼓天明就要现原形，便对购物回家的刘海讲了实情。刘 海听后不顾生死，赶到前山，得神斧之助夺回宝珠，夫妻重得团圆，过着美满的生活。
　　剧中“刘海哥，那我将你好有一比……我这里将大姐好有一比……”胡秀英与刘海的一段对唱活泼欢快，把二人成婚，双双归家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风趣可爱。是湖南花鼓戏最富特色的唱段之一，一直传唱不衰。
　　除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外，湖南花鼓戏特别注重创作演出现代戏，在本省和全国都有较大影响。仅湖南省花鼓戏院1965年统计：“上演大小94个剧目中，现代戏占69个，如《三里湾》 、《打铜锣》、《补锅》、《双送粮》、《红色营业员》、《郭亮带兵抓郭亮》、《我的一家》、《还牛》、《送货路上》、《两张图 纸》、《山村兽医》、《野鸭洲》、《对 象》、《牛多喜坐轿》等。其中《打铜锣》、《补锅》、《两张图纸》、《送货路上》、 《野鸭洲》等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片，《三里湾》、《对象》获1979年文化部举办的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奖。”
　　由李谷贻饰刘兰英，彭复光饰李小聪，钟宜淳饰刘大娘的《补锅》说是的养猪能手刘大妈有个独生女儿叫兰英，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与同学李小聪相爱。李小聪高中毕业后学补锅手艺。刘大妈风闻女儿看上一个补锅的，认为补锅没出息，所以反对女儿与他相爱。有天刘大妈失手打破了煮潲的大铁锅，兰英借此机会把小聪叫来补锅，两人巧妙地对大妈进行教育，使大妈改变了过去的旧思想。
　　演刘兰英的李谷贻，后改名李谷一，由唱花鼓戏进入了声乐殿堂，成为当今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湖南花鼓戏虽说后来发展有了生、旦、净、丑诸行当，但小旦、小生、小丑仍占主要地位，表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注重不断吸收传统的表演技巧，如岳阳花鼓戏就直接从巴陵戏中借鉴传统戏的袍带、翎子、翅子、扇子、官衣、罗帽、胡子、把子和扑、跌、翻、打等表演技巧，用于塑造人物和表现情节，以丰富花鼓戏剧种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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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有欣赏音乐的自由.无论你是高兴或悲伤.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得失.尽情沉静在美妙的音符之中.

音乐是一种心灵的产物.音乐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宣泄.因此音乐往往会引起共鸣.会勾起你的喜怒哀乐.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在他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试想失去听觉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贝多芬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用心去聆听这个世界,聆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震撼的交响曲.贝多芬正向一个音乐精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音乐的两个属性-灵性和神奇.

我是个感情很丰富的男孩子.我认为通常这样的人对音乐的热情会比较高.因为音乐本身是种很感性的东西.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我选择了音乐欣赏课.这对我来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有了种突破.也纠正我对音乐的一些狭隘的理解.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通俗流行音乐充满了吸引力和号召力.这是因为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但盲目追求流行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流行中的确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快餐的音乐.现在终于知道老鼠爱大米有多可笑了.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静下心来聆听高雅艺术还是在音乐欣赏课.那么的震撼.感觉心灵受到洗礼.忘不了美妙的钢琴曲的声音. 我真的喜欢钢琴的声音.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欣赏水平的提高.

在感受音乐的同时,我们更了解了许多的音乐家.其中有天才莫扎特.和音乐之父贝多芬.上面提过.不过他是让人感受最深,心灵震撼最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太伟大了.

贝多芬的一生是充满了艰辛与痛苦，但他同样是幸福与永恒的.因为有音乐伴随他的一生.更影响他的后代. 当然我是无法用音乐评论家的角度去分析他的音乐，我只能用心去感受，试图能与贝多芬音乐的灵魂接触，对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说，音乐是生命，贝多芬同样如此，音乐是让人欣赏的，但贝多芬耳失聪后，仍对音乐那种至死不悔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仍不断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此时此刻，音乐是有灵魂的，它飘忽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热爱音乐，更爱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感情。

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它甚至能拯救人的生命。当然伟大的音乐只能由伟大的音乐家来创造，或许这话过于绝对了，但有一点，音乐是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也只有我们去付出了，才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音乐，才会让音乐家的生命永恒，让音乐的天使留在我们的身边。每个音乐人都希望有贝多芬那样的成绩，但音乐又是自私的，而是在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善于捕捉每个音乐细胞。我想音乐与贝多芬已经合为一体了。贝多芬是音乐，音乐亦是贝多芬。音乐的升华就是生命，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去拨弄那把无玄琴时，才发觉音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音乐无所不在.关键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就是因为音乐的灵性和神奇吧.所以不是没个人都能成为音乐家.

我看过西区故事,了解了黑人音乐.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或者曾经喜爱过已广泛采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所谓中国民歌。我们接受那些起源于白人传统的美国流行音乐来一般不成问题。但摇滚乐的基础有一大半来自黑人音乐，其旋律特点，节奏方式，乃至音调高低等都与西方古典音乐有所不同。黑人乐手十分注重Showmanship。这个词可以译为职业道德。比如，早期的黑人民歌手即使再穷，上台也要穿西装，因为他觉得这是职业歌手起码的装束。后来的黑人摇滚乐手在表演时一个比一个疯，演出服一个赛一个地夸张。这个词还可以译为表演技巧。表现在音乐上，就是对即兴演奏的重视。其实早期的西方古典音乐很重视即兴演奏，据说莫扎特就是一个天才的即兴演奏大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人把这个美好传统给丢掉了。早期美国黑人乐手的唯一舞台就是酒吧。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对喝得醉醺醺的听众们，没有什么比一大段出色的即兴演奏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了。美国摇滚乐吸收了黑人音乐这一特长，极为重视器乐独奏，在主副歌之间总要来上一大段Solo，极为出彩。这在中国流行音乐中是少见的，这和中国乐手缺乏演出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后来风靡美国的所谓“另类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鼓励人类第一次越过贫富、阶级和肤色这些表面的差异，挑战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不管这种挑战是否有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摇滚乐）的发展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人们比过去更能容忍另类的思想和艺术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鼓励个性发展，崇尚标新立意。没有这种态度，没法想象美国摇滚乐在这四十多年里会出现那么多独特的歌手，那么多富有个性的作品，那么多不同的流派。

虽然我们聆听好音乐的时间不多.但我真的感觉到了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不敢想象没有音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虽然没有每次都去,可是我去的每次都用心听了.感谢老师，感谢音乐欣赏课。我知道以后的时光中能有这样的时间听音乐的时候不多.可是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将永远伴我向前迈进。我想让音乐支撑起所有的价值和尊严，因为音乐让我多了一份睿智，让世界多了几缕温馨……

欧阳觉文对湖南花鼓戏有什么贡献？

欧阳觉文是国家一级作曲。他于1942年12月生于湖南浏阳，1956年考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先司鼓，1969年开始作曲，曾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至今为止，为花鼓戏作曲125出，其中有《沙家浜》、《喜脉案》、《桃花汛》、《秋天的花鼓》、《乡里警察》、《作田汉子也风流》等。

欧阳觉文为电影、电视作曲60部，其中有《乡长本姓赵》、《村官是个堂客们》、《野鸭洲》、《送货路上》、《女儿船》、《铁牛镇》等。

欧阳觉文还发表或对外演唱的歌曲三百余首，如《江南采茶女》等。专业论文20余篇，如《湖南湘中花鼓戏四音结构的探索》等。

编著《湖南花鼓戏常用曲调》、与刘赵黔合作编著《湖南花鼓戏名师指点》、《湖南花鼓戏名剧名段选》，由出版社出版。获省以上作曲奖28次，有湖南花鼓戏《老表轶事》、《走进阳光》获文化部十一届和十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其作曲的剧目六次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其作曲的四部电视剧获“飞天奖”。

谢柏梁的简介

谢柏梁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史、古代戏曲、西方戏剧史、比较文学和影视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国悲剧文化史》等多部著作。先后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上海市“曙光工程”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谢柏梁博士，近年来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发展历史的专著，并几度应邀到加拿大、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讲学 。鉴于他在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一系列理论建树，中国国务院向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并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美国学术委员会也将他列入1999-2000中美学术研究重点资助对象。 耳濡目染花鼓戏，身体力行文艺路“我与天门花鼓戏渊源很深。”谢教授说，天门是江汉平原的一个戏窝子，除了汉剧、楚剧的广泛影响之外，本地的天门花鼓戏（后来又称天沔花鼓戏或者荆州花鼓戏）十分流行，成为一方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58年9月25日，谢柏梁出生在多祥镇板桥大队西台村。他的祖父谢有本、父亲谢支祥，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知识分子，同时也都是忠实的戏迷。谢柏梁自小便酷爱看戏，酷爱读书,但因为“文革”株连，不能考入高中深造。从此，谢柏梁便返乡劳动，挑起了沉甸甸的生活担子。在农村务农、装卸站扛包的6年“社会大学”磨练之中，谢柏梁积极参加了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成为乡间剧团的笔杆子。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小戏和小节目，都被搬上了舞台，获得了县区的许多奖励。他也随着大队剧团和多祥剧团四处巡回演出，直接感受到老百姓对文艺节目的愿望。民之所欲与民心好恶，为谢柏梁创作契机的生发、审美趣味的升华，提供了最为深厚而广袤的文化土壤。后来，他又在县文化馆范齐家等老师的引导下，成为天门县较为活跃的年轻创作者之一。全国棉花工作现场会在天门召开时，大型开幕式的节目创作，便出于谢柏梁之手。从此，谢柏梁成为县文化局悉心扶植、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人。从爱好花鼓戏到为剧团创作花鼓戏，谢柏梁对这一本地剧种的历史渊源与艺术流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近年，作为戏剧教授的谢柏梁，还为家乡的剧团提供了一些适宜于移植成花鼓戏的剧本和演出录像资料。自古以来，一方水土养一方戏。因此中国戏曲的其他剧种，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群众土壤。想当年，在文化局组织的一次次的创作学习班上，谢柏梁创作之余，往往一头钻进县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国名剧，从而逐渐萌生了日后为中国戏剧写史的强烈愿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家乡接受的艺术启蒙、儿时受到的艺术熏陶以及楚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都使得谢柏梁能够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内不断前行。 寒窗十年勤耕耘，曲论才罢剧史成1979年秋，踏入社会6年之久的谢柏梁依靠顽强的自学，考上了湖北师范学院，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新生。作为一名大学生，他的古典文学、戏剧文学与英语课，一向是班上名列前茅的。由于有多年的创作实践，谢柏梁的写作在班上尤为突出。他的作文通常被列为全班的范文；他的散文、诗歌与小说创作也都在报刊上先后发表，成为班上同学发表作品的翘首。长期从事戏剧活动所带来的惯性，促使谢柏梁对戏剧名作更多一份关注。他对中外戏剧悉心研读，早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学报上发表了《从〈琵琶行〉到〈青衫泪〉》的长篇论文，对元曲大家马致远的作品予以了细致分析和深入品评。临近毕业时，他又以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四年本科生涯结束后，谢柏梁觉得自己的知识还很贫乏，便毅然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戏曲理论研究。上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中心地区，曲学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一项。在导师的指导下，谢柏梁数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在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反复借阅古代名剧稀有版本，并且一笔一划誊抄下来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戏曲序跋。最后，他整理出来近百万字的中国戏曲序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戏曲序跋概论》。该书的一些章节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杂志上发表之后，为曲学研究又打开了一扇值得注意的门户。硕士毕业后，谢柏梁又马不停蹄地报考中山大学的中国戏剧史博士专业，并在众多考生当中，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获录，成为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传人、当代中国戏曲研究大家王起（王季思）先生的入室弟子。在上海时期，谢柏梁重点研究戏曲理论；广州时期，他重点研究中国戏曲史。这样下来，使得他能够对戏曲理论和戏曲发展史两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大师的悉心指导下，谢柏梁每月都要写一篇以上的戏曲论文，这些文章在《文学遗产》等全国各地的许多杂志上先后发表，作者也因此先后两度被评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的文科科研奖第一名。十年磨一剑。在这些年的求学生涯中，谢柏梁终于转型为学术素养比较丰厚、文学基础比较扎实的青年学者。也是在此时，随着《中国悲剧史纲》的完成，谢柏梁立下了写作系列戏剧文化史的宏愿。 埋头科研成一体，云游讲学走天涯获得沉甸甸的文学博士学位后，谢柏梁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成为文化部系统中的年轻学者。之后，他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上戏任教期间，除了上课并担任戏剧史教研室主任之外，谢柏梁埋头科研，勤奋著述，先后写作出版了多种专著，逐步构建起他的戏剧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系列，先后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大戏剧家关汉卿》等专著 。多年以来，谢柏梁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和北美学术机构的扶助与支持。他的研究先后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有两项，被列入上海的是“曙光工程”项目、上海市教委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上海市出版局重点资助项目等三项；被上海戏剧学院列入科研一等奖的有一项，被列入为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的有一项，被全国美学学会、国家新闻出版局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评为优秀科研奖的有两项。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谢柏梁还在许多高校和文化机构讲学。他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上海越剧院、宁波市文化局等一些文化机构作过关于戏剧文化的专题报告。2008年，谢柏梁进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成为该校文学艺术相关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作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会带领自己的弟子们，为繁荣学术文化作出新的成绩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谢柏梁走出国门，先后到澳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佛萨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一些本科生、研究生讲解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还与一些外国学者合作著述，将中国文化通过不同语言文化层面，传播到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中去。谢柏梁在海外的奖助项目中，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美国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单位的科研奖学项目等四项。正是这些春风化雨般的资助和相濡以沫似的鼓励，使得谢柏梁深感对外文化交流责任重大，不敢懈怠停步。从故乡踏上征途，从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方重镇、现代教育中全国驰名的高考“状元县”起跑，他将为中国传统文化、影视艺术和世界戏剧艺术的弘扬光大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谢教授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切，全归功于天门水土的滋养，故乡文化的陶冶，家乡父老的熏陶，父母亲人的赐予，以及童蒙老师们、文化局系统的诸多长辈们、三所求学高校的诸多恩师们的悉心栽培与精心呵护。难忘故乡与师恩，谢教授说：最好的报答，还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多洒点汗水，多做些耕耘，趁此大好的春光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