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杂志撰稿

医学杂志撰稿

曾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科研各层次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围绕“继承与发扬”中医理论进行，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曾获国家、部级等奖项。倡导“内经学”并得到学术界认同，使《内经》研究与教学发展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提出“脾胃转输是五脏藏神关键”学术观点，并在多层次进行了探讨与证实。注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与临床实践，《内经学》出版并被教育部列为本硕连读七年制教材；在对“脾胃转输”进行理论与临床研究基础上，筛选出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疾病的有效方药――利脑明颗粒，应用于临床。重视科学普及，写有科普著作，并曾为某医学杂志的“读者信箱”栏撰稿。他从事《黄帝内经》教学与研究近50载，笃学好问，启幽发微，熟谙《素》《灵》，学验俱丰。首次提出将“内经学”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获国家图书奖等奖项，被誉为《黄帝内经》研究的里程碑。他注重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提出“脾胃传输是五脏藏神关键”的新说，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高徒等各层次中医人才。他在教学科研、临证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曾荣获国家级、部级进步奖2项。他还多次应邀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讲学，推动了《黄帝内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张锡纯出生于哪里

张锡纯
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1916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1930年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
中文名：张锡纯
别名：寿甫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盐山县
职业：医生中西汇通医家
代表作品：《医学衷中参西录》
性别：男
人物生平
1885年张锡纯治愈了连当时的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开始应诊。但1911年前，仍主要以教书为主要职业。
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至《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
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
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1年曾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以后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鲁联军军医处处长等职。
1916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
1918年（民国七年），苏中宣等人聘请张锡纯到奉天（沈阳），在大东关开办立达中医院，并担任院长，提倡中西医合作，声名大噪。1920年代初期，与江西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称为“四大名医”。又和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被誉为海内“名医三张”。
1928年后寓居天津，白天诊病，夜间写作，开办天津“国医函授学校”，设立“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人才。
1933年秋天因病逝世，享年74岁。
个人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治学观点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组方特色
衷中参西，辑成一录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我国流传甚快。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按他的说法：“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叙：“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再有治阴虚发热，肺痨，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治肺病发热，以安替匹林代石膏发汗；治癫痫，用西药镇静剂与中药清火、涤痰、理气之品配伍；治梦遗，加溴化钾或水合氯醛以增加镇脑安神之功。以上表明，张锡纯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功不可没。
注重配伍，善用对药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每一方剂时，对一证一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明，对其用量、加减、单用、合用、服法、疗效情况都给予详细记载，其组方严谨，药味少，用量大，针对性强，立意明确，配伍巧妙，并着重指出用药配伍原则：“取其药性化合，借彼药之长，以济此药之短。”
注重用药，保证药效
(1)专效重用张锡纯治疗疾病时选用对症之药，重用而取效，他曰：“恒择对症之药，重用一味，恒能挽回急重之病，且得以验药力之实际。”生石膏为清解大热的特效药物，山药系救济之大药。既济汤重用熟地、山萸以固脱，莱菔汤之重用山萸、生龙牡以救脱，硝菔通结汤重用朴硝、莱菔子以通燥结，荡痰汤重用赭石、大黄以除顽痰。其中，“大黄之力虽猛，然有病则病当之，恒有多用不妨者，是以治癫狂脉实者，可用至二两。”(2)善用生药张锡纯认为：有些药物须生用，生用则药力浑全，炙用或煅用则药力减弱，无效甚至引起相反的作用。如石膏、黄芪、山药、赭石、龙骨、牡蛎、乳香、没药、大麦芽、山楂、鸡内金、白芍、蜈蚣、水蛭、赤石脂、甘草等。他指出：水蛭最宜生用，切忌火炙；乳香、没药最宜生用，若炒用则流通之力顿减；桃仁生用取其生发之气；龙骨、牡蛎若用以滋阴、敛火、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煅；山药宜生者煮汁饮之，不可炒用，否则服之无效；赭石生用性重坠凉镇，能降胃止血，能生血，毫不伤气分，若煅用既不能生血，且具有开破之性，多用令人泄泻。
(3)注重炮制张锡纯认为：“药物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前人炮制半夏失宜易致呕吐，为了用药安全，他改进炮制方法，还自创马钱子制法、血余炭制法、硫化铝制法等。还有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敛火，皆不可煅。
综上所述，张锡纯结合中西医、自创新方、配伍用药、及服药方法等均围绕提高临床疗效而展开，并付之临床验证，我们不仅要学习他自创新方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自创新方的思维，勇于提出自我见解。
突出贡献
张锡纯三十岁左右才学习“西人西书”。开始他喜欢西医讲解新异。后来，钻研了十年，又认为西医新异文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于是，中医包括西医之说，就成为他衷中参西工作的理论根据。所谓衷中参西，就是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
在四十多年的治疗工作中，他不厌其烦，有始有终地建立了医案。他的医案于立案法度、记载项目，尤能要言不烦，简而不漏，首尾完整，层次也井然，可为医案的范例，后来的津梁。他认为，积累医案和病历，是在实践中研究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习医不不泥于古的一个条件。他从中得益不少。后来，那些医案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治口中西医学杂志》、《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他为特约撰稿人。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医学论著。后来，他汇集十八年的经验，在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汇通，编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是他一生临床的经验总结，刻苦研究医学的心血结晶。从辨证论治到选药主方，均切近实际，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见解。生前，此书曾分期刊行，流传颇广，受到当时医学界的推崇与欢迎，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书中前三期是他编的，以方为目，随方附论。总共论述了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三十五类病证，一般从生理和病案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附录了西医的有关理论和治法。由于第四至第七期，是由其子及门人编的，分别为药物学讲义，医论、医案、伤寒论讲义。全书载方一百八十九首，简要适用，其中有一百六十余方，是他自拟的，有实用价值，颇为一般中医所喜用。
虽然他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他的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他不愧为近代勇于实践的医学家。
历史评价
张锡纯（1860～1933）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医家，他曾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后继人才；在当时各地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的论文，在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声名远播，与当时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海内“名医三张”。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他一生刻苦向学的心血结晶，也是他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作为卓越的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张锡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习其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祖国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氏在创制新方的实践和成就更为后人称道。从其临床实践来看，张氏用药有不少独到之处。注重实效、以实践验证药用是张氏用药的一大原则。
在理论上，常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互证,力图沟通中西医,如认为《内经》所述厥证即西人所谓脑充血等。此外，他临证讲究详细记录病情，用药讲求实效，创制的许多新方如镇肝熄风汤等，多为后人所喜用。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代表著作
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案》，是通过对张锡纯1909年所撰的《衷中参西录》研读与实践所得的一部张氏医案，书中从诊症、辨治、方药到方解、按语，明了清晰；书後附有本书作者撰写的“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等系列文章及张氏自拟方索引，既使人看到了张氏精湛的医术与仁厚之人品，也通过作者的笔加深了人们对张氏医学思想的理解。
目前所出版的张锡纯著作，多为将全部著作汇为一册的厚重开本。
而本次分卷出版恢复张锡纯生前对其医著的分册原旨，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并在完全尊重张锡纯原意、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编辑手法，让该书的“层次更分明，眉目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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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刊物简介

zhōng yī yào kān wù

中医药刊物是系指有关中医药学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继续出版物，是中医药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医药期刊出现于近现代，据统计，截至1949年10月以前，我国的中医药期刊约有四百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年），其编辑大旨是“奥词显义，统为求教，长篇短节，并曰无拘”，内容已包括有当时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定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

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 前后。现知较早的中医药期刊有上海医学公报社蔡小香等所编的《医学报》（创刊于1904年4月），神州医药学会绍兴分会何廉臣等所编的《绍兴医药学报》（1908年6月），广州梁慎余等所编的《医学卫生报》（1908年7月），宁波徐友函等所编的《卫生杂志》（1911年），神州医药书报社余伯陶等编的《神州医药学报》（1913年5月）等。当时的中医药期刊反映了中医药学界锐意革新的思潮，在内容上则中西兼备，在研究探讨中医学术的同时，对西医学知识也多有介绍。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中医期刊编撰者有蔡小香、丁甘仁、周雪樵、王问樵、梁慎余、唐乃安、袁桂生、顾宾秋、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徐友函、余伯陶、包识生等。

“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以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由于中医药学界联合起来反对对各届 *** 所采取的歧视、压迫、消灭中医等政策的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中医药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也显著增多。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在250种以上，其中在上海出版者最多，达90余种，其次则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当时中医药期刊发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学会所编的《中医杂志》（1912年12月），上海中华医药书局所编的《医界春秋》（1926年5月），杭州三三医报社所编的《三三医报》（1923年5月），广州杏林医学社所编的《杏林医学月报》（1929年1月），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所编的《医学杂志》（1921年6月）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多办有中医药期刊，如《医药月刊》（新加坡）（1930年2月），《菲律宾医药会刊》（1930年4月）等。这一时期的中药医期刊，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医药学术团体机关刊物，如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馆所编的《国医公报》;神州医药学会各分会所编的《神州医药学报》以及中医院校所编的院刊等等。

这一类期刊多为各学术团体人撰稿。论文学术水平较高，且多报告了各团体的机构、成员、沿革及动向等。其二是中医药界同人刊物。如上海中国医学月刊社所编的《中国医学月刊》（1928年10月），广州岭南医林一锷社所编《医林一锷》（1931年1月）等，这类期刊的内容广泛，思想较为活跃。其三是中医普及性刊物，如上海中医书局所编的《家庭医药杂志》（1930年1月），健康报馆所编的《学医门径月刊》（1930年5月），广州大众医刊社所编《大众医刊》（1931年4月）等，此外，当时各地报刊如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多编有医学卫生副刊，其中亦有特刊中医内容者。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宣传中医药卫生知识，读者面大，影响广泛。这一时期中医期刊的内容，一般都是有社论或言论栏。多反映当时中医界讨论中西医关系，如何整理中医学术，中医教育，医学道德等问题; 学说栏多连载篇幅较长的著作和讲义;药物栏介绍各种中药的研究;医讯栏报告各地医疗法令，医学团体情况;问答栏多解答读者学医、治病的各种问疑; 此外还有随诊笔记，医林文艺，杂俎等。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编撰者有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樵铁樵、陆渊雷、周学海、章臣鹰、张赞臣、秦伯未、范行准、祝味菊、杨 *** 、刘民叔、余无言、赵燏黄、陈邦贤、陈无咎、张山雷、吴汉仙、陆士谔、谢利恒、张锡纯、朱仁康、杨志一、张子英、杨医亚、朱振声等。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出版的期刊大约有六十余种。除上海及江浙等沿海各省外，各地新刊的中医期刊增多。如重庆出版有《国医月刊》（1939年4月），成都出版有《国医改进月刊》（1941年3月），桂林出版有《复兴医药杂志》（1941年4月），西安出版有《平民医学周报》（1943年6月）等。由于时局动乱，此时中医药期刊一般刊行年代不长。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出版的《国医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