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书法毕业论文

金文书法毕业论文

尊师重承王长水书法最初得益于小学时期的老师王景和先生。这位老师尊崇“二王”，擅写赵体，使王长水受益匪浅。1960年，他报考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修科，用毛笔书写的语文答卷引起了当时任山大校长的成仿吾的注意。经校长建议，他被破格录取为中文系学生。山大名师云集，藏齐鲁文化之深厚底蕴，素以文史见长。王长水于此耳濡目染，体悟日深，自成气韵之于腕底，流之于笔端；更从恩师蒋维崧先生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学书、做人的真谛。良好的师承使王长水非常看重学问境界与艺术素养的积累，随着学艺的长进，他更加追求一种笔墨趣味及存留在文人内心的书卷性格。王长水在流畅妍美的行笔中，完成法度与情感分寸适宜的把握，以“情驰神纵，超逸悠游，临事制宜，从意适变”获得“风行雨散，润色开花”般自然情趣和活泼生机。金、帛创新之美学界对帛书书法研究比较单薄，王长水借助现有资料，追踪最新出土发现，对汉代帛书研究较早，用力较勤，并受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影响较深王长水撷取帛书的绵绵神韵，融入行、草、隶书的元素，字的结构偏长方体，点线呼应，回环畅达，疏疏朗朗，尽显端庄灵动。他的用笔师法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因此少了古代帛书的呆滞，多了些现代书者的灵巧。除此之外，王长水对金文的研究同样富有创造精神。唐代李邕曾有“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之语，王长水深谙此理，他的金文书法面貌在蒋维崧先生的清丽雅逸风格之上，追求苍劲朴茂、浑厚静穆的境界，别有风味。在此基础之上，其书法更是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审美精神，体现出充沛的才情和潇洒的气质：临纸下笔挥洒自如，点画精到，既重师承法度，又不妨碍感情流露，可至道法自然之境界。致力甲骨研究2011年王长水潜心创作百余幅甲骨文新作并集结出版《王长水甲骨文书法风韵》一书。另外，学院派名家丛书《当代书画研究》也于2011年依次推出张海、王长水、沈鹏三位书法家，让我们充分领略其书法气韵、笔墨精髓。王长水学习甲骨文可以追溯至大学时期接受古文字课程之时。当时他任班中的课代表，勤勉力学，颇多收益。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他亦下工夫到山大图书馆寻找和临写过多种甲骨文拓片，竭力收集相关资料；从事书法教学工作时更以李圃先生编写的《甲骨文选读》为教材，亲力指导研究生学习，师徒共修。王长水与甲骨文有着不解之缘，更希望为艺术传承尽到自己的责任。如他所言：“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文字资料是百年来最为丰富的，将甲骨文书法规范化和艺术化的任务迫在眉睫，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让老树新花再现华彩，优秀的文化薪火相传。”品高韵新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划，自有清刚雅正之气。”书法本是“一技”王长水更是把它当做“大道”来追求。人品既殊，性情亦异。他的书法以“品高”为追求，下笔妍雅、不落尘俗，更能于平实之中寓深永之致。他将独立的人格追求融于行草，充分发挥毛笔在宣纸上的书写特征；用现代学者的审美眼光，发觉古文字的内蕴之美，使它们向现代转型。王长水身上具备了甘于寂寞，孜孜不倦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确立了富有自我特色的艺术品质。贵能深造求其通 —— 读王长水教授书法集有感 作者：周来祥王长水教授早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是我的学生，论文学、美学，我略有所长，但论及书道墨艺，以长水之造诣，亦可以为吾之师矣。以吾之短道长水之长，实难胜任。　　长水自幼酷爱书法，远师晋唐二王，近师蒋维崧先生，潜心钻研，勤学苦练，日有精进，兼擅篆、隶、行、草，尤长于行草。细观其笔风墨神，自然而清新，豪放而委婉，凝重而灵动，柔中带刚、静中含动，展悦心之和美、吐动魄之大气，实熔铸百家而成一己之体。　　谈长水的书法就不能不谈长水的为人，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高雅正之气。书法之道本是小技，长水却把它当做大道来追求。人品既殊，性情亦异，长水是本色之人，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也无矜持气，常常让人感觉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所以，长水的书法以品高为追求，下笔妍雅、不落尘俗自不待言，更能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上世纪六十年代，长水毕业后又长期执教于中文系。山大素以文史见长，名师云集，大家林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齐鲁文化底蕴深厚，长水于此间耳濡目染，体悟日深，胸襟逾阔，境界益高，运之于腕底，流之于笔端，雅致俊逸之容，豪爽开朗之情，俨然书中之长水矣！书如其人，信斯言也。　　一个人的境界常常就是其艺术上的境界。中国书法艺术的境界是一个深奥的话题，就一位书家而言，其禀赋、思想、精神、学识等，都可以印证于笔底风光之中，构成其文化人格气韵，即可以境界视之；能秉承传统而不相类、不俗似，有追求的书家常常就可以别具一番风貌，独呈一种境界。蒋维崧先生曾经与长水谈到唐代李邕所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一语的精辟，鼓励长水走自己的艺术道路。对此，长水是有深刻认识的。长水写金文首先得益于蒋先生的教诲，不仅师其法，更学习蒋先生的创造精神，因而他的金文书法面貌在蒋先生清丽雅逸的风格上，更追求苍劲朴茂、浑厚静穆的境界，别有风味。长水的行草书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这与他的学者身份是十分相宜的。长水崇尚晋元书风，正是追求一种笔墨趣味及留存在文人内心的书卷性格，在行草书妍美流便的行笔中，他也在完成对法度与情感适宜分寸的把握，所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唐张怀瓘《书议》），从而获得风行雨散，润色开花般的天然情趣和活泼生机。所以，长水的行草书无论清丽还是浑厚，无论精巧还是奔放，也无论流畅无羁还是深沉凝练，写来都潇洒自然，无意于佳乃佳颇得晋元书风个中三味。　　我与长水相识相知已经四十余年，时光的流逝常让人感叹情意的珍贵。如今，长水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但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却是当打之年。中国艺术历来讲究大器晚成，就长水的才情、学养与勤奋而言，其艺术探求路程一定还很漫长。看长水书法，件件墨宝如妍花竞放、正当盛时，书道无止境，前峰更辉煌，祝长水奔向新的高峰。 一个书家成长的例证 作者：魏启后 陈梗桥知道《王长水书法选集》即将付梓，非常高兴。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出版界、书法界，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一位书家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植根要正。王长水先生，1960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以来，在一种良好的氛围中，接受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书法的学习，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深叶茂，是一个规律。师从要高。古人提倡“取法乎上”，完全正确。长水先生师从著名学者、书家蒋维崧先生，是一大幸事。蒋先生治学谨严，眼界高远，同时，技法精到。长水先生得以虚实并举，免走弯路。正可谓“严师出高徒”。取材要精。蒋先生晚年一直在注意并吸收考古学界的新发现、新成果。长水先生也在努力学习蒋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广泛涉猎与精当选取参考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自己的作品时有新意。用功要勤。学习书法是一个异常吃功夫的过程，不能着急，不能取巧，不能自欺欺人，而只能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长水先生多年来，尤其近些年来，潜心用功，孜孜不倦，数量与质量均有骄人的成绩。《王长水书法选》，便是他近年来书艺的回顾小结。这本书，不仅供人欣赏艺术，而且为书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例证，一定会给广大读者带来许多有益的启发。2007年5月1日于济南王长水先生书学观点当代书法，需要励精图治，应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更应从娃娃的教育做起。　　我们的时代需要书法大家，更需要书法鉴赏大家，最需要的是真正的批评大家。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凡是热爱书法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凡是对书法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受到人们的敬仰；凡是对书法亵渎或把它引向邪路的人，都应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历史的惩罚。中国书法艺术能否走向世界，被世界公认它是一门科学艺术，虽很遥远，但不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某门艺术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有着中国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中国人特有的艺术魅力。但当今中国书法的魅力越来越与文人远离，书法的文化韵味越来越少，官为本位，名为本位的的思想泛滥，真正在书法上下苦功夫的人太少了，当代书法艺术怎能走向世界？ 我们的书法艺术是应该继承古代的优秀传统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何创造书法艺术的今天和明天，缺乏认真思考。 中国艺术要走向世界，关毽在于改变我们固步自封的观念。看看外国的文明，看看外国的艺术；看看外国古代文化，再看看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不能不令人钦佩。世界文明的发展，关键在于民主和科学。真正的民主和科学，是经过百年、千年地与专制和愚昧英勇斗争而取得的。艺术的发展也不是靠官为本位，也不是民为本位；也不能靠老祖宗的丰功，也不是借外来的势力，而是靠我们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和文化的积淀，靠我们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自强自立，努力创造美好的艺术环境，创造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作品。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为子孙后代书法艺术的繁荣，鞠躬尽瘁！ 凡修建个人纪念馆，设立某些名目的基金，首先要有纪检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审计，审计后方可建立，防止那些贪官污吏有个钱就为自己树碑立传。如果让他们得逞，那是当代人的耻辱！我从“无字书”中，明白了书法与人生；知道了书法与历史；明白了书法的伟大与渺小；知道了书法的光荣与耻辱...... 读来读去，我似乎懂得了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阿Q精神来衡量书法的历史。因为阿Q只知道过时的“老子”与未时的“儿子”，却不知道自己的可怜的处境，这处境就是稀里胡涂地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现代书法的处境是什么？处境是近百年来文化历史屡遭破坏，造成了文化上的长期断代和阻隔，书法赖以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文化根基“如同釜底抽薪”。没有根基的书法，就像是“一碟绿豆芽”，怎能使它成长壮大？怎能与历史的任何朝代相比？就是与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也无法相比。日本和韩国早已经历了“实用书法”的消亡，现在纯以“艺术的书法”，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与别人比高低。日本的书道教育健全，人才辈出；韩国的书艺也不甘落后，书家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我们的书法艺术与日本和韩国的差距，恐怕不只是七年八年，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长一些。我们不能只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热热闹闹的“书法热”的这一面，却没看到严峻的“书法危机”的那一面。“热”得快，“冷”得也快。我们不能刚刚吃了几天的“白馒头”，就忘乎所以起来，如果那样的话不是无知，就是健忘。我本不能像柏扬先生说的那样，“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我只能对处于书法悬崖边上的朋友们，中肯地说上一句：假若我们还不想掉下去的话，反思，乃是救助中国现代书法的一剂良药！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种责任。我们对书法的责任，是让书法沿着健康的路子成长，让书法一代一代承传下去。我虽以“自娱春睡美，自乐黑白间”为座右铭，但“自娱”与苏东坡的“春睡美”联在一起，就有一种“无畏”的感觉；“自乐”在黑夜与白天之间，虽只有“一刹那”，但那是我抚慰我的伤口和做好明天工作的准备时刻。我虽有勇气，但也很少信心，因为我不是那种力挽狂澜的人物。 理论要创新，我们既要反对泥古不化的守旧思想，也要反对超越时代的所谓“创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理论需求，如果抛开现代人的需求去创什么超时代的书法理论，那只能是一种幻想。我不否认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反作用，可得首先看看书法有无力量去影响社会、改革社会，力量的大小与影响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书法批评的自由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书学的随意否定，对现代某些人的书法和理论的恭维和盲目吹捧上。我们认为传统的书法和理论有糟粕也有精华，现代的书法和理论也有优点和缺点，都必须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再去评价。可十年来在书法批评中有一股反传统的潮流在作祟，他们反传统的过去，也反传统的现在，他们是艺术的虚无主义者，与以上超时代的书法理论又是一脉相承的。在书法实践中，抛弃传统的书法，出现了模仿日本少字派书法，有追求绘画书法，有的探索潜意识的线条，这样的书法混同一些劣等的自造书法在社会上泛滥，吹捧、恭维之声又甚嚣尘上，什么书法精品、当代名家，无一贬词。这不仅表现了批评的随意性，而且表现了批评者本身的幼稚，在书法界似乎没有是非标准和审美原则可言。所以理论界的志士仁人大声疾呼“书法也要有批评”，这正是书法界的希望所在。我们现在真正需要有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艺术的批评家。有真切的批评，才能有真正书法艺术的新生。也如鲁迅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我们热切盼望正直、诚恳的批评家，不需要那种阿谀、庸俗、浅薄的批评家。 学习书法如同做人，待人以诚，处事以公，遇事学会忍。学习书法不求闻达，只求艺进。我很欣赏古人的一副对联：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只要不求名利，乾坤也许会让我静下心来研究书法。 学习书法的宗旨，重要一点就是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现在书法的实用性越来越少，而中国人的书艺水平，从全局看也许越来越差。没有对书法艺术的献身精神，书法也许会在人们一片“赞扬声中”逐渐消亡。 当代书法需要励精图治，首先要反对社会舆论的浮夸风。不切实际的吹捧，不仅害了本人，更害了书法界的实事求是的风气。书法界的良好风气，应该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书法也许能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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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
　　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
　　一、以丽为美
　　“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
　　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
　　“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
　　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
　　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
　　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
　　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
　　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
　　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
　　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
　　二、以势为尚
　　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
　　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
　　（一）点画之势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
　　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
　　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
　　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
　　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
　　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
　　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
　　横鳞，竖勒之规。”
　　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
　　（二）结字之势
　　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
　　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
　　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
　　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
　　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
　　（三）章法之势
　　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
　　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
　　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金文的特点

西周：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後，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

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

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扩展资料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肇始于殷商，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顶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铸刻在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

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人书法创作中“款识”之谓即由此演化而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文

张振林是谁?

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振林

张振林教授，男，广东兴宁人，1939年12月生。专长为汉语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师从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容庚、商承祚教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广东省语言学会会员。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之一。
张振林教授，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以优异成绩被推荐为著名文字学家容庚、商承祚教授的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在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中开设《正字与书法》、《文字学》、《金文通论》、《临摹与传拓》、《战国秦汉文字》等课程。张教授治学严谨，并在多年的研究中练就了一手好字，精通金文、竹简等字体，其书法深受容庚、商承祚两位大师赏识。
作为古文字学家的张振林，他在研究生阶段时学习认真刻苦，考证金文方面发现良多。毕业论文中考证未识字一批，容庚先生后来多数采纳入新版的《金文编》中。张振 林教授初学古文字不久，就以一篇古文字研究论文引起国内老专家们注目，他的好学精神深得容庚先生的赞赏。1978年容庚先生因年事已高，原先协助他的马国权先生又离开了中山大学，故把尚未做完的《金文 编》的修订、摹补工作单独交给张振林教授去完成。经过5年的努力，1985年，列为全国“六五”重点项目的第四版《金文编》正式出版。第四版的《金文编》共1505页，全部是张振林教授一笔一划用小楷笔书写而成，体现了张振林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扎实的书法功底。《金文编》是容庚先生成名之作，而第四版《金文编》凝结了师生两代人的智慧。1982年初容庚先生卧病一年后溘然逝世。因此可以说，没有张振林教授继承道统，勤勉工作，就没有第四版《金文编》问世。《金文编》（新增订本）于1987年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国务院新闻出版署颁发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出版图书二等奖。
张振林教授在金文研究中，十分注意唯物辩证地进行全面考察。在《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这一长篇论文中，结合考古学的器类组合、器形、花纹的风格和铭文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的统一关系来研究铜器的断代。他对铭文形式上的氏族文字、文字的点画、偏旁结构、新生字、语词、文辞格式等方面的发展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作了有意义的探索。这篇论文对汉字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都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张振林教授的书法成就显著，在释读鸟篆书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鸟篆书也叫鸟书。容庚先生的《鸟书考》在学术界影响甚大。张振林教授正是得了老师的真传，加上他本人相当的美术素养，使他在释读鸟虫书文字上见解独到。他善写各类古文字各种书体，其书写的鸟书堪称一绝，深受收藏家的喜爱。他在《中山靖王鸟篆铜壶铭文之韵读》和《关于两件吴越宝剑铭文的释读问题》两文中，释读了极为难读的壶铭，纠正了长期不能解决的勾践剑和夫差剑铭文释读上的谬误。
张振林教授精通金文，旁及简牍。在战国竹简的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成绩。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无一完整，支离破碎，长短不一。他在既无先例可循，又缺文献可征的情况下，就是凭借他古文字学的深厚功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摸索半年，终于根据简文的文例、书写风格、长度、断口形状等10个条件，把出土时四百二十五号散乱的断简合为二百号，使这批竹筒得到合理的拼复，并做了初步考释，基本弄清内容。后来同一地区的夭星观出土了同类内容的全筒，证明他的开创性工作是基本正确的。解放初期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出土的37块碎筒，经他研究拼复，弄清是由18根竹简组成的《遣册》。
张振林教授近年来正在进行古文字隶变为文的研究。他已经整理出《秦隶字样》的书稿，目前正对隶变过程进行探讨。此外，还进行着已被国家教委列为重点项目的大型工具书《金文辞综类》的编纂工作。
开设课程
本科：文字学、正字与书法
硕士生：青铜器铭文研究、临摹与传拓、秦汉文字研究
博士生：铜器铭文与商周文明、商周典籍导读
主要著作
《金文编》（容庚撰集、张振林摹补），中华书局1985年7月出版，1992年获新闻出版署古籍图书二等奖
主要论文
《中山靖王鸟篆壶之韵读》（论文），《古文字研究》（一），1979年
《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论文），《古文字研究》（五），1981年
《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论文），《中山大学学报》（三），1996年
《毛公鼎考释》（论文），《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