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洪武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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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集。根据查询洪武大案相关信息得知，洪武大案保剑锋第15集。洪武大案保剑锋扮演的秦升是第15集出现：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夏，鲁、冀、苏、赣、鄂等地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

对辽代历史感兴趣的老师帮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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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l:1规模掀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日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③。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1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巨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④。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一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闹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J一系年还有必要做深人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从础性工作。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于甲产在太宗时期(927一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一J一‘之数无所于考’，⑤。，但山此叮知，辽代赋役以户J一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一J’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
一
l一，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一或户口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而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l讨，辽代诏括户一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卜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一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I”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稗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卜，在沮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卜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l(X科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78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J一数员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l032一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玉熙之前检括户丁的沼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于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母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柞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J照事物发展的顺序，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照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上京临演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照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照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柞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价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一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沼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卯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中，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仍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⑥;重熙十五年(l嘶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l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⑦;大安九年(l哪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t飞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l)辽子忆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一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其中包括州一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辽代进行过全面户l一J统计，但其中的人日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一J一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一卜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J，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⑧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摇役，结果收到r“政赋稍平，众悦”⑨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⑩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一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一鸟占扎亦叛，与达里底等井寇倒塌岭⑧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一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一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一，《辽史·兵卫志》所载J一数，!涂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休现了侮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O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r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王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书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竟进”，“众正沦青，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O。天柞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触人望，崇信奸回，自林国木，群一F离心”，“叛一亡之迹，相继蜂起”，“__卜崩瓦解，不可复支”O的局而。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一首先是女典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l114‘曰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巧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卒羊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_L京、中京、西京和南京的，仅lo年间，竟使辽朝统治上崩瓦解。在这一过程，!“，天柞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而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人，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而，天庆五年(11巧年)天柞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⑩，又要检括一互京乡J一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址〔。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一r诸道户与诸路兵。但位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J一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l，数统计并不符合梅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众太祖收国_内三，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0，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而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钱火破坏和天柞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七断玫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而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柞帝柱夜忧惧，巅沛流离⑥，已无暇顾及州县户、f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f统计的址晚年代)综L所述，《辽史》户、J一统计分属J几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

江西古代文化名人目录及其介绍。

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

1 陶渊明 田园诗派的开创者

东晋陶渊明，名潜，字元亮，江西九江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梁朝学者钟嵘，在《诗品》中高度评价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宗师。此后历代著名诗人如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无不敬仰效模他。陶渊明不仅千百年来在国内为后人所雅爱，在国际上也有巨大影响，朝鲜、日本、苏联、英、美、法、德等许多国家把对陶学的研究当作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学加以研究和发展，因而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和学术思想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织梦好，好织梦

2 欧阳修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

宋代学术思想上首开风气的重要人物，后世称为“宋学”的开创者之一——欧阳修。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在政治上是位革新派。是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其中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北宋六家，他是一家)，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五家，都曾得到他的扶掖，得到他的赏识荐举。他既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史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总之，在我国历史上，他是个有多方面的创获和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

3 杜可用 元代最先起义的农民英雄

江西都昌县人。元代初期，统治者对外不断扩张，对内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社会极为黑暗。在元朝九十年的时期中，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最先号召人民反元的是都昌县人杜可用。他于元朝建国后仅10年（公元1280年）时，在都昌率先起义，自称天王，立年号为万乘。带领农民军同元朝统治阶级作斗争，不久遭镇压而失败。然而他的首义震撼了朝野，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比后来全国规模的红巾军起义要早70多年。 本文来自织梦

4 解缙 主持了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篡工作

江西吉水人。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篡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明成祖即位不久,命解缙编篡《文献大成》,企图把历代文献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但由于人手少,时间仓促,一年成书,成祖阅后,认为所篡尚多未备,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决定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等协同解缙为监修官,又征召二千多人参加编专毒、较订、录写、绘图、圈点等工作,重新进行编寨。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部大类书终于编成,取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3亿7千万字左右,“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辑人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志乘等各类著作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的韵目排列次序。

5 宋应星 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作者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江西奉新）。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观点，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整个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他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多尊重和赞扬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天工开物》详细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其中有不少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

6 詹天佑 我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1861—l9l9）,江西婺源人.1872年官费留学美国，1881年回国。他在大学期间，专攻铁路工程，成绩优异.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次自己建造的铁路。它的建成，显示了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和才干，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盛赞这一业绩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7 余庆鳌 我国近代最早的兵器专家

江西湖口县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小时随做木匠的父亲在南京就读金陵机器房学机械绘图，后就聘于安徽督造炮路。因在台湾创建军事工程有功，受到清廷“五品顶戴”的嘉奖。1983年调湖北汉阳创办兵工厂任总办，数年后生产出第一批“汉阳创办兵工厂任总办，数年后生产出第一批“汉阳造”枪支和子弹。1914年赴德学习并考察了英、法、俄等国的军事工业情况。留学四年后归国，创立了汉阳炮厂，炮架厂。民国政府授予其陆军少将衔和四等文虎勋章。余庆鳌为我国第一代兵器工业权威专家，1925年5月，因病逝于武汉。

8 康爱德 最早的出国女留学生清代康爱德

江西九江人。她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女学生。康爱德早年丧父，孤苦无靠，被当时在九江办学的美国人昊格矩收养。1880年康9岁，昊格矩携带她一同去美国，一直在美读书。1896年毕业于墨尔斯根大学，学成回国，后在南昌创办女幼医院，深得众望。

9 黄远生 最早出名的记者

江西九江县人。民国初年享誉报界，是我国最早出名的记者，是当时被称为“新闻界三杰”之一者。他的通讯、时评，文惊政坛，受到新闻界前辈著名评论家邹韬奋先生的高度赞扬。他是一位学优不仕，忧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战士，对当时的反动政客误国卖国及各种丑恶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他又用凝重笔墨抒发了自己誓以天下为已任，敢与腐朽作斗争的志向和决心。不幸于1915年底在美国旧金山遇刺，年仅30岁。

10 陈寅恪 最著名的教授

著名现代史学家。江西修水人。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精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人称教授的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等专著，并有《金明馆丛稿》论文数十篇。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文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