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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行业，2月里面发生的重要动态：

机器人会有意识吗？

计算机技术正节节逼近拥有高级智慧的人类。IBM的机器人沃森在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中力挫该节目史上最出色的两位选手而夺冠便是明证。然而，绝大多数人至今仍怀疑电脑是否真的“看清”了摄像头前形形色色色的真实世界，或者通过麦克风“听懂”一个问题，尽管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极快，但计算机对外界的感知与人类的意识一样吗？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这种难以言传的意识知觉的禀性？我们依赖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具备意识的机器才能主观描述普通照片里的场景是“对”还是“错”。这种综合判断照片内容的能力——比如看见大象蹲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就能够知道这不合情理——是构成意识思维的一种基本属性。但现在机器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是让满满一房间的IBM超级电脑联手上阵，也无法判断画面中哪些内容合乎情理。

弄清有意识的机器具备哪些特性，能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而且，像科幻小说预测的那样，当人类终有一天不得不学会与自己亲手打造的另一类有意识的生灵共舞时，对机器意识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作好准备。另外，它甚至还可能帮助我们回答数哲学家已经纠结数百年的终极问题：什么是意识？

真人还是假人？

长期以来，哲学家一直在思考，人造模拟装置——无论是希伯来神话中的假人，还是箱子中的机器——有没有感觉？1950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他曾在二战中破译过纳粹潜艇部队所使用的Enigma密码）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告人工智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Mind杂志曾刊载过他的一篇文章，该文建议用“能否打造出一类机器，当你和它用电传打字机（Teletype）交流时，你无法区分它是不是人类”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来代替“机器是否能够思维”这个笼统的问题。

如今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是让测试者用“自然语言”（即我们平时交流所用的语言）通过电脑屏幕与某人或某款软件互动，互动内容可涉及任何话题。一定时间后，如果测试者无法确定对方是不是人类，那么该对象就算通过了图灵测试，它的智力水平至少可以说与人不相上下。这些年来，聊天机器人——即用来模拟智能闲聊的对话式程序——一开始偶尔也会骗过测试者，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识破。

我们两人对大脑如何产生主观体验颇有兴趣，但我们不是以计算机科学家的身份，而是以神经生物学家的身份接触到机器意识这个问题的。我们对自愿者的大脑或神经障碍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或者是通过脑电图记录他们的脑电波。我们也对啮齿目动物和其他动物的大脑进行过类似观察。通过这些观察，我和许多同事逐步锁定了所谓的意识神经相关因子（neuron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NCC），即一种最基本的大脑功能结构，它们共同作用，足以引起任何特定有意识感觉，例如欣赏绚丽的夕阳美景。然而目前这个研究领域仍然缺少一种普遍性理论，我们要靠这种理论从原则上来评估大脑受损患者、胎儿、老鼠乃至芯片等是否会体验到有意识的感觉。

“意识的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IITC）提供了应对上述挑战的途径。此理论涉及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许多人都有一种直觉，认为构成日常生活经验的各种主观可感知的状态，比如说每个人以极具个性的方式闻、看、思考、回忆的体验，肯定或多或少与大脑的综合功能有关，或者说与大脑把输入感觉信号同大脑中记忆的信息整合成一幅紧凑连贯的外界图景这一功能有关。但我们如何能把这种直觉提炼成更加精确的见解呢？

为了适应这种精确化的要求，整合信息理论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意识独特而翔实。这是因为每种具体意识状态一旦出现，其他许多可能状态就会被排除，而此状态与每一种被排除的状态都有着特殊的区别。试想你看过的所有电影中的所有画面。每一帧画面，每一次观看，都是一个特殊的意识截图；当你看到这帧画面时，你的大脑就排除了其他数万亿幅可能的画面。即使在黑暗的房间里醒过来后睁眼一看（这似乎算得上最简单的视觉体验了），那漆黑的感觉仍在暗示你看到的不是光线明亮的客厅，不是茂密的热带丛林，也不是其他无数可能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任何一幅画面。

第二，意识信息是一个整体。当你意识到朋友的脸庞时，你不可能遗漏了她正在呼喊并且戴着眼镜这两个细节。无论你如何努力，你都不可能将你看到的内容的左右两部分分开，或者把它们变成黑白两色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场景，只要被意识到，它就始终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解成若干可以单独被感受到的互相独立无关的成分。

意识的这种整体性源自于大脑各部分之间的多种互动关系。如果大脑各部之间的联系中断（例如在麻醉和深度睡眠中），意识就会削弱，甚至消失。

因此，具备意识的，必须是一个单一的、经过整合的实体，有大量可区分的状态——这正是信息的定义。一个系统的整体信息容量，也就是意识容量，可以用该系统的信息量与它各组成部分拥有的信息总量相比超出多少来衡量。这个量称为Φ；原则上任何系统，不论是大脑、机器人还是可手动调节的恒温器，它的Φ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可以把Φ设想为对一个系统的“不可约性”（即不能化简为单纯的若干部分的集合这一特性）的度量，单位为比特。要想使一个系统具有较高的Φ值和较高的意识级别，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必须是专业化的，并且整合充分，即各部分协同工作比各自单独运行效果更佳。

如果系统各部分较为独立，例如数码相机的各个传感器或电脑内存中的数据，则它的Φ值必然较低。如果各部分功用相同，没有走专业化的路线，因而出现冗余，这样Φ值也不会高。如果系统各部分仅是随机互联，它的Φ值仍然会相当低。但对于大脑的某些部位，例如大脑皮层，它的神经元之间存在大量特定连接，Φ值则相当高。这个衡量系统整合度的指标也可以用来评估电脑芯片。对电脑来说，只要各晶体管以及存储单元之间的连接足够复杂，那么它就同人脑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整合信息水平。

除了根据机器的连接状况测量Φ值以外（这非常困难），我们怎么知道一台机器是不是有意识呢？什么测量方法可行？一种测试机器的信息集成度的方法是，让机器来做一个6岁小孩也能完成的题目：“这幅画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要解决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得拥有海量背景知识，比现今高档电脑在执行识别人脸、追查信用卡欺诈之类任务时所依靠的那点知识，不知多了多少倍。

各种事物或天然景色的画面，其画面内各像素以及各事物间存在着千丝万缕、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怪不得有格言云“一幅图抵得上一千句话”。 人类视觉系统的进化、幼年期内的神经发育以及每个人一生的经历，使我们能立即判断出画面内所有成份是不是组合得协调一致，各个部分的质地、深度、色彩及其相互的空间关系是不是合乎情理。

计算机在分析图像中的信息是否合理时，必须依靠强悍的处理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对数据库进行简单语言查询的级别。说起玩高级游戏，电脑可以让人甘拜下风，但如果问电脑一张照片有些什么问题，它就无计可施了。信息整合度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是为什么：虽然最新电脑中的硬盘容量远远超出了我们毕生所能记忆的东西，但硬盘上的信息依然是未整合的，系统中的每一单元同其他元素基本没有关联。

透明奶牛

比如说，在你的电子相册里有一张办公桌照片。但电脑并不知道，在通常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左边放iMac而右边放iPad是否合情合理。更糟的是，电脑不知道虽然iMac和iPad摆在一起尚属般配，但如果盆栽植物出现在本应放键盘的地方，就完全不靠谱了。此外，电脑也不知道iPad绝对不可能飘浮在桌面上方，亦不知道该照片左右两部分搭配是否合理。在电脑眼中，所有像素仅代表三个数字（分别对应三种颜色），它们胡乱构成一张织锦，没有具体内涵。但对你而言，相片各部分之间在多个层次上——从像素到物体再到场景——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关系不仅确立了图像中哪些地方搭配合理，也揭示出哪些内容之间格格不入。我们的理论认为，由无数相关知识构成的整合网络把每幅图像都与其他图像区别开来，赋予它独特的个性，并使我们能够形成对周围世界的意识。

同样的整合过程甚至能让六岁小孩知道许多不协调的画面是荒谬的，比如人在地毯上溜冰，奶牛变得透明，或者猫追咬狗之类。而确定一台电脑是否有意识的关键也正在此处。这些明显跟日常生活体验背道而驰的现象，证明了人类拥有精深的知识，知道哪些事件和物体可以同时出现，而其他绝大多数则不行。

测试电脑如何解读图像，并非必须采用向机器输入测试问题这样的传统的图灵测试法。其实你只须在网上随便找几幅图，沿垂直方向将每幅图的中间涂黑，并用剪刀剪开，然后随机将左、右两部分拼合起来。这些合成图像一般都左右不匹配，只有个别图片的左右两部分都来自同一张图。电脑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把左右匹配的图片找出来。把图像中央涂黑，是为了防止电脑使用如今那些低级的图像分析技巧，比如说考察被拆散的各部分图像之间的纹理或色彩是否相配。这种基于拆分图像的测试方法要求电脑具备先进的图像解读技术，并能够推断图像各部分的搭配是否和谐。

另外一种测试则是将若干物体放进几幅图像中，使得所有图像看起来都还正常，只有一幅图像有问题。接受测试的电脑必须找出这个异类。榔头放在工作台上很自然，它绝不该悬在半空。iMac前面放着键盘也理所当然，但如果是盆栽植物，那就不合适了。

许多计算机算法是通过收集颜色、边缘或纹理之类图像特征，并采用低层次统计数据进行匹配。这些方法或许还能应对单一测试，但在多种不同图像测试面前，就无能为力了。这些测试方法离真正实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在应用这些方法后，我们发现，人类的意识感知功能涉及到海量的整合知识，而相比之下，机器视觉系统的知识实在是太过狭窄和专业化。不错，现今的电脑可以从储存有上百万张脸部图像的数据库中搜索出某个疑似恐怖分子的面孔，但它们看不出此人的年龄、性别和种族，也看不出他是在皱眉还是在微笑。如果照片显示此人正在与乔治·华盛顿握手，那么电脑也不会知道这张照片多半已经被人PS过。而对于一个有正常意识的人来说，只要看一眼照片，上述疑问全部迎刃而解。

了解这些后，我们近期可以期待些什么呢？如果某项任务可以独立出来，不与其他任务有牵连，那么它可以由机器来承担。高速算法能够飞快地在庞大的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并在国际象棋比赛和“危险边缘”节目中战胜人类选手。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经过训练（即让电脑接触大量人为整理过的相关实例）后，可以完成面部识别或者侦测行人等工作，效率比人类更高。我们可以轻松地想出许多场合，让机器人去完成日益专业化的任务。先进的计算机视觉系统日臻成熟，不出十年，一种可靠的、基本上自主的驾驶模式将成为可能。

但我们估计这类机器视觉系统还无法回答与汽车前方景象相关的简单问题：在高速公路上远望，芝加哥那一座座摩天大楼的轮廓线是不是有点像一片烧焦的树林笼罩在薄雾中？这些系统也不会意识到，加油站旁边的一只巨型香蕉是那么的不协调。要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或者要看出那只香蕉的问题，需要使用不计其数的专用软件模块，但谁会为这些特殊问题而事先制作一大堆专用软件模块呢？如果我们猜测得不错，在未来，尽管基于专用并行模块的高级机器视觉系统会使汽车驾驶基本实现自动化（同时也可以简化其他许多日常工作），但仍然不会有意识地感受到出现在它前面的场景。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类机器，它可以把世上各种事物间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成知识并纳入高度整合的单一系统中。如果问这类机器“这幅图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它会自动给出答案，因为图中任何如现实不符的地方都不可能满足系统中的内在约束条件。

这类机器或许可以从容应对那些不能轻而易举分解为若干独立任务的事情。由于具备整合信息的能力，它应该会有意识地感知某一场景。在我们看来，为了实现高度的信息整合，它们不妨借鉴哺乳动物的大脑结构。这类机器在接受上述各种测试时将轻易过关，从而能与我们共享意识这个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最神秘礼物。

（撰文：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 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翻译：郭凯声）

蓝脑计划失败了吗

您好，朋友。不能说是失败的，而是截止到2019年7月，10年已经过去，模拟人脑的项目已没有了任何消息。

但这也不意味着他的计划是失败的。原因如下可供参考。

补充：论文地址：cell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首次用计算机模拟了含有207种亚型的大鼠神经网络，共包含31000个神经元和3700万个神经突触。

论文阅读_时序聚类K-Shape

这是一篇发表于2015年SIGMODE数据管理国际顶会的论文，它主要针对时序数据的聚类问题，提出了K-Shape方法。与以往的方法相比，它优化了距离计算方法，质心计算方法，还引入了提取频域特征方法，以提升效率。

作者认为它是一种独立于领域、高精度、高效率的时间序列聚类方法。

我觉得相对于传统方法，它聚类效果更好；相对于DTW类方法，效果稍差，但速度快很多。毕竟从原理来看，K-Shape只考虑了纵向拉伸和横向平移，而DTW还考虑了横向拉伸。

K-Shape原理和K-means相似，不同在于它改进了距离计算方法，并优化了质心计算方法。一方面支持振幅缩放和平移不变性，另一方面计算效率也比较高，并且不用手动设置参数，便于扩展到更多领域。

距离算法用于计算两组时序数据的差异，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时序数据的形变，论文中的图-1 展示的心电图数据被分为A/B两类：

其中A类的特点是：上升->下降->上升，而B类的特点是：下降->上升。图-1 的右下图展示了理想的建模效果，它识别到了相同的模式，而忽略了幅度和相位的差异。人们也更倾向使用这种方法计算距离，很多时候甚至认为距离计算方法比聚类方法更加重要。一般来说，支持振幅缩放和平移不变性的方法，计算成本较高，难以对大数据量建模。

K-Shape之前的主流距离算法如下：

K-Shape用互相关方法计算两个时间序列的距离。假设有X和Y两个时间序列，序列长度均为m。为实现平移不变性，Y不变，一步一步划动X，并计算每一步X与Y的差异。

如上图所示：假设绿色区域为Y，白色区域为划动的X，每一行s（step)向前划动一步，序列长度为m=4，s∈(-3,3)共7种取值，w是所有移动的可能性2m-1=7次，w-m=s=k，也就是下面公式中的对齐位置（对齐逻辑贯穿整个算法）。

定义互相关系数CC：

利用R来计算x和y在每一步的相似度，在对的上(在X,Y中都存在)的位置计算点积，最终R是有效区域的点积之和（对每个对上的小块加和）。可以说，R越大两个序列越相似。

由于对比的每个子序列振幅不同，块数也不同，所以在对比时需要进行归一化，归一化方法有三种， 第三种使用了互相关方法，效果最好。

归一化效果如下图所示：

其中图(a)使用z-normalization只做了对振幅的归一化，没有平移，可见在上述情况下，不平移（正对上）时对齐效果最好。从(b)(c)(d)可以看到：(d)图使用第三种方法，在最中间的点上相似度值最大（s=0时），即正对上的时候，其相似度最大，这与(a)呈现出的效果一致。而(b)(c)都认为最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右侧，这明显不太对。

文中定义了基于形态的距离SBD（Shape-based distance），块重叠越多形状越像CC越大，对比所有可能位置的相似度值，取最相似的max(CC)，然后用1-max(CC)得到SBD，也就是说形状越相似，距离SBD越小，归一化后的NCC值在[-1,1]之间，因此，SBD值在[0,2]之间。

可以看到，用以上方法时间在序列较长时复杂度比较高，当序列较长时，计算量也会很大，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使用傅里叶变换将序列由时域转到频域再比较，以节约计算量。

定义了距离之后，还需要根据距离逻辑来调整质心算法。

从图-4 可以看到：时序数据的质心也是一条时序变化线，图中的蓝色线使用均值方法（计算每个点的均值）来计算质心；由于错位，波峰和波谷被拉成了直线，因此不能正确地表达形状趋势。

K-Shape使用基于SBD的方式计算质心。

该公式的目标是寻找μk*，使质心μk与该簇Pk中各条序列xi的相似度NCC最大。

算法一：先使用SBD() 函数计算dist和y'，dist是时序x,y之间的距离，y'是y中与x最匹配的子段。使用这种方法解决了波峰波谷对不齐，以致相互抵消的问题。

然后用基于线性代数方法，将公式13展开成公式15：

最终可利用瑞利商公式加以简化：

瑞利商R(M,x)的一个重要的性质是：R的最大值等于矩阵M最大的特征值，最小值等于矩阵M最小的特征值。此时，就不用太考虑R(M,x)中的x(即本问题中的uk)。公式13被简化成以下算法：

算法二：ShapeExtraction()根据簇的当前质心C和簇内的所有点X，计算更合理的质心C'。
line2: 遍历簇内所有的点X(i)
line3: 计算各点与质心的距离dist以及其中与质心最为相似的片断x'
line4: 将最为相似的片断加入X'
line5: X'转置与X相乘生成一个方阵（X的平方）
line6: 创建用于正则化的矩阵Q
line7: 正则化后生成矩阵M
line8: 取矩阵M对应最大特征值时的特征向量，以实现对X'的特征抽取
（以上说明为个人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最终的聚类方法通过迭代实现，每次迭代分为两步：第一步重新计算质心，第二步根据每个序列与新质心的距离将它们重新分配到不同的簇中；一直循环迭代到标签不再变化为止。

算法三：聚类的完整过程由 k-Shape() 实现：

其中X是所有序列，k是簇的个数，IDX是标签。
line3: 在标签稳定前&迭代次数不超过100次的条件下，不断迭代
line4-10：根据簇中的元素重新计算每个簇的质心C
line11-line17：计算每个序列与各个质心的距离，并将它分配到新的簇中（重新打标签）。

K-Shape算法每次迭代所需时间为：
O(max{n·k·m·log(m), n·m^2, k·m^3})
其中n是实例个数，k是簇个数，m是序列长度。可见，该算法大部分的计算代价依赖于时间序列的长度m。然而，这个长度通常比时间序列的数目小得多，因此，对m的依赖不是瓶颈。在m非常大的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使用分段或降维方法来有效地减小序列的长度。

图-5对比了K-Shape、ED和DTW模型效果，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情况下，SBD好于ED，部分情况下SBD好于DTW。但SBD比DTW好在它速度更快。

患罕见癌症，师永刚赴美就医10年：生活像高速公路，病了才找出口就晚了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余思毅

编者按 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 ，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砰！一脚把你踹到山谷底了，你又得重新来过。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可以，到了第三次时，就快绝望了。”在谈及治疗肾上腺皮质癌的过程中反复遭遇癌细胞的转移时，前《凤凰周刊》主编、《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下意识地用了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隐喻。

十年前，37岁的师永刚确诊肾上腺皮质癌，这是一种发病率为百万分之一的罕见病。从确诊初的无助到四处求医，十年间，师永刚跨越中美两家顶级医院，经历了两次手术、五次复发转移、四次急诊、六个周期的放疗以及三次新药临床试验。

在与癌症的对抗中，师永刚如同西西弗斯般的竭尽全力、永不言弃。

他几乎系统研读了关于肾上腺皮质癌的所有论文，基本上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相关治疗方案、最新临床试验以及潜在药物。这使他可以与主治医生同步更新相关治疗信息，甚至能提醒一些也许连医生都没有想到的临床试验或者方案。他还在全球治疗肾上腺皮质癌最顶尖的医疗机构参与新药临床试验。

正如师永刚在书中说的，“如果没有药，就去自己制造出来。如果没有手术，我们就去创造一个。”

与西西弗斯宿命式的循环不同，师永刚终于在治疗的第七年迎来了曙光。经过了六年半从未间断的治疗，如今，他有三年半没接受过任何治疗了。只要治疗结束五年内，肿瘤没有复发，就将达到医学上的临床治愈。

今年8月，师永刚完成出版《无国界病人》一书，把自己患病与治疗过程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下来。事实上，师永刚有着多年的媒体从业经验，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作家，其媒体研究专著创下了发行超过30多万套的纪录，曾出版长篇小说《天苍茫》、《西北望》和诗集《仰望灵魂》等十多部专著。

美国休斯顿当地时间9月29日早上，在美国准备复查的师永刚接受了时代财经的专访，分享了出版《无国界病人》的初衷与经过，讲述了美国求医的经历，反思了患病前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当下年轻人一些建议。

师永刚直言，患病求医过程太痛苦了，他本无心力或计划出书记录，撰写的过程中也一度中断。直到在国内遇到有医生评价“治疗经历具有标本意义”以及三番五次接到患癌病人的求助电话，他觉得很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

诚然，癌症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2022年2月，中国国家癌症中心（NCC）根据全国性的癌症登记和随访监测体系公布目前最新的数据——2016年估计有406.4万例新发癌症病例，平均每天超过1.1万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天约有6600人死于癌症。当年，中国约有241.35万人死于癌症。

“任何一个家庭有癌症病人都会陷入恐慌，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也不知道去找哪个医院、看哪个医生。”师永刚对时代财经表示，他希望这本书像一个傻瓜版的看病指南，没有任何医疗经验的人也能看懂，“照着做、就能活，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指南。”

回溯自己患病的过程，师永刚提到，十多年加班和夜班的生活让他深度疲劳，伴随焦虑、身体疼痛、情绪波动和注意力不集中，以及长期失眠，在师永刚看来，长期的慢性疲劳与巨大的压力是造成肾上腺皮质癌患病以及恶化的源头。

“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形态。”师永刚提醒年轻人要及早注意生活方式，“身体这副皮囊跟你有关系，但世界其实跟你是没关系的，我觉得大家只有珍惜自己，才能更好的工作。”

《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把治疗癌症的经历写下来，渡人自渡

时代财经 ：患癌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在什么机缘下，你决定把它写下来？

师永刚 ：我发现得了肾上腺皮质癌是在2012年，当年10月份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因为是罕见病，国内很难找到治疗的药，于是去了美国找药、找医生。治疗的过程确实很艰苦，2015年的前后，很多出版社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记录这段过程对我来说是很残忍的，生病以后，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看到希望，把自己全身心的经历公布，是非常折磨的一种经历。

而且在治疗的情况下，写作对我来讲，不太可能，也没有心情去做笔记。在2017年之前，关于治疗的经过，我也没有完整的记录。2017年，治疗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我的病情有所缓解，做免疫治疗基本没有副作用，一般是21天或一个月才去一次医院，所以就有大量的时间读书、思考，那时很多出版社的朋友就建议我利用这个时间写书。

我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找来，慢慢整理归档，刚开始写了将近2万字，觉得特别不满意。市面上有很多记述治疗癌症的书籍，甚至是医生生病以后写的书都非常多，每本书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我的这本书究竟要写成什么样子，究竟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我没有想明白。而且觉得那个时候做总结有点早，所以就停下了。

时代财经： 后来遇到了什么事情，促使你下决心继续写完这本书？

师永刚 ：主要是两个事情，一是，2019年，我在经过两年的免疫治疗后，身上的结节绝大部分被消杀，但在治疗结束四个月后，我的CT结果显示右肺结节已增至1.7cm，这意味着我有新的“寡转移”。在做完放疗后，我回到北京进行K药的三剂增强治疗。

我在这所民营医院里遇到的都是很负责任的三甲医院的退休医生，我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一个打过两年K药的肿瘤病人。为了后续治疗，医生需要我提供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病历，主任还亲自来找我问能否复印病历。

他们对我的治疗经历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疗肾上腺皮质癌的标本，认为这个病历对于治疗国内同类病人非常有借鉴作用。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治疗过程，也许对别人有参考。

还有一件事是，2019年，我还接到过一个18岁广西男孩的电话，说他患肾上腺皮质癌，但已经肝转移、肺转移，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他在国内跑过上海、北京等几乎所有可能治疗这种疾病的医院，也无可奈何。因此他想向我咨询去美国治疗的细节。但不幸的是，仅两周后，他就失联了。打电话过去，家里人说他已去世。

癌症病人一旦确诊，其实就陷入泥沼，没有人告诉你应当如何行动、如何治疗，去找到哪个可能治好自己肿瘤的医院、医生与药物。我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时代财经 ：写作会让你减轻或缓解对疾病的恐惧吗？

师永刚 ：写作的过程是重新把以前的一些痛苦的记忆、难过的经历一点一点打捞上来的一个过程。但我发现人的记忆是会自动回避苦难的，只会留下那些最美好的瞬间，这个可能是人保护自己的一个技能。

后来我发现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了，还有点恐慌。这十年里，我经历了两次手术、五次复发转移、四次急诊、六个周期的放疗以及三次新药临床试验，期间做了多少次的放疗，多少次的治疗……在这些数字的后面，其实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疾病就像旅途，必须在岔路口作决定。我不需要渲染那些痛苦的过往，但我会把怎样在国内寻找治疗，怎样去国外自助求医、怎样申请免费的药物等细节写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个家庭有癌症病人都会陷入恐慌。

好运气只能是自己去争取，恐惧会传染，希望也会。

熬夜与压力的杀伤力超乎想象

时代财经 ：罹患的肾上腺皮质癌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由什么引起的？

师永刚 ：肾上腺皮质癌是一个罕见癌症，发病率是100万分之一。我患病后曾经看过一位中医，他大概意思是说过患这种病的人，“大多生活经历异于常人，性格大异，这种病来自个性及漫长的压力”。

在做手术之前，我曾与医生一起讨论过得病的起源与原因。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疲劳、焦虑和抑郁之中，身体疼痛，肌肉无力，情绪波动和注意力不集中困扰着我，无缘由的发火、无奈以及无力感常常充满我工作的每个细节。

我常加班至凌晨一点至两点，这样的生活几乎维持了十多年。以前我一直认为身体的不舒服、疼痛是由我的颈椎带来的，因为颈椎导致我的脑供血不足。患癌后，朋友传来的关于长时间加班或者夜班可能导致癌症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超14万人的试验数据表明，每年有50天以上工作超过10小时的夜班人士，其中风、心脏疾病以及癌症风险增加29%。

当人们在人造光下保持清醒时，通常会在夜间因黑暗而升高的黑激素水平就会受到抑制。褪黑激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抑制癌细胞并抑制与肿瘤相关的新血管的生长。破坏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也会影响负责修复DNA的基因，这可能导致更多异常生长的细胞变成癌细胞。

这个结论曾让我心里一惊，我一年中夜间加班至少一百八十多天。

我还看到一位叫威尔逊的医生提到，在压力下激活的肾上腺过度劳累。肾上腺是人体的内分泌器官，分泌荷尔蒙。肾上腺不能产生足够的必需激素来应对慢性压力，也就是说，高强度的“工作拉练”给我带来巨大的压力负荷。我认为，这种长期的压力可能是我疾病的由来。

患病后，我不得不停下手上的工作，去了一趟西双版纳。那里的安静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我身上之前那种极度疲倦、身体疼痛与深度睡眠障碍似乎也悄悄地离开了。我开始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变化，脑子清晰起来，仿佛被一块布擦去了我脑中的雾垢。

我可以睡好久，并且只是被这儿的阳光叫醒，而不是被明天的工作叫醒；我可以吃很多食物，并且发现自己似乎不太焦虑了；我甚至可以听见林里的声音，可以保持对某朵花长久的凝视。

以前，几乎不太可能。这是我几十年来唯一一段有大把时间脱离开工作以及整夜加班的时光。

时代财经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在身体发出这些警示后，你会有什么改变？当下很多人都经常有被工作“碾压”的感受，你对这些超负荷工作的人有话要说吗？

师永刚 ：世界上从来也没有后悔药，也从来不会时光倒流。

每个人都不会站在起点时认为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不应该选择这条道路。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提供给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的朋友参考。

不良的生活方式真的会导致癌症，虽然很多癌症是运气、遗传、或是环境污染等带来的，但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真的会带来疾病的发生，不管是癌症或者其他疾病。

疲劳、疲惫，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标配，每个人都感到疲惫不堪，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形态。

我希望看到我这本书的人，至少每天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去锻炼，放下手机，让自己放空一下，跟大自然接近一点，看看天空，看看大地，感受一下人生。很多人每天都在感受手机电脑，但从来不感受真实的世界。

还有很多人知道自己是走在一条疲于奔命的道路上，但他认为这是奋斗，而且无法停下来。就像我在书里面写的，在高速上不生病是停不下来的，就像我一样，生病了才找个出口停下来，但是等你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希望很多人在高速路的入口时，就给自己一个好的生活方法与方式。

今天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身体这副皮囊跟你有关系，但世界其实与你是没关系的，我觉得大家只有珍惜自己，才能更好的工作，才能更好地把所谓的理想实现。

时代财经 ：在书中，你提到被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称为“焦虑先生”，每次做CT前如临大考，而且你还有一套焦虑管理的方法，能分享一下如何化解焦虑吗？

师永刚 ：每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比如心血管等问题的人都会焦虑。如果他这时候不焦虑，甚至很冷静、泰然自若，我觉得这不是人。一个癌症病人的标配是焦虑、难过，不由自主的悲伤，对世界绝望，看不到希望，觉得天是灰暗的。

我不但焦虑，而且会难过、痛苦，不由自主的沮丧。

但我认为要正确看待焦虑这个问题。焦虑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人体自我防御的一种重要的情绪机制。这个机制是要提醒人们得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生了一个重病，没有任何波澜，每天泰然自若、谈笑风生，不关心这个病，这个病怎么提醒你呢？它只能拿情绪上的波动来影响你，让你全身心去解决这个事情。

不要把焦虑视为洪水猛兽，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焦虑才是不正常的。要学会与焦虑共处，找到让自己减少焦虑的方法，我认为不可以把焦虑全部完全扔掉，但可以减少焦虑的时间。

我患病第一年时有CT焦虑症，每次CT检测前的一个月，就开始焦虑了。因为CT检测是肿瘤缩小了还是恶化的重要依据。CT结果出来，就会面临下一步怎么办的一个选择。

我克服焦虑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开始设计提问清单，向医生请教；第二个办法就是在网上查阅所有的关于相关疾病的资料，以及最新的临床试验和药，这能帮助我缓解心情。最坏的结果是这药对你无效，这次又复发了或者转移了怎么办？第三是随着治疗的时间延长，其实就变成老油条了，慢慢地跟自己商量，减少焦虑的时间。我商量的办法就是由刚开始的两三周时间焦虑，慢慢的缩短到一至两周。彻底排除焦虑不太现实，焦虑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我在书里边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永远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要有一个备选方案、备选药物，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少。焦虑不可怕，但你要找到跟焦虑相处的模式。

六年半内五次转移，无国界治疗

时代财经 ：你提到，在发现肿瘤的六年半内，癌细胞发生了五次转移，分别是什么时候发现复发？是什么支撑你从沼泽中一次次爬出来？

师永刚 ：2012年10月份做完手术以后，2013年2月份就发现癌细胞转移到了脊椎、双肺、肝部。当时肾上腺皮质癌就有一个药被批准了，叫米托坦，没有进口，在国外是处方药，医生见了你才能开处方，所以我只好来美国找药。

吃了8个月左右，又复发了。之前肿瘤结节是缩小的，后来又长大了，证明有耐药性了。于是开始做大剂量化疗，又坚持了一年，刚开始时，肿瘤都是全部缓解，CT检查医生说基本都缓解了，只有一两个活着的肿瘤，但三个月以后，又复发了，随即又是爆发性增长，接着做放疗。

做完放疗以后，没什么药物可用，然后在临床试验小组待了有4年。安德森能够给很多病人带来希望，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有几乎全球最多的临床试验。我做了两种临床试验，一种是易匹单抗加放疗，但做完了以后又复发，紧接着两年以后又做K药，就是免疫治疗PD—1。两年以后，肺部肿瘤又长起来了。

这就像是爬山刚爬到山顶，砰！一脚把你踹到山谷底了，你又得重新来过。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可以，到了第三次时，就快绝望了。到第四次如果还爬不上去的话，就会被水淹死。在那几年里，我一直处在恶性循环中。

每次被踹到山谷低，我焦虑、彻夜难眠、纠结、后悔、难过，反复推算复盘，我有些绝望了，经历了这五种教科书式的治疗后，又得到了这个教科书上早就预言的结果。

肾上腺皮质癌，确实如其在几乎所有的关于它的介绍中都会加注的那样——难治且高度恶性。尽管经历复发的打击，连续四五次的耐药、反复的复发，但医生总是告诉我还是有希望，有办法的。

时代财经 ：在美国接受治疗，医生给到你哪些支持？你觉得医疗制度有什么不同？

师永刚： 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安德森癌症中心是首诊医生负责制，首诊见我的是一位叙利亚医生Habra，从他是副教授的时候，我就是他的病人，到现在他都当教授了，我仍然是他的病人。将近8年了，我的治疗一直都是他负责的。我在这个医院做任何一个治疗都是由他发起，最后我再回到他这儿，他就是一个枢纽。

第二，安德森的医生属于研究型的医生，医生不但有门诊的任务，还有科研的任务。我在安德森遇到的六位医生几乎都是在各自领域中美国最杰出的。比如我的首诊医生是全球肾上腺皮质癌领域里最顶尖的医生，学界里关于这个癌症20~30%的论文都是由他们几位写的。

他们有一个联盟定期开会，通报最新的治疗方法。在化学临床试验方面，当地还有专门的基金研究的项目，一旦有成果，马上转换到病人的身上。

第三，医生们有一种对病人的独特的关心关爱。我是自费来看病的，非常贵，为了治疗，我卖掉了房子。安德森是全世界最贵的癌症医院之一，所需费用几乎比中国贵10倍以上。但在这过程中，医生都会想办法为病人节省，甚至帮忙争取一些免费的治疗机会以及药物。

比如我的放疗医生迈瑞，在我给脊椎L4转移的病灶放疗时，他看到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结节，当时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这个结节很重要，但他作为放疗医生，敏锐地认为很重要，把旁边的腹膜上的结节也放疗掉。在安德森做一次放疗，至少八万美金，他不但为我省了钱，还解除了隐患。

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后，我的放疗医生张玉蛟是美国最顶级的肺癌领域的医生，也是我的主治医生，在我这八年间几次复发的关健治疗，均是由他发起进行，将局部复发转移的结节“踩死”在原地，为后来的治疗赢得了时间。

在这里，有的病人并没有能够挽回自己的生命；有的病人也只是多生存了几年时间。但也有相当多的重病患者，在那里起死回生，从此改变命运。

我理想中的医院应该是，酒店式的医院，细分的专业医生，预约制，收费并不昂贵。医生有充分的看诊时间，可以与病人有基本的联系与沟通。虽然这是一个理想，但我相信这样的医院正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