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文化研究专栏介绍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休闲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既内在深刻的人文意蕴，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之一。本刊与中国休闲研究中心合作，特邀马惠娣研究员主持，开设“休闲文化研究专栏”，刊载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专栏开设以来，先后发表了于光远先生、成思危先生、范曾先生、马惠娣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本刊改版后，“休闲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热忱欢迎原创性显著的休闲文化研究论文。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介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刊载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同时通过“专题”“笔谈”等形式聚焦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学术热点问题。自专栏开设以来，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刊载了大量学术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受到科学技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改版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栏”以继续服务学术研究为己任，尤其欢迎反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新进展的学术论文。河洛文化研究专栏介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河洛文化研究”专栏（1991年之前称为“河洛春秋”栏目）根植河洛大地，创办27年来，一直以发掘与弘扬河洛文化、促进学术繁荣为己任。我刊长期刊载有关河洛地区历史、考古、哲学等方面研究的文章，并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刘庆柱、李伯谦、齐东方等先生就曾赐稿本刊。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特色栏目”。我刊2011年改为月刊出版，“河洛文化研究”专栏继续欢迎校内外、省内外的专家学者继续关注本栏目、为本栏目撰写高水平的文章。期刊征订欢迎订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进行订阅：来函：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路71号，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邮编：471022
1． 《春秋时期楚的灭国为县制》独著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集）[D].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春秋以前的楚族与楚国》独著 《楚文化觅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3．《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 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D].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与黄有汉合作）4．《试论“孙子兵法”中的民本主义》（1949-1992）新华出版社1992（与黄老师合作）5．《孔子行教考辩》 《孔学初探》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6月。6．《论孔子的勤政爱民思想》 《孔学初探》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6月。7．《诸葛亮躬耕地考述》 独著 《诸葛亮研究》8．《范蠡的哲学思想》独著 《陶朱公论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9．《曾子故里南武城考》独著 《曾子里籍考》 中华书局 2001年9月。10．《郕国郕国公之“郕”考述》《曾子里籍考》 中华书局2001年9月。11．《黄帝“密都”考》独著《小浪底考古文化论集》香港科教文出版社 200112．《郕国与郕国公考》独著《曾子研究》 中华书局 2002年。13．《曾子故里南武城考》独著 《曾子研究》 中华书局 2002年。14．《陈姓及其分支考》独著 《中华姓氏文化》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2年。15．《曾子思想探析》 独著 《曾子研究》 中华书局 2002年。16．《管仲改革的利弊》 独著《历史文化论丛》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7．《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独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8．《论“诚”的哲学与道德含义》独著《诚信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19．《论古代儒商道德》独著 《儒商文化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20．《鶡冠子思想探析》独著 《遁享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21．《河洛文化刍论》 独著 《河洛文化论集》 大象出版社 2004年。22．《曾子的至仁至诚至孝》 独著 《曾子及其孝道》 群言出版社 ．《楚国的用鼎制度》 独著 《楚文化论集》 黄山书社 ．《淮阳陈氏及其分支考》《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 ．《河洛文化刍论》 《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26．《论儒家伦理思想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独著《儒学与当代文明》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与黄老师合作）27．《古代文明和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独著《中国早期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 ．《论儒家道德与商业经营》独著《儒商古今谈》 群言出版社 ．《试析农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独著《儒商古今谈》群言象出版社 ．《子思论“诚”》 独著 《史学新论》 河南大学出版社．《论儒学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独著《儒学与当代文明》九州出版社 ．《范蠡的哲学思想初探》独著《范子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3．《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独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34．《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特征》独著《李民先生70寿辰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35．《蚕神嫘祖及其故里考》独著《嫘祖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7年36．《蚕神嫘祖及其故里考源》独著《嫘祖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7．《论黄河文明的地位》独著《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6-200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38．《河洛文化刍论》独著独著《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839．《论儒家学说的“城”》《儒学对人类的贡献》 香港孔教学院出版40．《黄河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独著《黄河与河南论坛》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8、441．《楚文化的墓葬特色》独著《楚都丹阳在淅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42．《黄河流域农耕文化述论》 独著《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3．《颛顼高原氏部族的发祥地及其历史地位》独著《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544．《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独著《黄河文化专题研讨会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45．《儒学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独著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D].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46．《“龙”文化探源》独著《濮阳龙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47．《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独著《盛世儒学与中原文化》大象出版社2010年8月48．《盘古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联系与交流》独著《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49．《老子的均平思想及其影响》独著《鹿邑与中华李氏之根》河南人民出版社．《黄帝文化与中原》独著《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 大象出版社201151．《曾子孝道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独著大象出版社 2011年4月52．《河南的帝都文化》独著《解读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53．《大禹故里在开封市陈留考》独著《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54．《老子故里考辩——兼驳老子故里涡阳说》独著《老子故里话老子》（第2集）55．《齐国与齐文化》 独著 《联合日报》2006、7、13版 390056.《“天下之中”演绎的政治文化》 独著 《河南日报》2007、2、1、8版 680057.《神龙文化：华夏民族的崇祖文化》独著《河南日报》 理论版 2007、2、1、58.《中原王朝对台湾的开发与治理》独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459.《八朝古都开封述论——兼论夏王朝国都老丘》独著《古都开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年7月60.《古籍记载最早南迁的部族》独著《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1161.《祝融部族的发祥与南迁》独著《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1162.《“帝制终结者”序》 独著《帝制终结者》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263.《卫国历史与宁氏家族》独著《武王伐纣·宁氏源流》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本刊是由洛阳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1、3、4、6期为人文社科版；2、5期为自然科学版，刊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本刊诚邀海内外学者和学术新秀赐稿。 自创刊以来，本刊一直坚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高水平，高质量”、“求新求实”的办刊原则，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刊出大量促进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的文章。本刊的用稿原则是：理论观点有新见，学理探讨有深度，研究资料有新证。提倡简明扼要的文风，也欢迎论题重大、言之有物的长文。刊物按学科设置栏目，另有“河洛文化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国古典解释学”、“女性文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专栏，并有“学术平台”刊载精彩短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为大16开本，每期内文176页，定价12元。期印数1500册。国内发行自办，国外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代理。1999年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奖、河南省高校学报优秀一等奖。为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入期刊，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有关网络传播，成为在教育界、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期刊。1990年，发表的论文被人大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1篇，《世界图书》1991年第8期专题文献将本刊列入“我国社会科学常用期刊”，全国排序第199位。1995年，被二次文献摘转的篇数和在同类期刊所居名次逐年攀升。1996年12篇，居全国师专学报第16位；1997年14篇，居第10位；1998年28篇，居第4位；1999年19篇，居第3位；2000年16篇，居第2位。2000年，参与全国师范大学学报排序，居第33位，在全国师院学报中居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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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在人口、农业、经济、文化与形象上表现为中国的缩影。河南是圣地,洛阳是圣城,河南段黄河是圣河,嵩山是圣山,河南堂为圣堂,河南文化对中国人而言是朝圣;河南是中华人文始祖的主要活动地、中华姓氏的主要发祥地、姓氏郡望的主要衍生地、客家先民的首次南迁出发地,是中国人的家园;河南是人们创大业、干大事的福地。第一个关键词:缩影在中国,哪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代表中国,可以较为概括地反映中国的现状与历史?广东省,太富裕了,它是富强中国的代表;上海市,太城市化了,它是发达中国的代表;青海省,太偏远了,它是原生态中国的代表……可以说,在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最能代表中国的是河南省,河南省是中国的缩影。第二个关键词:朝圣中华文化是与其他文明并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也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这一文化以中国为中心,深深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诸多国家,成为一支极具魅力的文化圈。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任何喜欢中华文化的人,都要到中国进行文化体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河地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体验中华文化河南应该成为首选,叫响“朝圣”的主题,是中原文化魂之所在第三个关键词:家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思路,这种共有的家园,必须依托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而认祖归宗与弃恶扬善,是传统认知中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河南作为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区,其以根文化为代表的“家园”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一是中华人文始祖主要活动在河南。二是中华姓氏,尤其是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根在河南; 300大姓中有171个姓氏根在河南。。三是在当今120个大姓中,郡望在河南的姓氏达98个。四是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纪念地在今偃师市。五是闽台人的原乡固始县。因此,河南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以根为纽带的精神家园。第四个关键词:福地福地,乃宝地,是对人才最能吸引聚集的地方。在《二十四史》中有列传的名人共5700余人,仅汉、唐、宋、明四个朝代,河南籍名人达912人,占总数的15. 8%,名列各省第一[14]。河南有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文圣韩愈、画圣吴道子、酒圣杜康、厨圣伊尹、律圣朱载堉。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想成大事者,必须到中原,“问鼎中原”成为胸有大志的化身;诸多影响我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事件都离不开中原,所以“逐鹿中原”成为成就大事业的象征。解读河南文化的四大关键词,是任何一位华人一生中必到河南的四大理由,这其中体现着正史所记载的“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地区。如果对河南进行最集中的概括,应为:“天下之中,中国缩影。河南:中。”
内容摘要：黄河历史悠久、流域绵长，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等。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由原《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和《洛阳大学学报》合并而成，分为《洛阳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和《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84年，学报为大16开96页，季刊，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84年，分别于1998年、199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学报。
学报为大16开96页，双月刊。 《学报》编辑部由校学术委员会直接领导，编委会由本校各学科专业权威人士组成，专职编辑队伍综合素质较高，办公实行自动化管理。 《学报》编委会展开了大量细致严谨、卓有成效的工作，全校教职员工给予本刊以极大的热情与关注，投稿积极踊跃，使本刊成为我校进行学术研究的园地、对外宣传的窗口、信息交流的渠道，为提高我校教学水平和知名度起到重要作用。《学报》编辑部已成为我校重要学术机构之一。 主要内容有：政治理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贸易经济、工商经济管理、会计与经济信息管理等社科论文以及中外文学赏析、教学研究等。
“黄河口大米产区处于北纬37度这个全世界最优质的农产品生长黄金纬度带上，与全球久负盛名的米中翘楚——日本越光米的核心产区新潟县正处于同一纬度且气候相近，并与之相媲美。黄河口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无霜期长达220天。这里也是单季水稻生长期最长的地方，最长可达180天，水稻生长过程吸收养分充足，风味更佳。”黄河口大米产业研究院负责人李学诗的解答令人拨云见日，“而更关键的是，我们赋予了黄河口大米全新的品牌定位，即在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用AI涵养的世界好米。那什么是用AI涵养？AI涵养最核心的是对现代数字科技的整合运用，对稻田进行精准高效的生产管理，这是全国领先水平的技术与模式。另外又包含了用爱涵养的意思，因为黄河母亲河几千年来孕育的中华文明，她的水和土，包含了太多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黄河口大米也因此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黄河，要生态保护，也要高质量发展；黄河口，既要改盐增粮，也要节本增效。今年，利津县以敢为人先的决心，联合中科山东东营地理研究院与艾米数字农业研究院，共同支持成立了黄河口大米产业研究院，黄河口大米开启了领先全国的全域、全程数字化之路。
黄河口大米的基本介绍 黄河口大米产于黄河三角洲一带,尤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为多,黄河口大米因生长期长(160--180天)、气候条件特殊,加上选用优质粳米品种和使用黄河水灌溉,形成了黄河入海口大米独特的品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黄河口大米”,深受市场青睐,消费者的喜爱。 营养价值 大米中含碳水化合物75%左右,蛋白质7%-8%,脂肪. 8%,并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等。大米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所含的蛋白质主要是米谷蛋白,其次是米胶蛋白和球蛋白,其蛋
为扎实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打造黄河文化弘扬主阵地，今年，全市文化部门合力开展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各县区、各有关单位开展了积极探索。垦利区争取丰富黄河文化展示载体，打造黄河文化展示体系的方式，将黄河文化弘扬工作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大力整合文化馆、校园、社会力量等多方资源，组织实施了“传承黄河文化 滋养蓓蕾花开——推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进校园”工作。区文化馆将青少年作为全民艺术普及的主体，具体建设了“一二三四”实施平台，即“一个项目”：“艺术联盟”志愿服务项目；“二级阵地”：文化馆总馆和学校分馆两级阵地；“三三”联动：文化馆、学校、社会力量三方联合推动；“文风四季”：以一年四季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充分融合展示黄河文化丰厚内涵以及独特审美意蕴。一、文教融合，黄河文化的“校园实践”1.明确群体，打造黄河文化特色阵地。垦利区将小学作为重点培育主体，分类别培养黄河文化的“校园实践”，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形成一小“曲艺文化阵地”、 二小“民俗文化阵地”、三小“海洋文化阵地”、四小“吕剧文化阵地”的区域推广模式，另外多年来与垦利区职业中专合作，开展了校园红歌合唱比赛、红色诗文朗诵大赛、校园舞蹈大赛、大型团体操比赛等一系列的特色校园文化活动，“红色文化阵地”初见成效。垦利区逐渐形成了全面展示传承垦利区黄河文化“4+1”的整体布局。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阵地缺乏”的问题。2.精选菜单，创新服务校园发展模式。文化馆连续两年在二小分馆开设不低于20项黄河文化课程，同时推出校园“十个一”工程，拓展其他传统文化艺术课程，在垦利四小推广“吕剧进校园”活动，推广首套校园吕剧韵律操，该项目荣获全省非遗进校园十佳实践案例。在垦利三小成立话剧团，与一小对接成立快板、相声、鼓书等特色队伍，全面推广传统曲艺艺术。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什么”的核心问题。3.总分馆制，合力推动全民艺术普及。垦利区文化馆充分将黄河文化进校园推进工作和文化馆总分馆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总分馆联动模式，共享资源。垦利区文化馆在垦利区第二实验小学设立分馆，第一、三、第四实验小学作为实验性阵地开展了“艺术联盟”文化志愿服务特色艺术课堂项目，给予其引导扶持，进行总分馆联动。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怎么开展”的问题。近两年，垦利区文化馆面向四所小学5000余名学生开设了30多项黄河文化艺术科目、70多个教学班的文化艺术培训，每年培训在校学生3万余人次，开展联动活动80余次。二、携手社会，艺术普及的“创新跨越”1.凝聚社会力量，成立志愿服务团队。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化馆于2020年组织成立了“艺术联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组织垦利区优秀社会培训机构以及优秀个人资源，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有效的缓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服务人员缺乏”问题。2.艺术普及项目化、品牌化。精选有资质、有影响、品牌化、口碑好的社会艺培机构，集中起来成为子菜单的负责人，认领各项具体实施任务，形成了全民艺术普及的良性循环，促进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发展。有效的缓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技术力量不足”问题。3.开展全民特色互动活动。组织学员参加了市、区级少儿书画大赛、朗读大赛、才艺大赛、艺术展演等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唱支山歌给党听”千人少儿古筝快闪活动、吕剧文化研学游、“欢乐黄河口”消夏广场文艺演出等各类艺术活动20余场，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载体不丰富”的问题。三、科技搭台，多元方式的“空间展示”2021年垦利区文化和旅游局打造了垦利文化云平台，依托垦利区文化云平台开通了二小分馆艺术课堂报名通道，构建了文化馆总分馆校园分馆联动数字化体系。同时连接省礼乐云平台，将垦利区的文化活动推动至全省乃至全国平台，形成了政府、校园、社会的互通互联、共建共享，建成了多元方式的立体“空间展示”。
黄河口大米无论蒸、煮皆清香可口，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誉满京津，实为粳米中上乘品。因受特定气候条件的限制，黄河入海口大米仅在黄河三角洲顶端地带生产，常年种植面积20万亩左右，总产8万余吨。经省无公害农产品标志认可委员会审查，垦利县的“黄河口大米”获准使用国家无公害标志。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垦利县有荒碱地70多万亩，历经多年开发，如今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量达4800万公斤。199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无公害食品”，并上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运动员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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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的兴办。汉代至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地主阶级才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太学的创办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须具备经济与政治的基础和社会的需要。西汉初年，汉高祖竟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经济如此凋敝，不经过长时间的恢复，根本没力量创办官学。当时中央集权制尚不巩固，统治者忙于削藩和应付匈奴的侵扰，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之事。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用所谓 推恩法 ，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官僚机构。封建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至汉代中期昭帝、宣帝时，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实效，注意人才的培养，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强势力猖獗，君主采取妥协政策，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由提倡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诗》学，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王莽执政时，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为太学兴建校舍 万区 ，立乐经，增设博士等等。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个人政治目的，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东汉期间的前期，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皇权比较巩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社会一度比较安定，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章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太学教育一度衰落。至邓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扬儒学，尊礼三公。直到顺帝永建六年，太学得到重修，扩建了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汉质帝时，梁太后朝政，为巩固她的政权，重又表彰儒学，广招太学生，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波大 ，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太学的管理与教学。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太常原名奉常，是秦旧官，汉景帝时更名太常，王莽新朝改秩宗，东汉时期又恢复了太常的名称。太常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 、以教学为主。但 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 （《后汉书·百官志二》），即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还有 奉使 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其教职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原则。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祭酒由太常 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 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述 ，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不过，从总体上说， 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即任延年）。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 文学礼义、 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太学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比较松散，缺乏经验。太学建有供太学生居住的房舍，学生们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赁屋而居。太学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也不尽完善，但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第一，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汉代文具虽然已有缣帛、纸、笔，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 ，还有内外之分，称内外讲堂 ，可以想见当时讲学的规模宏大。太学博士多为一代名儒，对儒经都有专门研究，他们说经，具有讲学性质，致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太学，在其初创阶段就有了学术性。同时汉代社会也较注重经师的教学艺术，这种时尚直接影响太学的教学。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 ，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例如后汉就有颜氏公羊 与严氏公羊两大家。一般说来，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是符合经学自身发展顺序的。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此外，社会上的察举和太学内的考试，都要求严格遵守师法、家法。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师法、家法也没有规范标准，因此这方面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至东汉熹平四年，发生了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初步解决了统一经书的问题。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熹平石刻，进一步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信守师法、家法要求之严格，对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视。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第二，注重考试与自学。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 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说明最初建立考试制度，重在选材。后来太学生数目剧增，教师难于照顾周全，考试的管理作用也就更为明显。汉代的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 ，犹如后世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先将儒经中难问疑义书之于策 ，加以密封 ，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最初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有规定的取官名额。所谓对策 ，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而后才被授官；射策则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它有助于督促学生认真读经，明了经义。但任何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其侧重的方面，不可能是万能的。射策也是这样，它对于培养和考察学生通经致用（即务本）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学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王莽时曾将两科改为三科，并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数。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两科。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若干改动，改动的思路是愈加重视考试，这种专重考试的作法，对系统地进行教学，无疑有所妨碍。但是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这是在西汉专经基础上的重大发展。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当局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这种管理方法是先秦游学的遗风。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太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学识广博的高材。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鼓励学成通才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大学教育，培养造就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启发。就教育发展而言，太学的教学直承稷下学官，进一步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宋以后的书院又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使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较高的质量。太学允许学生们自由研讨，是在政治思想统一前提之下进行的。朝廷对太学生采取了各种控制手段，但是，为了反对宦官集团侵夺仕路，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汉代太学生的政治运动，涉及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过，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强权，砥砺名节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第一页。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数，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当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时至北魏，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