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学术论文

以史为鉴学术论文

　　牛顿第一定律是经典力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也叫作惯性定律。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物理学术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物理学术论文篇1
　　牛顿第一定律的探索

　　摘 要： 牛顿第一定律是经典力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也叫作惯性定律，确立了运动和力之间的关系，是动力学的奠基石，为后面学习共点力平衡的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续牛顿定律的学习做好了准备。

　　关键词： 牛顿第一定律 伽利略 匀速直线运动 惯性

　　牛顿第一定律选自人教版必修一第四章第一节，放在运动学和力学内容之后，教材安排合理，知识点紧凑，但是很多教师在讲这节内容时对牛顿第一定律的起源讲解得比较少，因此学生对相关科学家的贡献了解得非常少。

　　要想深刻理解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就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这几位科学家做出的贡献，接下来沿着历史足迹重现这个物理思想的形成过程。

　　1.引路者―亚里士多德

　　在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 教育 学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一生勤奋致学，写下了大量著作，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物理学、诗歌(包括戏剧)、音乐、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等，堪称古希腊的 百科 全书。

　　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很多，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在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根据生活 经验 ，他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最终被伽利略推翻。

　　他在研究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假设“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当看到一个物体在运动，必然有一个物体在推动它，当没有推力时，它就会停止移动。如风过树摆，风停树静，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很好地符合他的观点，于是他在日常观察基础上经过思考之后得出结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虽然他的观点最终被伽利略推翻，但是他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贡献在于他把运动和力结合起来。

　　2.探路者―伽利略

　　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____教义结合，这样的结合让他的学说成为权威，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质疑他的观点，直到伽利略用著名的斜面理想实验推翻了他的观点。伽利略认为将人们引入歧途的是摩擦力，在日常生活运动中，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他注意到当小球沿水平面运动时，由于摩擦力的作用，球最终会停下来。他发现表面越光滑，球会运动得越远，于是，他推断：若没有摩擦力，球将永远运动下去。

　　伽利略为了证明他的思想，设计了著名的斜面理想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第一步：让小球从斜面静止开始向下运动，小球将会冲上另一个斜面，如果没有摩擦，小球将冲上原来的高度;

　　第二步：减小第二个斜面的倾角，小球仍然会达到同一个高度，但是小球在斜面上运动的距离要远一些。继续减小斜面的倾角，小球达到同一个高度时运动的距离就会更远;

　　第三步：如果将第二个斜面放平，球会到达多远的位置?

　　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基础上，很容易得出结论：球将永远运动下去，不需要力推动。他指出力并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伽利略构想的理想实验(又称假想实验)是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的，把实验与逻辑推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科学探究 方法 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发展和进步。

　　3.探路者―笛卡尔

　　笛卡尔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科学家，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很多学生对笛卡尔的贡献了解得更少，很多老师讲解时一笔带过，学生认为笛卡尔的思想和伽利略的思想相似，并没有什么发展，这是不对的。

　　笛卡尔指出：如果运动中的物体没有受到力的作用，它将继续以同一速度沿同一直线运动，既不停下来又不偏离原来的方向。

　　笛卡儿最早认识到惯性定律是解决力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最早把惯性定律作为原理加以确立，这对后来牛顿的综合工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笛卡尔 想象力 丰富，他的许多观点都具有启发性，笛卡尔的贡献就在于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的。

　　4.铺路者―牛顿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这是著名的科学家牛顿说过的话。牛顿在伽利略和笛卡尔工作的基础上，在隔了一代人之后，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定义了力和惯性的概念，把物体运动的原因加以概括和提炼，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这也是牛顿三大定律中最基本的定律。

　　他认为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除非作用在它上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把物体具有保持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作惯性，所以牛顿第一定律也叫惯性定律。牛顿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勤奋学习，不断发现新知识。

　　这些科学家的贡献是巨大的，牛顿第一定律不断地发展，逐渐地完善，是几代人共同不懈努力的结果，一个规律的发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需要人类不断探索才能发现真理。

　　这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是极其艰难的，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才能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理。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有助于学生了解科学家认识和发现物理定理、定律的基本方法，从而“以史为鉴”，培养学生以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世界。

　　参考文献：

　　[1]郭桂周，于海波.“牛顿第一定律”物理学史辨――兼论宗教对近代科学起源的推动作用[J].物理教师，2012，33(11).

　　[2]李良杰.牛顿第一定律的教材编制摭论[J].课程教学研究，2013(2).
　　2017物理学术论文篇2
　　牛顿第一定律的探索

　　摘 要： 牛顿第一定律是经典力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也叫作惯性定律，确立了运动和力之间的关系，是动力学的奠基石，为后面学习共点力平衡的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续牛顿定律的学习做好了准备。

　　关键词： 牛顿第一定律 伽利略 匀速直线运动 惯性

　　牛顿第一定律选自人教版必修一第四章第一节，放在运动学和力学内容之后，教材安排合理，知识点紧凑，但是很多教师在讲这节内容时对牛顿第一定律的起源讲解得比较少，因此学生对相关科学家的贡献了解得非常少。

　　要想深刻理解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就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这几位科学家做出的贡献，接下来沿着历史足迹重现这个物理思想的形成过程。

　　1.引路者―亚里士多德

　　在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学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一生勤奋致学，写下了大量著作，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物理学、诗歌(包括戏剧)、音乐、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等，堪称古希腊的百科全书。

　　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很多，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在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根据生活经验，他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最终被伽利略推翻。

　　他在研究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假设“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当看到一个物体在运动，必然有一个物体在推动它，当没有推力时，它就会停止移动。如风过树摆，风停树静，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很好地符合他的观点，于是他在日常观察基础上经过思考之后得出结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虽然他的观点最终被伽利略推翻，但是他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贡献在于他把运动和力结合起来。

　　2.探路者―伽利略

　　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____教义结合，这样的结合让他的学说成为权威，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质疑他的观点，直到伽利略用著名的斜面理想实验推翻了他的观点。伽利略认为将人们引入歧途的是摩擦力，在日常生活运动中，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他注意到当小球沿水平面运动时，由于摩擦力的作用，球最终会停下来。他发现表面越光滑，球会运动得越远，于是，他推断：若没有摩擦力，球将永远运动下去。

　　伽利略为了证明他的思想，设计了著名的斜面理想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第一步：让小球从斜面静止开始向下运动，小球将会冲上另一个斜面，如果没有摩擦，小球将冲上原来的高度;

　　第二步：减小第二个斜面的倾角，小球仍然会达到同一个高度，但是小球在斜面上运动的距离要远一些。继续减小斜面的倾角，小球达到同一个高度时运动的距离就会更远;

　　第三步：如果将第二个斜面放平，球会到达多远的位置?

　　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基础上，很容易得出结论：球将永远运动下去，不需要力推动。他指出力并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伽利略构想的理想实验(又称假想实验)是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的，把实验与逻辑推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科学探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发展和进步。

　　3.探路者―笛卡尔

　　笛卡尔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科学家，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很多学生对笛卡尔的贡献了解得更少，很多老师讲解时一笔带过，学生认为笛卡尔的思想和伽利略的思想相似，并没有什么发展，这是不对的。

　　笛卡尔指出：如果运动中的物体没有受到力的作用，它将继续以同一速度沿同一直线运动，既不停下来又不偏离原来的方向。

　　笛卡儿最早认识到惯性定律是解决力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最早把惯性定律作为原理加以确立，这对后来牛顿的综合工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笛卡尔想象力丰富，他的许多观点都具有启发性，笛卡尔的贡献就在于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的。

　　4.铺路者―牛顿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这是著名的科学家牛顿说过的话。牛顿在伽利略和笛卡尔工作的基础上，在隔了一代人之后，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定义了力和惯性的概念，把物体运动的原因加以概括和提炼，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这也是牛顿三大定律中最基本的定律。

　　他认为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除非作用在它上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把物体具有保持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作惯性，所以牛顿第一定律也叫惯性定律。牛顿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勤奋学习，不断发现新知识。

　　这些科学家的贡献是巨大的，牛顿第一定律不断地发展，逐渐地完善，是几代人共同不懈努力的结果，一个规律的发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需要人类不断探索才能发现真理。

　　这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是极其艰难的，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才能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理。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有助于学生了解科学家认识和发现物理定理、定律的基本方法，从而“以史为鉴”，培养学生以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世界。

　　参考文献：

　　[1]郭桂周，于海波.“牛顿第一定律”物理学史辨――兼论宗教对近代科学起源的推动作用[J].物理教师，2012，33(11).

　　[2]李良杰.牛顿第一定律的教材编制摭论[J].课程教学研究，2013(2).

初一 《我们身边的历史》500字历史论文 急急急

我来帮你吧。
20年间，两度沉沦
——浅谈两次鸦片战争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和创伤的身心，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幕。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了历史，人们却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一百多年沉重而暗淡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个镜头，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比如：两次鸦片战争。

168年前，英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却两度陷入了鸦片战争的泥沼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历史的背后留下的并不是空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原因。“以史为鉴”，不再因为相同原因犯相似的错误，这就是历史这门科学存在的意义。

一、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然封建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冒了出来，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依然没变。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经济的统治地位从而抵制了舶来品的倾销。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完全找不到销路，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导致其一直处于贸易入超的地位。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状况，英国企图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本质上看，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第二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么开始了。

二、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鸦片战争输入了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同时开始培养近代技术人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进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的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那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

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却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历史证明，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发展自己。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共同努力！

第二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自己再总结一下就可以了把前言和后续抄一点，然后从书中的章节再摘抄点就ok了。。。

段云峰的学术论文

“论界首彩陶的艺术魅力”2006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界首彩陶榜上有名。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历来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人们用灵巧的双手不断创造着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精美的民间艺术。这里的剪纸、年画、陶器等民间技艺，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繁华般点缀着农家小院，尤其是界首彩陶，以其独特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陶器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聪慧的先民以土为材，挖穴为窑，烧制出精美的低温彩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朴实饱满，比例协调，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色彩明丽，集实用、美感于一体。制陶技艺代代相传，犹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至隋代，界首便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至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随之问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了古老的风韵。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器皿造型是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界首彩陶则是摹拟自然形象而又脱胎于自然物象的产物。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他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的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追溯界首彩陶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初始时期，严格地说，这时的陶器不能称为彩陶，而只能叫做素烧陶。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先民们只能用聪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揉泥作料，盘泥造型，用柴草低温烧制出没有釉彩的素烧陶；用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便成为独具美感的装饰纹样。第二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刻花期。此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借用双脚的外力使陶轮匀速转动，置泥于轮上，双手巧妙用力，拉出造型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于胎面，再晾至半干，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再施铅土诸釉，晾干并置于窑内，柴火烧至三四天，即得晶莹三彩彩陶。其刻画内容，多为自然界之花鸟，又因其坛罐颈部或底部均刻有以花为主题的二方连续图案，故称之为刻花陶；陶胎窑烧后呈赭红色，配饰翠绿和土黄釉色，自然形成三彩釉，二者合一即为三彩刻花陶。第三时期，界首彩陶刻画期，从第二时期始经过数百年的实践，陶器艺人们逐渐丰富了彩陶的刻画题材。除花鸟鱼虫外，诸如《破洪州》、《战秦琼》、《铡美案》等等传统戏剧场景也“搬”上了陶坛。在表现技法上，运用了剔、刻、刮等手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刻画主题更加鲜明。界首彩陶造型装饰方面的独特艺术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的。诸如黄金率的无意识应用、空间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等，其多元素的最佳组合，创造出了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界首彩陶决不是脱离生活、远离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提炼和不断创造的结晶；从单纯的摹拟刻画到综合的艺术创造，从偶尔的发现到熟练的掌握，如此反复实践，受到启发，得到规律，才归纳总结出创造美的原理。因此，界首彩陶的对称美、均衡美、装饰美，是源于生活、根植于本土的美的集合。界首彩陶的主要材料取自于颖河两岸的胶泥层，因此，又具备了本土的、民族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界首彩陶”。“浅谈工笔画的笔墨和色彩”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其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绘画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远古的帛画，以线赋彩，成为中国工笔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祖先们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绘画手法，逐渐形成了双勾填彩、双勾细染的画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无论是富丽的色彩或是浓厚的宗教题材，都体现着先贤们娴熟的工笔表现手法。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吴道子、张萱、周昉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其工笔人物画线与墨、线与彩的完美结合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期。工笔画 走向民间当在 元、明、清 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冲击下，虽有仇英、“二袁”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虽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而近20年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辉煌时代。与其他国家的绘画风格不同，中国工笔画有其独特的艺术绘制程式。中国工笔画讲究用笔用墨，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更是中国画气韵、精神的载体，笔墨功夫是许多画家一生的追求。和写意水墨画相比，工笔画同样要求以笔入画，求笔法，讲笔趣。唐代陆希声五字执笔法，要求做到“五指齐力”、“指实掌虚”，运笔则灵活自如。张彦远的“生死刚正谓之骨”，正是用笔力度的体现。元代王蒙笔力扛鼎，后人称之为“金刚杵”。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笔》中说“用笔以中锋沉著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生怕涩，熟怕局；慢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由此可见，用笔是工笔绘画中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则是中国画的血肉。中国工笔画所追求的艺术理念也是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以此展示“气韵生动”的艺术魅力。纵观古今，中国文人画一直提倡“水墨为上，墨分五色”。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清代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里说：“笔与墨会，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草圣林散之在《笔谈书法》中更是强调“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能从笔墨上有心得，则书画思过半矣。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笔墨是中国画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中国工笔画着力于追求“意”的神会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类赋彩”则是中国工笔画的要素之一。在历代众多工笔画名家中，善于使用色彩的当数南宋和元代交替时期的浅绛山水大家钱选，他的作品洋溢着文人气息，在水墨浅绛的基础上，罩染石青石绿，皴染加墨点，清丽典雅,郁郁葱葱,处处呈现生机,对后世浅绛小青绿山水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历代名家对色彩的运用极为重视，对色彩与色调的主次、墨气与色气的效果十分讲究。如五代南唐工笔大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要刻画南唐中书郎韩熙载夜间举办盛宴的隆重场面。此作是五代时期工笔重彩的鼎力之作，其中锋用笔，线条流畅圆劲，设色富贵浓丽；其间对女乐人物的描绘更是生动传神：华丽的衣着，浓艳的装饰，丰富而和谐的色彩，工细极致的晕染与身着白色晚装、袒露赭色胸腹、端坐黑色椅子的韩熙载形成强烈的对比，主宾关系明确，而人物神态和场景融为一体，形成对立统一而又协调有节的盛宴氛围。又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周昉的《仕女图》等工笔巨作，其笔墨色彩的合理运用使所要表达的主体更加突出，物象更加鲜明，格调更加高雅。当代工笔画的繁荣和发展，丰富了工笔画笔墨色彩的内涵，延伸了工笔画的艺术程式。在不久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主办的“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展”上，众多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工笔画能实能幻、能繁能简、能宏能巧的表现形式，笔与线、线与墨、墨与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灵活的运用。不少优秀作品使用了制作技法，使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当代工笔画名家何家英先生就工笔画的制作技法坦言：工笔画的绘制方法，70%是制作。绘画就是很精细地描绘，这也是一种品质。著名工笔画大家、中国工笔画学会创建人林凡先生说：“现代工笔画家为什么不能制作呢？制作不是要不得，而是要大力提倡，把制作水平提得高高的，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现代工笔画的创作素材来自于生活，取自于客观世界，而创作理念却是源自于画家本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悟，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和情思；创作过程则是画家对于色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的考验。实践证明，笔法、墨色、色彩和制作技法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抒情写意的意笔画一样，中国工笔画也是一种表意的艺术，两者只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已。工笔画所要达到的艺术意境不是画家对自然景物的简单复制和摹写，也非生搬硬套的制作效果，而是经过主观取舍、融主观审美情趣和客观精神于一体的心物之间产生共鸣的艺术语境。优秀的工笔作品是画家心灵中的情景或物象的再现，是笔墨和色彩最佳配合所生成的“象外之象”，更是一种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完美融合的人格文化。“根植传统 创新发展”——段云峰谈现代工笔花鸟画创作2010年04月07日 11时02分 来源:美术报大千世界，鸟语花香，春来冬去，周而复始。大自然中的花鸟不仅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以其优美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愉悦。千百年来，亘古如一。远古时代，当人类尝试用艺术表现自身力量的同时，已开始描摹那些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花草虫鱼和飞禽翔鸟。这些充溢着主观色彩和被艺术化了的花鸟图式，不但较之自然中的花鸟更具有典型性，而且点缀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花鸟画，涉猎的题材相当广泛，表现形式和手法各有千秋。历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从繁花盛草到禽鸟虫鱼，从客观自然的摹写到主观思想的张扬，众多花鸟画家取得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成绩。因此，花鸟画和山水画、人物画鼎足而立，在传统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在世界艺坛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花鸟禽鱼，属自然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家们更是如此。印象派画家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那焕发着耀眼光芒的作品，你只要看过，就会留下对于生命灿烂辉煌的强烈感受。然而它并非花鸟画。西方美术史上，只有静物画而无花鸟画。花鸟画当属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之魂宝。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花鸟虫鱼的自然之美，把它们作为美的符号，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材料，赋予不同的艺术语言装扮生活。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画科——花鸟画。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先民们刻绘在器皿上的花鸟图式到唐宋时期独立成科的工笔花鸟画，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令后人叹服。工笔花鸟画的表现程式和艺术语境，尤其是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写意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自1985年以来，有关中国画前途的论争不绝于耳，从“中国画笔墨还能不能反映当代生活”到“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从“笔墨等于零”到“笔墨就是一切”的对辩。可以说，在各种新观念、新理论的后面都云集着一大批敢于探索、勇于牺牲的实践者，其活跃程度几乎如诸子百家争鸣，让人激动又让人忧虑。在艺术潮流演进的过程中，艺术家——这个艺术实践的主体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用他们的艺术品在各个推进的段落里，留下足迹，让后人研究时有最基本的材料。而工笔花鸟画在这个大的艺术潮流中，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所经历和所应承担的都同样是异常沉重的使命。工笔花鸟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它在当下的精神是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风格重塑，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是传承的结果，要进行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重塑，必须要梳理前人的风格，对他们的艺术格式进行分析。从现有的资料看，五代以前的工笔画中，人物、山水居多，难觅独立成图的花鸟作品。从北齐佚名的《校书图》、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到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韩干的《骏马图》、孙位的《高逸图》等，都充分地展示了工笔画中山水、人物的艺术高度，除了韩干、韩滉的马、牛等动物塑造以及作品中配饰的花草、鸟禽外，几乎未见成熟而独立的工笔花鸟画。直至五代的徐熙、黄筌、滕昌佑的作品，才使花鸟画具备了独立画科的元素。至宋代，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大，画家对自然界体物传情的深入，工笔花鸟画才渐入佳境而渐成高峰，出现了大批技艺、形式成熟的工笔花鸟作品。当然，在这个高峰之前，工笔花鸟画作品应有一个从初始到成熟的过程，只是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我们见不到那些承前启后的作品了，尽管如此，正是这一断层期的诸多画家，为宋人工笔花鸟画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他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历史上的辉煌期。北宋宫廷花鸟画家黄筌当属写实工笔花鸟画的宗师。他以宫廷园囿中的珍禽异鸟、奇花怪石为题材，以工整细腻的表现手法所作花鸟画被世人称为“黄家宝贝”。从其淡色晕染的特点，我们可以感叹画家的扎实功底和对客观事物独到的理解，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仅只一件《写生珍禽图》。　工笔画走向民间当在元、明、清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的冲击下，虽有仇英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花鸟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尽管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而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崭新时代。时至当代，工笔花鸟画的阵营日重。二十多年来艺术院校的教育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工笔花鸟画发展的进程。但当我们站在巍峨的传统艺术之巅上来观照工笔花鸟画的发展现状，展望它的前景时，我们必须把握的契机是在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去“重塑风格”，不仅要让工笔花鸟画家的作品具备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质，还要按照在工笔花鸟画艺术实践中的规律去显现当下各个艺术家或者艺术画派的才情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当代艺术家必须要明了历史，具有前瞻性，以史为鉴，确定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要根植传统创新发展。其次，要深刻认识到：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天性、悟性和灵性，更是对客观自然的提炼和升华，诚如董逌所言：一百牛形，形不重，非形生有异，所以使形者异也。画者于此，殆劳于知矣。托物言志是艺术家的终极价值取向。只有根植传统，师法自然，开启智慧的天窗，才能锁定属于自己的艺术程式，才能使工笔花鸟画家不囿于陈旧，不限于桎梏，其作品才能永远散发时代的气息。

古代文学的论文题目有什么？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
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
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
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
6 柳永词的雅和俗
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
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
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
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14 《水浒传》主题辨析
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
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
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
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
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
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
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
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
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
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
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
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
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
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
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
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
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
42 论二晏词
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
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
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
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
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
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
50 贾谊论
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53 汉乐府诗分析
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
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
62 《西厢记》的传播
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
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
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68 牡丹亭》的传播
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
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
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
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
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
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
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
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
91 论归有光的散文
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
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
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
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
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
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正道沧桑地21集到25集观后感论文1500字以上

正道沧桑观后感：

《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在北京卫视和北京新闻频道热播，年轻人回顾和谈论社会主义成为网上的一种热潮。以史为鉴，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实践，浩浩汤汤如长河，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系列片第六集《哲人转身》讲述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懈追求中“转身”创建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深刻改变人类思考方式和生活。那么，影响科学社会主义发轫的是怎样一种“转身”呢？

这是一个华丽的生活“转身”。富裕律师家庭出生的马克思和出身纺织实业家族的恩格斯，放弃了富裕、有前途的社会地位，主动到工人阶层和穷苦民众中去，体味悲惨生活，鞭笞资本血腥。他们走的这条红色之路，比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坚实，也与之前的生活决裂得更彻底。

他们追寻真理的脚步，没有在物质和名誉面前停留。历史由此少了两位知名的律师和能干的实业家，却多了一对并肩而行的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领袖。

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转身”。马克思、恩格斯从追寻黑格尔的思想足迹，到超越唯心主义的藩篱，最终结伴前行追寻社会大同。是什么原因诱发了这对年轻人思想上如此深刻的“转身”呢？是不甘停滞在逻辑“空谈”的进取心，是探究社会不公根源的责任感。

马克思大声为捡树枝的人进行权利辩论，恩格斯愤怒批判资本家为填满口袋竟然压榨5岁的孩子。坚持用哲学服务社会的马恩二人，在为民众代言的思想阵地上大声鼓与呼。即便是被驱逐出境，仍不移其志。

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社会精英普遍惊叹于生产飞速发展和财富的惊人积累。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超越了时代和出身的局限。他们关注劳动者的贫苦，关注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公，尖锐地指出“资本每个毛孔都带着血”。20余岁的他们从“转身”的那一刻起，就站在了历史的前列，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战斗历程。

如今，马克思、恩格斯为之“转身”前行的理论，在中国人不懈追求中开花抽穗，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逐步成为现实。回望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追逐梦想而坚定“转身”奔向真知的历史，更能激励中国年轻人接力奋斗追寻“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