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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回发表论文

发布时间:2023-11-02 03:42

苏回发表论文

一、整体把握

课文开头一段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寓说明于描写之中,如同展现一幅四季风光画卷,既引人入胜又使人联想,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大自然的物候现象,如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实际上起着预报农时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物候现象仿佛就是传递信息的“大自然的语言”。题目标作“大自然的语言”,其实是“物候现象”的形象化的说法。

(一)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本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3段)引出什么叫物候和物候学。

第二部分(第4~5段)说明物候观测对农业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第6~10段)说明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因素。

第四部分(第11~12段)说明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这四部分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材料之间是按照逻辑顺序来安排的。第一部分说明物候学研究的对象,先从一年四季物候的变化谈起,用短短百十来字,描写了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的情况,既生动形象,又高度概括,使读者对物候学有了直观的认识。接着,作者再以具体现象作例子,用“草木荣枯,候鸟去来”和“花香鸟语,草长莺飞”这样富有诗意的语言,告诉读者,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古代到近代,从起源到发展,自然地引出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等问题。这就是由表及里的说明方法。第二部分,话题转到农业上,以具体事例说明物候学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部分也与文章结尾形成了照应。文章第三部分接着谈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四个因素:纬度、经度、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四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不等,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有条有理。纬度和经度是在地球上位置的不同,第三个因素是同一个地点的高下差异,这三者都是空间因素,最后一个则是时间因素,从空间方面到时间方面又是一种条理。对四个因素的解说由一个设问句引出,接下来用“首先”“第二”“第三”“此外”等连接词,使这一部分层次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每讲一个问题,都举有实例,这样文章就有说服力,也容易让人明白。文章最后一部分,说明物候学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首先”“对于”“还可以利用”“也可以利用”四层意思,有轻有重,突出了物候学在四个方面对于农业的重要意义。最后,再次突出“大自然的语言”,与课文第一部分照应。全文条理分明,介绍的物候学知识通俗易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说明语言准确、生动、典雅。

开头一段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这是一种描写的方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四季风景画。“大地”“苏醒”是拟人的笔法,再用“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两个结构相同的四字句配以一个长句,具体描述大地的“苏醒”,给人带来一片扑面而来的春色。“次第”用得非常典雅。燕子是“翩然归来”,活泼伶俐的小燕子的形象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变黄的树叶在秋风中是“簌簌”地落下来,有声有色,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此外,“北雁南飞”“田间草际”“销声匿迹”“衰草连天”“风雪载途”等词语,典雅、简练、生动,富有表现力,如一个个电影镜头。“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又是拟人的手法,把大自然写活了,为下文用另一个拟人“大自然的语言”作准备。最后,作者用“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八个字概括这一段的四季更替情况,极其简洁。总之,作者在第一段运用的优美词语,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以这些优美词语为主,又构成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简直像一篇写景散文的开头。第二段的“草木荣枯,候鸟去来”和“花香鸟语,草长莺飞”两组词,一句四字,极其概括、雅致,文气扑面。这一段更让人注意的是拟人手法的运用:“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三句话中“传语”“暗示”“唱歌”把大自然中无比丰富的物候写活了,它们似乎都有人的思想感情,似乎都在为农民操心,惟恐他们误了农事,这种手法大大加强了说明的生动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此外,文章语言准确、严谨,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科学性。如第三段中“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一句中的“许多”一词说数量,有范围,不一概而论,措词严谨。在说明物候现象的时候,先分说“植物”和“动物”,再概说“生物”,用词处处都经过推敲。在说明影响物候现象的四个因素时列出了精确的数字,举出了确切的例子,并把例子加以比较,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一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一个星期。”同时还使用了下定义的说明方法,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

二、问题研究

1.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四个因素的说明顺序是怎样安排的?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作者把决定物候现象的四个因素按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纬度影响最大,经度次之,高下差异又次之,古今差异最次。另外,纬度和经度是在地球上位置的不同,第三个因素是同一个地点的高下差异,这三者都是空间因素,最后一个则是时间因素,从空间方面到时间方面又是一种排列顺序。这样安排使文章条理清晰。

2.举例的多少要按需要而定,可以举一个,也可以举两个甚至更多些。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只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在说明经度差异对物候的影响时却举两个例子?

举例的多少,要看需要,可以举一个,也可以举两个甚至好几个。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只举一个例子,在说明经度差异对物候的影响时举了两个例子,这是因为近海地区的气温,一般人笼统的以为比内地暖和,事实上近海地区春天比内陆反而寒冷,这是读者比较陌生的现象,只举一个例子,读者还会以为有偶然性,举两个,读者就确信无疑了。

练习说明

一、阅读课文,用一两句话回答下列问题。

1.什么叫物候和物候学?

2.物候观测对农业有什么重要意义?

3.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因素有哪些?

4.研究物候学有什么意义?

本题目的是引导学生从课文中提取信息,训练概括能力。

1.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利用物候来研究农业生产的科学,就是物候学。

2.物候反映气候条件对生物的影响,比较简便,容易掌握,可以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上。

3.纬度、经度、高下的差异和古今的差异。

4.预报农时,安排播种日期;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种子的日期;引种植物到气候条件相同的地区;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

二、理解句子的意思,回答下列问题。

本题目的是揣摩本文两个重要句子的含义。

1.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

(“次第”是什么意思?请用它造一个句子。)

次第,一个接一个。造句略。

2.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

(这三个例子说明什么道理?)

说明一些普通的自然现象,在农业生产那里,起着预报农时的作用。

三、从下边两题中选做一题。

1.采集几则农谚,说说它们包含的物候知识。

2.联系课文中的物候知识,谈谈你对下面这首诗的理解,你有过与诗人类似的观察和体验吗?说给大家听听。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设题意图是让学生扩展运用所学到的物候学知识。

1.农谚“清明前,开秧田”讲的是根据节气来确定“开秧田”的时间;“柳毛开花,点豆种瓜”根据物候现象来安排“点豆种瓜”的时间;“馒头云,天气晴”根据云彩的形状预测天气状况。

2.课文中说“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夏秋两季越往高处越迟”,“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正说明了这一点。诗人在大林寺里重遇春天美景后,在喜出望外中,不禁猛然“醒悟”到:原来春天是转到这里来了!其实,诗人并不会真的以为如此,这只是文学笔法罢了。

有过在初春爬山经历的同学,可能曾留意到山上的树木比平地上的树木发芽晚。

教学建议

一、通过本文的教学丰富学生的科学精神。

通过本文的教学来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激起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志趣。这篇课文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科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本文的学习重点是概括要点和学习语言。必须扣住这两个重点进行教学。概括要点就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用课文中的话或自己的话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比如,什么是大自然的语言,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影响物候的因素有哪些,物候观测对于农业有什么意义等等。而学习本文的语言,主要是学习本文准确严谨、生动优美的语言,特别是第一、二段描写四季景象的语言,要指导学生把它们积累下来并学会运用。

三、这是一篇说明文,教学时可以淡化文体,只把它当作一篇科普文章来处理就可以了。所以,重点还是积累科学知识,学习文章语言。但也可以适当地引导学生从中学到一些读、写说明文的方法。比如,可以有意识地使学生注意,说明事物不仅要注意准确、科学,而且还要力求做到生动形象,所以要注意语言的运用;说明事物时,作者经常举一些例子,列一些数据,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文章更有说服力;说明事物还要有条理,有主次,有详略,这样才更有逻辑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适当地向学生点拨一下。

有关资料

一、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竺可桢(张福春)

竺可桢(1890—1974),是我国现代卓越的科学家。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现在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近年,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竺可桢在一生中,勇攀高峰,不仅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为我国物候学增添了光彩。他的功绩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选自《物候》,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

二、名词解释

物候:主要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规律与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应。例如,植物的冬芽萌动、抽叶、开花、结实、落叶;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交配、繁育、换毛、迁徙等,均与节候有密切关系。非生物现象,例如始霜、始雪、结冻、解冻等,也属物候现象。

农谚:有关农业生产经验的谚语。农谚是农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得经验的概括。一般为通俗的韵语形式,便于记忆,对于传播生产经验和农业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具有良好作用。中国各地农谚非常丰富。如华北黄河流域一带关于播种和收获的农谚有:“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棉正当时。”“麦到芒种谷到秋,寒露才把豆子收。”

物候学:也称“生物气候学”,是研究生物的生命活动现象与季节变化关系的科学。

三、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

例如:

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

早蚯闻蝉叫,晚蚯迎雨场。

麻雀囤食要落雪。

蚂蚁垒窝要落雨。

鱼跳水,有雨来。

燕子低飞要落雨。

癞蛤蟆出洞,下雨靠得稳。

龟背潮,下雨兆。

蚯蚓爬上路,雨水乱如麻。

泥鳅静,天气晴。

猪衔草,寒潮到。

鸡迟宿,鸭欢叫,风雨不久到。

四、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意义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是即将开始的意思,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即将来临。

夏至、冬至:古称“日北至”和“日南至”,表示盛夏和寒冬已经到了。

春分、秋分:“分”是平分的意思,表示这两天昼夜相等,正好处在夏至和冬至中间。

雨水:降雨开始,雨量增多。

惊蛰:开始打雷,气温上升,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

清明:天气晴朗,万物滋生。

谷雨:雨量增多,谷物茁壮生长。

小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

芒种:麦类有芒作物成熟,晚季作物抢种时期。

小暑、大暑:“暑”是炎热的意思,表示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表示暑天结束,气温开始下降。

白露:气温降低,出现露水。

寒露:天冷,露水很凉。

霜降:开始下霜。

小雪、大雪:开始下雪,至大雪时形成积雪。

小寒、大寒: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五、课文分析集锦

1.关于标题

以“大自然的语言”为题,显得新颖别致,引人入胜。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大自然怎么会有语言?我们读了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大自然的物候现象,如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实际上起着预报农时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物候现象仿佛就是传递信息的“大自然的语言”。

(许伯明《〈大自然的语言〉分析》)

2.关于一、二两段的讲析

①文章开头从“立春”写起,以文学语言、拟人的手法叙述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与花果的生育成长和鸟虫的活动出没,这些就是物候现象。文章写春天,“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这里按时序选取了一些具有特征的自然现象,说明了问题。接着写夏天,强调气候是“炎热的”,又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季,主要选取“果实成熟”,树叶黄落,“北雁南飞”,昆虫“销声匿迹”等特征来写。而写冬天,则是从深秋“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过渡到“准备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一句话就成了。可以看出,作者在写四季时,既抓住了各季节不同的特征,又力求写法上有变化,词语丰富,句式多样,并恰当地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和一些成语,使文章显得形象生动。在普及科学的读物里,这种写法很重要。在这一段末了,总结了一句:“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这句话点明四季变化循环往复的自然现象是带有规律性的,这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刘镇江《〈大自然的语言〉讲解》)

②课文劈头一句:“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使人感到突兀不凡,一时摸不透它的作用。但是,只要细心推敲“苏醒”一词,就会略知端倪。紧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课文以浓郁的抒情彩笔描绘了花草鸟虫等自然现象来展现“苏醒”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显现四季时序的更迭和特色:春天,“冰雪融化”“草木萌发”,繁花“次第开放”;夏天,“植物孕育果实”;秋天,“果实成熟”“叶子渐渐变黄”“簌簌地落下”;冬天,昆虫“销声匿迹”,到处“衰草连天”“风雪载途”。其中,“萌”字准确地反映了草木开始生长的状况;“次第”,贴切地表现了花开的次序,渲染了春天的气息;“渐渐”,确切地表达了叶子枯黄的过程;“簌簌”,摹拟风吹落叶的声音,使人感到秋天的肃杀;“载”,是充满的意思,恰当地描写了风雪飘落的程度。文章第一段就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四季图”。这样开头,仿佛游离于题旨之外,其实不然。它既生动形象地说明花草鸟虫的变化规律和气候的密切关系,也出色地勾画了大自然景象的迷人色彩;既以多姿多彩的画面激起阅读的兴趣,也以生花妙笔给人以强烈的悬念,从而为下文说明大自然的语言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有力的铺垫。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前一分句,把花草鸟虫的规律性变化和气候的关系点出来,透露出物候学的蕴含;后一分句诱发下文,点明这种关系对农事的影响:“杏花开”“快耕地”;“桃花开”“快种谷”;“布谷唱歌”“割麦插禾”。从而使人清楚地认识到,“花香鸟语,草长莺飞”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变化,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行文至此,点明了题旨。在这个基础上,课文概述了物候、物候学的形成及其研究内容,使人对物候学的特性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是一名对物理比较感兴趣的初中生我想知道一些关于我过的物理学家的事

陈难先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气工程与科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2000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际上明确提出凝聚态物理和应用物理中玻色、费米及晶格三大类逆问题,并发展了独特而系统的方法,得到一系列新结果。在晶格比热逆问题研究中发展并统一了爱因斯坦与德拜的经典工作。在原子间相互作用势库研究中提出了由晶体结合能到对势的严格简捷公式并发展了EAM多体势,为复杂材料性能预测建立了良好基础。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开甲

资深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了开拓性的突出贡献。开创了我国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和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在固体物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完善了超导电的双带理论,提出了凝聚态的新的电子理论(TFDC),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丁大钊

已故院士

核物理学家。江苏苏州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科技顾问。1959年参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提出并发展了一种确定径迹气泡密度、进而鉴别粒子的方法,为鉴定与分析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解决了关键问题。60年代初负责轻核反应实验小组,为完成氢弹研制所需部分基础数据的测量准备了条件。70年代中期及以后负责开辟快中子核反应γ谱学分支学科,并领导热中子辐射俘获与原子核巨共振研究。80年代负责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区建设,建成适于进行精细核反应谱学与核结构研究的实验室。1990-1995年兼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负责同步辐射应用并参与建议高性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近年来负责开展“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的研究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方 成

现有院士

天体物理学家。江苏江阴人。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首先系统掌握与运用非局部热动平衡理论并发展了整套的实用计算方法和程序;在太阳活动体结构和大气模型、耀斑谱线不对称性和速度场、耀斑动力学模型和光谱诊断等研究中获重要成果;主持设计和研制了我国第一座太阳塔、创建了太阳塔实验室。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甘子钊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广东信宜人。1963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60年代初对半导体中隧道效应做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70年代初在发展我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做出贡献。70年代后期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80年代中,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做出一些贡献。1986年以来,在我国高温超导电性的研究和发展上起重要作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管惟炎

已故院士

物理学家。江苏如东人。1957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低温与超导的研究。50年代对反向卡皮查热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解释了当时文献上存在的理论与实验间的严重分歧。60年代以来在中国首先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解决了第二类超导体临界场与临界电流的起源问题;研究发现了超导体在磁场中转变时的负磁阻效应。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何泽慧

资深院士

核物理学家。女。原籍山西灵石,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K.W.I)核物理研究所期间,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合作者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建国初期,与合作者自立更生研制成功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在领导建设实验室、高山宇宙线观察站、高空气球、开展高能天体物理等多领域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贺贤土

现有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浙江镇江人。196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在我国核武器研究中作出了突出成绩。作为首席科学家,领导国家“863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专家组工作,为我国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较低温度下局部热动平衡点火发展到非局部热动平衡燃烧的模型。与研究群体一起获得我国首次间接驱动出热核中子的重要进展。在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中,在国际上首次获得电磁波产生自生磁场的正确表达式及首次Vlasov—Maxwell方程组导得立方—五次方非线性薛定谔方程和它的孤立波解,并获得了粒子在孤立波中加速机制、等离子体相干结构小尺度湍流等多项创造性成果。在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近可积哈密顿系统Pattern动力学和时空混沌研究,国外文献评论为发现了上述系统的时空混沌和一种新的途径。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洪朝生

资深院士

物理学家。北京人。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温技术实验中心研究员。是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50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发现了半导体锗单晶低温电导与霍耳效应的反常行为,并提出了半导体禁带中杂质导电的新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创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低温物理实验室,建造氢、氦液化系统,开始了低温、超导研究,并进一步开拓低温制冷与实验技术研究;参与创办中国科技大学低温物理专业;负责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致力于低温工程技术与低温物理的综合研究与应用开发;积极参与中国制冷学会和国际低温工程理事会的学术组织工作,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获国际低温工程理事会2000度门德尔森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黄 昆

已故院士

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原籍浙江嘉兴,生于北京。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主要从事固体物理理论、半导体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国际水平的成果,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50 年代与合作者首先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首先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动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被誉为黄方程)。40年代首次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 X光漫散射的理论(被誉为黄散射)。证明了无辐射跃迁绝热近似和静态耦合理论的等价性,澄清了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黄润乾

现有院士

天体物理学家。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衡山。1958年毕业于德国席勒大学。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长期从事恒星物理研究。在双星非守恒演化、星风冲击波理论和星风物质损失等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发现了双星有物质损失和角动量损失情况下的各种复杂因素,将双星非守恒演化奠定在严密的数理基础上;与Weigert合作,最先提出星风冲击波理论,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为紫外和X射线卫星的大量观测结果所证实;与Weigert合作,发现对流超射对恒星演化的重要效应,并提出用造父变星的演化程来判别对流超射区大小,从而可以利用天文观测确定对流超射的方法。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胜年

现有院士

核物理学家。江苏太仓人。1950-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 1955 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核工业研究生部顾问。测定或澄清了(国外有分歧的)核能利用所需要的某些核数据。完成了各种能量中子引起铀、钚、钍核素以及铀-238、钚-240自发裂变体系的实验。建立方法与装置,完成了金属铀本底中子的测定。1979年后,与合作者一起对锎-252自发裂变这种典型的低激发能裂变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实验,观察到高动能事件碎片质量分布上的精细结构,并得出氚和α粒子伴随裂变(三分裂)的各种关联特性。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黄祖洽

资深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该校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小数据。近年来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及噪声在随机系统中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家明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云南昆明人。196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197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子分子测控科学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发展了多通道量子数亏损理论;应用量子电动力学于高能原子过程,阐明了电子轫致辐射过程(高能光子能区)和辐射复合过程的内在关系;建立相对论性多通道量子数亏损理论,为分析高离化度、高Z原子的激发态能级结构建立了理论基础;建立了非相对论性多重散射的分子自洽场理论计算方法,并阐明分子里德伯态的电子结构;同时建立了原子超越自洽场的多通道理论计算方法,以阐明电子关联效应。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惕碚

现有院士

高能天体物理学家。生于重庆北碚,原籍湖南攸县。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宇宙线与高能天体物理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天体物理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宇宙线物理和高能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在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实验研究与数据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内倡议和组织开拓了高能天体物理的实验研究。提出了银河系γ射线源的统计模型并获国际共识。建立了寻找超高能天体的计算公式,已成为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数据分析的一个标准方法。建立了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和研究快速变化现象的时域谱方法,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大猷

资深院士

物理学家。原籍广东潮阳,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物理声学建筑声学的研究,是房间声学中简正波理论,所提出的简洁的简正波计算公式和房间混响的新分析方法已成为当代建筑声学发展的新里程碑,并已广泛应用。50年代领导设计建造了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提出了语音统计分析分布的新理论,成功地领导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并在吸声结构、喷注噪声及其理论和应用、环境科学、非线性声学等多方面提出重要理论。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欧阳钟灿

现有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福建泉州人。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81、1984年相继获该校物理系理学硕士、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中生物膜液晶模型理论、液晶物理及应用基础理论等研究。从曲面变分技术导出了用曲面曲率及其微分表示含自发曲率膜泡的普遍形状方程;首次从理论上预言应存在着半径比为2的平方根与无穷的两种亏格为1的环形膜泡并获实验完全证实;提出了突破Helfrich流体膜框架的手征膜理论;合作发现了膜形状方程的四类解析解;提出D∞h对称液晶光倍频理论并与实验完全符合;给出了超扭曲液晶盒弱锚泊条件下指向矢的严格解。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桓武

资深院士

物理学家。原籍湖北麻城,生于吉林长春。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先后在中国开展关于原子核、双粒子化学键、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教学培训和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钱伟长

资深院士

物理学、力学、应用数学家。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我国力学、应用数学、中文信息学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板壳内檩统一理论和浅壳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波导管理论、奇异摄动理论、润滑理论、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法、穿甲力学、大电机设计、高能电池、空气动力学、中文信息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钱学森

资深院士

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研究员。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在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多领域取得出色研究成果,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7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曲钦岳

现有院士

天体物理学家。山东牟平人。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最早在高能天体物理学这一新兴学科进行研究的天文学家之一。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与合作者得出了关于脉冲星能损率-特征时标的统计曲线,并澄清了国际上关于JP1953是否为中子星的争论;与合作者提出了反常中子星可能是致密星体的一种新类型,并得出了反常中子星的质量极限;提出了某些形态特异的超新星遗迹的理论模型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沈文庆

现有院士

实验核物理学家。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合作者一起在73MeV以下的12C+209Bi发射粒子研究中,证实低能核反应中有大质量转移反应引起的α粒子发射。研究证实轻系统存在深部非弹性散射,并证实了有非完全深部非弹性散射的新反应机制。在负责兰州国家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区建设与组织一批实验方面作出重要贡献。80年代在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用软件修正方法获得当时国际上最佳的质量与电荷分布,测到4个新核素。测量了准裂变的物理特性和质量弛豫时间并分析了对合成超重核的影响。9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和学生一起,提出了适用于低能和中能的核反应截面参数化公式;发展了用BUU方程计算反应截面的新方法,指出了轻丰中子核的中子分布弥散度增加的原因。研究得出了轻反应系统核态方程和介质中核子-核子作用截面。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学础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江苏溧阳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发展了光学补偿双光束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方法,发现了声学局域模。发展了傅里叶变换光热电离谱方法,使硅中浅杂质检测灵敏度有数量级的提高。提出和首次实现了带间跃迁、激子跃迁诱发并共振增强调制和回旋共振光谱方法。发展了高压下调制吸收光谱测量方法。对超晶格量子阱、半磁半导体和非晶半导体光谱等作了大量研究,著有《半导体光学性质》等书。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定强

现有院士

天文学家。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武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现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LAU)第9委员会(天文仪器与技术)主席、中国科学院天文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委、北京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在大望远镜光学系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折轴系统,提出了透棱镜改正器,这些工作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好评,并已在国内外的一些望远镜中应用。和王亚男研究员共同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光学系统优化程序,自1972年以来用于我国天文光学系统的设计中。和王绶馆院士共同提出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现正在研制中。领导研制成我国第一个双折射滤光器、第一个主动光学实验系统。在大望远镜总体方案、非球面光学系统、高级象差、光学系统优化、双折射滤光器、主动光学等方面完成了多项研究,共发表论文58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奖四次,均为第一完成人。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汪承灏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生于江苏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建立了压电晶体表面激发的广义格林函数理论,它构成现代声表面波技术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个普适的表面激发理论,给出了压电晶体表面源产生的衍射场严格分析,克服了流行的角谱理论的缺陷;得到了声表面波在表面栅阵产生散射场的准确表达。发展了一些声表面波和高频体波器件和系统。根据对压电振动系统电气负载特性的研究,提出压电可调频换能器的结构和压电振动阻尼原理。还开展了单一空化气泡声致发光的研究,发现除光辐射外还存在电磁辐射,并证明辐射均发生在空化的闭合瞬间。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迅

现有院士

表面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1934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60年该系研究生毕业。复旦大学教授。对半导体表面和界面的结构和电子态做了系统研究,其中对InP极性表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多孔硅研究方面发现多孔硅的光学非线性现象,实现多孔硅的蓝光发射并被国际上引为1992年多孔硅研究的6项进展之一,发现多孔硅发光峰位钉扎现象,测量了多孔硅/硅界面的能带偏移。在高质量锗硅超晶格的研制、锗硅量子阱和量子点物理特性的研究、新型硅锗器件的合作研制等方面作出多项创新成果。领导建成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领导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式枢

资深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江西宜黄人。194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51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吉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原子核理论特别是核多体理论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50年代应用壳模型理论处理μ介子和光核效应,被称为“吴模型”。建立和发展了格林函数方法和非线性积分方程理论以及推广的组态混合法;利用格林函数方法系统地研究了零温和有限温的核性质、核结构与相对论多体问题,得到了有限温与相对论等效相互作用的严格表达式。提出了相位介电测井新方法,解决了判断油田水淹层的难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席泽宗

现有院士

天文史学家。山西垣曲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7条标准和区别新星与超新星的2条标准,从中、朝、日3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出90个疑似新星,其中有12个可能属于超新星,并讨论了这12个超新星和当今观测到的超新星遗迹以及射电源的关系。提出木星的伽利略卫星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战国时期即已观察到木卫3。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和敦煌卷子中的天文资料做了系统研究。对天文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也做了深入的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冼鼎昌

现有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及同步辐射应用专家。广东广州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同步辐射实验室,在科学规划、物理设计、工程设计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同时解决了设计、施工、安装、调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专用模式运行下其性能已达到或接近国际上正在运行的第二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水平,并已利用同步辐射进行研究工作。发展了相对论不变的相空间计算方法、累积量变分法、解析延拓法等,在经典规范场、介子四维波函数和格点规范场理论研究中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与国外同时提出X光光声EXAFS的设想,开拓了同步辐射应用的新领域。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谢家麟

资深院士

加速器物理学家。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籍河北武清。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美期间,曾领导研制成功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1955年回国后,于60年代初领导完成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大功率速调管和电子回旋加速器等科研目。80年代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研制和建造。90年代初领导建成北京自由电子激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熊大闰

现有院士

天文学家。原籍江西南昌,生于江西吉安。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天体剧烈活动的多波段观测和研究”首席科学家。在恒星对流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恒星结构、演化和脉动稳定性问题的研究中,摒弃了传统的混合长的对流理论,发展了一种独立的非定常恒星对流的统计理论和一种非局部对流的统计理论,并成功地将它们用于变星脉动和大质量恒星演化的理论计算,解释了变星脉动不稳定区红端边界,克服了传统理论在大质量恒星演化计算中著名的所谓半对流区的理论困难。较之传统理论,新理论得到与观测更为相符的结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徐至展

现有院士

物理学家。江苏常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主持激光核聚变研究,在实现激光打靶发射中子、微球靶压缩、建立总体计算机编码及建成6路激光打靶装置等项重大成果中均有突出贡献。在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领域,特别是在非线性过程或不稳定性研究方面,从实验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研究,取得多项开创性重要成果。在X射线激光领域,1981年已实现粒子数反转并发现新反转区;首次在国际上用类锂和类钠离子方案获得8条新波长的X射线激光,最短波已达到46.8埃。在强场激光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在新型超短超强激光、强场激光与原子、分子、电子、团簇、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以及强激光驱动粒子加速等研究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杨福家

现有院士

核物理学家。原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领导、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给出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概括了国内外已知的各种公式,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领导实验组用γ共振吸收法发现了国际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在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束箔相互作用方面,首次采用双箔(直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极化转移,提出了用单晶金箔研究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确认极化机制。代表性专著有《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杨立铭

已故院士

理论物理学家。江苏溧水人。 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机械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学

苏轼和苏辙政论文

  第四章 苏轼
  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第三节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第四节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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