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杂志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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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学类杂志。医学+涉及涵盖了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医学教育等多个方面以促进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所以该杂志是医学类杂志。

为什么科学家会与企业家发生冲突？

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活动,如今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确,当经济之前冠以“知识”二字后,作为知识生产主要途径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内涵、建制、运作模式以及社会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应的改变。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

　　1　冲突产生的背景

　　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正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言:“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或人个寓所里的非正式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经常见到的情形并不是一群‘经济人’联合起来或各自为战地谋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是一批好奇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因为,“科学家免不了会有希望得到社会喝彩的欲望,而做出可获利的应用性发现就能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那时“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

　　然而,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70.5%,而企业仅占2.6%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59.6%,企业占7.1%〔2〕。

　　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3〕。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

　　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6〕。

　　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7〕。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

　　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

　　(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骗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8〕。

　　(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　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9〕。类似

　　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0.5%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10〕。

　　(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　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11〕。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

　　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12〕。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19.8%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8.1%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13〕。

　　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14〕。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15〕。

　　3　利益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16〕。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

　　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卫生研究所”为保证其研究经费资助不致引起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曾经颁布过一些条例,要求接受资助者向政府公开其本人、家庭以及商业伙伴的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做法立刻招致许多人的抗议,国家卫生研究所为此收到了751封抱怨的信件。鉴于反对呼声强烈,国家卫生研究所被迫撤回了该项规定。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拟订了处理利益冲突的原则,并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作为公共卫生署下属机构的“国家卫生研究所”,1995年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利益冲突条款。新的条款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向其所在大学、研究机构公开说明: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项目“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下,申请者可能得到哪些“有效的经济利益”。且当“有效经济利益”为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收益,或获利公司投资的5%时,都必须公开其利益关系。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列举过去四年内的合作研究者、导师或其它指导者,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选择评议人时的偏见。美国农业部也要求经费申请者列举出过去五年内的研究伙伴及论文合作者,以使评议人的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此外,一些职业组织,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等都有各自避免利益冲突的指南与处理程序。大多数美国大学也有类似政策。如旧金山加州大学规定,若教师与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的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则不能参加相关的临床试验。华盛顿大学对此没有完全禁止,但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凡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一律执行所谓“零容忍标准”(zero-tolerance
standard),即参与试验的教师必须公布所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也不例外。哈佛大学医学院则禁止其教师接受他们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费赞助。密执安大学规定,其教师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咨询费或作为专家证人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的25%。然而,尽管有许多抑制利益冲突的积极措施,但三个独立研究小组最近对美国科学界处理利益冲突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17〕。

　　实现利益公开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科学期刊。1997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向所有文章作者、评审人及编辑推荐了一项旨在促进发表中实现“利益公开”的政策,大约500家期刊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1984年起,就要求凡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必须公开说明“在可能受其研究结果影响的公司中的所有经济利益”。《科学》也要求其投稿者,公开“所有可能引起文章内容判断偏见的、作者的职业的和经济的利益”,且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同行评议者、编辑及记者。《自然》、《科学美国人》等众多杂志也都有类似规定〔18〕。

　　应当说,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正确认识与处理利益冲突及其消极影响意义甚大。我国正处于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起步阶段,正在大力鼓励大学、研究机构积极与公共部门、各类企业开展教育、研究及咨询等方面的合作。这不但对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极为有益,而且还能有效弥补大学、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足。为了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利益冲突调控体系,加强科学界的自律,以确保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与知识产品的真理性。同时,科学家还应当更加注重关心和保护公众利益,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此外,笔者以为,“利益冲突”也许为我们考察科学社会学的演进提供了某种有益的视角。如果说默顿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理想化”的“宏观”科学蓝图的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是一些“描述性”的“微观”细节。尽管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被认为不大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尽管有人强调科学家的行为常常违反默顿规范,但它毕竟是使科学区别于其它社会建制的重要特征。描述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走得更远的构造主义,固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诸如“利益”、“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形成与选择的影响,但它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过分向“现实”妥协之感,无法为科学家的行动恰当与否提供标准与指南。而这一切又与现代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容回避。因而,我们不妨将“利益冲突”作为切入点,以默顿理想化的科学结构为纲,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基本素材,寻找某些既能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又对科学界整合有益的新认识。

安伟杰“简”变革_简伟杰个人资料

　　在安伟杰看来，葛兰素史克（GSK）这家全球排名第二的老牌制药公司的问题是“高风险”和“低增长”。如今，这位履任近4年的CEO正试图通过变革来改变这种状况。 　　葛兰素史克是由两大制药巨头葛兰素威康和史克必成在2000年12月合并成立的，拥有全球药品市场中近7%的份额，其产品遍布疫苗、药、牙刷和牙膏领域。
　　安伟杰在1985年加入葛兰素史克后，曾任葛兰素南非公司总经理、东南非区域总裁、葛兰素威康公司副总裁、亚太区总裁和市场总经理，他几乎将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葛兰素史克，因此，他对公司的问题了如指掌。
　　“我们要意识到压力的存在和变革的必要性，打造一个在未来10～20年中，都能够顺利发展，并获得更大成功的葛兰素史克，打造一个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新型医药公司。”
　　
　　化繁为简
　　安伟杰之所以提出积极变革，是因为他察觉到公司生存的外部环境及药物费用支付方的兴趣和意向，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在的药物费用支付方希望看到更加实际的证据，说明制药公司提供的药物的确物有所值；另一方面，整个医药行业都面临着提高新药研发效率的巨大压力。
　　安伟杰对未来制药行业的判断是：尽管需求仍然旺盛，但增长会越来越困难。像葛兰素史克这样的制药公司面临仿制药的冲击，同时价格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些因素都将对医药行业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难度。
　　目前，医药行业内大多公司的形态和营运方式很相似，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葛兰素史克的最大机会就是要变革，打造一个多元化的、以增长为导向、同时以研发为重点的制药公司，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安伟杰说，在葛兰素史克的战略中，提高公司的增长速度要放在首位；其次是要给客户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产品和研发，简化公司的运营流程，提高效率；以多元化的方式来发展，并获得更大的增长点。
　　安伟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革时机正合适，应该把公司打造成符合下一个十年医药行业发展趋势的新型医药公司，以确保公司能给股东带来更高的增长和更低的风险。
　　葛兰素史克的多元化战略不仅体现在市场开发上，其产品分布也越来越广。它已经不仅仅是在处方药、非处方药、疫苗等传统领域展现实力，在多元化的经营思路下，公司在健康护理领域也大放异彩，据称，每天有两亿多人在使用该公司生产的牙膏和牙刷。
　　另一方面，多元化经营带来的结果是公司结构极为复杂。因此，我们在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中国草书“简”字。
　　让葛兰素史克这样的大象翩翩起舞，对安伟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他的应对方式是通过标准化和透明化来简化程序。
　　“在150多个国家生产销售三大系列、数百种产品，会导致复杂的运营结构，我们在尽量简化后台运营。通过标准化流程进行运营，这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简化了组织结构。”
　　安伟杰很看重在市场上与顾客的沟通，否则，即使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如果没人知道的话也毫无意义。因此，在商业模式上，安伟杰除了设立销售代表等传统方式外，在过去几年中，他们也在探索更现代的模式，试图让运作更加透明，并发布所有临床数据，不管其是否有利。
　　“我们不断改进组织内部的商业模式，以确保能为患者带来更多好的产品。”
　　安伟杰对在担任葛兰素史克CEO任期内对公司所做的调整感到满意：“我希望我所做的事能让公司拥有更具开放性的全球思维，更加包容，也更加透明。”
　　在葛兰素史克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透明的玻璃隔出来的透明空间，四面摆满了全球各地的照片。
　　降低系统性风险
　　“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在研发上投入了很多精力，这使得现在我们有将近30种主要产品处于领先地位。研发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
　　为了降低研发风险，葛兰素史克会请一些风险投资专家来评估，以确保公司对所投资的新药开发项目的判断是科学、客观的。
　　葛兰素史克拥有制药行业中最大的研发体系之一，年产药品40亿盒，产品遍及全球市场，公司目前进行150多个临床试验项目，每小时新药研发投入超过56万美元，每年为新药研究筛选6500万种化合物。
　　“现在，我们研发投入的生产回报率约为11%，这是个不错的比率。在未来的4年时间里，我们将努力把这一比率提高到14%。”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安伟杰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成本管理，另一方面要研发出突破性的药品、疫苗以及更加丰富的产品，以确保各种研发项目都符合成本收益的方式，给公司带来经济回报。
　　通常，药品研发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般情况下，平均发现和开发一种新的疫苗或药品都要花费5亿英镑并耗上大约10年时间。
　　从2012年起，葛兰素史克在中医药领域设立的“药物创新单元”将致力于把中国传统中药和现代药物研发以及临床疗效测试结合起来。在新技术下，努力在分子结构上对中药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使其发挥更好的临床疗效。
　　安伟杰认为，优秀的研发能够带来卓越的产品，制造也同样重要。如今，药品制造越来越复杂，只有通过高质量的制作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
　　“公司在生产技术上的投入，确保了我们在质量体系上的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系统性风险对公司的影响仍然很大。2007年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称，葛兰素史克的“文迪雅”会使糖尿病患者心脏病风险增加43%，从而导致死亡率增加。文章一出，即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直到2010年，仍有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专家撰写的内部文件，要求FDA对“文迪雅”做出退市的处罚。
　　尽管事情已过去多年，FDA内部也未对“文迪雅”退市达成一致意见，但对葛兰素史克的影响至今存在。“文迪雅”事件不仅拉低了葛兰素史克一个阶段的销售，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其品牌美誉度。美誉度对制药公司这个特殊的行业来说，至关重要。
　　系统性风险带给葛兰素史克的损失并不只是“文迪雅”事件。2001年，禽流感暴发时期，正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的安伟杰被派往新加坡，负责亚洲市场。当时，公司投入资金进行禽流感药物的研究，并着手生产禽流感治疗的药物和疫苗。后来，由于禽流感没有暴发，公司并没有达成任何销售收入。
　　葛兰素史克遭遇的系统性风险还包括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过度依赖某一两种药物、新兴市场的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等。截至2009年中报，葛兰素史克的营业收入为135亿英镑，同比下跌3%，其中美国业务收入为46亿美元，同比下跌19%。
　　安伟杰清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司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依然很严重，改变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重视新兴市场，在地域发展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不失为降低系统性风险的良方。
　　
　　重视新兴市场
　　安伟杰上任不久，就宣布成立一个新兴市场部门，着重在金砖四国进行市场开拓，目的是对这些新兴市场有足够的重视，为他们制定合适的战略。
　　“我们并不想把美国的战略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搬到中国来。”
　　安伟杰认为，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有着诸多的不同。“如果我们进入印度，但产品价格是天价，消费者买不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葛兰素史克要找到适合新兴国家并能够在这一市场受欢迎的产品。这种产品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帮助公司调整架构，更快地适应当地市场，并快速开拓市场。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100多年了，目前在华业务坚实，拥有多家工厂。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在这里我们不仅做生意，而且也做研发和生产，在中国，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
　　葛兰素史克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从最基本的探索到高技术应用都有涉及；在中国还有5个生产基地，其中包括两家合资企业，这是葛兰素史克强大的制造平台。很明显，在未来10到20年中，中国都将是葛兰素史克最重要的研发生产基地。
　　“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疫苗市场上表现出色，康泰克、芬必得这些药也很受欢迎，像贺普丁这类药对中国的乙肝患者很有帮助，而且我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作为一位在葛兰素史克工作了20多年的老将，安伟杰报起药名来轻车熟路。
　　他一再强调自己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政府推进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医疗合作的方式，在农村以及西部地区推进涵盖面更广的医疗保健等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机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对公司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也抱有信心。”
　　尽管安伟杰多次强调中国在葛兰素史克生产研发领域的重要性，但公司在华的大约5000多名本土雇员中，却有至少一半属于市场与销售人员。安伟杰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太过幅员辽阔，在市场方面使用“人海战术”也算因地制宜。
　　“如果小公司的话，我们只要在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些重点城市进行销售就可以了。但如果想涵盖中国所有重要城市，并打算和政府的卫生保健计划一道涵盖农村地区，那么就需要建立庞大的销售组织。”
　　葛兰素史克对中国进行了合理的区域划分，销售网络涵盖到很多地区，他们认为这对于公司和患者都有利，因为病人可以直接看到药物，而不是必须到医生那里才能接触到他们的药品。
　　“在印度，情况也是如此，那也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销售队伍也非常庞大。”
　　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安伟杰觉得骄傲的经历之一，就是曾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且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加大了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关键性国家的投资。
　　新兴市场是葛兰素史克业务多元化的重要增长点，除中国外，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也让安伟杰颇为满意。在过去的两年中，巴西市场的表现让安伟杰感到振奋；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规模虽然发展很快，但总量并不大；而在印度，葛兰素史克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我们很重视金砖四国的业务。”
　　目前，新兴市场已经成为葛兰素史克业绩的主要增长点。2011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全球销售业绩总体下滑，但在新兴市场上却获得了14%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