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产生于北方，风格平易质朴。除少数史诗中含着民族起源神话以外，《诗》中一般不表现超现实的事物，也没有浪漫的奇想和荒诞的情节。这一点与后起的楚辞有明显区别。在此基础上，《诗经》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鲜明的形象性 《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这些诗不以刻划人物为主，但其中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诗人往往通过感情的直接倾诉，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不同个性。同是思念恋人的歌，《郑风·狡童》中的姑娘在失恋时悲伤地唱道：“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褰裳》中的女主人公则诙谐地戏谑对方：“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同是弃妇诗，《邶风·谷风》中女主人公的哀婉缠绵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作品在抒情中带有一些细节和行动描写，使主人公的情态宛然可见。《周南·关雎》的主人公因思念心爱的姑娘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邶风·静女》的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急得“搔首踟蹰”；《卫风·伯兮》写女主人公在丈夫离家后无心膏沐，以致“首如飞蓬”；《王风·黍离》写主人公走在路上忧思满怀，“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都很有生活气息，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鲜明。 《诗经》中有的作品运用了景物和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感情。如《小雅·采薇》用“杨柳依依”反衬主人公离家服役时的悲愁，用“雨雪霏霏”来烘托他远戍归来时的哀苦；《王风·君子于役》用傍晚禽畜归窝的景象衬托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愁绪；《陈风·月出》以月光和美女相映衬，把主人公幽邃的情思和空灵淡雅的画面融为一体。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作品是《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遡洄从之，道阻且跻；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遡洄从之，道阻且右；遡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把萧瑟的秋景、凄迷的夜色和主人公怀人不得见的怅惘心情交织在一起，情景交融，魅力无限。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前人把《诗》中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宋代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最为妥贴。他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赋就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在《诗》中，它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段。诗人往往用这种手法对客观事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绘，《豳风·七月》用赋的手法，以时令和物候的变化为背景，详细描写农夫们一年四季的生活状态，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小雅·无羊》用赋的手法，把牧场上牛羊和牧人的情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这种描写可谓穷形尽相，笔笔如画。赋的手法用于抒情，则有利于充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把倏忽变化的情感和浮想联翩的思绪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诗中还用赋来表现人物对话，构成意趣盎然的生活情景，如《郑风·女曰鸡鸣》、《齐风·女曰鸡鸣》就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夫妻间的床头絮语，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家庭生活气氛。赋对构成《诗》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比就是比喻。《诗》中的比喻生动贴切，丰富多样，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诗人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木槿花，比作皎洁的明月；把丑陋的统治者比作癞蛤蟆，比作老鼠；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意志坚定；用“中心如醉”、“中心如咽”形容内心的忧伤；用“墙有茨，不可扫也”比喻宫廷内的丑事难以讲述；用劈柴离不开斧子比喻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或用明喻，或用暗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都十分生动形象，富于情趣。有时，诗人运用博喻，把一连串比喻排列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卫风·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来刻划庄姜的美貌；《大雅·常武》中用“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来显示周朝军队的强大气势，非常精彩传神。《诗》中还有通篇用比的作品。如《豳风·鸱鸮》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其不幸遭遇，以比喻下层人民的生活惨况，是一首新颖别致的禽言诗。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同上）兴用于一篇或一章的发端，用以引出后面的句子。有的兴句与后面的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起个引子的作用。例如有的作品用“山有……隰有……”起兴，就是民歌中一种常见的套语，并不包含什么实际含义。但多数兴句具有类比、象征的意味，能使人产生联想，或用于烘托、渲染气氛。如《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邶风·谷风》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开端，给全诗笼罩上一层阴暗色彩，预示着矛盾的爆发和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些起兴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如《周南·桃夭》的第三章分别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有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起兴，祝福新娘出嫁后“宜其室家”。鲜艳的桃花烘托出一种喜庆红火的气氛；同时，桃树果实丰满，枝叶繁茂，又象征着主人公婚后生活美满，家族兴旺。巧妙的起兴使这首诗生趣盎然。 比和兴都是形象化的诗歌表达方式，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来说，比是用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两种事物之间一定要有某种较为直观的相似性。而兴则是通过具体物象来感发意志，引起联想，物象与诗义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凡是触景生情、托物言志、启发感悟、引申发挥等，都属于兴。比兴手法常常在结合在一起，引譬连类，含蕴无穷。 3、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 《诗经》中主要是四言诗，每句二拍，每拍两字。这是在原始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诗歌样式，适应了当时劳动、舞蹈的节奏和语言发展水平。但不少作品又突破了四言的格局采用从二言到八言不等的句式，形成了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诗体。 《诗》与音乐配合密切，普遍采用了回环复沓，重章叠唱的形式。每诗由若干章组成，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对应地更换几个词，反复咏唱，造成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例如前面提到的《柏舟》、《无衣》、《蒹葭》等诗。又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夫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夫苢，薄言捋之。采采夫苢，薄言袺之。采采夫苢，薄言襭之。 全诗共12句，两句一组，反复歌唱。通过动词的变化，表现了迅速敏捷的采摘动作和收获物有少到多的过程，展现了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清代方玉润称赞此诗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运用得巧妙精当。例如，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词汇就有50多个。众多的动词、形容词使作品对意思的表达极为精细准确。《诗》中还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感和音乐美。双声词如参差、踟蹰、栗烈、流离、悠远等；叠韵词如绸缪、辗转、窈窕、沃若、 等；叠字如关关、呦呦、依依、采采、钦钦、苍苍、谆谆等，它们或刻画形态，或模拟声音，或形容色彩，或表示内心活动，都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流利婉转，音韵和谐。《诗》中有很多词汇，如“瞻望”、“伫立”、“翱翔”、“颠沛”、“一日三秋”、“忧心如焚”、“赳赳武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至今还为人们习用。 《诗经》的影响 《诗经》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它的写实精神，其中很多作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诗人直抒胸臆，敢于大胆地反映现实，旗帜鲜明地颂美与怨刺。这种强烈的现实性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其次是《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以及纯熟的创作技巧，被后代诗人大量借鉴。特别是比兴，在古代诗歌中已不单纯是表现手法，而是生动的形象与深厚的内容、蕴蓄无穷的风格的统一。它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创作原则。另外，《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
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
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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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
《诗经》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乐歌总集，其作者不一，内容各异，故其艺术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而艺术成就也高有别。概括言之，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赋、比、兴地表现手法；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1、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
《诗经》主要产生于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作为文学作品，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思想特征。
反映在艺术风格，尽管《诗》三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但就总体而论，却不能不说朴实而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
2、斌、比、兴的表现手法
前人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不仅是对《诗经》艺术技巧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特点。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不仅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国占代诗歌艺术民族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我国诗歌艺术宝库的杰出贡献。
3、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这一艺术风格直接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直率地表达感情，《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紧贴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感情真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不少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情调。
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作品不事雕琢，自然而然从心田流出，这种朴实、自然的风格美闪耀着现实一主义精神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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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
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诗经》的艺术成就：《诗经》是距今三千年前后创作的结集。它所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饱含了作者的真情实感。
《诗经》中“赋、比、兴”作为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的表现了上古人们生活的面貌；在章法结构和句式上，重章复沓的结构读起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句式既以四言诗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得灵活自如。
朴素自然地风格，诗人善于应用朴素的语言，白描手法，概括而具体的描绘了事物的特征，如实的反映了现实生活，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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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作品基本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大多数。质事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形成了抒情与写实的统一。抒情诗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
《魏风》的《伐檀》、《硕鼠》一类对分配不平等、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钨羽》一类对繁重徭役予以控诉的诗，《新台》、《墙有茨》一类讥讽统治者德行污秽的诗，都是作为下层民众所能感受的事情，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历，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取向。
分类: 文化/艺术 >> 书画美术 问题描述: 子夜的艺术成就 解析: 浅析《子夜》的艺术成就 6 登出日期 : PM 04:02 写稿时间 : 2006-7 登 陆 人 : lidehe63 下 载 : 6 总 页 数 : 9 Page / 字数 : 7434 尺 寸 : 浅析《子夜》的艺术成就.doc 大 小 : [ 40 KByte ] 资料点评 : 没有会员的点评. 关键词 : 子夜 吴荪甫 茅盾 艺术成就 原文 《子夜》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它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在茅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子夜》的艺术成就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谈其中的几个主要特点： 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即一是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 的投机活动；二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 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彻底破产；三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 家残酷剥削的怠工、 *** 斗争；四是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 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五是依附于资产阶 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 *** 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 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观茅盾的全部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 全部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人物的音容笑 貌。 一九三○年的中国，充满着各种矛盾。第一， *** 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 次发展为内战。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大战争之激烈，创造了 *** 内战的记录。第二，欧洲经 ...... 目录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结构严谨，背景广阔 三、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法 四、塑造了吴荪甫这样一个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典型 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 六、性格的塑造与环境的配置 七、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 [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225. [2] 颜玉宝.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3] 盛玉萍 《主题先行与图解概念化——再读《子夜》有感》[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1997年10月 [4]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A].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 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 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二卷[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7] 《茅盾全集》[M],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第1版 [8] 颜玉宝 《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 [9]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 简单介绍 《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首先，它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的宏伟构思。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阶段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段，注重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再次就是“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创造中，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癖好等，而且表现出了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分析其中的几个特色. 1.作品题材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活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2.情节结构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3.人物塑造 《子夜》中的人物塑造.主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塑造中,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等,而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这种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根本原则. 《子夜》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塑造过的民族资本家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个上海的社会生活,照亮了在这里活动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运,以及他们与历史纠葛的方方面面. 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茅盾一方面从政治上对个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解剖,注意写出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毫不掩饰他在思想上的反动性,如骂共产党,搬兵镇压农民暴动等；但另一方面,茅盾对他的赞赏几乎不加掩饰,这个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即使倒台崩溃,也落得像个巨人,并因此而透出某些悲剧感.他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悲剧. 吴荪甫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形象中出现得最早、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 茅盾塑造的人物,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笔下的其他人们,如赵伯韬,静女士等都是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自身鲜明的个性,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4.真实准则 茅盾执著于现实人生,倾心于艺术的真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永远是他的一条准则.他对自然主义大加弘扬与倡导,并对与之相近的现实主义怀着虔诚的捍卫热情.他力图避免当时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的通病.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子夜》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独领风骚. 5.史诗性质 中国小说历来受到“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茅盾的《子夜》依然处在这两大传统互动的框架之中,一方面,茅盾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提供鲜明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深入地解释了30年代国内经济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得出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茅盾也没有忘记“言志抒情”的“诗”的功能,他将个人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编织在对具体人物的塑造中,他在作品中寄予的人文反思、人道批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有更大的规模与气势,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因而更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最突出的,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提出并回答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子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作者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浅析《子夜》的艺术成就 6登出日期 : PM 04:02写稿时间 : 2006-7登 陆 人 : lidehe63下 载 : 6总 页 数 : 9 Page / 字数 : 7434尺 寸 : 浅析《子夜》的艺术成就.doc大 小 : [ 40 KByte ]资料点评 : 没有会员的点评.关键词 : 子夜 吴荪甫 茅盾 艺术成就原文《子夜》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它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在茅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子夜》的艺术成就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谈其中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即一是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 的投机活动；二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 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彻底破产；三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 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四是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 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五是依附于资产阶 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 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观茅盾的全部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 全部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人物的音容笑 貌。一九三○年的中国，充满着各种矛盾。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发展为内战。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大战争之激烈，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记录。第二，欧洲经......目录内容摘要：关键词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二、结构严谨，背景广阔三、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法四、塑造了吴荪甫这样一个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典型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六、性格的塑造与环境的配置七、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参考文献参考资料[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225.[2] 颜玉宝.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1).[3] 盛玉萍 《主题先行与图解概念化——再读《子夜》有感》[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1997年10月[4]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A].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5] 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 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二卷[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7] 《茅盾全集》[M],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第1版[8] 颜玉宝 《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9]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简单介绍《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首先，它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的宏伟构思。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阶段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段，注重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再次就是“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创造中，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癖好等，而且表现出了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
《子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名作，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有两点： 1、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艺术典型吴荪甫形象。吴荪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形象。吴荪甫具有两个方面的性格果敢、自信和动摇、悲观。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等不满；另一方面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制度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满；另一方面又依靠反动势力镇压工人农民运动。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军阀政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关系，其反革命的一面又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暴露出来。 2、《子夜》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对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作全方位描写的文学作品。《子夜》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它描写了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描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买办资产阶级的活动，金融、公债市场的风波，都市各阶层人物的面貌。它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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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这是茅盾的小说；他的小说具有史诗性特征，注重题材与主题紧贴的时代变迁，追求巨大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时代全貌，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
子夜的原名叫做夕阳。是茅盾在1931年10月份创作的。他的小说都非常具有史诗性，非常贴合时代变化。
茅盾。 茅盾出生于浙江桐乡。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室工作。 1920年开始文学活动，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 接编《小说月报》，倡导现实主义，翻译介绍外国文艺。《蚀》三部曲是茅盾的处女作，原稿笔名为“矛盾”，正好反映了他的心态， 后来叶圣陶改为“茅盾”。这部用血与泪的激情写成的三部曲是由三个系列的中篇 组成：《幻灭》（ 1927年）、《动摇》（ 1928年）、《追求》（ 1928年）。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分析其中的几个特色. 1.作品题材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活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2.情节结构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3.人物塑造 《子夜》中的人物塑造.主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塑造中,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等,而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这种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根本原则. 《子夜》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塑造过的民族资本家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个上海的社会生活,照亮了在这里活动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运,以及他们与历史纠葛的方方面面. 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茅盾一方面从政治上对个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解剖,注意写出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毫不掩饰他在思想上的反动性,如骂共产党,搬兵镇压农民暴动等；但另一方面,茅盾对他的赞赏几乎不加掩饰,这个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即使倒台崩溃,也落得像个巨人,并因此而透出某些悲剧感.他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悲剧. 吴荪甫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形象中出现得最早、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 茅盾塑造的人物,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笔下的其他人们,如赵伯韬,静女士等都是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自身鲜明的个性,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4.真实准则 茅盾执著于现实人生,倾心于艺术的真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永远是他的一条准则.他对自然主义大加弘扬与倡导,并对与之相近的现实主义怀着虔诚的捍卫热情.他力图避免当时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的通病.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子夜》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独领风骚. 5.史诗性质 中国小说历来受到“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茅盾的《子夜》依然处在这两大传统互动的框架之中,一方面,茅盾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提供鲜明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深入地解释了30年代国内经济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得出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茅盾也没有忘记“言志抒情”的“诗”的功能,他将个人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编织在对具体人物的塑造中,他在作品中寄予的人文反思、人道批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有更大的规模与气势,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因而更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最突出的,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提出并回答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子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作者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练。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小说的人物塑造、结构方式、文学语言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小说的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1．人物形象塑造（1）《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类型化，既写出了人物共性，又写出了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性格中就都有粗犷勇猛、坦率直爽的一面，但又各自不同。前人评论说“鲁达粗鲁是性急，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这正能说明《水浒传》人物个性特征描写的成功。（2）《水浒传》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变迁以及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小说中禁军教头林冲从逆来顺受、忍辱退让，到最后铤而走险、手刃仇敌、反上梁山的经过，同时也是人物性格随境遇变迁而发展变化的经过。2．语言运用的成就《水浒传》的语言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1）人物语言个性化，语言直接展示人物性格。如初见宋江时，柴进说“大慰平生之念”，鲁智深说“多闻阿哥大名”，李逵则说“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欢喜”，可以看出三人身份性格的不同，柴进有世族的矜持斯文，鲁智深豪迈诚恳，李逵则憨直朴实。（2）人物语言口语化，代表了无文化群体的通俗语言风格。这主要是因为《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是草莽绿林人物，他们周边的人物也多是市井小民，而小说又是在市民文学的基础上、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写定的，因此小说语言有明显的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3）叙述语言生动形象、准确明快，这是小说提炼净化群众口语的结果。口语经常有文言所不及的生动传神的特点，这一点在《水浒传》中表现非常鲜明，尤其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章节。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无不打上元代文化的烙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明朝建立，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并存，既行汉法，又有“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元代文化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也因而成为说不尽的话题。 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杂剧的中心在大都，14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据邱树森介绍，至少有33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9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熟悉梁山英雄故事，后“官钱塘二载”，使他有机会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水浒传》。 自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元代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区域主要指元代江浙行省的江南西道（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等七路和松江府），以及集庆路。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元代处于平衡上升之中，而人口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 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元代文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转变，元代中期已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但江南文士盛行隐逸之风，不少文士隐于市，混迹市井之中，因此有条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施耐庵隐居著《水浒》也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元代从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他们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渐形成共同的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民族。蒙、回二民族不吃猪肉，这就是《水浒传》何以避免吃猪肉的原因。在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吃牛羊肉，元代皇帝每天的御膳要用五只羊，元顺帝即位后，“日减一羊”，受到人们称赞（元代杨禹《山居新语》）。蒙古族人喜吃羊肉，但他们传统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炖煮和炙烤。回回等色目民族的特色，就羊肉作为宫廷菜肴主料的基本特点也是同蒙古族是一致的。 施耐庵有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与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等因秋感兴的诗词一样，语约意丰，余味隽永。马致远、白朴与关汉卿、王实甫同为“元曲四大家”。 请读白朴的《秋》：“孤村落日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支曲子有秋景的清肃，却没有悲凉的情绪。与马致远的那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显得更亮丽。 无名氏有沙漠小词也是因秋感兴之作：“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秋天最让人临物兴悲，但秋天更让人留恋。他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趣，马致远的套曲《秋思》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超然出世与及时行乐的哲学：“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这一幅幅完整而和谐的秋景图，使人想起那《秋江送别》，现实中存在着同主体不相容的生活苦难，暗示着作者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对秋江的描摹和陶醉，暗寓了他对美的渴望，体现了元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施耐庵在元代文化背景创作《水浒传》及其遗曲的内在联系。 姚燧其人与号牧庵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1238－1313）。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18岁时，姚燧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 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58岁，当姚燧于1313年76岁逝世时，施耐庵（1296－1370）才17岁。只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 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1245－1320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元初，佛道二教相当盛行，作为身居高位的姚燧负一世之名，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姚燧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前者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147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47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29首，套曲1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413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1296年），于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洪武三年（1370）夏五日癸丑。 杨维桢一生以5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 或执意惩治凭陵气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也。...”--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水浒传》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练。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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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水浒传》揭露官逼民反，歌颂起义，发扬忠义思想。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
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
1950年代，中国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影响
在古早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熟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