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医学论文

731医学论文

一般情况下，自己录入的非项目学分的审核是有你所在单位审核的，然后上一级再次审核，这个审核时间就不一定了，要看各单位和各地方的规定和效率了。

据2020年6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医学教育管理》出版文献共989篇，总被下载83787次、总被引1800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763、（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630。据2020年6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

《医学教育管理》文献量为731篇，基金论文量为399篇，被引量为1346次、下载量为23369次；根据2017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医学教育管理》影响因子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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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0年6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医学教育管理》总被下载83787次、总被引1800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763、（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630。

据2020年6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医学教育管理》被引量为1346次、下载量为23369次；根据2017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医学教育管理》影响因子为1.25（教育学综合刊均影响因子为0.7），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670种）中排名第954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医学教育管理

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那些罪行？

我没有去过日本，但是经常听说日本首相小泉一次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篡改教科书的问题，日本的右翼分子如何如何。1986年以来，由于我所研究课题的需要，逐渐积累了一些关于日本侵略我国所犯下的罪行资料，作为一个数学工作者，本来并未准备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写点什么，但日本人在近年来的表现，使得我决定要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侵华所犯罪行，特别是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行，我认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坏的，是德国法西斯远不能比的。

我所知道的“731部队”

我国将法定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共37种，鼠疫是世界上头号烈性传染病，它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全世界有记载的死于鼠疫的人数有1亿多人。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731部队”就是主要研究以鼠疫菌为病原的细菌战。但具体接触的，恐怕不是很多。下面介绍我研究的课题中与“731部队”所留下后遗症的另一件事情，这在关于“731部队”的各种报道中是不多的。在我国，有11块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之一就是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疫源地。在黄鼠疫源地中，又有一块全世界惟一的哈尔滨地区人为鼠疫疫源地，情况如下。

1950年以前, 哈尔滨郊区基本上属于农区, 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垦,原始植被已被破坏, 但荒地和地格仍然与耕地交错成网, 坟地星罗棋布,构成了适合达乌尔黄鼠(简称黄鼠)栖息的条件。由于日本在该地区秘密建立细菌武器研制中心“731部队”, 长期设立禁区,在驻地周围强占土地, 驱逐居民, 致使大片农田荒芜, 杂草丛生,加以起伏的自然地貌, 为黄鼠保持稳定的高数量创造了条件。1945年8月9日,日本在投降前夕, 为掩盖其向我国发动细菌战争的严重罪行,将设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地区(45°25'N, 126°40'E)的“731部队”细菌工厂炸毁, 致使大批染疫鼠蚤到处扩散, 传染了平房及其周围地区的鼠类,引起了当地鼠间鼠疫流行并传染到人间[1～2], 在该地区发生鼠疫病人135人, 死亡124人[3] , 由此形成了国际上惟一的一块人为鼠疫疫源地。该地区地理位置: 南西两面有金兀术运粮河, 东有阿什河, 北临松花江,形成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地区, 其中有鼠面积64 305hm2, 分布在17个乡镇, 252个自然村屯。经1957年后进行持续地消灭黄鼠, 使黄鼠密度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再加上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平坟、城市建设等改造措施,使原来的自然景观逐渐变为文化景观, 破坏了黄鼠的栖息环境, 在1962～1982年, 黄鼠密度一直低于0.3只/hm2, 且未检出鼠疫菌。但是, 在1983～1994年, 又检出27份阳性血清, 故该地区鼠疫疫源仍然存在[1,2,4,5]。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的“731部队”细菌工厂地区，有一个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而对于这种地区的鼠类和蚤类种群进行分析, 从研究意义上讲，可加深对人为鼠疫疫源地鼠类动态和鼠疫主要传播媒介的认识, 为人类反生物战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并积累重要的鼠类和昆虫学资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

我从1986年开始从事鼠疫预测研究,从1991年后开始从生态学角度，对鼠疫监测资料进行研究。1996～1998年，我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北方三种鼠疫动物病预警系统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平房地区的鼠疫监测资料，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7，8]。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与“731部队”有关的资料。为了增加感性认识，借1998年去黑龙江省招生的机会，还专门访问了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鼠防科，参观了“731部队”遗址。

我们发表的这两篇论文，是完全从研究角度提出的。自然地，我也关心日本人从研究角度都做了什么。说起来令人发指，令我非常震撼。以下引用一段他们做的研究试验[8]。他们不仅仅是研制细菌武器，还做了大量的各种人体试验，对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试验，有

(1) 实验室内的人体实验

①为筛选出杀伤力强的毒菌株，注射入人体进行观察。

②致病菌在人体连续传代时可以增强其毒性和传染力。

③用人进行疫苗的效果试验。

④测验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对其细菌战剂的感染性。

⑤测验患病者与健康者同居时传染的可能性。

⑥如果发现某一受试者对其细菌战剂有抵抗力，就将其血液全部抽出以制造治疗时用的

抗血清。

⑦观察其细菌战剂受感染最佳的途径和剂量(口服或呼吸道感染等)。

⑧在人体试验其新的病毒(如出血热病毒)。

(2) 在室外靶场上进行的人体试验

①观察用飞机投下的细菌弹的杀伤效能。

②观察在炸伤后，炸弹壳片上的破伤风芽胞菌和气性坏疽芽胞菌侵入伤口的致病情况。

③观察跳蚤(装在特制的容器中)从飞机上投下对人的侵袭情况。

还有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各种杀人手段的人体试验：

①各种枪弹对人体的渗透能力。各种毒物对人的杀伤效果。各种毒气对人的杀伤效果。

②研究打死人的最佳位点。如何吊死人，绞死人，倒吊人。

③用烟熏死人。火焰烧死人。

④触电。

日本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研究的人体试验：

①人在不同真空下的情况。人在不同气压下的情况。

②人能耐受饥饿的时间。人只食干粮不饮水的可活时间。人只喝水不吃干粮的可活时间。

③人吹热风干燥后所剩下的体重。

④血液代用品的观察。冻伤研究。水烫伤研究。

⑤用正常人作各种外科开刀手术的学习。用正常人作高难度外科手术的练习。

⑥人工受孕。

⑦梅毒的传染与治疗。新的传染病做人体的观察。狂犬病的感染与观察。

⑧X射线的超剂量照射。

⑨开颅研究脑各部位的功能。脏器移植。接肢手术的试验。

⑩研究各种新药的用药剂量和中毒剂量。各种毒药的剂量观察。麻醉药品的试用。

…………………………

这些内容极骇人听闻，日本人知道，这些研究结果深具战争和医学的价值。在细菌武器研制中，使用活人做实验和活体解剖作观察，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称之为“超时代的研究”，被认为推进了日本医学一个世纪([8]，P108)，是无价的研究成果（[8]，P22）。这些结果没有公布，也不敢公布，只有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曾不打自招地说过：“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獭(注：一种老鼠)动物，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冻伤治疗方面，获得在摄氏37℃热水中浸泡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是根据对活人进行生、杀、再生的宝贵试验而取得的结果。”（[8]，P100）

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害大量犹太人，但我们很少知道上述极其令人发指的罪行。因为，上述很多试验结果, 人类是不可能得到的。其部分实验结果充其量只能在动物中进行，而日本鬼子竟敢做出来，这是任何一个具有一点人性的人都不可能做出的。

北京也有日本从事细菌战的部队

人们所关心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我们常年生活在北京。北京有日本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吗？我曾经问过许多人，他们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或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731部队”？这是因为，前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日本人来不及焚尸灭迹，只能将其细菌工厂的主要设施炸掉，仓皇溃逃回国。而北京(包括位于北京南部其他地区从事细菌研究的地方)就不同了，日本人有足够的时间，将原来所从事细菌研究的地方恢复原貌，有些地方甚至还粉刷一遍。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绝密机构，等到国民党收复时，已经看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即使知道一些日本人从事细菌战的情况，也采取保密的方式，怕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

北京有日本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吗？这早已是公开的事实了。只不过是我们不大注意这些报道。若干公开发表的材料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8，9]。日本设在北京的细菌战部队称为：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原北平先农坛，下设三个部门称为分遣队，后改为课。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在前天坛生物制品所，这是从事细菌生产的；第一课(检验课)及病毒战剂研究室设在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前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前北平图书馆西侧)，这是从事细菌研究的。具体内容可参看郭成周、廖应昌主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8]的第五章和《揭开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之谜》一文[9]。

我们以《侵华日军细菌战惨无人道，毒死我同胞至少27万》[10]一文中的话作为本段的结尾：侵华日军细菌战惨无人道，毒死我同胞至少27万。从中日学者调查考证结果表明：从1933年起到1945年日本战败，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遍布中国现属的20个省、自治区计63座城镇。

西羊坊惨案

我很留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并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尤其是亲人所经历过的事件。我出生在北京市延庆县张山营镇西羊坊村。在我们村北有一座纪念碑。碑的背面写着：

“1941年11月25日，八百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西羊坊村，对其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毁民房243间，杀害革命群众22名，即

白长庆，白长发，白长雨，白长玉，白长根，白长安，白长林，白小四，白元华，白留满，白计元，白万昶，白老雨，白老写，马九所，李三根，李六全，李所，朱小篇，陈德绪，陈德红，马全柱。

这些革命群众是被日本侵略者或用刺刀挑开胸腹，或被洋狗撕咬等进行杀害的。虽然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了，为了不忘记过去，不忘先辈的革命斗争精神，教育青少年时代牢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勿忘国耻，光我中华，特重立此碑。”

看了碑文，自然应该发表评论，由于日本人在我国造成的惨案太多了，以至于有专门记录惨案的著作发表，但未含我村的，故在此将其写出。

因为我生在西羊坊村，对本村惨案的了解自然就多一些。 “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在村里的各种大会上，经常谈起此次惨案。当时，我们村共有民房248间，日本鬼子烧毁了243间，只有5间民房未烧，是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曾经专门进行调查，最终也未查出结果。据母亲告诉我：当时正值寒冬，全村的人都投奔各自的亲戚家。我家现在还有3间房是惨案发生后的1942年盖的。这种房子现存的已经很少了。还有一个情况是日伪军抓走我村的青壮年群众共25名，有3名借去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1] 纪树立主编. 鼠疫.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19,41～42

[2] 方喜业主编.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155～161

[3] 贺建国, 石宝岘, 张树德等. 东北防治鼠疫50年回顾.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1999,18(1):

73～75

[4] 邹立国, 谢音凡, 杨岩. 哈尔滨地区人为鼠疫疫源地现状浅析.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1988,7(6):340

[5] 邹立国, 姜宁, 张贺丽等. 哈尔滨郊区黄鼠鼠疫疫点分布特点调查.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1991,10(5):313～314

[6] 李仲来, 杨岩, 陈曙光.哈尔滨郊区人为鼠疫疫源地鼠类种群动态分析. 兽类学报,

1999,19(1):37～42

[7] 李仲来，杨岩，陈曙光. 哈尔滨郊区人为鼠疫疫源地蚤类种群动态分析. 昆虫学报.

2001,44(4):507～511

[8] 郭成周，廖应昌主编：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9] 沈沣，揭开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之谜，北京晚报，2001-01-18，第26版

[10] 侵华日军细菌战惨无人道，毒死我同胞至少27万，北京晚报，1999-11-29，第2版

论文--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的负面影响

{引用}2004年春天SARS病例在北京再次出现，是由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2003年也都曾发生过SARS病毒泄漏事故，类似的事情过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也曾一再出现过。疾病控制中心反而成了想要控制的疾病的流行源头，这正是科学时代的黑色幽默。该中心有关负责人员已经接受相应处罚了，但是，这个案例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科学研究活动负面影响的思考。

技术是双刃剑，技术的实际发展和使用带给人们的并非一定是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国度里，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但是，人们认为科学作为知识，仅仅是观念形态的存在，它只有被使用，被转化为现实存在时才能产生直接的后果和作用，才能谈得上是否有负面影响。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有纯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分。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应设置禁区，因有禁区就意味着科学的终结。应用研究才引出好坏问题，负面效应是技术造成的，而不是科学造成的。因而笼统说“科技是双刃剑”对科学是不公平的。无怪乎直到今天还有人振振有辞地反问:科学哪来负效应?

在科学技术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将科学技术截然分开是否真的可行，不去追问将科学技术仅仅当作工具的思路是否流于表面，不去追问科学知识的价值负载，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必然包含了人们对自然的改造活动，虽然在规模上也许远远不及工程技术活动。如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不能直接产生实际作用的话，那么作为至少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控制和干预以获取知识的科学实验活动本身，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种技术活动，就在产生着实际的作用。而且，正是这种现实的物质作用才是科学试验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科学试验的现实的、物质性作用是本质性的，不可消除的。因此对技术活动适用的，在原则上也适用于科学活动。

事实上科学实验常常会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例如核试验、微生物学实验、涉及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实验、乃至现在争议很大的野外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实验等等。科学共同体早就从经验中认识到了这种可能的危险，往往也会制定严格的规定以防范危险。例如，著名的阿西洛马国际会议就是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们对刚开始兴起的基因工程实验可能的带来的危险事先发出预警信号。

在科学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比较小，研究对象是人们所熟知的常见的普通对象，科学研究活动很难对实验室之外的自然和社会产生值得关注的影响，所以人们往往会忽视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如今科学发展已经彻底使得这种忽视变成不能原谅的错误了。如剑桥大学教授马丁·芮斯（Martin J. Rees）在《我们最后的时刻》（Our Final Hour）中认为，人类已经前进到了这样的位置，我们自己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一直威胁着我们的自然灾害之外，还加入了科技。现代科技使得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力量得到了高度放大，以至于实验室里的一次错误就可以产生一场大浩劫，带来只有上个世纪的核战争狂人才能想象得到的严重破坏。事实上他曾以一千美元打赌，在2020年之前就会有一场生物恐怖攻击或者生物意外，会导致一百万人丧生。芮斯的估计未必很准确，但是科学实验以及相关的设施、材料可能是危险的来源，这应该是无疑的。

除了科学研究过程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威胁之外，科学研究还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带来负面效应，也需要人们加以注意、控制和引导的。例如，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投入，如果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味加大对科学研究投入的力度，就可能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的资源投入。例如，连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也嫌超级超导对撞机过于昂贵，不得不将已经开工，并投入了巨资的工程下马，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对科学研究进行某种干预和控制的典型案例。

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另外一种负面影响，是有关医学和生物学实验对实验动物和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严格地说，纳粹医生和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医生所进行的也是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也是有科学价值的，甚至是很重要的，否则美国人不会以包庇这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来换取这些研究资料。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是违背人类伦理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因为在这里，求知的欲望、甚至科学研究的热诚也是不能超越不伤害人类这一基本伦理规定的。

如果说，对人体伤害的科学试验毕竟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的话，那么对动物构成伤害的科学试验就是司空见惯的普遍事实了。尽管我们可以强调许多动物实验对于人类医疗保健的重要性，但这些实验毕竟直接导致了大量动物的丧生和痛苦，何况其中有相当多的实验本来是不必要的，是可以用其他方法代替的。随着人们对于动物权利和福利观念的不断认同，动物实验的这些负面效应暴露得也越来越明显了。

要避免和尽量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当然首先要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努力，依靠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但是仅靠这些显然是不够的。首先，无论科学如何发展，科学研究活动所包含的风险都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甚至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其次，科学共同体由于其自身的利益冲突，未必一定是对此风险管理的最好人选，例如严格的管理可能要耗用金钱，耽误时间，影响科学研究的进度从而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等等。芮斯认为，科学家们有时在公共关系方面考虑得更多, 但是不会实话告诉我们面对的危险。而相关事故如多次出现，即使不谈对于社会的影响，就社会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来说也会是灾难性的。

科学活动存在负面影响的逻辑结论是：科学活动必须要在接受伦理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并非毫无禁区可言。对可能带来严重灾难的微生物研究、有毒化学物质研究、核科学研究来说，将对人类的安危如此重要的事情，完全交给科学共同体处理，社会公众没有任何监督、了解的权利，大概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避免科学研究活动所引发的灾难再度发生，必须明确科学实验的负面影响，加强社会的监管。

GCP的概念与起源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是 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 的质量标准，包括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监查、稽查、记录、分析、总结和报告。

GCP适用于 为申请药品注册而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 。药物临床试验的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规范。

GCP概念的起源 ：

1、对 受试者权益保护 的关注：《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的背景和意义；

2、对药物临床试验 重要性 的认知：磺胺酏剂事件、反应停事件；

历史上发生过的 人体试验类型 ：

1、自体试验（探索真理的献身精神）

2、欺骗试验：在押犯人/触犯法律

3、强迫试验：日本731部队/纳粹德国集中营

4、天然试验：战争、天灾、瘟疫/回顾性研究，以防止更大的灾难发生

5、自愿试验：新药/新技术；健康人/适应症患者

纽伦堡审判（1945-1949）

1、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在集中营犯下暴行的纳粹医生进行了审判。

2、医学顾问Leo Alexander等撰写了6项条款以判定医学研究的合法性。

3、法庭在此基础上添加4条，判定纳粹医生犯有“非人道罪”

4、法庭审判的解释形成了《纽伦堡法典》： 第一部有关人体研究的国际伦理指南（1947）

5、纽伦堡法典产生的背景：

（1）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借用科学实验和优生之名，用人体实验杀死了约600万犹太人、战俘及其他无奉者，这些人被纳粹统称为"没有价值的生命"；

（2）为首分子被作为战犯交组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23名医学方面的专家和教授；

（3） 纽伦堡法庭的审判首次形成了人体试验的基本原则，并作为国际上进行人体试验的行为规范。

6、《纽伦堡法典》十条

（1）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 “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并解释了知情的要素：在受试者决定参加试验之前，应让其知道试验的本质、持续时间和试验目的；试验的方法和手段都有哪些；可合理预见的所有的不便和危险；参加试验对其健康或其个人的影响。

二是强调试验 对社会要有益 ，同时 强调试验的危险性不能超出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

（2）规定试验中止的原则：

当科研人员判断继续试验对受试者会带来伤害，必须随时中止试验；如果受试者在肉体和精神上已经达到继续进行试验对他而言不太可能承受的情况下，应停止试验。

20世纪涉及伦理的重要事件：

1、“Tuskegee Trial"：

梅毒：1932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自然病程观察；

600例男性黑人，399例阳性：6个月/40年：100人死于梅毒并发症/40位妻子感染/19例新生儿染病：Belmont报告发表（ 知情同意和IRB诞生，只做了自然观察，没有对疾病进行干预 ）

2、“反应停事件”：

沙立度胺：1959年：德国：海豹样骑形婴儿；

伦兹博士：1961年发表论文“畸形的原因是药物反应停”：15个国家：12000多名； 赫尔辛基宣言 （基于“反应停”和“梅毒”事件而产生）（ 科学认知局限性 ）

美国科学杂志《月球》列为20世纪十大科学错误之一

西德伦兹博士1961年发表论文“畸形的原因是反应停”

药品安全监管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世界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应 通过立法来要求药物上市前须经过临床试验来评价安全性和有效性 ，以及赋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新药的权力和行使强制性监督检查的职能。

FDA历史上的女英雄弗朗西斯凯尔西

全球GCP概念的起源与临床试验研究息息相关

1、1938年：“磺胺酷剂事件”引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 成立FDA 加强对药品上市的监督管理。

2、1947年：英国国立研究委员会提供临床试验专项基金。

3、1952年： A B分别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题为临床试验的论文。

4、1952年： H在《美国医学杂志》发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5、1960年：“反应停灾难”促使各国政府加强药物上市前安全性监督，强调动物毒性，试验研究。

6、1964年：第十七次世界卫生大会（WHA 17）作出决议，要求各国卫生负责人制订评价药物安全有效性指导原则。

7、1969年： WHO发表技术报告（No.341-498），对临床前药物安全性试验、药物致畸试验、药物致突变试验、药物致癌试验、药物成癌性评价、药物临床评价及药物国家监督等 提出原则性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