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论文研究综述

易经论文研究综述

感悟《易经》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最早由伏羲氏创立先天八卦，到周朝周文王改变了伏羲氏的坐标系，创立了后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写了每一封的卦辞，历史上称为《易经》。《易经》一书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易经》是十三经第一本，四全书第一本。《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演绎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结构。它是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民俗之根，是白家之脉，是万法之宗。在儒家，它是群经之首；在道教，它是三玄之一。它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思想的没一寸土地，扎根在那里。它“总万教于一本，约千训于一义。”它是华夏思想与哲学的源头，是文学的鼻祖。 当我走进《易经》的世界后，我发现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里面的东西：警句，哲思，教化„„惊叹于它一整套庞大的系统：河图、卦象，六十四卦的演绎，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对应，与天干地支的对应，与中医中人体器官的联系，与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对应，“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它似乎是在称述世界的“道”，它似乎是在演绎宇宙的规律，它似乎就是世间万物的联系。无处不透着神秘，无处不让我为之着迷。同时我惊奇地发现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高到了令我叹为观止的地步。 《易经》并不只是译本占卜之书这么简单，它的精髓，或者说，它的实质，是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哲理性的思考，它赋予人们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说是影响中国人最深最广的一本哲学著作，是它成就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正因为如此，我在学习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易经》中的人生哲学，世界观。 一、《易经》中的人生态度 《易经》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易经》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易经》用一整套特有的卦象系统，把自然界复杂的变化概括地予以表现，然后让人根据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去认识自己目前的处境，设计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更为深刻的是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所体现的宇宙变化，特别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排列，这个排列可以用来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阴阳递转，显示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气；也可以用来描述天象的变化，把斗转星移囊括其中。掌握这些，我们才能知天，但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易经》除提出知天、顺天等处理人天关系的重要原则外，还提出“乐天”的思想。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

从《易经》中，我们可以学到正确的人生态度。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因为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二、《易经》中的人际关系处理 天人关系虽然是《易经》哲学的主题，但《易经》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易经》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易经》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守正”这是《易经》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易经》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易经》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因为只有真情才能换取真情：只有挚信才能换取挚信。这个世界的维系并不完全靠金钱、权势，也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信赖和相互帮助。而这些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东西又往往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用权势可以掠取的。 《易经》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和”在《易经》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的思想体现在《易经》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易经》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易经》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去实践的人生哲学。。 三、《易经》中的处事原则 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种种不同韵处境，要处理种种不同的事务。要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呢?《易经》通过六十四个卦的解析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具体的指导。概括起来，《易经》认为处事的基本态度是果决、审慎、适变。 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到世界上的事，顺顺当当的当然有，但也有好一些是并不顺当的，有些事真要去办，还要冒些风险。当然，不去冒险，自然较为平安，但也必然是平庸；
无大成就。世上凡干大事者，无不历经风险，没有风险意识，没有敢闯难关的勇气，没有临事果决的魄力，怎能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呢?在战争中两军对垒，战局风云莫测，取胜者，大多是指挥果决、敢出奇兵、敢冒风险的一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果决、勇敢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作基础，必须以审慎粗辅佐，否则就会走到愿望的反面。《易经》就是这样教人将勇与谋，果决与审慎很好地结合起来。但这些都要在适变的基础下，要适变，也就要我们事物变化的规律。了解这些，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目前淹蹇的处境而灰心、颓丧：，你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处境，争取光明的前途。同样，你处在极为顺利处境，并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不要为幸运喜昏头脑，要当心物极必反，要为自己留下余地，留出退步，否则则可能后悔莫及。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知道《易经》不仅认识到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易经》认识到人在规律面前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易经》中所包含的人生哲理，让人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本哲学著作，是一把把握人生的金钥匙。

跪求关于《易经》论文，2000字

浅谈《易经》与管理

《易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同样古老，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易经》是一本哲学书，也是一本能够用来预测的哲学书。易字由日月所组成，又有变化的意思，故易经也可说是一本关于变化的哲学经典。

《易经》中有三易原则：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个原则对管理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应用意义。？变易：运动变化就是变易。变易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不易：变化不息的宇宙和社会，乃至人的生命运动，在变化中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不变的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这就是不易的法则。管理也是如此，要从纷繁的变易中找出不易的规律和原则。简易：由于熟悉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进一步探索出驾驭这些规律的智慧和要领，运用时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简易法则。

一、变易是管理的应有之义。
管理组织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在对组织的管理过程中，要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率，当管理要素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组织目的四者任何之一发生变化时，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发生变化，这就是变易原理。
变易之“易”为“变化之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管理也不例外，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总是与特定的管理对象和环境条件相联系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方法，也没有永远最优的管理方法。宽松的管理不一定比严格的好；专业化未必比多元化好；分权未必比集权好；在此企业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企业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在此部门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部门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在此时期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未来的时期也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同一时期在此国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国同样不一定最有效。任何优秀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总是相应于特定的组织和特定的环境中，当组织和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方法也应相应地做出改变。任何管理都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实行动态管理。管理者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灵活地选用管理方式，论文范文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实现组织的目标，使组织不断向前发展。
在通常的组织管理中，组织目的通常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都以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作为管理的目的，但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因组织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首先，管理客体是动态系统，管理客体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是由人、物以及环境等基本因素组成的，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系统，管理客体是决定管理方法的关键。对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行业、不同部门、不同的人员都应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工业管理与商业管理不同，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在同一企业内对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人不同，对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不同。某一方法在同一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管理的手段也不同。同样，管理者不同，对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方式，不同的管理者去执行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组织环境也是影响管理的重要要素之一。组织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条例来处理日常事务。以固定的结构，明确规定的等级和给每个组织成员规定出具体任务的情况下进行业务活动，但是组织的这种机构章程都是仅适应组织所处的环境的，一旦组织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形式则必然行不通，如市场经济建立之后，许多国有组织由于没有随之变革，纷纷倒闭破产，相应于管理要素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地改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出能够适应管理要素一切变化的固定的管理行为和职能，组织必须建立一个更有适应性的动态管理系统。变易原理从整体上说明管理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反映出了管理的整体性质。变易原理要求每个管理者，从思想上明确管理对象、环境都在发展、变化，因而管理不能一成不变。每个管理者必须重视收集信息，及时进行调节，保持充分弹性，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效地实现动态管理。

二、不易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尽管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管理行为，同一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管理行为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行为，但管理行为仍是可以把握和预测的，这是由管理的本质所决定的。管理的本质是追求效率，管理行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围绕着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管理的根本目的和唯一目的，管理的这一不易性反映出了管理的另一个原理――不易原理。不易原理反映了管理的根本属性问题，是对管理本质的认识。
任何企业的管理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使企业获得更高效益，而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必须增强效率意识。每一项决策，每一项管理措施，都必须考虑它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效率。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都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效率上，并自始至终抓住提高效率这个中心，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科学地、高效地安排、调度和处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以期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
本世纪，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管理的理论之多之复杂，在科学理论中是少有的，在管理学派中就有如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等大小10多门学派，管理方法中有任务管理法、系统管理法、参与管理、例外管理法、走动管理、目标管理等，有关管理的组织理论有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组织行为学等，还有许多是其他管理学家早已得出来的，而管理学家加一个新的名词后又创新出来的。其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管理理论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管理学派是管理学家在不同环境下的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无一不是为了提高效率，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管理学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与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就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管理理论而言，无一不是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率，为当时的企业和社会获取了更多的效益。
就组织而言，在影响管理行为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管理客体、管理主体都是随着组织的不同而不同，这三个要素的变化导致管理行为的变化，但另一个要素组织目的无论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相同的，即组织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的，正是组织目的的不变，在任何组织中，管理目的也是不变的，即追求效率是管理的灵魂，它既是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管理成败的最终标准，它还是管理的手段。管理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率，为了把管理工作搞得更好，更富有成效，必须把一切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三、简易是管理的科学方法。
变易原理和不易原理说明，管理行为随着管理要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但管理行为无论如何变化，但管理行为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条件，要根据管理要素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和方式，但无论管理行为和方式如何不同、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管理行为实质都是追求效率，管理者都应当抓住管理的本质即追求效率不变，这就是简易原理的含义。“简易”意指“简单易行”。掌握简易原理有助于迅速找到解决管理问题的途径和手段。现代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追求简易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才能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运用自如。这样，领导者就可从事务堆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对重要事项的管理。
管理者在管理中要力求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关键问题，着重从整体中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追求事物整体的效率，而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管理方法。用一个成语解释比较贴切，那就是“法无定法，万法归宗”。在管理中，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静态的管理职能、方法和过程，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管理的目的追求效率不放，随时进行调节和反馈控制，最终是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
其实，最卓越的管理应是最简单的管理。对一个卓越的管理者来说，他的管理水平体现在了解最基本的管理原理。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认为管理很简单，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管理观点，他们在处理管理工作时都是按这个基本观点来判断，始终专注于这一点。世界第一流的管理专家都是采用简明的方法。美国股王巴菲特在阐述他的投资原则时说：在我看来，投资的决定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简单、传统、容易”。说它简单，你只要记住下面的法则就够了，那就是：第一条法则：不许失败。第二条法则：永远记住第一条。如果你能将这三种理念植根于你的思想框架中，你就不可能不在股票市场上理性地操作。本•格雷厄姆在《精明投资者》一书的最后一章道出了投资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保证安全”。我认为即使一百年之后，这些理念也是投资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扩大和加深，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矛盾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组织内部、组织与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出现各种交织、渗透、转化的复杂关系，管理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化，需要设立越来越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协调。人们依靠过去的经验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管理的各种职能内容越来越广泛、组织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管理的方法技术日益复杂，这一切，最后又归结为对管理人员要求的复杂化。因此，许多新的管理职能被人们“创新”出来。管理越来越复杂，如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很简单，就是掌握正确的管理原理，运用正确的管理方法。

易学的当代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易学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易学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三、科学易巽军突起《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易学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求周易论文

一、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
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但在 发展 过程中，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一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
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是来源於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於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本文把《易经》和《易传》中涉及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归纳作一处，加以简要的解释和刍议，进而对用易学的道理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进行了讨论。
下面，我们从《易经》和《易传》中选取有关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用来阐述把“易学”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人居天地之中，人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立人。立人就是树立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从而生动而活泼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三、《周易》的现代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小农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
在这种历史转折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
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尽可能从中挖掘出积极闪光的思想意蕴。
在文化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
具体来说，《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37]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中国人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伟大文明。
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我们相信，《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含的渊博智慧，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不少思想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
《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
《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
这里，《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知天，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
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
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
那么，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迅捷地捕捉住时机，一步登天，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惜哉悲哉！古往今来，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命乎?非也，乃时也！
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
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寄情自然，忘形骸于天地之外，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
《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着名的代表。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守正中孚尚和
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周易》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
“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
前面我们谈到，《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

第一、如果缺乏诚信，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卦辞就说，“讼，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但如果能开诚布公，相互谦让，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
第三，诚信比物资重要。
第四，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
第五，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广施恩惠，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提出“立诚”这一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
《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
“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
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
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
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谈果决很多，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
《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讲宇宙自然怎么变，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
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得最多。
《周易》认为，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它就要发生突变，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
承认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掌握，这就无异于说，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周易》是一部哲学着作，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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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周易》的意义及其要领 《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连。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头脑和道家头脑在相当水平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头脑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即是其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向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真相上，《周易》原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云云，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光云云，真相上可以说：以后的一部中国头脑史，在相当水平上也是一部《周易》解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郁勃；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着。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我们只须指出一点：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各人莫不治《易》，理学家通常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今世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头脑模式的作用。比喻今世新儒家鼻祖熊十力老师，便自宣称其“新唯识论”乃是“归宗大易”的。 由此看来，欲明确中国头脑文化而不知“易理”，殊不行能。那么，应该怎样研究《周易》？我想，首先要有一种准确的态度。所谓准确态度，我觉得最迫切的即是必须扫除迷信。自80年月“易经热”以来，人们对《周易》体现出几种常见的迷信： 一是“应用的”迷信。思量到《周易》这部书的“筮书”特点，这一点是尤为紧急的。研读《周易》，首先必须制止那种求神问卦、占卜休咎的想法。你读《周易》的目的要是是想从那内中、进而从“神”那里捞取什么利益，诸怎样时升官、怎样发达之类的，那我劝你赶早放下别读了，由于读了也白费。这倒不是说我们读《周易》就没有一点现实用处了，否则我们写这套书来干什么？用处也是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什么神荒诞怪的未卜先知，而是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些有益的头脑要领、处理要领罢了。 二是“科学的”迷信。现今学术界某些民心田，有一种很大的迷信，即因此为昔人比今人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宛如不是山公酿成了人，反却是人越来越变得像山公了。在《周易》研究方面，这种迷信的一种紧张体现是：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科学还科学。《周易》是科学吗？我的回复是断然否认的。我们克日可以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它，但它自己并不是科学。我们用科学要领研究它，它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正如我们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毛毛虫，毛毛虫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但是毛毛虫自己仍不是科学。有人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物理学、天文学还科学，听说可以凭它发明新星！这着实是呆子说梦！就以我们所谓的易道“宽大悉备”来说，那也不外是说它属于那种比力抽象的、哲理头脑层面上的工具，而越是抽象的原理，其适用的评释涵盖面虽然也就越大，这也没有什么秘密的。着实，这恰恰说明确《周易》乃属于人类从前的一种尚未充实剖析的观念形态。 三是“历史的”迷信。《周易》内中涉及到不少历史质料，子女关于《周易》的传注也涉及许多历史质料题目。其中虽然也有可以归入“信史”的，但是绝对不行迷信。比喻《系辞下传》有一段说，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是“取诸”《周易》某某卦的，这就不能说是史实。又如传统以为，伏牺发明确八卦，文王又推演为六十四卦，又和周公一起为之系辞等等，这些也都未必可信。当年顾颉刚老师提倡“疑古”，现今李学勤老师则又提倡“走出疑古时期”，自己都是不错的，但容易被人们拿来走向极度，一“疑”就疑到了一无是处，一“走出”就走到了句句是真理。近来学界的偏向，就通常是后者。《周易》文本简直要被神化了。 在我看来，克日研究《周易》，应有三项基本使命：一因此文献考证为基础，二因此义明确释为偏向，三因此头脑转换为宗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凭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目的。仅就其中的文献考证一项来说，也有三项基本使命：其一，文献的搜求，这属于目录学的领域。就克日的情况来说，尤其要细致出土文献的搜集。其二，文献的判定，这属于版本学的领域。在这方面，有大量事情须要做。其三，文献的释读，这属于考订学和训诂学的题目。只有在准确、正确释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义理的阐释。 而我们终极极的目的，则应该是对《周易》头脑举行今世转换。普通地讲，这也即是承袭与生长、创新的关连题目。《周易》终究是昔人的头脑，要是现成地搬来用，未必适当于克日的情况，更不用说它肯定是没有到达今世头脑水平的了。但就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又有责任使它的某些具有恒定价钱的观念、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就须要举行今世转换。在我看来，《周易》头脑的今世转换，必须与今世的头脑款式讨论起来，具体说来，即是必须细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西方现今世头脑的对接。否则，《周易》的哲理就永世不外是博物馆内中的老骨董，只能供人观赏罢了。 着是有一部分 .... 网枝 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