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启医学论文

于天启医学论文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 绍兴 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

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张）仲景、（李）东垣再生”。

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

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推崇丹溪之学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

《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

《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

《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据清人记载，景岳晚年，重订了卓见的《伤寒论》；可惜，未能成书，手稿亦不知去向。祖国医学宝库重大损失。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辩，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和方法。

清道光八年（1828年）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

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他的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

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上，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

《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30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

《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

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

《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

《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

《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

《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292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

《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1、临证用药　精专简炼

张景岳处方用药，讲求“精专”二字，从不鱼目混珠，庞杂为用。这一特点在新方八阵中体现得最为明了，淋漓尽致。

张景岳认为：“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故其首先大力提倡药力专一。他的自创诸方，药力均纯厚精专。如“补阵”中的左归饮、右归饮、左归丸、右归丸，皆由古方变通而得。此四方均去原方之泻，增培本之补，使其纯补而不杂，药专而有力。集中体现了张景岳“与其制补以消，熟若少用纯补”及“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邪”的用药思想。

其次，张景岳还力倡处方用药药味宜精。药杂味多，则药力必不能专。故药味精简，是景岳处方用药的又一大明显特色。据统计新方八阵计186方，每方药物超过10味的仅见13方，约占总方的7%；用药数以6~8味居多，共88方，约占47%；而5味药以下者共有58方，约占31%。平均用药，每方约6味。由此可见，景岳用药确如其言，药力精专，简便兼验。

景岳的许多自创新方（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乃在推陈出新基础上别出新途，活用古方并补前人之未备而成。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而能自出新意。以古方为基础，执古方“意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

如六味地黄丸本为补肝滋肾养阴之通剂，景岳以此为基础，举一反三，衍化出5首类方。大补元煎即六味地黄丸中增入人参、归，即变滋阴养肾之方为大补气血之剂；左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枸杞、甘草，改治肾阴不足，腰酸遗泄，舌红脉细；右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杜仲、附子、肉桂、枸杞，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气怯神疲，肢冷脉细；左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菟丝子、牛膝、龟板胶等而成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之剂；右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当归等而成温补肾阳，用治命门火衰之方。

以上衍化新方均不离治肾培元之宗旨，以此为基础，或兼以温补气血，或兼以培补肾阳，或兼以滋肾养阴，或兼以填精补血。由此可见，景岳对六味地黄丸的加减化裁，临证应用已达到运用自如之境地。至于对其它古方的变通应用，借此六味地黄丸一例，已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景岳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他在“八阵”中讲到：“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

试观新方八阵，景岳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黄、当归、枸杞等味。其中则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景岳曾云：“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新方八阵用熟地黄者计47方，占总方之25%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黄者21方，约占72%。

景岳用熟地黄填补精血，所治病患极广，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水气、肿胀等等，此均为历代医家用熟地黄有所避忌者。景岳则不拘常法，信手拈来，屡收奇效。

其次，景岳用补的另一特色即是补必兼温。景岳曾云：“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故于临证之际，凡扶正补虚者，景岳多以温补为主旨，其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之用，而其变化出入使用上，诸药在新方八阵中则比比皆是。

景岳长于温补，于当时，实乃救误应时之所为。景岳曾说，自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创“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后人拘守此说，不论虚实，寒凉攻伐，此均为力救其偏之治。他认为“ 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外，寒者益可知矣 。”并宗《内经》“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之论，力倡温补而终成一家之言。

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人们都知道他善用温补，却很少知道他还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一日，母亲随手拿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小孩不知，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

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地一声哭开了。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吓得六神无主，迭声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

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畏朴硝”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芋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

张景岳解释说：使用的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跗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泻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功合力，裹护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

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重要作用哩！”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对其所提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中年求复，贵在复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义，以倡其中兴延寿之旨。

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古人称之为“天年”，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当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

从这一角度言，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张氏《景岳全书》云：“此人之制命于天也”。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惜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慎节，有时反得长寿。

首先，张氏并非唯先天论者，他也非常强调后天的作用。正如他在《先天后天论》中所说：“ 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 ”，“若以人之作用（后天）而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先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在《中兴论》中也指出：“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从这一角度言，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故张氏又云：“此天之制命于人也”。通过这样的分析，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确是有其说服力的。

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则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所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

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这也就是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经旨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张氏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并鲜明地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

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

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耗损精气，所谓“残伤有因，唯人自作”（《景岳全书》）。既然“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因为，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故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

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了挽回早衰。此时所作，并“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中兴论》），何乐而不为也。甚至他在论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到：“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而挽回早衰，即在重振元气。”这就是“求复之道……总在元气”。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认真地加以调理，使元气得以复常，而人身之根本得固。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中年时期的元气，难道不是还应该保持着大部分吗?

我们不难看到，张氏的“求复”之论，遥接了《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不懂得运用阴阳和调这一养生规律，“则早衰之节也”；’倘能掌握养生之道，即可“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所以，张氏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观点，是对该节经义的重大发挥。

由于他的预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深入了解，基于对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因之不仅富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

许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中年后逐渐演变而成的。中年时期虽然在生理上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但其生理特点毕竟完全不同于老年时期，即使逐渐出现一些衰弱的表现，但却远比60岁或64岁以上的老人要气血旺盛、脏腑充盈得多，是故张氏力主“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然再振根基，尚余强半”（《中兴论》），加强调养，对于避免早衰，预防老年病等，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尽享天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情况表明，在300多年前张氏提出的中年求复的思想，确是十分可贵的。

爱惜元气 防范未然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人生在世，可“度百岁乃去”。可见当时（上古）己发现人的自然寿命在百余岁。据《尚书·洪范》解释，“一曰寿，百二十岁也。”则更明确地指出寿命的极限为120岁。张氏在《中兴论》中亦认定人之天年在百余岁。即使人的个体寿命因遗传差异而有所不同，虽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但绝大多数人是应该达到90以上至100余岁的。

然而，事实上却是大多数人半百而动作皆衰，就其缘由，理当责之后天失养、元气受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恃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张氏亦持此见，认为除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外，乃是“唯人自憎”（《中兴论》）。既然是“所伤由人”，则“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中兴论》）。

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既已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整日仍忱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故张氏历陈其损元折寿之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曰：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景岳全书·传忠录·天年论》）。

张氏这种既正视人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同时又提出应当对这些需求有所节制的思想，较之一味勉强无为和压抑人的正当需求的思想来说,无论从认识方面或实践方面均大有进步。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养生学，而且还为处于社会激烈竞争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顺利步入健康的老年时期，以及对中年心身医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

世界上伟大的医学大师---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中国明代医学家。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百家。14岁时随父到京师，曾拜名医金英（梦石）为师学习医术。壮年时投笔从戎，遍历东北各地，后卸职回乡，专攻医学，把广泛的经史、天文、术数、堪舆、律吕、兵法等知识运用到医学之中，很快成为名医，求诊者络绎不绝。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独到深湛的理论，撰成《景岳全书》64卷。在医学思想上张景岳属温补学派，喜用熟地和温补方药，人称张熟地。
张景岳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医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两次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总是与哲学思潮的高潮时期同步出现：一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二是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与医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和完善。
宋明时期，儒医数量激增，《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哲学化的理学与医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诸多流派。张景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较好地将理学的哲学化思想引入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哲学基础。张景岳（1563年～1640年），又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善用熟地，又被人称为“张熟地”，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在医学史上真正确立了中医本体论哲学，发展并完善了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其著作流传甚广，多年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临床实践使得张景岳晚年医术大进，医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门，时人比之以张仲景与李东垣。余姚的大文学家黄梨洲曾说，张景岳“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
在张景岳的医书中他曾经提到“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作为一名兼通理学与医学的儒医，在平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构造上，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医学，我们从他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就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是广泛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来自宋明理学。他自觉运用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其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他的温补思想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其医学尤其是温补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一、气一元论与理学理气观
纵观整个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于追求某种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理和气的合一，以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且这种合一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于十六世纪末达到顶峰。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这一点上，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将“元气论”发展为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的思维模式，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气”处于核心地位，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源物质，是整个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张景岳也认识到，气一元论的本体观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是因为它建立在“气”和“理”相融合的整体观基础之上。
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宇宙自然界的生长、发展等问题，宇宙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很难区分，理学的生成论和本体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宋明理学对本体论的理论较为系统，但其哲学的逻辑进程仍然是从生成论开始的。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气”是本体，他的太极图构建的宇宙生成论，还有理学中的理气观对张景岳宇宙本体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和理学的发展形态影响了张景岳气一元论，所以从理学中的“气”和“理”的概念和关系出发才能全面的认识张景岳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
在张景岳的著作中，经常引用理学家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张景岳的《类经》是对《黄帝内经》分门别类重新解释，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站在当时社会主流的理学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张景岳就很难对先秦权威的《黄帝内经》思想进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为理学思想的哲学化，确实为医学思想体系的改良和医哲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比较好的哲学基础。其中，后者是主要原因。 张景岳之所以能够对“气”的涵义进行新发挥，主要是受到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形成过程和宋《易》之学的影响，张景岳说：“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这两句话充分证明了张景岳对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的重视。其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观、二程的“理在气先”、邵雍的象数之学和朱熹的理一元论思想观点频频出现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在这些理学大家中，张景岳气一元论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张载气本论的影响。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不可以离开自然界单纯的看待人，“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张景岳强调的“化生之道，以气为本”这一思想观念与张载的气本论观点基本一致，张载的论著中曾提及“气之散聚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直接汲取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不灭的观念，使张景岳的气一元论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学家的思想来改造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气”的概念，为自己的温补学术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具有“主动性”，是因为它是融“气”和“理”于一体的整体观，这种别具一格的状态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有关。张景岳从宋《易》之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学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医学思想之中，把“太极”与气相联系，在《类经图翼·太极图》中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接下来，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气”与“太极”、“理”的关系，张景岳说：“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作出天地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但他又坚持理气不相分离，提出：“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通过这样的层层论证，张景岳的气一元论除了具有张载的客观物质属性外，还被赋予了初始状态的特性（太极）和规律性（理），张景岳的“气”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太极、理气说，明显与张载的气学相一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后天之学和朱子的理学思想，也符合了《易传》的原意。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在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的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象观，他说：“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然后，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来进一步证明形气转变、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张景岳借用理学家的话语，在世人面前描绘了气——形——万物的变化发展状态。
由上可知，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建立在理学的理气观基础之上的，张载的气本论是张景岳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理学中的援“理”入“气”的思想赋予了张景岳的“气”更大的主动性，为温补思想的形成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载气论观的不彻底性，及朱熹对二程“理在气先”观念的推崇，使得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在唯物观上同样具有了不彻底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以气为本体的主导思想。
二、阳不足论与理学阴阳观
阳不足论是张景岳医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其温补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说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张景岳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核心，那么阳不足论就是他的临床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张景岳强调人体中的阴和阳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由气分为阴阳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阴阳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强调了阴和阳的对立性只是相对的，认为阴阳中复有阴阳，阳气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阳气坚固，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他说“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影响，后两者在宋明时期理学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以说，张景岳阳不足论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阴阳统一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大量引用理学家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阳不足论。
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张景岳用理学思想将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观点发挥，并成功的将气和阴阳结合起来。物质的一方属阳，一方属阴，这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他认为易理和医理，包括天地万物之理皆归之于阴阳，如其所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 “一与二”，即阳与阴，奇为阳，偶为阴，这种说法无疑是源于张载的“两”与“一”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张景岳认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说到底，无非是阴阳变异之理。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宋《易》之学来诠释自己关于阴阳一体的观点。邵雍曾在《击壤集·乾坤吟》中说：“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认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张景岳吸收了这一观点，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解释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认为“医易相通，理天二致”，说：“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他以阴阳变异的法则，将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统一起来，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易之理的典籍，而《内经》中的阴阳说，是以《周易》为基础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他又说：“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他认为医道虽繁，皆蔽之阴阳而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张景岳将气作为阴阳的本体，又以阴阳为标准划归万物，那么阴阳之间就是以气相通。宋代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其中应用了互为其根这个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充实了太极的内涵。张载关于气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张景岳受其影响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所谓“对待之体”，如阴阳、寒热、消长、升降、进退等，都是“对待之体”，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如“顺逆变化，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老与逸对，生与死对。”这样的论述清晰地将阴和阳的对立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扩大，说明阴和阳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在论证了阴阳的对立性后，张景岳又引用理学家的话语来证明阴和阳能够互相转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为之父母。”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来阐述阴阳一体、互相转化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独阳不生，独阴不成”，并且独具特色的提出了“阴阳中复有阴阳”的论断。在《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奇偶、一二：阴阳）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此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这段话深刻形象地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阴阳一体和阴阳转化的思想也贯穿于张景岳对人体阴精和阳气的认识，在《类经图翼》一文中，张景岳引朱子语：“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表明阴精和阳气为一不可分离的阴阳统一体，并指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说明了“精气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门说与理学的关系
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为张景岳医学思想提供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阳不足论为其提供了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张景岳最终形成了新的命门学说，即以“水火共济”为核心的命门说。张景岳的水火命门说的形成与五行观、太极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重视五行之质与气的关系，极为重视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极在宇宙和人体的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景岳水火命门说的形成。
张景岳认为阴阳与五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与阴阳是气与质的关系。他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他认为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交互无穷，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使五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阴阳体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中，他对“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 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张景岳最重水火，认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别强调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别提醒要加深对“水中之火”的认识，但也认为五行中缺任一行均为“不可也”。张景岳说：“凡天地万物之气，无往而非水火之运用，故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医以心肾为水火，…，夫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将水火定位为命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指出命门的作用由此两种物质运作发生。此外，张景岳还用理学中的象数之理和河图之学说明五行的生成，他说：“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在这里，张景岳明确地指出了水火为造化之初，天地万物的产生都由水火而来，且土在五行之中居于“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为依托繁衍生息，并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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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忠书和他的《围城》，《管锥编》

王端淑的谬误与争议

王端淑的出生日期郭玲的《王端淑研究》和张敏《王端淑研究》认为王端淑出生于天启二年（1622年）根据一：《名媛诗纬》卷十九：“余十龄从先大夫白门，曾见之。”又《王思任年谱》所记：“崇祯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岁，二月升南工部营缮司主事……六月至白门。”崇祯四年（1631年）王端淑时年十龄，故推算她生于1622年。根据二：《吟红集映然子小像赞》中说：“庚寅季末，辛卯岁始，花甲之半”，也就是说辛卯年（1651年），王端淑整三十岁。 其实不然，王端淑的出生日期，有明确的史料可查。王端淑的好友王猷定在其书《名媛诗纬》中作序，并写有《王端淑传》，其中记录王端淑出生为“辛酉秋七月八日感神梦诞端淑。”证明王端淑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八日。首先王猷定是王端淑的好友，而且这是为王端淑作传放在王端淑的书的序言部分，信息来源肯定可靠。郭玲和张敏的推断只看到了年份，忽略了月份。根据一：至白门，为六月，而王端淑出生是七月八日，所以王端淑要到下个月满十一岁。根据二：辛丑岁始，花甲之半。岁始是一年之初，而王端淑生日是七月八日，当为岁半。所以王端淑说岁始为花甲之半，当为正确。所以可以定论王端淑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八日，而郭玲和张敏的论文只是粗略推算年份，忽略了月份，因此出现了错误。 王端淑的排行郭玲的《王端淑研究》和张敏《王端淑研究》的论文中写道：王端淑……明代著名学者、作家王思任的次女。而明末清初的人（如王猷定）的书中写道：王季重之季女。季女有小女儿和四女儿的意思。 王端淑的卒年《初月楼见闻》等清初书籍记载王端淑卒年八十余。近代海外学者从清初诗稿中推断王端淑卒年在康熙二十多年左右。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一、《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二、作品简介：
　　《西游记》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名《大唐三藏取经记》）是西游记故事见于说话文字的最早雏形，其中，唐僧就是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该书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作品。先写了孙悟空出世，然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人，但还是主要描写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唐僧从投胎到取经受了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九九归一，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已有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被尊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三、作者简介：
　　吴承恩(约1500年-1582年)，男，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桐城高甸，以祖先聚居桐城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2004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政府决定在山上茶庵处建立了吴承恩纪念馆和在山下山门处建树其石雕座像，用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