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发表论文

蒲慕明发表论文

蒲慕明博士自1981年起积极投入协助恢复和建设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工作，多次到国内讲课，上讲习班等。1983年至1986年蒲慕明博士参与筹建清华大学生物和生物工程系，并任首届系主任。1988年至1991年蒲慕明博士一同参与筹建香港科技大学，并负责生物学科发展、招聘人才等工作。在筹建神经科学研究所之前，蒲慕明博士已有十多年参与国内工作的经历。在其领导下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五年多来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包括Science、Cell、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PNAS、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在内的学术论文21篇，另外一篇已被Cell接受。在工作中，蒲慕明所长勇于奉献，积极创新，不计个人得失，不怕阻力，敢于摒弃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陈旧观念，避免体制改革流于形式。积极引入西方科研院、校的科学管理模式，并根据国内实际水平逐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科研运行、管理、评估体系，真正意义上建立并实施了国际化评估体系，推行以业绩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原则，有效推动了神经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蒲慕明所长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注重结合高水平研究培养后备创新人才，切实做到从各个方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提高他们出国做博士后的回归率。首先引进了国际惯用的“thesis committee”，开设高质量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些课程。在提高研究生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的同时，鼓励研究生关心社会、融入社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有识之士。蒲慕明所长积极致力于科研文化的建设，擅长于融中西方文化为一体，为中国科研体制的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有多少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科学院神经所已经在所有顶尖杂志有多篇论文：《细胞》（饶毅、张旭实验
　　室各一篇）、《科学》（郭爱克实验室两篇、何仕刚一篇）、《自然》（袁晓兵
　　实验室）。多篇《自然神经科学》（分别是蒲慕明、周专、段树民、鲁白实验
　　室）、《自然细胞生物学》（分别来自蒲慕明、袁小兵、段树民）、《神经元》
　　（分别来自蒲慕明、张旭、李朝议、周专、段树民），其中郭爱克已经因为前几
　　年第一篇《科学》当选院士，周专和段树明今年院士入围。

　　紧追神经所的是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细胞》（饶子和）、《自然》（常文
　　瑞）、《科学》（唐世明、陈霖各一篇），陈霖因此当选院士，常文瑞今年院士
　　入围。

　　清华：《细胞》（饶子和）、《科学》（孟安明，今年院士入围），清华的
　　饶子和前两年因为发过多篇PNAS、 JBC当选院士。

　　复旦大学：《科学》、《自然》各一篇（金力，今年院士入围）

　　科学院基因组所：《科学》两篇、《自然》一篇（杨焕明，今年院士入围）

　　科学院上海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自然》（韩斌，今年院士入围）、《科学》
　　（赵国屏，今年院士入围）各一篇

　　科学院上海生化细胞所：《科学》一篇（张永莲，已经因此当选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遗传学》（贺林，今年院士入围）

　　协和医科大学：《自然遗传学》（沈岩，已经当选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自然免疫学》（曹雪涛）

　　个人发表两篇以上的人：

　　蒲慕明在中国自己的实验室发表顶尖论文是个人最多（至少五、六篇），这
　　些都不包括他在UC Berkeley的论文
　　基因组所杨焕明发两篇《科学》、一篇《自然》
　　神经所郭爱克研究员发两篇《科学》
　　复旦大学金力发《科学》、《自然》各一篇
　　神经所张旭发《细胞》、《神经元》、PNAS各一篇
　　神经所周专发《自然神经科学》、《神经元》、PNAS各一篇
　　唐世明在神经所以博士后身份发一篇《科学》、在生物物理所以研究员身份
　　发一篇《科学》
　　科学院上海健康科学中心孔祥银发《自然遗传学》两篇
　　学生里面两次以上在顶尖杂志做第一作者两人：神经所张成（周专的学生）
　　发《自然神经科学》和《神经元》各一篇，神经所蒋辉（饶毅的学生）发一篇
　　《细胞》原始论文、一篇《自然神经科学》评论

　　在同一个研究所有两个以上独立实验室发表多篇顶尖论文的目前只有神经所
　　一个，其它单位有一个实验室发表过多篇的（如基因组所、复旦、生物物理所），
　　但是没有多个实验室能够发表多篇

　　以上有三篇是同学们在BBS上宣布正式接受的论文，杂志还没有出来的，其
　　它是都发表了的。正式待发表的三篇：神经所郭爱克的第二篇《科学》、清华/
　　生物物理所饶子和的《细胞》、神经所张旭的《细胞》。

蒲慕明院士致学生们的一封信

著名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华裔院士蒲慕明 (Mu-ming Poo) 十多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时给他的学生们发了一封信。当时蒲慕明觉得他的学生太拖拉，严重影响了科研，为此在邮件里大发雷霆，并且做了很多规定。

各位实验室同仁：

最近几个月，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做一些大的改变，蒲式实验室将很快不再是你们最初来到这里时那个高产的、第一流的实验室。大多数项目的进展都十分缓慢，过去六个月的实验室进度报告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一年前，在我们刚搬到伯克利的时候，我很清楚地对大家表明了我对实验室里每一个人的期望。最重要的是要在实验室工作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当然怎样才算是足够，这个我来定。我曾经提过，目前来看，一个成功的青年科学家平均每周大概需要在实验室工作60小时，这是我认为的最低限度的工作时间。

当然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可能会比较幸运，像Florian，已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他就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能拿到哈佛的工作。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没有Florian那样可以玩的奢侈。所以从现在起，我将在实验室里严格执行以下规定：

1、每周必须在实验室里工作至少50小时，也就是每天8小时以上，每周6天。这已经大大低于我现在和我职业生涯里大多数时间里的工作强度。你们可能比我聪明，或者不想取得成功，所以我不会要求你们达到我的工作时间。等你们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多花点时间在阅读、写作和文献搜索上。

2、工作的意思，就是坐在椅子上工作。不包括上网和收发与工作无关的非科研性邮件。你可以下班后呆在实验室或者回家做这些事，或者尽情去聊和科研没有关系的事。除了特殊的日子，午餐时间不能过长。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花至少六小时踏踏实实地专心工作，再花2个小时以上阅读和做其他与研究相关的事。阅读论文和其他书籍要放在下班后做。

3、如果你们超过一天不在实验室，必须要亲自发邮件向我汇报（即使我不在实验室）。如果要休假也请尽早告诉我。每年休假20天，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事实上你们没有一个人在时间表上如实填写了休假和病假（尽管我给你们签了字，但这是违反校规的），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每年大概有多少天是没有待在实验室里的。

总之，我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你们有时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其他的状况而没办法遵守上述的规定。但是如果你们只是出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原因而遵守不了的话，那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建议你马上开始作打算，在1月31日下班前卷铺盖走人。我会尽力帮你们转到别的实验室或者介绍工作。如果你们能够遵守我上面提到的规定，我会很高兴为你的工作提供支持，希望比以前做得更好。我会在6月底对每一个人的进度进行考核，希望大家到时都能取得足够的进展，能够有望写出一篇好论文（至少达到《神经科学杂志》的发表水准）。如果到时你们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就不得不请你在8月底卷铺盖走人。

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必须把一切都献身给科研事业。每天工作8小时是不切实际的，科学家或博士研究生不可能每天只工作8小时。

如果有人想午睡，请你去你妈妈家里睡，永远不要再回来。

早上不得晚于8点半开始工作，下午不得晚于1点；每天用于上网以及其他与科研无关事情的时间不得多于30分钟；每天看报纸的时间不得多于30分钟；小说和非科研性的杂志期刊不得带进实验室和办公室；如果离开实验室超过一小时，需要请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事，但除非有特殊紧急情况，否则实验室的事情永远比个人的事情重要。

在这一行里，一个资质普通的学生每周工作7天，绝对会比每周只工作5天的天才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你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还能取得什么重大成功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幸运都会属于你了。

中国神经科学的现状如何？

　　中国神经科学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何士刚

　　一、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正在进入世界水平

　　我国神经科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林可胜等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德培，张香桐等人也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神经科学的几个重要杂志，如《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神经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和《欧洲神经科学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中“中国制造”的研究论文，试图展示我国神经科学的现状，探讨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文中的数据完全来源于Medline检索。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试图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如为保证计算的只是“中国制造”的论文，只有中国本土单位为署名单位的论文才被统计），但仍不免会有一些遗漏或收集了一部分“合资产品”。当然，用论文数来评价科学研究水平可能有失偏颇，但这毕竟是一个客观指标，相信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神经科学工作者进入世界水平始于80年代末。暨南大学解剖系Luo, CB (or Yew, DT)和第四军医大学鞠躬88，89年相继在《神经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第四军医大学李继硕，同济医科大学Ma, WY在91年，鞠躬在92年相继在《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发表论文。过去五年中，笔者统计的几本重要杂志上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有显著增加，从过去十几年徘徊在每年1－3篇到近五年来的每年十几篇。2003年，中国科学家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总数达到22篇（图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最高水平杂志上，中国神经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出现。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中科院研究生院陈霖相继于2001，2003年在《科学》（Science），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李朝义，张旭分别于2002年，段树民和蒲慕明于2003在《神经元》（Neuron），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周专，段树民和蒲慕明分别于2002年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中科院生
　　化和细胞研究所裴钢于2002，2003年，清华大学谢佐平，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周专分别于2003年在《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李朝义，段树民分别于1999年，2003年，中科院研究生院陈霖于200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这说明我国神经科学研究的规模有所扩大，质量有显著提高。
　　图一、中国科学家历年在神经科学重要杂志发表的论文数（不包括香港、台
　　湾地区）

　　二、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这样的成绩固然喜人，但我们毫无理由为此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笔者比较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德国2003年在神经科学重要和顶尖杂志上的论文数占某一杂志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图二）。中国整个大陆地区发表的论文数只和香港或台湾地区接近。日本和德国2003年的论文数是中国大陆地区的10－20倍。这样的差距触目惊心，与中国在世界上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种差距主要反映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对神经科学投入的差别。科学研究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较发达国家要低，生命科学的投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低于发达国家，神经科学在生命科学中的比例更低。如此几个比例下来，我国神经科学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中国科学院在生命科学的投入仅占20％左右。基金委生命科学的比重虽较大，但有递减的趋势，从2001年的34.56%到2002年的33.87%，在其中神经科学仅占4.46%（2001年），而2002年下降到了
　　3.90%（基金委的统计限于网上公布的面上项目资助情况）。考察美国科研经费的投入和分配，NIH的经费近五年来增加了一倍，其中只和神经科学有关的两个研究所（精神健康研究所和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的比例占了整个NIH的12%强，加上其他研究所中和神经科学相关的内容，NIH经费中15%以上用于神经科学研究
　　的估计可能并不过分。相比之下，我国对神经科学的投入实在是太悬殊了。

　　图二、2003年各地区论文数占杂志论文总数百分比

　　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质量论文也基本集中在上海、西安、北京、广州、武汉、山西、河北等少数几个单位，而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15篇论文中，有11篇来自同一单位，中国科学院一个今年才发展到13个课题组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

　　三、发展中国神经科学的策略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近几届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因此，教育、科研经费的迅速增加已经是一种共识，但对于增加的经费和资源如何更加合理的配置和使用，也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要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上述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现有的可以产出高水平研究的单位还局限在几个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单位。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扩大研究的群体和规模，很难想像我国能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大国（更不要说强国）。因此对于资助生命科学研究的部门，应该借鉴世界强国的策略，确立生命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调整生命科学中学科间的比例，以期逐渐接近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然在目前整体研究资源比较局限的情况下，集中部分资源，保证现有的高水平研究机构能够保持并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以期在国际重要和顶尖杂志上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影响，提升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纵观科学发展的历程，有着优秀文化的研究机构往往会在科学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如开文迪许实验室）。而我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现状，除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开始逐步形成规模外，绝大多数单位都是三、五个课题组的小模型独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产生科学家之间的协同效应及突现性质（emerging properties）。作为政府调控单元，也许应该鼓励形成数个高水平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但这决不是说要搞重复建设，数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听取、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就尤其重要（对于科学决策，梅林教授介绍的NIH基金评审机制非常值得借鉴）。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迅速使中国神经科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并可以通过三方面的策略实现。

　　一、迅速加强对神经科学的投入。
　　二、在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同时加大对优秀群体支持的力度。
　　三、形成几个高水平的，有一定规模和研究特色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

　　奥运金牌、世界小姐花冠说明我们国家正在变得更强壮、更漂亮。科学研究进入世界水平可以说明我们国家也在变得更聪明。没有聪明的头脑的支持，漂亮只是表面的，强壮只是暂时的。因此在关注奥运金牌和世界小姐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也应该以更大的热忱关注科学研究的进展，使科教兴国的战略真正显现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的国家更强盛，人民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

发现自己论文的错误怎么办？

在申请博士后研究经费时，维杰把一篇“正在进行”的论文列为了“已提交”，后来他被解雇，这种惩罚过于苛刻吗？二年级研究生艾伦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正当他准备写论文时，却发现了一些看上去不怎么有说服力的数据，他应该“清理”这些数据吗？今天晚上，一堂别开生面的科研道德案例讨论课在岳阳路320号生理楼大礼堂举行。这是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从2012年起第三次开设科研诚信必修课，从课程设置到讲义撰写再到PPT的制作，都是他亲力亲为。

“对于一些灰色地带问题的认识更清晰了”

为什么在6年前会想到开设这样一门科研诚信课程呢？蒲慕明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当下科研诚信的环境不是很好，而学生们也有很多困惑，没有形成很多共识。比如，同一个实验室，如果发现别人的不端行为是否要举报？吹嘘和造假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现实科研实践中，灰色地带的问题很多，造假的也不少。

为了让未来的科研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对科研不端有个清醒的认识，蒲慕明主动要求开设了这一课程。之前，他曾经在美国的学校开过科研伦理课程，但学生兴趣不是很高。因此，当他在神经所计划开设科研诚信课程时，为了增加这门必修课的吸引力，他从口头报告和科研写作开始讲起，把科研交流、科研伦理和科研创新作为课程的三大内容。“科研诚信是核心，尽管交流有技巧但还是要有诚信，无疑创新也要有诚信。”

“之前也大概知道什么行为算是科研不端，但现在对于一些灰色地带问题的认识就更清晰了。”神经所研三学生李晟豪说，比如，只有明确知道哪些数据有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才能把这些数据删除。而不能获得了5个数据，却选择性地清理掉“不好看”的数据。这门科研诚信课程吸引了很多研究生，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旁听的3节课来看，没有一个人迟到或早退，在讨论时也都各抒己见。国科大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所听说了这门课程后，都示很感兴趣，因此8节课会全程录像。蒲慕明说，今年还会增加一个课程反馈环节，用来完善以后的课程。

“过去学界和社会对科研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蒲慕明对于其中的“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表示大加赞赏，“过去学界和社会对科研不端的容忍度太高，国外如果发现不端行为，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蒲慕明介绍，关于科研不端的定义，国内外差不多，即在提议、执行和评审科研或在报道科研结果时有伪造、不忠实、剽窃行为。伪造，是无中生有地伪造实验结果，以及记录或报导这些结果。不忠实行为，是指操纵科研材料、仪器或实验程序，以及改变、省略数据或结果，使得科研结果不能准确地表达在科研记录里。不忠实行为还包括，分析和描述数据不忠实，比如有的初学者对于一开始的数据不予以采用；数据来源不清楚，缺乏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比较。最不能容忍的是，只选择那些看上去最好的结果，而省略那些会影响论文结论的数据。剽窃，是指未适当说明来源的方式，掠取别人的想法、程序、结果、或文字，包括在评审有保密性的科研建议书或论文文稿时获取的。

“把别人的话复制过来，只稍微改几个字，还是比较常见的。”蒲慕明现在担任《国家科学评论》的执行主编，有一次编辑部收到一篇综述，发现整段的文字都是抄袭别人的。其实，现在有专门的软件可以查看有多少相同的字连在一起，有些比较“严格”的软件只要有6个完全相同的字就会被认定是剽窃。“只有一种复制是允许的，那就是引用原文，但必须注明出处。”

除了剽窃他人，还有一种自我剽窃，就是把自己之前发表的文章直接拿来用，比如把现在的实验数据加到以前的论文里。蒲慕明建议，如果想再次表达自己的同一观点，可以做些改写。

总的来说，裁定不端行为有几个规则。第一，与科学界公认的保持研究记录的完整性存在重大偏差。第二，不当行为是故意实施的。第三，不端行为被占优势的证据证实。

不是因为风险太大，而是做科研的基本态度问题

实验中，如果发现老师的假说并不符合预期，该怎么办？蒲慕明给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多年前，神经所有一名学生，常常不同意导师看法，这在旁人来看简直是“挑战权威”，他在出国留学时请蒲慕明写介绍信，蒲慕明欣然推荐，并特别写了一句——这名学生因为喜欢和导师争论而出名。如今，这名学生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如果假说不符合预期，说明这个假说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放弃了，可能就放弃了一个有价值的发现。”蒲慕明说，这就是科学的魅力，科学不是你想要什么结果就得到什么结果，而是得到和你所想象的不一样的结果。做3次试验，结果都不一样，可能意味着技术还没过关，不妨用这个技术去尝试一个公认的结果。

如果发现自己先前发表的论文的错误，怎么办？“那就再写篇论文指出自己的错误。”蒲慕明说，我们要杜绝科研不端行为，并不是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太大，而是做科研的基本态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