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1751(2007)01-0019-03试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刘扬(濮阳市建委测量队,河南濮阳457000)摘要: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一些可行的建议与方法,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一体化;城市理论体系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城市经济学自西方传入我国20多年来,在我国经历了从兴起到不断繁荣的发展过程,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我国城市经济学科发展现状1.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1.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2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特点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3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4“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及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使之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参考文献:[1]何文超.重彩浓抹绘宏图—濮阳市城市规划建设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2][加]伯拉舒特T J·城市测量与制图[M],北京:测绘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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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砖加点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统筹区域发展，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当前，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三大城市群正步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熟期，有其先发优势。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正在崛起，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呈现集中、连片发展的势头，有其后发优势。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中，中部地区客观上承担了产业梯度转移和市场高效统一的重任，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交易成本较低，其作用日益突出。统筹区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必要在中部地区尽快形成一个快速增长带，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使之更好地承担起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建设以武汉为核心的城市圈，带动湖北和我国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武汉是华中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是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结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可以充分利用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扩散功能，形成一个极化带，通过聚散效应，带动湖北及我国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更好地发挥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特殊作用，推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对于湖北、武汉的振兴，对于整个中部地区的腾飞，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圈的形成，有赖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与周边城市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不是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经济联系的范畴。建设武汉城市圈，最关键的是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实现共赢。以市场为导向，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要素在区域内合理流动。以利益为纽带，就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各地都能从区域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共赢。以企业为主体，就是发挥企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体作用，以企业的扩张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同时，政府在武汉城市圈建设中也不是无所作为。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需要政府来解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合需要政府来推动，跨行政区域的重大项目需要政府来协调。因此，我们主张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采取“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推动”的模式，建立城市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建设武汉城市圈，核心是提升和发挥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其客观规律。中心是针对周边而言的，没有周边就无所谓中心。一个城市要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必须具备很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在这一点上，武汉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九省通衢”的武汉，区位市场优势明显，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较好，自古就是地区经济的中心。然而，在改革开放、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武汉的传统优势在逐步减弱，总体聚散能力在逐步下降。在南有广深、北有京津、东有沪宁这些迅猛发展城市的有力竞争下，武汉传统辐射范围内的城市正呈现“离心”现象，武汉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在构建武汉城市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不断增强城市聚散功能、强化中心城市“极核”作用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构筑差异性竞争优势，大力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建设，强化对周边城市的服务功能；大力推进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培育支柱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对周边城市的产业辐射功能。通过聚散功能的发挥，把更大范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聚集在一起，又通过这种功能把这些资源辐射到周边，从而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好地发挥武汉在城市圈建设中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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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特点摘 要 结合武汉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分析总结了其规划研究过程的一些方法和特点,以期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科学思路。轨道交通网络规模2020 年为130 km ,远景年为215 km 。城市地区轨道网规模为325 km。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由7 条路组成,总长215 km ,设站178 座,设置车辆维修基地3 处,车场10 处;规划大型客运枢纽5 个,布置跨长江线路3 条(控制预留4 个通道),跨汉江线路2 条。关键词 武汉,轨道交通,线网规划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Wuhan City rapid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analysis summed up the study of their plann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methods with a view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s rapid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scientific ideas. Rai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ize in 2020 to 130 km, the vision was 215 km. The orbital network of urban areas the size of 325 km. Wuhan City,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program by the seven road component, with a total length 215 km, set up 178 stations, set up vehicle maintenance base 3, 10 yards; planning five major passenger hub, layout lines cross the Yangtze River 3 ( Control set aside four channels), cross the Han River Line words: Wuh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1 线网规划特点(1) 线网布局与武汉三镇8 个主要发展方向相吻合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延续了长江两岸三镇鼎立、均衡发展的城市格局。受湖泊、山体的自然阻隔,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城市发展主方向。见图2 。从图2 中可以看出,武汉三镇的发展主方向是:·汉口地区———沿解放大道上延的吴家山、古田方向;沿解放大道下延的堤角、后湖方向;沿常青路向北的常青花园、天河机场方向。·汉阳地区———沿汉沙公路向西的蔡甸方向; 沿318 国道向南的四新、沌口方向。·武昌地区———沿珞喻路向东的东湖、关山方向;沿武咸公路向南的青菱、白沙方向;沿和平大道向北的青山方向。在上述的城市8 个主要发展轴向上,集中了武汉市目前和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最具发展前景的城市新区、新城。根据统计分析, 至2020 年,在城市发展轴向上分布的人口和岗位数量占主要规划总数的80 % 。基于对这一城市布局形态的研究,规划方案与城市用地布局紧密结合,其线网布局覆盖了全部的8 个发展轴向。(2) 线路走向与城市客流主要流向一致未来客流主要流向的分析主要是在客流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运用加拿大交通规划专业软件, 根据1998～1999 年城市综合交通调查资料,建立武汉市客流交通预测模型。通过客流预测分析,掌握未来城市公交客流需求和空间分布形态 。通过客流主要流向的研究,确定了轨道交通的走廊。(3) 线网规模与总体控制的合理规模相吻合按交通需求及线网覆盖率,类比国内外相关大城市的一些基本参数,并结合武汉市地域广阔的特点,推算出网络合理规模。通过线网合理规模的研究,掌握了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合理的控制指标。各预测年的控制指标如下:线网规模远景年为200～ 220 km ,2010 年宜为50 ～ 60 km , 2020 年线网规模宜为100 ～ 130 km 。城市地区(2 256 km2) 轨道交通网络规模为300 km 左右。规划方案的线网总体规模为215 km ,2010 年建设51. 3 km ,2020 年建设130 km ; 城市地区轨道网规模为325 km 。可见,规划方案的线网规模均在合理规模内。(4) 线网布局能满足过江客流武汉三镇鼎立,长江两岸均衡发展的城市格局导致越江交通成为城市交通的首要问题。现状跨长江公交客运总量约60 万人次/ 日,全部由常规公共交通承担,跨江公交线路达到72 条。在解决未来跨江交通出行方面,应以轨道交通方式为主,逐渐提高轨道交通承担的跨江客运量比重, 减少常规公交长距离跨江出行。跨江专题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不同时期有多少跨江客流量,需要几条跨江通道才能满足需要,跨江通道设置在什么位置最合理,建设时期如何选择。根据对未来跨江交通需求的预测,结合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通行能力,远景年宜设置3～4 条地铁过江通道。根据对跨江客流空间分布的分析,轨道跨江通道应优先设置在长江一、二桥城市中心区,以减少绕行,方便居民跨江出行。为满足上述跨江交通的需求,规划方案布设了3 条(控制预留了4 条) 过江通道。第一条过江通道,即轨道2 号线位于长江一、二桥间。(5) 线网与大型客流集散枢纽有良好的衔接轨道交通线路必须联系城市大型交通枢纽和客流集散点,通过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形成换乘方便、辐射性强的大型客流枢纽,对稳定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快速便捷疏导客流、方便居民换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认为,在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中重点需要考虑的大型客流枢纽包括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汉口商业中心、武昌洪山广场和汉阳十里铺等。规划方案中,这些大型交通枢纽均有2～3 条轨道线接驳。(6) 线网对城市新区、新城开发的促进根据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创造城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周边地区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结构体系的城市地区发展思想。在规划中,随着主城地区的人口趋于饱和,还将大力发展城市新城。形成以主城为核心,以新城为支柱,主城紧凑发展,新城各具规模,交通联系方便的城乡一体化地区。城市轨道网建设必须考虑主城与新城间的出行要求。通过对城市地区的研究,确定了主城线路向外围延伸的规模和走向。规划方案中,每一条轨道线路的外围端点均与新城有着便捷的联系,而城市的重点发展新区均有轨道交通线经过。由此,通过轨道交通的建设,将极大地促进城市新区新城的发展。(7) 充分考虑了国铁资源的利用国铁参与城市交通,在国外由来已久,如东京的山手环线、东京50 km 范围内的武藏野线铁路外环线(70 余km) 、横穿东京东西的中央本线等, 线路共长几百公里,服务于城市交通。武汉市是我国中部腹地的中心城市,铁路四通八达。现辖区内铁路营业里程达1 078 km , 主城区铁路网密度为3. 8 km/ km2 。随着城市铁路及城市综合运输业的发展,铁路交通已经日益富有余力。城市轨道交通应充分利用这一既有资源。基于国铁的专题研究,规划方案中对已有资源的利用作出了初步的规划设想。设想武汉市主城区既有铁路中可能开辟市郊客运线5～6 条,线路长度约140～170 km 。(8) 线网进行分层布局和定性分析规划方案从结构上可分为镇间骨架线路、镇内主干线路及网络辅助线路等三个层次。参见图1 。(1) 镇间骨架线路由沟通两江四岸的轨道2 、3 、4 号线构成“ 三线环绕,镇镇互通”的镇间骨架线路(全长约90 km) , 跨越两江,连通三镇,骨架线路两两相交,三线扣环,不仅连通了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京广铁路高速客运中心等对外交通枢纽,而且衔接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中心区以及汉口博览中心、汉口后湖居住新区、汉阳四新居住新城、沌口汽车城、洪山广场、中国光谷等重要客流集散枢纽。这3 条线路重点解决跨江交通及长距离交通问题,加强三镇间的联系。(2) 镇内主干线路由轨道1 、5 号线组成江南江北两条镇内轨道干线(全长约65 km) ,分别贯穿汉口及武昌镇内的东西方向。两条主干线沿镇内客流主流向布设,且穿越轨道交通镇间骨架环,在充分满足镇内客流需求的同时,又为镇间客流提供了便捷的换乘,减小了主干道的客运交通压力。上述镇间骨架及镇内主干线路构成了“三线联三镇,镇镇互通;两线贯两岸,支撑发展。”的轨道交通网络主体。该主体的网络线路疏散旧城、辐射新区、四通八达,带动武汉三镇8 个主要发展方向的城市建设,提供便捷通达的交通服务。(3) 网络辅助线路轨道6 、7 号线构成线网辅助线路(全长约60 km) 。6 号线沟通汉口、汉阳旧城及后湖新区,增加跨汉江通道。7 号线联系汉口北部与武昌东南部,增加了跨长江通道。两条辅助线路扩大了轨道交通网络的覆盖率,有利于提高全网络的服务水平。2 规划方案评价2002 年10 月29～30 日,在武汉市召开了《武汉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评审会。专家组评审认为:规划方案的线网总体规模合理,结构形态符合武汉市城区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布局;线网方案有机地融合于城市总体规划;线网方案具有较好的可实施性;线网评价体现了武汉城市特点;交络方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规划技术路线正确,其通预测贯穿网络规划的全过程,对优化轨道交通网规划成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参 考 文 献1 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2 陆化普.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研究与实践.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3 易思蓉. 地铁路网规划的多目标综合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2 , (2) :31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该市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迅猛，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孵化而出，为“芯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片引领先进 科技 风潮的创新之地，一股“芯”势力正在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5月15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芯”驱动高端论坛暨2019北大国发院（武汉）论坛，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中国光谷 科技 会展中心举办。
圆桌论坛环节，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胡昱、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光、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龚强与圆桌主持人、《投资时报》执行总编辑邓妍一起，以“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为主题，就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以及武汉在此领域的独特优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邓妍： 2018年末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产业发展战略布局。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武汉给人留下的产业支柱印象是钢、是 汽车 ，2011年在地方政府“工业倍增”计划下，信息技术、生命 健康 、智能制造三大新兴产业开始抬头，五年内投资比重从上升到。现在，围绕国之重器的“芯产业集群”，GDP占到整个湖北全省38%的武汉，又面临一个全新的转型“窗口期”。
巧合的是，前几天刚刚出台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显示，武汉在全国经济总量TOP100城市中，总分位居第六。这个报告覆盖了4个直辖市、23个省区的重要大中型城市，从软环境、硬环境两个维度，7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着手，综合反映出一个城市对于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吸引人才的综合支持程度。
龚强从美国学成归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与公共政策等。请问，你怎么看待上述现象？武汉在“芯产业”方面，都具备哪些优势？
龚强： 武汉“芯产业”具有来自高校与交通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和优势。
首先，武汉市高校资源集中、研究实力较强，有利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集聚。武汉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高校数量众多，科教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其不仅拥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 大学、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等诸多名校，在校大学生人数亦超百万，位居全国甚至世界第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高精尖专业型人才。
第二，武汉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雄厚，有利于人才输送与地区经济发展。武汉地处中部核心区域、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每年向外输送几十万高校学生。此外，作为近代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奠定扎实的工业基础。
考虑城市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地区资源聚集程度会对其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地区充分整合其核心资源，便能够有效发挥其工业基础与人文底蕴的内部优势，进一步形成人才高地。反之，若地区无法合理聚集优势资源，则会造成人才洼地，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
因此，国家或区域间的竞争实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竞争。政府执政能力水平较高，会增强地区资源聚集程度，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显著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实际上，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其背后依旧是人，依旧是高端人才的比拼，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近年来，武汉市坚持人才优先，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发展势态良好、经济增速迅猛，能够充分反映出湖北省与武汉市较为到位的发展和战略规划，并对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邓妍： 目前，在光谷，企业生态多样，新动能潜力十足，比如小米作为独角兽企业，已经是全球最大的IoT（Internet of Things）消费级物联网平台，在人工智能方面也积极布局。小米董事长雷军曾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超级机遇至少比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一个数量级。”
作为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此前工作于中国科学院，主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相关的科研工作，由学界进入产业界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潮中的定位以及发力方向？就武汉而言，能在这一领域发出怎样的声音？
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王斌
王斌： 人工智能是中国进入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机会，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可能偏国家安全，欧盟可能更偏隐私和安全。中国的人工智能其实是比较激进的，跟产业结合得非常紧密，以人工智能对产业改造升级，技术化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的定位非常准确。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首先跟世界同步，第二是在某些核心技术上领先，第三是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心。
这几年人工智能很热，其中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物联网、智能制造，而武汉正好跟这两个词都非常相关，这对武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有可能走在国内甚至国际前列。
邓妍： 此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据我们了解，目前武汉提出的口号是“芯片引领创新，面板拉动增长，端网支撑规模”。但无论是芯片还是面板，都属于高资金密集型、长投资周期型，且风险极大的产业，确实需要政府、企业、 社会 力量以最大力度和巨大勇气去介入，同时又需要面对因技术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天有来自两家光谷企业的代表。一家是接连三年入选光谷“瞪羚企业”的武汉慧联无限，武汉建成的100个平安智慧社区，1/3是由武汉慧联无限打造的；与武汉慧联无限一起进入德勤“2018光谷明日之星榜单”的，还有一家做芯片的企业—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胡昱和夏光身处“芯产业”内核，你们如何看待这种风险与机遇的矛盾？
夏光： 我们企业是2010年创立的，理念是不跟随，就要做原创，就要做颠覆。我们坚持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年，几乎是零营收，但是今年开始爆发式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用户提供稳定的芯片，我们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未来会给整个产业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 胡昱
胡昱： 慧联无限其实是做5G通信里面窄带这一块的通信核心技术。慧联作为本土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对于新动能的体会也十分深刻，对比全国其他地区，在企业扶持方面，光谷做到了三个“专”。
第一，“专”为“人才”。光谷近些年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上卓有成就。除了光谷本地有着大量的高校之外，光谷近些年也引进了大量如华为、小米这样的一流高新技术企业入驻，这些“大厂”企业和中小企业彼此之间形成了立体化的技术性人才梯队培养，这些人才储备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光谷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专”为“生态链和产业链”。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无论芯片还是人工智能行业没有生产、集成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环节要素项目是没办法落地的，为什么美国的芯片做得比我们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硅谷地区具备这样的立体化的产业链支持，目前相对国内其它地区来说光谷对于 科技 行业产业链的理解更为深刻，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根基和养分。
第三，“专”为“市场动能”。光谷地区由政府牵头引导企业发展的动能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专”。政府自身就具备一些城市精细化建设的需求，光谷在项目中会优先为本土企业提供更多的磨合机会。企业在这种磨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产品和方案的优化，这种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慧联在光谷理想城的智慧平安社区项目，通过在理想城项目中的反复试炼，现在“理想城”模式的智慧平安社区已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落地了。政府从市场端点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邓妍： 我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中国本土芯片产业产值在5000亿元人民币，进口2700亿美元。按计划，中国在2020年国内芯片自给率将达到40%，到2025年将达70%，简单计算下，即便是40%的取代率也高达7600亿元，相当于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芯片产值升至126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6%。36%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可供参考的是，2003年至2012年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也才30%。
问题是，尽管中国芯片产业从设计到制造过去几年发展迅速，但在自主核心技术上仍然落后不少，特别在基站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上差距更大。在座的几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差距以及缩短时间表？政府与企业又该如何扮演好各自角色，并相互借力？
王斌： 我们确实在核心技术上跟别人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一直在缩短差距，投入也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正视差距，虽然我们论文专利非常多，但一些核心技术还比较缺乏。第二就是找到关键点去做，从政府的引导，到企业在市场上拼杀，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很必要的。我觉得未来拥有核心技术的创业者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胡昱： 美国的芯片类似高通，是从技术角度来定义一个标准从而推动应用市场发展，这是一种“美式”商业路径。在中国，商业路径更多的是从应用市场来推动技术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市场，包括国外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纷纷瞄准国内市场。相对国外市场人工智能大都还停留在 游戏 等领域，国内已经逐步进入智慧城市管理范畴，由此可见国内城市化机器管理的应用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市场也是十分广阔的。
同时，企业对各自领域输出行业规范和标准也十分重要。例如，国外的高通和国内的华为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对行业进行了定义和规范、标准的输出。慧联就多次参与了窄带物联网行业规范的制定。
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光
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 龚强
龚强：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误解，认为 科技 发展纯粹靠 科技 。然而事实上，与 科技 相比，核心与创造才是 科技 发展的关键。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产品的火爆不仅由于先进技术的运用，主要原因在于其更具核心竞争力，即独特的设计与创新的理念。
同时，近期的贸易战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没有核心与创造性的东西，会导致一国或地区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一味地对外加工与代工，会造成地区竞争力地丧失。只有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社会 价值。
邓妍： 作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上仅次于北上广深的“中国第五城”，武汉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中排名全球40位、中国第7位，并被认为是“中国创投20年最具潜力城市”。今年一季度，武汉GDP同比增长，增速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武汉的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此时此刻，这句话可资共勉。我们期待武汉这座因创新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的火热城市，不断发生“芯”的变化！
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
议论文写作要体现出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且论点要鲜明、准确，论点最好放在文章的开头，用一句话，而且是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都摆出来，同时文章内容结构要严谨，逻辑性也要强，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生动、符合逻辑。
下面是一则范例：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预防医学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好好写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超过5成的企业2020年营收下降20%以上。就现金维持时间而言，的企业最多维持1个月，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
2020年爆发疫情之初，传统服务业几乎完全停摆，酒店旅游业整体上都已经处在停业的状态，而交通餐饮业也是如此，这些行业亏损都很大，都处在被动运行的阶段。由于疫情，不能出省甚至出市，有很多有疫情的地区采取就地隔离，对旅游业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时的疫情之下，我国的制造业也面临巨大的困难。疫情先是降低国民的消费热度，比如疫情造成国内服装需求量减少，于是服装行业陷入困境。零售品销售额巨幅下降，轻工业受影响。从需求端来看，纺织服装，电子商品、家具、家电需求量下降，从供给端来看，厂房劳动密集型高，所在地处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大省，这是制造业要面临的问题。
研究目的1.阐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急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急体系建设提供客观依据。2.完善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急能力的应对策略和措施,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3.制定培训方案,评价培训效果,探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培训模式,为我国应急培训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研究方法1.采用文献回顾法对国内外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2.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双轨”研究方法,对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个市/州和84个县/区,共98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急建设情况进行普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个市/州和6个县/区,共10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人员的应急能力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3.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来自湖北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315名学员开展三期“提高应急能力”的应急培训;对来自湖北省17个市/州卫生局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卫生厅应急办的负责人共21名卫生行政人员开展“提高卫生行政领导应急能力”的应急培训,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评价培训效果。研究结果1.湖北省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现有工作人员8371人,其中应急人员2729人,占;年龄构成呈纺锤型分布,以35～44岁龄组为主,占;学历以大中专为主,占;职称以中级为主,占;预防医学专业的人员比例不足1/5();不同单位之间人员素质得分不均衡,省级人员平均素质得分是市/州级的倍,县/区级的倍;同时,最近三年流入人员的素质得分低于流出人员的素质得分。2.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100%的单位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方案,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学习手段,应急人员对预案的掌握理解程度较低;虽然所有的单位均能开展传染病疫情的分析,但分析手段和能力不能满足预测预警工作的需要;对实验室的调查结果显示,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严重缺乏,管理工作落后,检验检测能力不能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需要;对应急物质储备的调查结果显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但是应急资金和应急物质的储备等后勤保障方面还明显滞后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如仅的单位指定了专门机构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和调配;绝大多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认为当前的应急处理工作的费用完全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或者是勉强能够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3.对培训和继续教育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仅的单位开展了应急人员的培训需求调查,仅的单位制定了应急人员的培训规划,仅的单位制定了应急培训效果的评价办法等。同时,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通过培训和应急演练是迅速提高各级CDC应急能力较为可行的途径。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的应急能力虽然较SARS暴发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参考文献[1] 薄涛.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理论与评价研究[D]. 山东大学 2009[2] 徐鹏.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规范及其支持系统研究[D]. 复旦大学 2007[3] 孙玉卫. 深圳市宝安区新型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研究[D]. 山东大学 2006[4] 于竞进.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困境 策略 措施[D]. 复旦大学 2006[5] 孙梅. 卫生监督体系系统评价与配置标准研究[D]. 复旦大学 2008[6] 张慧. 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评价研究[D].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6[7] 胡国清.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评价体系研究[D]. 中南大学 2006[8] 赵新平. 中西部三省县CDC人力现状及其配置标准研究[D]. 复旦大学 2008[9] 刘亚玲. 卫生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D]. 第四军医大学 2005[10] 张朝阳. 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效果系统评价[D]. 复旦大学 2007
1 汉服的来源 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贱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2 汉服的概念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 3 汉服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 汉服为汉族民族服饰，曾一度为满清所灭。汉服目前依然处于艰难的恢复期，远未到达国人尽知的程度，作为汉服指导者的网站，不能淡化汉服的消亡史，这是尊重客观历史，揭示汉服现实地位，警示民族未来的需要。 汉服的确是汉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与琴棋书画等汉族其他的民族文化相比，汉服一度灭绝达三百余年，在民族文化界，汉服依然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耀。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把汉服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来宣扬汉服，显然为时尚早。若非要以汉服的文化意义为主旨，不妨以“汉服兴趣”为名，而不该冠以所谓的“汉服运动”，或者“汉服复兴”来吸引眼球。 四,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汉服在中国消失了360年后的今天，笔者欣慰的看到全国各地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着复兴中国文化满腔热情，穿著华夏传统服饰。汉服的复苏不仅仅是给给中国增加了美丽的服装，更是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前兆。 对于很多不了解中国人来说，中国曾经领先世界文明的风采象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幻影，或干脆是一个虚幻出来的安慰剂。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客观的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善良、最没有侵略性的民族，也是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爱好创造、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我还不相信是真的。当我加入了解中国历史、知道中国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同胞行列，就和他们一样，中国有朝一日的文艺复兴的愿望，就成为内心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情节。 今天在全世界都有中国各种优秀的人才、勤奋的劳工艰苦的工作，连那些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以色列街头各种各样的现代建筑，都浇灌着中国劳工的辛勤汗水。可是，我们却发现中国同胞也常常是受苦最多、得到报酬却是最小的人。世界先进国家如西方各国、日本的成就，也是需要几百年来无数劳动的积累，但是，他们每代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都能够传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在一个高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这有何尝不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诀窍？而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同胞却总是经历各种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别的国家人民经过劳动，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可以传到下一代，我们汉民族却在那些不断的战乱中，一次又一次的重零开始。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让我们的子孙能够摆脱我们的烦恼，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是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中国应该怎样实现文艺复兴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反复思考的问题。 古话常说："知音难寻"，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上的群体，如果一起分享美带来的享受，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深。我们常常看到一起看戏的戏迷`一起练习书法的书法家`欣赏某一类音乐的歌迷，聚在一起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志趣相投，在生活上也会相互帮助。 其实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世界上有凝聚力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艺术，其人民在享受共同的美感中，学会相互尊敬，社会和睦，彼此感情不断的加深，民族的亲和力也不断地加强。 华夏民族曾经是一个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华夏民族的先辈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时，正是有这样强烈的民族亲和力在背后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其中，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又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可以说起源最早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民族服饰。根据史纪，早在至少四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服装风格就开始流传，华夏民族还发明了丝绸锦缎，让中国的服饰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民族。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华夏民族服饰美被世界各国所钦佩的最好的见证。也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展示艺术美感最好的见证。 汉民族传统服饰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结晶，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是社会成员彼此融洽相处的媒介，也是华夏民族共同辛勤劳动`发明创造`享受天伦之乐的环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魅力，曾经让全世界所倾倒。 遗憾的是，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在屠杀和暴力中被断送了。在屠刀下汉服的消失和文字狱。都是清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私利，压制华夏文化，便於愚民统治的结果。伴随着的，是中国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沦落到最贫穷的国家，从领先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半殖民地，中国从一个和睦`融洽的社会变成缺乏认同`缺乏彼此同情关怀的场所。而这不仅仅使我们民族再和外族入侵中吃了无数的大亏，也使我们的民族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无数的内耗内斗中，让我们的国家久久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文明，也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磨难。 尽管今天满清反动统治者早已被抛弃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的流毒远远每肃清。他们的文字狱让我国有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失传，汉民族传统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做到恶果，使得我们后人不但不能够借鉴我们自己祖先文明成果，在更高的基础上再发展，而且让社会习惯于蔑视百姓的文化和尊严，丧失了社会的和睦，也丧失了我们国家的凝聚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族虚无主义者，以为我们的祖先光辉灿烂的文化一钱不值。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甚至有人把西方性自由、身穿三点式的选美等糟粕当作先进文化来大加宣扬。这种缺乏自信、自爱、自强精神的现象，和当初反动统治者用血腥暴力取消汉服装，扼杀汉文化、丧失了华夏民族自尊心的罪行是分不开的。 满清统治者是靠暴力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起家的反动政权。他们用屠刀强迫中国人民废除华夏传统服装，改用满清服装，不是为了人民的享乐，而是为了奴役。他们没有任何审美的观念。尽管满清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灭亡，可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包括对汉民族传统服装的破坏并没有恢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也并没有恢复。 今天多少人在实际上都不知道华夏祖先是曾经有着光辉灿烂文明，不知道华夏先辈的智慧和美的升华到底是什麽。更有人以当中国人为耻，台独分子就利用这点来宣传“中国猪”的愚蠢。丑陋的满清旗装使得多少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没有智慧发明美的东西。竟然有香港的女孩子传着日本和服招摇过市，以次为美，完全不知道和服是华夏文明传播到日本，被学习和保留的结果。这实在让每一个热爱自己同胞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然而在中国，有一群汉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着复兴中华文化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决定从复兴汉民族传统服装入手，把我国由于过去种种失传的种种文化精华再次发扬光大。让我国人民能够在美的享受中增加民族凝聚力。他们当中的有心人经过多年研究、相互合作探讨，终於挖掘出了我国古代传统服装的奥秘，今天更还有人勇开风气之先，把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在中国的街头。 今天有多少华人热切盼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在欧洲有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压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文明成果，结果造成了文明发展的严重停滞。文艺复兴，就是从回复古希腊雕塑、绘画艺术开始，重新吸收了欧洲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成就。结果一直导致了工业大革命和技术爆炸。造成了西方列国由落后变强大。我国在清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屠刀下，汉民族文化被压抑，民族服装被禁止，发式被迫改变，和西方黑暗时期多么相似。而在中国华下传统服装被恢复，和其它各民族服装百花齐放，相互促进，不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开始吗？ 汉民族传统的服装的复兴，意味着我们国家不再存在用暴力压制民族文化的现象，意味着人民重新欣赏自己民族先人的才华和智慧，并为之自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和睦和向心力将要恢复到中国古代飞速发展的时代。 今天，有人故意把屠杀、掠夺、奴役汉族人民的满清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中勤奋劳动、安居乐业的无辜人民混为一谈。在我们提倡肃清满清统治者流毒、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少数民族，扣上大汉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企图扼杀这样的复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在自己考虑之中。他们没有把汉族当成同胞，对他们不是同情和关怀，而是充满了算计。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针对任何少数民族的复仇，过去那些在中国土地上野蛮屠杀、掠夺的强盗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对他们的后代没有任何仇恨，更不会对任何少数民族无辜的人民有仇恨。但是我们必肃清满清流毒，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为了中华民族恢复古代社会的创造能力，象古代那样再次领先世界文明。是为了社会更加和睦，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相互关怀。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智慧、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这不仅仅是为了汉民族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 今天，在全国各地勇敢地穿上华夏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当华夏民族的传统服装，真实地深入在中国社会中，和各民族服装一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华夏民族先辈在服饰上高度智慧和高度艺术的结晶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古代的辉煌就不再是幻影。我们的心态就不会再自卑和自狂中恶性循环，而是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吸收和发扬中国和世界各国丰富的文明成果。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像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一样，使彼此认同`彼此相互关心爱护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华夏民族将恢复了彼此认同，恢复对辛勤劳动`不断发明创造的先辈和群体的尊敬，就会恢复融洽和睦，恢复彼此相互的关心爱护。当炎黄子孙一起享受千年来先辈享受的服饰美，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彼此不信任的社会，一个相互关心帮助，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不再讲消耗在无谓内耗中。本人衷心希望，汉民族服装能够在炎黄子孙中传播开来，让华夏民族服装重放异彩，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汉服成型于人文始祖皇帝手上。
华夏的华指的就是汉服。
经过几千年发展，种类繁多，华丽。
消失于满清惨无人道的剃发易服。
复兴苗头出于2003年王乐天先生把汉民族的传统服装穿上了街头。（被骂穿日本衣服，悲哀的汉民族啊）
复兴ING，（需各位努力啊）
我不知道你这里的汉服是指汉民族服饰 还是汉朝服饰，也不清楚你这里的唐服是指伪唐装还是唐朝服饰如果是说汉朝服饰和唐朝服饰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基本形制都是交领 右衽 周身无扣或瘾扣，同时唐朝由于和西域交流比较多 出现了圆领袍，以及收窄了袖口如果是说汉民族服饰和伪唐装的话，那就是：汉服是汉民族的民族传统服饰，而伪唐装不过是以满族马褂为原型的现代臆造品，和唐朝完全无关
Who is Miss Li? 为你解答,如有帮助请采纳, 如对本题有疑问可追问,Good luck!
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在生活中会不断的学习，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能力特别的靠前。
楼主，你好！武汉副高职称需要发表4篇论文，详细如下，希望有帮到你，满意回答，请采纳！学术成果应具备下列条件：1、作为第一作者，在有CN或ISSN统一刊号，且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类或社科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4篇，每篇论文字数1500字以上；2、作为作者，正式出版有ISBN统一书号的本专业专著或译著1部，或为大中专院校采用的教材1部，字数5万字以上。
2000年以来，学院教师在《会计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统计研究》、《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79篇，其中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30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
他考上博士时候的年龄比其他人低很多，而且在工作中晋升速度也很快，只用三年时间就成为博士生导师，他自己在学术领域有很多成就，发表了很多的论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