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运论文发表

苏东运论文发表

苏联亡党亡国的八个根本原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语缩写CCPC）简称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分属各加盟共和国的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曾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与美国并列的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苏联解体前后，原有15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分裂为15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体制僵化、改革失败、领导失职、和平演变、军备竞赛、民族问题、政党腐败。
其实，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即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变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蜕变。正由于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苏联亡党亡国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戈而巴乔夫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上，用多党制代替共产党一党专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没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过分注重工业的发展，又不承认市场经济，导致工农业比例失调，赫鲁晓夫，勃列日捏夫等后几任总统都没能突破这种模式，为苏联解体埋下祸根。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这种所谓评价使苏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四个重要原因：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五个重要原因：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严重。特权阶层恶性发展，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实际的占有权。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所以，一个美国学者讲：“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六个重要原因：干部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干部路线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实际上的任人唯亲，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更加肆无忌惮。他上任不久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部长，近100名州委书记。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七个重要原因：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颜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公开性”、“民主化”，造成了全党的思想混乱，很多党员感到迷茫。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削弱，形同虚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风恶化，严重脱离群众。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八个重要原因：政治上，形成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以后，往家族化发展，之后想上升入仕途的其他人，被官僚世家把路堵死。官僚队伍中极度缺乏新鲜血液，并正式与群众脱节（世世代代官位被一家一族把持，当然会脱离群众）。而且这个阶层里面，官官相互，没有“外来”威胁，不求政绩，只求享受。大肆享受特权，以权谋私，生活腐化，不思进取，蜕变成寄生在群众身上的血吸虫。勃列日涅夫就是代表人物。

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需要深入探讨，并很好总结，以便成为我们的鉴戒，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精神受以商为本经济模式的影响很深刻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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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1]特别是在2008年，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金融危机出现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这不仅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三十年来我党的一系列指导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的，还以自身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正是基于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经济模式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成败的关键。
一、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
1．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模式
自上个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以来，以否定斯大林模式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风潮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不断盛行。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学者也深感迷茫，他们在很长时间中不能确定中国经济是不是一种崭新模式？不能确定它究竟是原来计划经济下的简单转型还是欧美经济体系的大杂烩？在彷徨中，有不少经济学家从对斯大林模式“左”教条的抛弃中逐渐转向了欧美传统经济学家的“右”教条，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分配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现代金融货币理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理论顶礼膜拜，以欧美理论为标准评判中国经济改革得失。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明确指出，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的运行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不可能是一种孤零零地脱离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下的简单运行系统。所以，建立在现有国情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注定其发展道路决不会是拉美国家的华盛顿模式的再现，三十年的实践也没有沿着某些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轨迹前进。虽然改革开放前那种单纯依靠计划经济进行资源配置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简单地以产权交易为改革的唯一方案也不是灵丹妙药，宏观监管的放任自流面临“市场失灵”下可怕后果，企业的唯利是图与对资源掠夺式的生产正在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我们渐渐懂得了中国的世情、国情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没有现存经验可以借鉴，中国不能直接、简单地复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哪怕是最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经过对某些照搬国外经验复制试验的失败教训总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了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总结经验的探索。随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自信心不断增加，思想进一步获得了解放。他们渐渐地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研究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国外经济学家们在世界经济危机风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条件下，在面对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事实中，也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研究，他们开始与国内学者一道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模式。
2．中国经济模式正按照中国经济内在逻辑运行着
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现有生产力决定的一种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的计划性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土地国有化和重大领域的国家掌控能力，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动摇；它的市场性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同时这一经济模式必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发展目标相一致，体现出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以和谐理念为核心的发展要求。中国经济模式是一种兼有计划与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多一点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标准的科学判断，它从一开始就突破了以计划和市场来判断社会制度的思维框架，将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相互补充机制进行运作。
应该说，这一模式在实践上已经客观存在，虽然理论研究和归纳还比较滞后，但它正在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向前运行着。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种考验（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展示了自己的不同其他发展模式的一面。这既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也是因为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兴起的必要的国内国际资本积累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必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办大事，必须依赖中国政府在重大经济领域的国家掌控能力，才能应对如2008年出现的雪灾、地震、水涝等自然灾害以及关注13亿人整体的平衡等一些列发展问题。更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基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兴起的基础，中国社会既是一个有着5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历史国家，又是有着强烈渴望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基础和共产党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须适应中华民族文化的要求。总之，中国已能将任何一种理论结合自身的“中国化”力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3．中国经济模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2008年，在外部状况和内部状况都不如人意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也受到了冲击，新旧问题都很多，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好地发展势头。无论怎样评价中国经济模式或带着什么样心情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都必须承认，13亿人口大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对渴望世界发展的各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福祉，就连自视高傲的美国人也承认，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没有落井下石是一件好事，“当13亿人有需求时，世界都会感觉得到”。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就业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新空间。特别是在各国政府面临国际市场需求下降、银行倒闭不断发生、失业率开始普遍上升的艰难时期，中国经济的上升不仅意味着市场需求的转移，还意味着它能在分散经济危机的全球传播中起着积极地减缓作用。同时，中国政府以“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强调互惠互利的国家发展关系，不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不以掠夺式发展实现本民族的复兴，主动承担了减免贫困国家的债务、帮助非洲、拉美等贫穷国家发展经济、提供教育等具体义务。无疑，中国政府今天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在世界经济暗淡前景下是最亮眼和最有价值的。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不仅基本上解决了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温饱问题，还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中体现出了其发展能力，更以和谐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经济增长、健康的精神文化向世界人民展示了13亿人口大国和平、和谐、和睦的国家实力。正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美国、欧洲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因为惟有中国有力量崛起。”[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必然会在某种意义上会改变传统经济学理论，催生新的经济学观念。
二、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对中国经济模式发展形成挑战
毋庸讳言，虽然中国经济模式已经初具形态，但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是基于改革开放背景下过多地强调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为代价的，中国经济过多地依赖了国际贸易。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对外贸易总额）2.28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衰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时至今日，当2008年发达为了应付危机在就业、物价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开始寻求积极对策，美、英、法、德、日等国也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希望能在解决经济发展困境上通过政府“救市”有所突破与创新时，很多人因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社会主义救市”式的行动迟缓，以至于经济危机的寒流不断扩散，经济衰退趋势仍然无法遏制。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带来了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多米洛骨牌效应，引起了全球性银行发展问题，直接伤害着各国的实体经济。而他国经济恶化也会使他国在中国订单减少，中国企业生产商品出口数量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国内以外向型企业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率增加。在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滑坡、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必然会改变其国际经营策略，采取相应的措施，每一项政策都带有“蝴蝶效应”的经济关联性反应，例如为了应对资金流动性不足，各国增发货币等措施以及救援计划，可能会带来新一轮通货膨胀，国际市场需求能力进一步减弱，使中国的产品在主要出口国家生存艰难。同时为了应对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外贸等领域与中国的冲突更加严重，倾销与反倾销、绿色壁垒、特堡条款等贸易摩擦进一步加深，各国对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关注，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进一步销售。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出现更加严酷的生存竞争局面，世界市场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如果世界经济就此走向萧条，还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民族问题危机、国际关系危机等连锁反应，这都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产生新的摩擦。这一现象在2009年初已经显现端倪乌克兰“受气”、以巴冲突升级、非洲的战乱、索马里的海盗等等事件在影响世界和谐发展中都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种变动的时代，中国经济虽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它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银行体系经受着严重的考验、资源的全球再分配使国际商品市场不断变化、金融衍生工具为国际游资与投机增加了新的变数因子背景下，中国经济模式能否经得起考验，能否应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变化局势，都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研究。虽然美国的宏观政策失控让我们看到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发展困境，中国政府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在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效果，但这不等于说美国的市场经济一无是处，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已经固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至今还没有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模式有着全面整体的总结和创新研究，还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如斯大林曾经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具有指导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如果理论上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在国内企业改革仍然没有全面完成，发展中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市场秩序尚未健全、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尚未能更好地协调发展等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回避金融危机可能长期持久爆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在面对挑战中积极探索适合本民族发展得更好的经济模式，依然需要我们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在行动上进一步大胆探索的事。
三、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1．总结三十年发展经验教训，开创经济发展新思路
全球经济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迫切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教训，继续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法、新路子。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特色道路理论体系表明了中国复兴之路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基础和文化底蕴以及体制机制具有独特之处。经验证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中既求稳步又跳跃式前进的路子是对的，也证明了中国不能简单一味地模仿“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证明了中国坚持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来实现“和谐”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但过去三十年来的盲目借鉴、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国企改革诸多失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教训是深刻的。今天，在全球经济面临考验的形势下，有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可能已经过时，那些被发达国家证明成功的东西在中国市场中未必成功，一厢情愿的态度和思维在复杂的全球经济风险面前必须尽快被抛弃。
面对严峻的形式，我们只有通过思想认识上的自我超越，不满足传统经验，深刻反思经济发展中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经济理论。探索新理论，需要新思路：这种思路不再是对社会实践改革的犹豫不决，不再是对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沾沾自喜，也不再是以他人的标尺为自己的行动得失判断标准。当然，新思路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刻意追求与众不同，而是要“求真务实”，以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为追求目标的一种发展思路。
2．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及时跟踪，其成果显著、内容之丰富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应看到在这些研究中有诸多不足：受发达国家经济学说的影响较多，对中国经济个性与个案的研究少；对已经进行的经济发展经验总结多，提出预见性的问题少；主张用西方标准评判的多，创新研究的少；对表面现象研究的多，进行深入思考的少。其结果使得我国经济研究有很浮躁的一面：夸夸其谈、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的经济学研究论文发表了无数篇，故弄玄虚、蓄意复杂、哗众取宠、不切实际、用模型吓人者充斥论坛，抄袭论文、金钱论文、揣摩论文几乎泛滥成灾，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经济学界人士求新猎奇、违背常理的“研究成果”充斥于市场，这些无疑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并通过理论的大胆预见和科学而严密的逻辑论证，才能将经济发展成果形成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模式，形成系统的知识，才能进一步推动新的实践。同时，理论必须具有超前性、可预见性，才能对未来经济生活具有指导作用。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环境以及研究思路与改革初期的思想禁锢大不相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学家们受过去传统禁锢思想的干预很少，而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为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中国式（尽管这一方式和方法还需假以时日再检验，有些尚有待丰富和发展）的经济发展思想资源。可以说，当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条件更加完备、资源更加丰富、思路更加开阔，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研究责任。这就需要经济学家们要深入中国实际进行大量细致的求证工作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需要研究者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未来持久长远发展相联系，需要经济学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中国经济当代发展问题相结合，才能开创中国经济模式理论的新局面。
3．关注全球经济发展，才能研究好中国经济模式
强调中国的经济模式，自然是强调发展模式的个性。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其他模式相比较研究出来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问题离不开世界经济参考系坐标，特别是离不开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的为学界共识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参考。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与矛盾共同存在，只不过优势表现的明显有时表现的微弱而已。在将中国模式对比于其他模式的研究中首先应该明白。迄今为止，没有经济学家能证明现存的各国经济体制是哪种最完美的体制，现存的哪种发展模式是最佳的模式，各国政府的经济模式大多是适合本国社会生产力基础的“次优选择”。不论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1929年经济危机，或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轰轰烈烈的2008年各国“救市”政策大行其道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对此也都承认各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其次，在研究中绝对不可以闭门造车，自我感觉良好，忽视自身问题，盲目乐观地看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最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共性中强调个性相同，中国模式也是在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中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中国模式与世界发展模式存在着交融和独立的两个方面。
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模式中必须认真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能因为目前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就洋洋得意或自我陶醉，而应该由此进行深入地思考研究，摒弃崇洋媚外和夜郎自大的思想，摒弃学术为了功利的思想。只有深入中国实际，客观认识全球生产过剩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才能在经济发展上寻求到一种睿智和办法，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的复兴、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业宁多大了

王业宁
王业宁（1926年10月4日-2019年2月22日）出生于安徽安庆，原籍安徽六安，物理学家。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声衰减）研究。
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1949-1950年在南京药学院任教，1950年始历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82年，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与冯端等合著《金属物理》。1994年岁尾，年逾花甲的王业宁荣膺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金牛奖。1963年，王业宁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压电组合振子离频内耗仪。1974年，王业宁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1989年，她在溶质元子和位错工作用的冷加工峰和沉淀峰的机理研究中，运用了耦合驰豫模型，解释了该峰反常大的激活能起因。马氏体相变过程中低频内耗的研究。2019年2月22日18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王业宁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声衰减)研究。
中文名：王业宁
外文名：WangYening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安徽六安
出生日期：1926年10月4日
逝世日期：2019年2月22日
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
毕业院校：中央大学
主要成就：统一了两个学派关于瞬态内耗的理论
建立畴界粘滞损耗理论
建立中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
首次将耦合驰豫理论引进合金中缺陷集体弛豫过程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代表作品：《马氏体相变过程中低频内耗的研究》等
人物生平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王业宁出生于安徽省安庆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是清政府派出去的第一批留日进修学生，学的是法律，后任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庭长，兼任大法官。王业宁自幼就迷上了数理化。在班里，她的理科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二那一年，王业宁因听说中央大学很难考而去报考。后被该医学院录取。但是她自幼喜爱的“光”、“声”、“热”、“电”物理世界而放弃这次机会，继续回到学校读高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中大附中保送进中央大学物理系。
1949年2月，因战争王业宁父亲奉命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南京前往台湾。正在中央大学物理系读4年级的王业宁，开始身不由己随父母到了杭州。可一路上，她白天想的是自己的学业，夜里梦的是五彩纷呈的实验室。她不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更舍不得丢下即将完成的学业。她决心瞒着父亲，只身返回了南京。杭州一别，竟成为母女间的诀别。由于海峡阻隔，王业宁后来再也没能见到双亲一面。同年，王业宁以全系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取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翌年，便被导师请回了母校物理系任教。
1953年，校领导推荐并把她送到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进修。在物理学家葛庭燧先生的指导下，王业宁对金属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校后，她设法卸下了那些社会工作，一门心思搞科研。进入物理世界的王业宁，经过几年努力，在专业上大有进展。60年代初期，她发现，马氏体相变，包括其他一级相变的瞬态内耗的大小正比等于振动一周内马氏体的转变量。这个后来被写进教科书的“马氏体相变内耗规律及其机理”的结论比国外同行对这一方面的发现早了整整10年。
1963年，王业宁又主持建立了压电组合振子内耗仪，扩大了测量内耗的频率范围。1964年，该成果荣获国家科委、计委、经委联合颁发的新产品奖。“十年动乱”时，王业宁的丈夫林醒山教授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她领着年幼的儿女去了农场。回到南京后，又去修大桥、采煤、挖地道。当时，不少好友都担心她吃不了这些苦。然而，性格开朗、遇事豁达的王业宁，从容不迫地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劳作之余，她边辅导儿女读书，边孜孜不倦地啃专业书。回忆起这段经历，王业宁说：“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要挺住。”
1973年，南京大学开放了一部分实验室。王业宁立即开始了工作。当时，由于各方面尚不正常，不但政治上要冒风险，物质条件更谈不上。炎热的酷暑里，实验楼的三楼断了水，而王业宁正在试制的声光调Q激光器需要用水冷却。于是，已经45周岁的王业宁和一位年轻人顶着夏日高温，一桶一桶地从楼下拎水，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科学事业是不会怜悯人的。他们像苦行僧一样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停地攻关。她再实验时加以冷却，终于在1974年王业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并在中国国内激光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王业宁也由此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10月，年逾半百的王业宁因科研而暂时放下家务和儿女，带领她的研究生向固体相变与内耗方面攻关。内耗既是实用的消声减震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又是研究固体中物理问题的一种手段。由于不常用它，研究的人也不多。而王业宁在实践中发现因为在丰富的内耗现象中能得到确切解释的答案较少，影响了其应用。因此，王业宁在固体相变及畴界的内耗方面做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从低频到高频较全面的知识。
1981年，王业宁创建了在测量内耗的同时，能实施观察界面变化的装置。并用这个装置首次发现了二级相变涨落引起的低频内耗峰与畴的粗化过程有关的内耗峰，还确认了畴的粗细化具有一级相变特征；阐明了Te附近畴界运动引起的内耗与弹性以及介电性能反常的机理，建立了中频范围畴界粘滞运动引起的内耗及介电损耗理论。这一理论对研究形状记忆效应与铁电存储器中存在的问题可提供有用的信息。列宁格勒大学尼卡诺罗夫教授曾说过，这一研究启发了他，也对相同设备做了类似的改进，做出新的成绩。
1987年起始，王业宁将内耗方面的研究用于高温超导体领域。她发现高温超导体在Te以上的晶格不稳定性或类相变是与晶格参数的跳变相联系的。因为这一跳变量很小，不少人测量到这一跳变而不敢认定。王业宁不愧为女中豪杰，她根据自己反复实验积累的经验，首先确认了这一现象，并将研究结果寄给Argonne实验室。美国Brookhave实验室、Argonne实验室及休斯顿大学合作，用高分辨X光分析仪对YBCO单晶进行测量，肯定了这一结论。
1989年，王业宁又大胆地将耦合驰豫理论，原用于高分子与非晶材料应用到合金的领域无序区，发现由于位错与点缺陷气团相互作用引起的内耗如冷加工峰（S—K峰）与沉淀峰，并合理地解释了该峰反常大的激活能的起因。由于S—K峰的激活能是各学派长期研究的问题，因此，王业宁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被誉为“王氏理论”。波兰、日本、瑞士、法国等国的专家也相继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其他位错和界面内耗峰的研究中。
1991年，王业宁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王业宁当选院士的消息公诸于世后，她在台湾和美国的亲人纷纷来信祝贺。哥嫂在信中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几十年里最好的消息。我们王家的智慧在你这里表现出来了。”
1994年，在北京国家计委、科委、教委等八个部委联合召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建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王业宁名列先进个人之列、登上领奖台，按过金光灿烂的金牛奖。王业宁希望将这一切辉煌的成果，奉献给他的慈母。然慈母已去世。给她留下无穷了遗憾。
2000年4月5日，在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王业宁前来参加原中科大副校长钱临照院士的铜像揭幕仪式。
2019年2月22日18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声衰减)研究。对于一级位移型相变的瞬态内耗与稳态内耗都最早获得重要的实验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机制。发现铁电畴的粗(细)化具有一级相变特征，在三种(Y，Bi，Tl)高温超导体的正常态均发现存在三个类变相(只有晶格参数跳变，而无对称性改变)的温区，并首次测定了铋锶钙铜氧的弹性软模用电镜方法找到了铁电体(SBT)中“无疲劳”的根源，在2000年国际铁电会议上就此作了邀请报告。
王业宁和严锋等研究了C60、两种不同弛豫过程的理论模型，发现了弛豫单元之间的关系是玻璃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弛豫单元之间的强关联导致类相变冻结过程，而弱关联引起动力学冻结过程。
张清明等建立了国内第一套低温极化电子拉曼散射系统．该系统能工作在4.2K以下并对高性质单晶体使用极化入射光．做为一种高技术，电子拉曼散射已广泛用于探索超导能隙和其各向异性，输运动态及在铜氧化物超导体中的自旋波动．一些电子拉曼散射实验已开始用于研究高性质单晶体，如LSCO,YBCO和BSCCO铜氧化物超导体．现已发现动态电子条纹可以存在于LSCO系，因此提出一种非均匀电子结构应当对理解LSCO中的超导性质提供参考。
丁勇和王业宁等首先揭示了反相边界（APB）能够被认作一种核心位置，因为新畴和弯曲90°畴有较好的流动性，两者均在BLS铁电材料的无疲劳行为中起重要作用．王业宁就此结果在不同的国际会议上做了两个邀请报告。吕笑梅等研究了铁电低维材料的各种性质，包括替代、机械疲劳、尺寸和应力效应等。并将SPM用于研究铁电体局部开关性质。
苏东和王业宁等发现弯曲的90°畴界比竖直的畴界能吸收更多的氧空位，这是某些BLS铁电体中无疲劳的根源。李伟和王业宁等提出钉扎在畴界的氧空位的运动具有较强的关联。
早在1953年，她赴沈阳金属研究所，在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教授指导下从事内耗研究工作，从此奠定了她今后的研究方向：用内耗方法来研究材料的缺陷行为、力学性能以及相变内耗的规律与机理。1954年回校后，就在物理系创建了金属物理专门化内耗实验室并开展马氏体相变内耗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日以继夜的工作，不断积累实验结果，并进行理论分析，她在五十年代末就总结出马氏体相变过程的瞬态内耗的规律，即马氏体相变过程的瞬态内耗正比于振动一周内的马氏体转变量。而国外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报导同样的规律和相同的观点。
1963年她又首先对马氏体相变稳态内耗峰提出了界面机制。为了更深入地进行相变与缺陷的内耗研究，她又首先在国内建成了高频内耗装置—Marx三节组合振子，用它研究了难熔金属的位错内耗。并发现了溶质晶界峰与脆性的关系。该装置在1964年获得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工业新产品三等奖”。
七十年代初，她转向当时的热门课题：激光研究工作，由于她有扎实的物理基础，又有超声方面的工作经验，很快在国内首先建立了测量声光介质优值M2的装置，并在国内研制出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并用它开展了非线性光学及固体中缺陷与相变的研究工作，其科研成果在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同年，她被提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导师。她主持的晶体缺陷及相变内耗研究工作，经近二十年的系统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列入冯端教授主持的“晶体缺陷研究”项目，于1982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她是主要参加人。
八十年代初，王业宁又恢复了内耗研究，并指导研究生从事相变内耗的研究工作。1981年对低频稳态内耗峰提出了界面位错的静滞后型内耗理论，解释了低频内耗与频率无关的实验事实。王业宁的工作在国际第七届内耗与超声衰减会议上受到重视，多次被该大会的报告引用。对相变的瞬态内耗，王业宁也作了深入研究，把一般认为出发点不同的Belko-Postnikov理论和Delorme模型统一起来，并推广到非线性范围，使相变内耗的研究工作更深入。
对于高频超声衰减，王业宁也作了系统研究，考虑了位错动力学损耗机制，并指出随频率的增加，声子弛豫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她指导研究生在钼酸钆的铁电、铁弹相变的超声研究中，验证了衰减系数α正比于频率平方(f2)的相变理论，这是国内首先用超声研究相变的工作。
为了建立内耗与畴界运动之间的定量关系，王业宁指导研究生创建了在测量内耗的同时，能实时观察界面变化的装置。用该装置首次发现和确认了二级相变涨落引起的低频内耗峰及与畴的粗（细）化过程有关的内耗峰，还发现畴的粗（细）化具一级相就特征，这对相变内耗峰的机理是一突破性的工作。该工作还阐明了畴界运动引起的内耗与弹性，介电系数反常的机理，建立了中频（KHz）范围的畴界粘滞损耗理论，这对进一步研究形状记忆效应及铁电存储器中存在的问题可提供有用的信息。
王业宁还善于吸收相邻学科的成就，加以发展。1989年她把Ngai的相关态理论应用到位错和点缺陷气团互作用引起的内耗峰及沉淀或溶质偏聚有关的不对称弛豫峰的机理研究中，这一开创性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重视，国外有人在文章中介绍了她的工作并称为“王氏”理论。除了上述与缺陷和相变有关的内耗研究外，她还对具钙钛矿结构的LiNbO3晶体在75℃附近的物性反常作了系统研究，发现物性反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反常只出现在75℃附近很窄温区，如双折射率、锥光干涉、非线性光学性质、穆斯堡尔谱、内耗等；第二类反常表现为在75℃附近，物性有不连续跳变，如热膨胀系数、声速、点阵参数、折射率(no和ne)等。从实验上否定了文献报导的光折变和杂质效应机制，提出了无对称性变化的氧八面体交替旋转的模型，解释了上述两类物性反常，并把这些反常行为称为类相变行为。这种类相变现象在多种类似的晶体，如LiKSO4、LiTaO3中出现，因此该工作不仅找到了LiNbO3晶体在加工中易开裂的根源，而且有普遍的物理意义，在高温超导体的晶格不稳定性的研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巴斯德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王业宁长期从事相变内耗的研究工作，又对具钙钛矿结构的LiNbO3晶体的类相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她于1987年首先用内耗方法发现YBa2Cu3Oy在110-150K和210-250K附近有与晶格参数跳变相联系的晶格不稳定性并首先观测到形状记忆效应。后来在Tc>80K的Bi系、T1系及掺杂Y系超导材料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并发现Tc以上几十K以内发生的晶格不稳定性与超导电性有着内在联系。为排除孔洞、陶瓷材料制备工艺的干扰，她又指导研究生研究Bi2Sr2CaCu2O8单晶的弹性行为，不仅测出了弹性各向异性而且还从声速的实验结果获得弹性系数C'=1/2在大的温区有软化，结合后来发现的正常态背景内耗平台与载流子浓度有关并在Tc附近陡降的实验结果提出了动态畸变云的载流子超导凝聚的模型并用内耗方法求得超导能隙。近年来她和她的学生对多种相变，如畴界的冻结转变磁通熔化，C60的有序无序相变等又做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结果。大大丰富了相变内耗领域的知识。
王业宁除了在科研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外，在教书育人方面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在她悉心培养下，已有2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科研单位的骨干力量。
王业宁学术造诣精深，著述丰硕。她先后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论文200余篇，并参与冯端教授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金属物理》（上、下册）和《晶体缺陷和金属强度》等专著的编著工作。
王业宁除了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承担着国家超导攻关项目、形状记忆应用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基金项目，有关Ni-Ti薄膜及铁电薄膜的相变及记忆效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点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任务。
2000年，2000年度(第七届)何梁何利基金奖
1992年，金新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教学改革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0年，相变与界面有关的内耗及超声研究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相变与界面有关的内耗及超声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1982年，晶体缺陷研究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8年，声光调Q-YAG激光器全国科技大会奖
1964年，压电组合正子内耗仪全国三委,新产品（三等奖）
1964年，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建成高频内耗装置—Marx三节组合振子工业新产品（三等奖）
荣誉表彰
1993年4月，获江苏省“三八”红旗手。
1993年2月，获江苏省十佳女科技、教育工作者。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社会任职
1949-1950年，南京药学院助教。
1950-1978年，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讲师。
1978-1980年，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80年至今任南京大学凝聚态物理博士生导师。
1981年~1997年任全国固体中内耗与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9年~1996年担任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国际固体中内耗与超声衰减会议的国际委员会委员。
1991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至今任中国材料学会常务理事。
1997年至今兼任全国固体中内耗与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和全国电介质物理专业委员会名誉委员。
1997年亚洲太平洋材料科学院的成员，此外还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此外还担任中国形状记忆合金专业委员会顾问。ICIFUAS-9、ICIFUAS-10、ICIFUAS-11、ICIFUAS-12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ECIFUAS-6及SMM-94,97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评价
日本相变著名教授：王业宁的实验室是其中运转得最好的一个。
澳大利亚on：王业宁教授的一篇关于高温超导体的晶格不稳定性的文章评价为“excellent”。
美国Illinois大学超导权威教授Ginsberg：在一次国际超导大会的总结报告提到“从内耗这一角度来研究高温超导体，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是王业宁组”。
美国海军研究所弛豫理论专家倪嘉陵教授：王业宁教授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却能有如此多的创新思想，是很少见的。
日本马氏体相变专家u教授访问中国回国后，在日本金属学会会报上突出介绍了王业宁教授的工作与成果。

古今中外不同民主发展模式有何启示

西方民主发展启示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在通过自身调整赢得国内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扩张。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将其民主制度蒙上一层“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的面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不断向外推销。在他们眼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
的。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类型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验品”，结果导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近年来国际政治一系列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冷静地看待西方民主制度，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实际上，西方民主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资本统治进行的精巧设计，决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政治模式。

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西方民主制度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水平的。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多样，但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在许多国家的移植和推广，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即使经过多年的修补，至今仍非尽善尽美。

首先，我们不妨说说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

其次，再来看看西方民主经常标榜的旗号――“人人平等”。美国从来以民主楷模自居，其中一个理由是它自建国之初就一直强调“人人平等”。但事实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谈到西方民主制度，许多人容易想到“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等，并且以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种模式，这是一种误解。应该说，“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它们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事实上，西方政治制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没有哪个国家与另一国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是“金钱民主”

“民主”一词的本意是多数人的统治。评判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是否得到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在资本主义社会，名义上人民享有广泛、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往往为实质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为事实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享有充分的民主；穷人的民主有时只是形式上的，更多时候只能置身于民主之外；富人借助于“民主”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而穷人却很难通过“民主”来保障自身的基本权利。

选举权是西方民主最重要的政治权利，但在西方国家，选举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黑势力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在政治生活高度商业化的美国，谁要想在国家机关中谋求公职，他就需要拿出大量的金钱。美国的选举实际上是一场金钱竞赛。离开金钱，竞选总统、议员等公职就寸步难行。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

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有效的、富有生机的。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一些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的做法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当代国际政治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启迪耐人寻味。

苏东剧变给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说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行不通的。原苏共领导人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推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所谓“根本改革”，其实质就是全盘西化。其结果不但没有带来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国家解体。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使此后的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也面临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纷纷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和多元化，其结果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连续发生军事政变，使人民遭受摧残，国民经济崩溃，社会发生倒退。苏东剧变后，又有一些国家转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结果陷入混乱不堪、进退维谷的境地，使人民生活更加贫穷。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取得“倒萨”成功后，强行推销“大中东计划”，试图把美国民主制度从外部移植到伊拉克以至整个中东地区，“从源头上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眼下的伊拉克恰似一个无底洞，吞噬着美国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迄今已有2000多名美军士兵在伊丧生。伊境内的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此起彼伏，政治重建充满变数，能否如美所愿成为“样板”纯属未定之数，而伊拉克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巨大、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外国大兵刺刀下的民主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在支持别国的“民主革命”时搞双重标准，选举结果符合自己利益和心愿时就承认，不符合就鼓动推翻选举结果，直到选出自己能够接受的领导人，这样的做法也让人怀疑：支持民主是假，培植自己的附庸国才是真。

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以生动翔实的事实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和它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民主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探索作者：爱梦 来源：论文之家 日期：2009年07月01日 关键词：民主；模式；中国
虽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同是转型国家，但两个国家选择的转变方式不同，所以两个国家的目前民主化模式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民主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虽然两个国家的推动民主方式、手段和进程不一样，但是只有向民主化发展才会有美好的未来，而且每个国家因为自身条件不同，在民主发展的模式上也会出现多样化的差异。

1 中国和哈国民主模式的发展

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进程中，信奉西方的政治和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联盟的各个地区。哈国独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毫无疑问受其影响。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前夕就仿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建立起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制。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模式，极力想把中亚纳入西方阵营，使中亚既摆脱俄罗斯势力的控制，同时又远离伊斯兰势力的影响。因此，哈国采用的是激进的休克方式推动民主。但这种民主模式既不能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具有相似性，但与之相比，还不够成熟和“存在缺陷”。事实上，在完全推翻一个旧体制，建立一个新体制时，会出现一个过渡性的体系，此间，在结合哈国实际状况过程中，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艰难转型后，哈国已经初步具备了民主的基本要素。
相反，中国民主化不断完善和发展，虽然与哈国同属于转型国家，但与其转型所采用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的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之路，民主改革也是从一个试点开始逐步推向全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得到了延续，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西方有关民主的经验，正逐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应当看到，在去年中国党的十七大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一个相当高度，尤其是之前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以之为中共十七大报告蓝本的“六·二五”讲话中。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字眼在一个段落内出现八次。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笔者认为民主不具有普遍价值，民主只是一种特定的状态。中国式的民主与西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与哈国也有很大不同。中共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具有决定作用，有中国理论家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理想目标是实现中共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
因此，中国如果继续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发展，那么在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能沿着多条路径向前推进，包括党内民主，基层民主以及高层民主，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

2 民主实现领域(道路)

“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代表制则有助于实现这一参与。一个大型的民主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公正的、其目的在于充分而且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的代表制度”。其二，代表制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选举；二是听取人民意见。很久以来，政治家和学者都把选举制度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之一。而当考察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时更是以选举方式作为判断尺度。
哈国政治民主的形式可以大致概括为总统制政府和地区代表制选举。这从宪法和现实政策中可见一斑。哈国在宪法的第一篇中明确规定：国体为共和国制，政体为总统制。同时，实行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和普选制。
“公民参与国家权力机关或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按平等竞争原则选人上述机关，同样是最重要的直接民主形式。”哈国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凡是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每个公民投票的机会是平等的，只有一次投票权。公民参加选举是自愿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无权强迫。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为了解决国家和社会的最重大问题，可以进行全民公决和地区性公决。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全民公决采用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宪法规定共和国内的公民可以建立不同派别的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并允许其通过竞选的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权体系。哈萨克斯坦有大小上百个党派，议会也由不同派别的政党组成。但实际上哈国的多党制还只是停留在宪法条文中，政党组织很难实现公平竞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多党制在运作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多党制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明显地不倾向于允许建立人数众多的和有能力的政治力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哈国独立的时间尚短，当前的首要任务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提高，而不具备广泛推行多党制的条件。要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尚需时日。在这种政局下，比例代表制和最高票当选制皆无法推行。鉴于哈国多党制的现状，他在向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其选举制采用的是地区代表制。这在宪法和实践中都有表现。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皆实行普选制。年满18岁的国内公民都有选举权。按照旧的苏维埃区或以州、区、市为基础，将全国划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几十个区，各选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议会。
另外，哈国在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经济形势严峻；多党制未能发挥作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矛盾很重；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和激化的可能。这都要求哈国总统认识到，要想使国家走出危机，实现“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就必须掌握强有力的政权。而总统集权既能巩固独立成果、保持社会稳定，又不改变国家向政治民主发展的方向。
中国选举民主化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中国公民过去淡薄的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始终在推进民主化发展，在原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另外，改革中的媒体制度愈发关注民众公正和权益问题。公民也有更多的政治渠道参政议政，因而也同时推动了选举制度改革，进而推动民主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对民主的诉求，推动地方的民主试验改革。如果其中某项改革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又带有民主的普遍性，可能会在其他地区推行，并逐步扩大。
而对比起来，中国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许多学者对于村民自治实行的效果持十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认为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作为农民参与的民主化实验，在民主化实践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而与之配套的村民直选制也受到好评，虽然在实行选举过程中产生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但这种改革的道路还是值得探索的。城市社区的选举改革则与之相仿，社委会采用居民直接投票选举，上海、宁波等地实行议行分离的社区居委会组织结构，有利于调动居民参加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另外，中国基层的人大选举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在去年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表述，表明未来选举更加公平化，会着重保障基层农民选民的基本利益。

200分题 苏轼 论文 200分题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

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一、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三、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这里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
儒、道、佛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通过苏轼诗词透视其人生观

【关键词】：苏轼 儒家 道家 佛（释）家 思想 出世 入世 外儒内道 乐观旷达

【题要】：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又兼精书法、绘画。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清新活泼，富有情趣，开诗歌一代新风。他的散文，生动自然，有创造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清新劲健，风格豪放，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然而，苏轼让后代文人普遍热爱，受到他们景仰的主要原因还有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那样，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用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那么，作为一代名家的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I><I></I></I>8226;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I><I></I></I>8226;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
（一）江城子<I><I></I></I>8226;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密州是他被谪贬的第一站，对此意外的失落，苏轼并没有颓废不振，相反，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力求在生活寻找情趣，但就连出猎这一件小事，苏轼也并没有忘记报效国家，还依然把着眼点落在“射天狼”上。从百姓的“倾城随太守”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当地是卓有威望的。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为有所作为。他在上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这正是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在他身上闪光的表现。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木��顾�哪谛某渎�酥刂孛�堋?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篇<I><I></I></I>8226;中庸子传上》）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对此濡染甚深的苏轼将其大大地具体化了：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他将这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变得旨趣相通。“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黄州任上，表面上是谈古事，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一腔感慨。贬官黄州，是苏轼人生中又一次重大变故。但这时的他，可以说对人生哲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了。虽然心中一腔忧愤，却能够坦然面对，不再拘泥，于是才有了这气象豪迈、词气旷达的《念奴娇》。既写出了三国古战场的雄奇壮丽，又生动勾画了周瑜的形象，令人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不再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情，只是一种历尽沧桑后对现实的平静回顾，而这种沧桑豁达的美，就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后的人生哲学的最佳体现。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又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这首词中，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追求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随意吐纳，自成高妙。明快动荡，已超然世俗之外。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