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献年谱标识

论文文献年谱标识

年谱中无作者观点。年谱撰写者对谱主的事迹、作品和思想自然需要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年谱就是谱主的编年体纪事的传记，要求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有贯穿谱主一生的连贯性以及涵盖其一生社会活动的广延性。
年谱也不能随意掺杂编纂者的主观感想，或是大段抒情如私人信件和札记等。一部严谨的年谱应是在编年中融合纪传的叙事手法，并从行状、墓志铭、谱牒、年表、传记等体裁中引录文献材料，借鉴组织方法，如章学诚所说，“年谱者，一人之史也”。好的年谱是内容丰富、文体多样的传记，一种具有中国文史特色的传记。

怎么使用工具书的说明文

工具书的使用
各种工具书,对于浩瀚的书刊资料来说,好比探测器,运用自如,海底可以捞针；又好比知识宝库的钥匙,掌握好了,就可以破门而入.对于迫切要求利用图书馆,渴望提高学习、工作和科学研究效率的读者来说,应把工具书的掌握和使用,作为一种必备的基本功来加以训练.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工具书的基本知识,进而熟悉和掌握工具书的查找方法,现就工具书及其作用,各类型工具书选介和怎样查找利用工具书介绍如下,供读者利用图书馆时参考.
书籍浩如烟海,知识无穷无尽.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免不了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只能借助于工具书.工具书是比较完备地汇集某方面的资料,按照特定的方法编排起来,以供检索文献线索和解疑释难时查考的图书.　　
工具书具有知识性、资料性和检索性等特点.知识性是因为工具书收集传递的知识内容广泛,对于某一学科门类的知识,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资料性是因为工具书收集的资料.古今中外,详尽无遗：检索性是因为工具书收集的资料,都是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知识系统便于查考,能起到“指引读书门径,解决疑难问题,提供参考资料,节省时间精力”的作用.　　
工具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看书学习遇到难字、难词,不明白的成语典故,要查字典、词典；在学习或工作中,要了解国际、国内时事资料与统计材料,需参考年鉴、手册；研究问题,写作论文必须广泛地收集材料,需要借助于各种书目、文摘.索引、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对于一个读者来说,要自学,要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如何在书刊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查找所需资料,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工具书. 工具书的类型很多,就其文字来说,有中外文之分；就其编撰时代来分,有古代、近代与现代之分；就其内容来说,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就其功用与特点来说,一般把工具书区分为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年表、历表、名录、图册、目录、索引、文摘等. 传统的工具书有以下几种检索方式：
字顺排检法：又称字序法,是按照一定顺序排检单字或复词的一种方法.一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和索引等都常用这种方法.字顺法包括形序法（有部首法、笔画与笔形法、号码法）和音序法.
　　分类排检法：是按学科体系或事物性质分类编排的方法.古代的类书、政书多采用这种方法编排,现代的一些年鉴、手册、指南也有采用这种方法的.
　　主题排检法：是一种以规范化的自然语言,作为文献主题标识符号的编排方法.目前,国外的检索工具书大部附有主题索引或直接采用主题排检法.在国内,主要用于科技文献的检索.　　时序排检法：是按事物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或人物生卒年月日、生平经历的先后次序编排查检文献的方法.一般查找年代和历日的年表、历表、记载个人生平的年谱、大事记都采用这种方法编排.
　　地序排检法：是按行政区划的次序排检文献的方法.多用在研究查考自然资源及经济开发的工具书中. 知网工具书集成了各种检索方法,以最精炼的步骤得到最准确的答案,不仅检索方便,而且提供了词条的不同解释对比,增加了工具书的实用性和准确性.

朱彝尊研究论著叙录（三）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

权德舆与韩愈关系探微

权德舆与韩愈关系探微

段承校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 江苏 南京 210097)

收稿日期: 2000- 02- 26

作者简介: 段承校 ( 1963- ) ,男 ,湖南黔阳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 权德舆;韩愈 ;文坛盟主;交游关系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摘　要: 考察了权德舆、韩愈两位中唐前后相续的文坛盟主的关系。认为: 虽然权、韩存在诸多交游的时空条件和思想基础 ,但终未见有文字上的往返 ,这反映了以权德舆为首的贞元后期的文人群体 ,重清检礼法 ,不与或少与浮薄、躁进的进士新贵来往的人事交往关系。其中既有政局变更的原因 ,也有艺术追求、人生意趣的不同等方面的因素。显露出中唐新旧交替文人代际间转换关系: 文坛新秀既保持着对前辈们的应有尊敬 ,也在不断地突出前辈的牢笼 ,为树立起自己的门庭大胆地拓展着。

1　引论

权德舆和韩愈是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前后相继的两代文坛盟主 ,为中唐诗歌的繁荣和古文运动的展开各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权德舆生于肃宗乾元二年 ( 759) ,卒于宪宗元和十三年 ( 818)八月 ,享年六十岁。韩愈生于代宗大历三年 ( 768) ,卒于穆宗长庆四年 ( 824)十二月 ,享年五十七岁。权长韩十岁。就其生活的时代来说 ,应该算是同时代的人 ,但权成名远远早于韩。 

权德舆从贞元八年 ( 792)入朝为官开始 ,至元和十一年 ( 816)末出镇兴元府 ,“元和以来 ,贞元而下 ,阁下主文之盟 ,余二十年矣。” [1] (元稹《上兴元权尚书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坛盟主 ,通行的文学史论著几乎很少叙及 ,只有蒋寅先生的《大历诗人研究》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曾给予过比较客观的评价。笔者曾于 1994年撰写过学位论文—— 《权载之文集校正前言及权德舆事迹系年考证》 ,与蒋寅先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 

韩愈在中唐文坛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世所公认 ,兹不赘述。然而 ,这两位前后相继的文坛盟主 ,从时空交游的可能性及为文倾向极为相似方面 ,两代文坛盟主之间都应有广泛的交游唱酬。权氏于贞元末连续三次典贡举 ,韩愈通过陆参与权氏的关系举荐人才 ,先后及第者达九人 ,为一时之盛选。当权氏在元和五年 ( 810)九月出任宰相时 ,韩愈高唱: “昨闻诏书下 ,权公作邦桢。文人得其职 ,文道当大行。” [2] (《燕河南府秀才》 )看来 ,韩愈对权氏的“文人”身份及“文道”当是首肯的。权氏卒后 ,韩为其撰墓碑。权氏在为文倾向上曾深得古文家柳冕的推许。 

诸多迹象表明 ,权、韩之间应该有比较多的交游唱和 ,却成了“道相同却不相谋”的文坛奇怪现象。关于此一问题 ,自古迄今似未有人论及 ,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清理 ,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唐文坛诗人群体代际间新老交替的一些微妙现象 ,故不揣谫陋 ,略呈浅见 ,就教于方家时贤。2　两则诗文的辩证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权、韩交往的最早记载是《权载之文集》卷三四《左卫胄曹许君诗集序》 (此序集中缺 ,补刻于集后 ,又见于《文苑英华》和卷三《和韩侍御白发》 ) ,但这一文一诗所反映的内容显然与韩愈无关。权序云: “有许氏子者名经邦 ,字某。……寡不交当世 ,故知之者希。惟昌黎韩愈 ,泰山羊滔最为友善。羊既物化 ,韩为江西从事。今年余役于钟陵 ,而君去世之三岁也。文行实录皆得之于韩。”但此序中的“昌黎韩愈”不是后世通称的“韩昌黎”。 

此序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已疑之 ,然未得确论 ,兹辨证如下:

首先 ,考权德舆事迹 ,一生有两次在江西钟陵 ,一是建中二年 ( 781)以扬州盐铁巡院包佶之使役于江西钟陵 ,一是于贞元二年 ( 786)应江西使府李兼之辟从事于钟陵 ,至贞元五年丁母忧回润州丹阳旧居 ,期间权氏一直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幕府从事 (以上及以下所述权氏事迹并依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之《权德舆年谱稿》 )。韩愈于建中贞元二年间随嫂郑夫人避北方战事 ,避居宣城“别业”。韩愈《欧阳生哀辞》云: “建中贞元间 ,余就食江南。”贞元二年秋北上河中府 ,三年始至京师。(洪兴祖《韩子年谱》 )因此 ,权、韩不可能在江西洪州府见面。

其次 ,也是最有力的证据 ,就是韩愈的夫子自道—— 《新修滕王阁记》。此文作于元和十五年 ( 820)初 ,韩为江西袁州刺史时 ,应江西观察使王仲舒之请而写的。是时权德舆已去世两年。尤可注意者 ,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一文中 ,反复再三强调自己无缘一睹天下之胜—— 滕王阁 ,即使在任袁州刺史时 ,也不曾假公以遂观览。故此足以证明权序中所说曾从事于江西的“昌黎韩愈”不是后世通称的“韩昌黎”。那么又是谁呢? 由于史料的阙如 ,不能详考。可能是曾任开封尉、韩愈的堂兄韩俞 ,后世刻书不详察而误将“俞”刻成“愈”。彭叔夏之惑可得解矣。

现在再来辨证《和韩侍御白发》诗中的韩侍御是不是“韩愈”。霍旭东校点《权德舆诗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月版 )径谓“韩侍御: 即韩愈。韩原诗已佚” ,直是妄断 ,不足为据。按 ,侍御在唐代是监察御史的省称。韩愈是贞元十九年 ( 803)与柳宗元、刘禹锡一起在京师任监察御史的 ,所谓“同官尽才俊”是也。而权诗云: “白发今朝见 ,虚斋晓镜清。乍分霜简色 ,微映铁冠生。幕下多能事 ,周行挹令名。流年未可叹 ,正遇泰阶平。”既云: “幕下” ,当是指使府之幕。而且权诗编在卷三的前半部分 ,该部分的诗均是作于江南闲处或是从事江西使府的作品。所以笔者疑此韩侍御即是前引权序所说的“昌黎韩俞” ,侍御则为幕府从事所带的宪职。辨证了这两则诗文 ,就可以断定权、韩在建元至贞元八年权氏入朝为官前不曾谋面于江南。

3　交游的机缘

如果说权、韩在建中及贞元初缺乏交往的时空条件的话 ,那么自贞元八年权氏入朝为官开始 ,在京师长安是有许多交游的机会的。贞元七年 ( 791)冬 ,德宗诏书征权氏为太常博士 ,八年正月抵京莅任 ,举浙江东道义胜军副使陆参自代。时韩愈正在京师应进士举 ,及第 ,同登科者李观、李绛、崔群、王涯、欧阳詹等 ,“皆天下选 ,时称龙虎榜。[3 ] (《新唐书》卷二 三《欧阳詹传》 )韩愈及第得到过古文家梁肃和崔元翰的援引。是年陆贽典贡举 ,梁肃通榜。梁肃与权氏可是世交 ,德舆母之墓铭即为梁肃所撰。[4] (见《全唐文》卷五二一 )之后至贞元十八年( 802)十月 ,权氏真拜礼部侍郎止 ,历任左补阙、起居舍人并知制诰、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中书舍人 ;知制诰达八年之久。《旧唐书》本传称: “德舆居西掖八年 ,期间独掌者数岁。” [5]对于唐代文人来说 ,这可是荣耀至极的仕履 ,为支撑起权氏作为一代文宗的地位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 ,后世的文学研究者们轻视此类制诰等应用性文字和应制之作 ,极不情愿承认此类文人的地位 ,并一次次改写文学史的排行榜。 

行人寒士的苦吟哀鸣 ,总能在后世的读解过程中找到共鸣者。于是宗主和附和者的次序被颠倒了 ,盟主退居二线 ,寒士的歌吟代替了庙堂文学、台阁体 ,成了文学史反复述写的主流作家。可文学史的原生状态并未像我们今天所读解的那样。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乃是那些从容应对 ,代君拟言 ,揄扬士人 ,臧否人物的“文人” ,而这样的“文人” ,由于各种原因 ,是为当时士人所普遍认同和仰羡的。韩愈能树立起自己的门庭 ,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走着前辈的老路 ,只不过坎坷的程度不同而已。

韩愈从贞元二年秋北上宦游 ,至贞元十二年秋入汴州董晋幕 ,期间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6] (《韩昌黎文集》卷三《上宰相书》 )韩愈往返于长安和洛阳之间 ,有机会和权德舆见面。从贞元十二年秋至十七年秋冬间韩愈入朝为国子监四门馆博士止 ,韩是在董晋及张建封幕府中渡过的。其中贞元十五年冬 ,奉府主之命一起“朝正于京师” ,与张彻同行。十六年春“朝正”毕归徐州。值得注意的是: 权氏的好友许孟容曾与韩同在张建封幕中。《旧唐书》张建封传称: “在彭城十年 ,军州称理 ,又礼贤下士 ,文士如许孟容、韩愈皆为之从事。” [5]权、韩关系最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贞元十七年、十八年两人的行迹。十七年冬权氏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 ,陆参通榜。

韩愈向陆参举荐尉迟汾、侯云长、沈杞、李翊 (十八年登科 );侯喜 (十九年登科 ) ;李绅、张后余、张 亦于元和初登第。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均为权氏典贡举 (其二十年停举一次 )。韩愈举荐人才之多 ,命中率之高 ,为有唐一代少有之现象。陆参与权、韩关系都不错。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云: “执事好贤乐善 ,孜孜以荐进良士 ,明白是非为己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获幸左右 ,其足迹接于门墙之间 ,升乎堂而望乎室者 ,亦将一年于今矣。” [6]十八年春 ,陆参出刺歙州 ,权、韩二人均有诗序相送。参未到任即卒于洛阳 ,十九年韩作祭诗 ,权作墓志。(韩愈有《送陆歙州诗》和《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 [2]; 权德舆有《送歙州陆使君员外赴任序》和《歙州刺史陆公墓志铭》 )可是在他们的赠诗送序中 ,连兼呈之类的礼节性文字都没有。在韩举荐的人才中 ,有他的侄女婿张彻 ,才学出众 ,却未能金榜题名 ,个中是否能透露出有关权、韩关系的一些消息呢?

贞元十九年春 ,权、韩又同有送文畅上人的诗及序。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云: “浮屠文畅喜文章。……贞元十九春 ,将行东南 ,柳君宗元为之请。” [6]权诗见权集卷四。柳宗元贞元九年进士登第 ,曾以所业文字干谒过权德舆柳宗元及第 ,当与权氏的荐引不无关系。[7 ] (《柳宗元集》卷三六《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 )宗元为文畅师请韩序 ,为其请权诗或亦在情理之中。是时白居易、刘禹锡俱在京师。权集卷二有《奉和 州刘大夫麦秋出师遮虏有怀中朝亲故》 ;白居易有《和渭北刘大夫借便秋遮虏寄朝中亲友》 (白集卷一三 )。权、白二人的诗均是和 坊丹延节度使刘公济的。此刘公济便是刘禹锡的从叔。[8] (《全唐诗》卷三六二《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 )刘禹锡曾于贞元九年献书权德舆 , [4] (《全唐文》卷六 三刘禹锡《献权舍人书》 )并与柳宗元一起及进士第。

综上 ,贞元末期 ,文坛盟主权德舆与新秀们云集京师 ,为一时盛事 ,可是不久即因政局的新旧交替 ,文坛新人相继被黜出京师。

贞元末元和初 ,德宗崩 ,顺宗继位 ,太子 (宪宗 )监国 ,政局异常动荡 ,德宗皇帝的权力集团迅速集结在新太子的周围与顺宗权力集团 (以王叔文、王 为代表 )展开了殊死的权力斗争。[9 ]韩愈于十九年十二月被贬阳山令。阳山之贬 ,韩怀疑是因为刘、柳泄漏了自己的言语。虽然后世的研究者一再为刘、柳辩解 ,但当时政局变更的状况不能不使人相信韩愈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权力集团的聚散 ,往往与诗人的个人品格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不必为刘、柳讳莫如深 ,因为刘、柳信结在二王周围冀图腾达是不争的史实。

韩愈贬谪后 ,权氏凭借其从政的经验 ,不介入权力之争 ,仍能固位于朝。贞元二十一年 ( 805)权氏放榜 ,进士及第者有李宗闵、牛僧儒、杨嗣复、窦参、刘述古等。元和元年 ( 806)六月 ,韩被诏权知国子监博士 ,至元和二年正月“求分司东都”止 ,再次为权、韩交往创造了时空条件 ,但终不见有交游唱和之作。此间韩愈有《上兵部李侍郎书》 ,希求汲引 ;权氏有《奉和度支李侍郎早朝》 ,此李侍郎据严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考证 ,即是李巽 ,曾和权氏相继为户部、兵部侍郎。元和六年 ( 811)七月 ,韩愈由河南令调任兵部职方员外郎 ,两代文坛盟主再次聚首京师。是时权氏于元和五年 ( 810)八月至八年 ( 813)正月在宰相任上。

如果说以前是因为权德舆官位不高 ,尚不能影响决策者的话 ,此时权氏可是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的人物了;凭韩愈的个性 ,史书上称为奸佞小人的李实 ,尚且能上书求汲引 ,此时权、韩更应有文字上的往还; 更何况权氏虽从政圆滑 ,但总还没有什么劣迹吧? 其时同为宰相的有李吉甫、李绛。李绛为韩愈的“同年”。韩于元和七年十二月作有《石鼎联句诗序》 ,对执政颇有讥刺。被讥刺者当中 ,权氏恐怕是难逃干系的。《新唐书》本传称: “是时帝切于治 ,事臣细悉责宰相。吉甫、绛议论不能无持异 ,至帝前遽言亟辩 ,德舆从容不敢有所轻重 ,坐是罢为本官。” [3 ]便是明证。

元和八年 ( 813)七月权氏出为东都留守 ,九年十月以后回京师改任太常卿、刑部尚书等职 ,十一年 ( 816)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 ;十三年 ( 818)八月以疾诏许归阙 ,卒于道。两代文坛盟主之间终究没有留下什么佳话 ,以致老死不相往来地划上了句号。

4　道相同不相谋

以上从时空条件上探讨权、韩存在往返的可能性 ,但如果仅停留在时空层面上尚不足以使人费解 ,因为在唐代诗人群体中 ,有些诗人即使有交游的时空条件也并不来往 (个中或许因诗文的遗失 ,后人不得而知 ,但尽作如是观恐不妥 ) ;有时由于政局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文士间还相互攻讦 ,以致卷入残酷的权力斗争 ,中唐后期的“牛李党争”便是世人皆知的例子。不过就权、韩之间的关系而言 ,他们不仅是前后相继的文坛盟主 ,而且在为文倾向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特别是各自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为中唐儒学的复兴 ,为推进古文运动的展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韩愈在这方面的作用 ,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 ,兹不赘引。以下就权德舆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谈点看法 ,以期展示权、韩“道相同不相谋”的关系。

权德舆在中唐古文运动的展开过程中 ,是一个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人物。虽然他的古文创作成就不及韩、柳 ,既便如此 ,权氏的《两汉辨亡论》等文当亦是中唐古文创作的扛鼎之作 ,他的理论主张和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是我们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

首先 ,从权氏与前期古文家的交往来看 ,他接受了前辈们的影响。权氏从小聪慧过人 ,其父权皋为天宝间名士 ,安史乱后 ,避地江东 ,与古文运动的早期作家李华、柳识、独孤及为莫逆之交 ,德舆以师辈事之。权皋卒后李华为撰墓表。梁肃为德舆母撰写过墓志铭 ,称德舆“十五文章知名”。德舆曾游学于独孤及门下 ,独孤及卒后 ,他撰有《祭独孤常州文》 ,称“志学之岁 ,伏谒于郡斋”。与柳冕也有较深的交往 ,在德舆任礼部侍郎典贡举期间 ,书信往返 ,纵论为文取士之道。韩、柳等后期古文家多出生在李华、萧颖士、独孤及、贾至等去世之后或他们去世时韩、柳等尚为童稚年龄 ,在交游关系上没有或不可能存在直接的接触。柳冕寿考略长 ,但位卑言轻 ,谪居福州 ,故而“小子虽欲复古 ,力不足也” (见权集附刻柳冕书 )。因此在韩、柳崛起于文坛之前 ,柳冕、权德舆、崔元翰等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或可称为中期古文家。而其间权德舆凭借其才学及职事日重的政治地位 ,擢拔人才 ,倡导学风文风 ,为韩、柳的入主文坛作了很好的铺垫。

其次 ,从权德舆的理论主张来看 ,两代古文家理论的相似或相近完全能说明权、韩是同道。权氏的复古通变、 “言而蕴道” (《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 )、“舒愤满” (《司徒张公集序》 )、“尚气尚理”、“有简有通” (《醉说》 )的文论思想 ,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古文家的理论主张 ,也直接启发了韩、柳等人。尤可注意者 ,权氏久处权衡 ,操士子命运之柄 ,其理论主张和为文倾向有模范士子的作用 ,韩、柳岂可同日而语? 也正因为权氏有如此趣味 ,经韩愈举荐的人才频频及第。在权氏出任宰相时 ,韩愈高呼“文人得其道 ,文道当大行”。看来 ,韩愈对权氏其文其道当是首肯的。

权氏在儒学复兴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他在答柳冕的书信中说: “是以半年以来忝考对策 ,不访名物 ,不征隐奥 ,求通理而已 ,求辨惑而已。”希望“他时有通识懿文可以持重不迁者 ,而不尽在于龌龊科第也”。求通理辨惑正是中唐儒学摈弃章句注疏之学 ,注重义理之学的重要体现。所以 ,柳冕称赞道: “阁下因从容启明主 ,稍革其弊。” (权集卷四一权、柳往返书信 )但作为典贡举的礼部侍郎 ,权德舆既要改革考试内容 ,又不可能走得太远 ,担心“倘有司率情 ,下上其手 ,既失其末 ,又不得其本。” (同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又是调和了当时两派意见的 ,同时也是其受训于前期古文家又深染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具体表现。

通过以上的考察 ,我们认为权、韩两人既存在交游的时空条件 ,在古文运动中又是志同道合者 ,但缘何没有留下交游唱酬的文字呢? 以下作些未敢自是的原因分析。

5　原因试析

比较权、韩两人的生平仕履 ,权德舆自入朝为官 ,仕途一直比较顺利 ,直至位居宰辅。而人生偃蹇的韩愈 ,造请权要 ,从事幕府 ,贬谪蛮荒 ,诸多人生的不幸 ,均未见韩愈希求职事日重的权德舆的汲引。虽个中原因或许可以用诗文的遗失来解释 ,但就现存的权集、韩集来看 ,如果遗失的都是反映两人间交游的诗文 ,可能性不大;况且就权集目前的规模及《文苑英华》编录权集之完整程度来看 ,权氏的诗文亡佚不会很多 (至于权氏《制集》五十卷的佚失与此论题关系甚微 ,故不置论 )。即便亡佚了一些 ,总该留下蛛丝马迹。为什么会造成权、韩关系的这种局面呢? 我们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 ,如果我们将权德舆的交游和韩愈的交游情况进行排比 ,便会发现与权德舆交游的多是具有操守气节的礼法之士。他们重清检礼仪 ,鄙视世俗无行文人。相比之下 ,韩愈虽重儒术 ,倡儒学 ,明道统 ,但就其交游来说 ,为了达到目的 ,积极干谒 ,不避流俗。在韩愈的人生仕履中 ,虽亦不乏傲骨特立之举 ,但纵观他的行事 ,有一些行为是为当时有操守的士人所不齿的。如与宦官监军俱文珍的交往 ,干谒权幸李实等。虽然后世研究者喜欢为尊者讳 ,一再为其辩解 ,但史实昭昭 ,恐怕是难以抹去的。裴延龄于贞元八年、九年判度支 ,巧取豪夺 ,媚上固宠 ,深得好猜忌、喜聚财的德宗皇帝宠幸 ,权倾朝野。 

权德舆两次上疏论裴之奸佞 ,不宜判度支。与权氏关系密切的如王仲舒、阳城、冯伉、陈京、张荐、杨于陵、许孟容等 ,多为有节操峻直、重礼法的朝士。陈京、张荐合力共劾权相卢杞 ,致其不复启用。贞元末京兆尹李实恃宠弄权 ,朝士多曲附之 (其中有韩愈 ) ,许孟容、杨于陵不媚附 ,以致改官。《旧唐书》李实本传云: “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郎 ,实托私荐士 ,不能如意 ,后遂大录二十人 ,迫德舆曰: `可依此第之 ,不尔 ,必出外官 ,悔无及也。’ 德舆虽不从 ,然颇惧其巫奏。” [5]相反 ,韩愈所荐的人才 ,多数在权氏典贡举期间及第。虽然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对李实颇多贬抑之辞 ,但那时李实事已败露 ,作为史馆修撰 ,秉笔直书是他的职责。联系韩曾有上李实求汲引书 ,后又被贬阳山令 ,或未得李实援救之力 ,此时书之于实录 ,未免有些落井下石的泄愤之嫌。

其次 ,如果说权、韩关系在贞元后期韩愈入朝为官之前缺乏交游的时空条件的话 ,那么贞元后期至元和时期权、韩的不相往来 ,便是权德舆有意在回避与浮薄、躁进的进士文人的交往。一方面是他久历宦海 ,圆通世故的体现 ,同时也说明他持操守、轻浮薄的人生意趣。考察权德舆贞元后期及元和年间的唱和作品 ,其交往的士人除了从事江西幕府结下的旧交外 ,大多是在朝为官的同僚 ,唱和的作品也多是奉和应酬的礼节性文字 ,甚或是一些矜博炫才的游戏之作 ,与时事朝政绝少联系。事实也证明了作为一个练达的封建官僚的权德舆的处世之道 ,为其避免了诸多人生不幸。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 ,柳宗元、刘禹锡或即因为权氏的荐引得以及第 ,但在权集中我们只发现权氏送刘禹锡及第后省亲的序—— 《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见省序》。据刘的献书 ,刘在儿童时即蒙权氏“见器”。贞元末 ,柳、刘相继加入王叔文集团。牛僧儒、李宗闵本为权氏门生 ,元和三年对策直指执政李吉甫之过 ,从此播下中唐后期牛李党争的祸根。[10 ]均未见权氏卷入进去。权氏深谙朝章故事 ,有意避开与新士子的瓜葛 ,这是他从政艺术的最佳注脚。

第三 ,权、韩缺乏交往 ,与他们各自的艺术追求和自信自负的个性特征也不无关系。以韩、柳为代表的后期古文家 ,在继承前期艺术家传统的基础上 ,由于他们强烈的超越前人的意识 ,走出了一条有继承又有创新的道路。科举的难及、宦海的浮沉、种种人生的坎坷 ,使他们的创作有“尚奇”、“逐怪”、求新的艺术倾向。相比之下 ,权德舆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继承而较少创新 ,特别是他的后期创作 ,已将诗文的写作当作交际的工具。优游闲雅的宴饮奉和之作就像他那四平八稳的从政风度一样毫无生气 ,这与在诗文中极力载道、干世、表现个人愤满、鸣不平的韩、柳等人的创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韩愈虽曾投谒权贵 ,汲汲于进取 ,但对自己的才华却是相当自负的 ,与之交往颇不容易。李翱曾说: “如兄者颇亦好贤 ,必须甚有文章 ,兼能附己 ,顺我之欲 ,则汲汲孜孜 ,无所爱惜 ,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 ,则分食以食之 ,无不至矣。” [4] (《全唐文》卷六三五《答韩侍郎书》 )韩愈在为权德舆撰的墓碑中 ,于其人品多有褒扬之辞 ,如: “为朝德首 ,行世师之。”“无党无私 ,举世莫疵。”而于其创作成就仅许之“公既以能为文辞擅声于朝 ,多铭卿大夫功德” ,“文世师之” [6]这样一些笼统的评价。看来 ,韩愈等文坛新秀们 ,虽然对前辈保持着应有的尊敬和企羡 ,但要继续认同其作为自己这一代新人的盟主地位 ,恐怕是很难的。 

《唐国史补》卷中曰: “权相为舍人 ,以闻望自处 ,尝语同僚曰: `未尝以科第为资’ 。” [11]所谓“以闻望自处” ,显然是权德舆对自我的社会阶层定位 ,将自己区别于进士新贵。权氏家族虽不是山东世家礼法大族 ,其父权皋天宝年间也是以进士及第 ,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特立之举足以让权德舆炫耀于士林间 (此举确实让他受益匪浅 ) ,所以权德舆谨守清检礼法 ,自异于浮薄躁进的中唐新贵。“未尝以科第为资”云云 ,也显露出自己身不由科第而能挤身掖垣 ,望处于文林的自负心态。 

权德舆长韩愈十岁 ,贞元八年入京师 ,不出二年即知制诰;韩于贞元八年及进士第 ,亦已颇具文名 ,在这种情况下 ,如韩不肯屈尊谒见权德舆 ,自负的权德舆恐亦没有主动谒见之理。因此 ,虽屡有机缘使两代文坛盟主聚首纵论为文之道 ,但终究没有为后世留下美谈 ,个中深层原因尚俟乎博雅君子。

[参　考　文　献 ]

[1 ]　冀勤. 元稹集外集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　钱仲联.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4.

[3 ]　欧阳修. 新唐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 ]　董诰. 全唐文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 ]　刘 . 旧唐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 ]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

[7 ]　吴文治. 柳宗元集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8 ]　彭定求. 全唐诗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9 ]　黄永年. 所谓“永贞革新” [ J ]. 青海社会科学 , 1986, ( 5) .

[10 ]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

[11 ]　李肇. 唐国史补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79.

顿姓的历史名人

(公元1932～今)，河南郾城顿庄人。著名基础教育家。曾执教小学，并任校长。1953年考入许昌师范，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从国学大师黄侃和词学专家吴海的高足高文先生攻《说文》及宋词。毕业后任教于南阳农专。农专停办，调入桐柏高中。三下放时，回郾城完中、二中。后为驻马店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兼许慎研究会副会长、省社科院郾城许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学研究集刊》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驻马店地区方志协会理事。并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终身会员。协助成立许慎研究会、许慎研究所，创办《许学研究集刊》。还协助举办许镇与说文学及中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许学做出了贡献。先后参加八次国际学术会，四次在大会宣读论文，七篇论文被选入论文集。出版《许慎与郾城》、《许慎生平事迹考辨》等论著。发表《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杨雄方言及对说文的影响》、《中原胡姓与北方胡人考》等论文四十余篇，其中《范缜生平事迹考》等四篇论文转载于台湾《中原文献》。《许慎故里考辨》获1990年省语言学会论文二等奖，《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获1991年省社科院优秀成果奖，《许慎年谱》获1991年河南驻马店地区地方志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获1992年省语言学会优秀论著一等奖。撰有十余万字的《许慎年表》待出版。还协助写出十集《字圣许慎》电视剧。其事迹被收入美国ABI《世界名人录》。 顿铁军：(公元1938～今)，河南漯河人。著名石油地质专家。任西安工程学院教授兼工程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稠油研究所所长，系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学会、地球物理学会、陕西科技学会会员。兼任西北地质出版社特邀编委、中国波浪镶嵌构造委员会终身理事、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陕西分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当代地球科学家。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及中国稠油研究，先后在辽河、玉门、新疆、长庆、鄂尔多斯、河南、苏北等油田进行过科学研究，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局级奖励。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有《中国稠油油藏》、《地学的哲理》等专著，开创了中国稠油研究之先河。召开了两次全国石油地质新进展学术会，1995年赴加拿大参加国际重油会议，被中外石油界称为石油地质专家。 顿耀武：(公元1946～今)，湖北江陵人。国家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1963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农学系，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先后成功地推广了“敌稗”、磷肥、红兰花草子、水稻高杆改矮杆、“IR”、杂交稻、优质稻、两膜秧、趸秧下水田、温室有土秧、无土秧、两段秧、多效咄育秧、百万亩碳按全层深施、水稻白叶枯病栽培防治、双季稻、麦(油)稻两熟制、麦田盖草、大秧无土地植等新技术。1989年参加“全省百万亩杂交稻丰收计划”，获农业部一等奖。先后发表论著24篇(本)，其中，几种不同育秧方式的比较效应研究被《中国农业文摘》摘用。《荆门县农业区划报告(农作物)》获1983年省一等奖。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