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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1943年12月14日生于辽宁省兴城县人。现为音乐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1963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专修科。1978年以前曾任中学音乐教师、工厂库工（文革期间）、沈阳市曲艺团教师。先后承担民歌、说唱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教学工作。音乐学系成立后，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课教学。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文献与写作》、《课题写作》三门课程。从1978年至今27年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中，为沈阳音乐学院民间音乐课建立，编写了《中国民歌》、《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其中《戏曲音乐教材》、《曲艺音乐教材》为沈阳音乐学院民间音乐课指定教材；《戏曲音乐教材》获1998年学院首届教材评比优秀教材一等奖。多年来，发表省级、国家级论文近30篇。具有代表性的有《弹词音乐中的俞调》（《乐府新声》1983年2期）、《囊玛音乐<阿妈勒火>浅析》（《西藏歌舞》1985年1期）、《浅谈东北小调的音乐特征》（《乐府新声》1986年1期）、《剪剪花调调在二人转小曲、小帽中的变体》（《艺术研究》19863期）《东北新韵初探》（人民音乐《香港道教拜仪音乐论文集》91年、《乐府新声》90年1期、此文获沈阳音乐学院90年首届论文评比一等奖）、《浅谈满族萨满音乐》（《中国满族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东北大秧歌纪实（《中国音乐》1995年2期）、《关于民族民间音乐课教学的思考与探索》（《乐府新声》《民族音乐教育优秀论文集》1996年、此文获全国“远航杯”民族音乐教育优秀论文奖）、《东北小调音乐特征中的满族音乐质能》（《中国音乐》1997年）、《祭祀礼仪中的“人生价值观” 》（《乐府新声》2003年3期）、《东北民歌引荐》（中唱公司《中国东北民歌》专辑2003年6月）、《魂系民族之根——关于劫夫的民间音乐课办学思想》（乐府新声，2005年）。影视片《东北二人转艺术欣赏》十集（1990年由辽宁电视台录制，获1990年辽宁省电视专题片一等奖）。出版音乐书刊《影视歌曲集》（与王瑞江合作，199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专著《二人转音乐概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获2005年辽宁省第五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研究生工作完成课题有硕士研究生于淑梅《二人转唱腔与唱词的特征》、金丹《霍树棠及其凤派大鼓艺术》。多年来参加省级、国家级学术研讨会数次，如，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中国满族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辽宁古琴音乐研讨会、东北三省二人转音乐研讨会、香港召开的中国宗教音乐研讨会等等。李玉珍，内蒙古大学古典文学硕士，现为图书编辑。读书时将唐宋诗词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工作后又作为主要事业方向。
内容摘要：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民间艺术，具有表演形式简单、演出季节性强、表演风格热烈火爆、粗犷豪放等特点，这是东北地区平原广阔、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环境闭塞以及文化积淀贫瘠等多方面地域文化特征的反映。 关键词：二人转 地域文化 东北地区 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从最初形成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传统二人转历史上没有固定的名字，俗称双调、蹦蹦儿、对口唱、双玩意儿、小秧歌等等，二人转的最初定名大约是在伪满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但它一直生存于东北民间，并且常常被禁演，许多艺人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传承并发展这门艺术的。到了50年代，二人转这个名字首次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得到承认，它终于获得了正式的身份和合法生存的空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居住人群的不同，自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东北地域文化造就了东北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了二人转这一东北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来看。二人转一树多枝，它的表演形式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二人对唱对舞，俗称“双玩意儿”；一种是只有一个人边唱边舞的独角戏，俗称“单出头”；另一种是由多个演员扮角色同台演出，俗称“拉场戏”。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主要是走村串户，据记载，直到20世纪初，二人转的演出还是：“村店之间，时有二三人在屋内、窝棚等地演唱杂剧”，并逐渐发展成小戏班，走村串店，在窝棚、地窨子、“子孙窑”（农户家）、打鱼人的“网房子”、挖参人的“棒槌营子”、大车店等地演出，后来才发展成为唱“屯场”、唱庙会、唱江边码头的茶馆、长伐木的“木邦”，唱金矿、煤矿等。这与东北地区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虽有很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却依然是未开发的蛮荒僻野。虽然历史上这里不时也有少数汉族人流入，有人定居，但是相对于辽阔的大平原而言，仍然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里四野茫茫，地广人稀，广袤的大平原上，不知相隔多远，才能稀疏地见到几户人家，居民相对集中的村镇非常少，因此很难有固定的戏园子，很难有可供大戏班演出的舞台，居民更少有请得起大戏班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地方艺术只有以小而灵活的特点，才能生存下来。二人转演员人数少，演出形式简单，道具较少，有小型乐队伴奏即可，各处行走方便，所以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当然，“单出头”的形式在人数少这一点上似乎更占优势，但表现力远不如“双玩意儿”，因此二人转便成了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 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是集说、唱、舞于一体，以唱为主，且唱且舞，中间加上一些口语说词，表演时拿手绢、扇子、竹板等道具，表演过程中不时加一些类似于杂技的“绝活”，一些艺术表演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形成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点，体现的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文化意识，这是东北地区封闭式文化特征的一种折射。 东北地区虽然广阔，但周边环境却是封闭型的，从自然地理风貌上看，北部为大小兴安岭，西部为蒙古戈壁，东部为茫茫的太平洋，与中原地区唯一的通道是山海关，然而历史上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大门随时都会关闭，使得这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区域中，“外来文化”难以深入，“内部文化”也难以输出，文化交流十分困难。所以二人转自产生以来，艺术形式变化较小，发展水平也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相比之下，形成时间大体相近的京剧，却能够在200多年前通过远在安徽的“徽班”进京，很快发展为“国粹”，而二人转尽管与北京近在咫尺，却只能在东北地区“转来转去”，难以冲破难关、传遍全国、登上大雅之堂。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二人转，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封闭式特点，它只能靠自身的“自给自足”进行自我调剂，追求自身艺术要素上的“小而全”，艺术技能上的“绝”，这也是它生存的必要保证。 其次，从二人转的演出时间来看。在东北民间，二人转演出的季节性比较强，一般都是在东北地区的“农闲时间”，在一年之中有两个主要阶段，一般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初秋收结束开始，至第二年农历三月中旬的春耕时节结束，为演出的第一阶段，从每年的农历六月农村挂锄开始直至农历八月初秋收开始时节为止，为演出的第二阶段。从时间上看，一年之中大约有八个月时间可以演出二人转。 演出的这种季节性特点，是东北地区气候条件造成的。东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纬度较高，属寒温带地区，一年之内大约只有120天的无霜期，农耕的特点是春种秋收。加之这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大自然给了东北地区的农民以丰厚的赏赐，使得这里的农民不必像南方农民那样，一年到头都要埋头在田地里，靠精耕细作才能勉强糊口，一年一季庄稼的收成，就已经够他们生存所需了。他们一年之中只有春秋两季是真正的农忙季节，而冬闲时间竟然多达几个月，所以这里的农民形成了“猫冬”的习俗，挂锄的时节也不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追求闲散和娱乐消遣。东北地区历史上开发比较晚，文化积淀较薄弱，老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比较单调，休闲消遣的常见方式无外乎走亲戚、串门子、喝酒玩牌等，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几乎也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也多是发生在这个季节。在所有的娱乐形式中，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二人转这种民间演唱艺术了。因为二人转虽然形式比较简单，但在东北民间却是艺术型最高的表演形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具魅力的艺术享受。 东北平原是全国最大的平原，区域内部一马平川、一望无际，与南方的山区水域相比较，这里在地理上的突出优势就是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因而这里可以做到同气连声、风俗相融，平常说的“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在这里是用不上的。所以，东起长白山，西至蒙古戈壁，北起大小兴安岭，南到长城山海关，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域。生存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语言习惯，基本上是相似的，因而文化欣赏口味也基本相同，这才使得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区域里得到流传，得到老百姓的共同喜爱。 再次，从二人转的演出风格看。二人转是一种比较粗朴的民间艺术，在二人转演出中我们看到的是演出气氛的热烈火爆，唱腔的粗犷豪放，表演的诙谐幽默，演唱的粗声大嗓，口语的村野直白，甚至加上许多露骨的说口粉词和动作，演唱过程中时常加入一些与内容不相干的拳打脚踢，这是东北人文化性格的真实写照。东北人的文化性格与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积淀等分不开。 从地理特征的角度看，东北地区平原广阔，一望无际，站在任何一处，都能看到天的“边沿”、地的“尽头”，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一年四季，季节鲜明。长期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办事说话直来直去，“一杆子捅到底”，绝不会拐弯抹角，闪烁其词。[1]说话也高声调、大嗓门，毫无顾忌；从气候特征的角度看，东北地区一年之中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是漫天风雪，天寒地冻，寒风刺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是东北人对冬季气候特征的夸张式描述。这使得东北人对“火”情有独钟，睡火炕、烤火盆、烧火炉、吃火锅。他们需要火一样的激情来抵御来自大自然的寒气的威逼，所以培养起东北人火辣辣的性格。 从人文积淀的角度看，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有满族、朝鲜族、回族、纳西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游牧狩猎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几千年来有大量少数民族在这一片开阔的大平原上游牧狩猎、驰骋厮杀。因此，勇猛彪悍，粗犷豪放，是这里生存的居民最初的文化基因。汉人的大批涌入是在清代初期，可最先来此地的却是“三藩之乱”后被清政府流放的一批罪人。后来大量流入东北的，是直隶、山东一带为躲避天灾人祸而逃来的灾民。这些人被生活所迫而到处闯荡，不免形成好勇斗狠的习性，这是东北人身上又一重要的文化基因。东北地区还是战乱频发之地，且不说历史上土著少数民族之间为争夺水草、猎物的厮杀，只看辽、金、元、清与中原汉族之间的战争，俄罗斯、日本等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等，都使得这块土地成了战火连绵的决斗场。[2] 不难看出，以上无论哪一种因素，对东北地区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因素，为了求得生存的可能性，东北人自然形成一种快乐、尚武好斗的精神，粗犷彪悍的文化心态不断被强化。在这样的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生存的民众，不可能具有南方人中的那种温柔细腻，也不可能有中原民众的忠厚憨实。他们的性格必然是粗粗拉拉，风风火火，敢怒敢恨，敢打敢骂，有时难免粗野低俗。那么，作为在东北老百姓中广泛流传的二人转，具有这样的风格特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时至今日，人们对二人转各执己见、褒贬不一。贬低者说它庸俗趣味、不堪入耳，褒奖者却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两个文化阶层的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贬低者多是知识层、文化层的人，“文人追求‘理趣’和‘意趣’”，所以他们比较看重艺术的理性特征和教化功能；褒奖者多是民间百姓，“民间欣赏‘情趣’和‘语趣’”[3]，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喜好来对待艺术。尽管这种争议至今没有停息，社会主流意识和文化强势力量也在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干预，但二人转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走红于当代民间，甚至走上了以主流意识为导向的社会艺术大舞台，这无疑证明了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它、研究它、认识它，还要进一步发掘整理，进而使之发扬光大，令其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中大放异彩。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肯定要。明如下：
1、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必需完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高校学籍管理规定，专升本学生与普通四年制本科生一样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
2、毕业论文是根据本科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的总体安排，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而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教学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加强对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管理，确保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每所高校对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有出台相关的管理规定，督促检查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完成情况。
作为一名高校学生宜将毕业论文写作当作一件重要学习任务来完成，提高个人的科研能力，同时确保自己取得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
扩展资料：
专升本考试是指大学专科层次学生进入本科层次阶段学习的选拔考试，是中国大陆教育体制大专层次学生升入本科院校的考试制度。
专升本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是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亦称统招专升本），考试对象仅限于各省、直辖市、全日制普通高校（统招入学）的专科应届毕业生。
个别省份的命名有所差别，如河北省称为普通高校专接本，广东省称为普通高校专插本，江苏省称为普通高校专转本，其余省份皆称为普通高校专升本。
第二类：
是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其拥有四种途径：包括自考专升本、成人高考专升本（分业余和函授两种学习方式）、网络教育专升本（远程教育）、开放大学（原广播电视大学）专升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专升本考试
肯定是要的，和正常毕业是一样的过程，只不过会松一些
是啊 ！是丁明明个七直！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 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 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 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 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 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 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文章你得自己写，我只能帮你找找资料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 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 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 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 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 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 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文章你得自己写，我只能帮你找找资料 楼主选我啊！！！！！！！！
二人转——最具东北特色的文化品牌 谈到东北文化，二人转总是要放在很高的位置。东北人有句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由此可见，东北人对二人转的喜爱。三百多年来，东北二人转就像一朵朴素的野花，在东北民间傲然开放。如今，二人转这一地方戏剧品种已经转出东北，“烧遍”中国大地，各路二人转艺术团体纷纷进军北京、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的舞台。 2004年和2005年，长春和平大戏院的头牌演员和吉林省吉剧团联袂进京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的“东北二人转名家名段演唱会”、“转星进羊城”、《秋天的二人转》转进首都剧场……演员们精彩的唱腔、惟妙惟肖的模仿能力、各怀绝技的特色表演让观众领略到二人转那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和强大的生命力。今年，赵本山和辽宁民间艺术团预计要在全国几十个城市进行百场二人转巡回演出，要把二人转这把“火”再度烧旺。 二人转何以赢得全国观众的喝彩?有关专家认为，是这一剧种浓郁的平民性、与观众的“零距离”，使东北二人转成为观众的“宠儿”。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关音光说，二人转是东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牌，“二人转之所以让东北及全国观众喜欢，是因为它表演形式丰富，二人转是集戏剧、歌舞和曲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人们看一场二人转相当于欣赏一台综合性文艺晚会。而且，二人转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二人转来源于生活，这让它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体现了东北的民俗、民风，东北人天生那种幽默、大气、豪爽的性格特征全都体现于其中。” 赵本山也说过，看过了东北二人转，就可以了解整个大东北。 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李鹏飞说：“提到东北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人转。二人转已经成为最具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人们工作节奏逐渐加快，生活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放松，需要一种轻松、健康的文化节目作为消遣。二人转这一来自民间、内容幽默的文化节目恰恰迎合了人们放松的需求。“而且，二人转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根据台下观众的情绪变化，他们可以在舞台上进行创造性发挥，积极地与台下进行沟通。演员如此，台下的观众也一样，他们不是消极地欣赏，而是以激情、掌声、笑声，甚至是跟唱、帮腔与演员进行着交流。一场戏下来，演员与观众几乎是浑然一体，快乐共享。这就使台上台下的交流达到相互激活、共唱一台戏的整体效果。
二人转是诞生于东北劳动人民中间的综合艺术，是一朵土香土色的艺术之花。吉林的二人转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几百年前，二人转就以它灵活、明快的方式活跃在长白山狩猎、挖参、淘金人的窝棚和“大房子”里。还常在庄户人的院子或炕头上演唱，很受老百胜的喜爱。二人转名曰“二人转”，其实不单单是仅有两个人，它在形成之后就有“单出头”、“二人转”和“拉场戏”三个分支。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二人转的艺术表演手段得以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技巧——“四功一绝”，即唱、说、拉(做)、舞功的绝技。民间常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当地的人比喻说：二人转好比车轱辘菜，它长在乡间的泥土里，踩不死，压不败，深深扎根在老百姓的心坎上。二人转不只是两个人转。它一树多枝，一类唱腔，却有多种演出形式，大体可分“单” 、“双”、“群”、“戏”四类。“单”：指“单出头”，一个人一台戏，一人演多角。也有一戏一角一人演的，类似“独角戏”。“双”：指“双玩艺”。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二人演多角，叙事兼代言，跳出跳入，载歌载舞。“群”：过去把“拉场戏”也叫“群活儿”。现在是指群唱、坐唱或群舞。“戏”：指“拉场戏”。这是以小旦和小丑为主的东北民间小戏。其中由两个人扮演角色的也叫“二人戏”。二人转的传统剧目有三百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等双玩艺儿；有《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红月娥作梦》、《丁郎寻父》等单出头；还有《回杯记》、《锯大缸》、《寒江》、《拉马》、《二大妈探病》等拉场戏。二人转的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共三百多个。唢呐、板胡是二人转的主奏乐器。击节乐器，除用竹板(两块大板和五块节子板)外，还用玉子板，也叫手玉子(四块竹板，一手打二块)。二人转的表演，有“四功一绝”。四功是指“唱、说、做(或扮)、舞”，手绢、扇子、大板、玉子板等“绝技”。二人转的根，扎在东北农民的心里。有的农民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今天，不但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城镇中流传着，在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有二人转的演出活动
论文进行二辩有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好好准备一般不会被卡毕业。
二次答辩如果顺利通过了，对毕业证和学位证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学生能顺利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二次答辩人数会依据一辩人数通过进行，一辩通过率高的二辩人数会减少，而通过率低则二辩人数增加。
二辩还是没顺利通过的话，则会延迟毕业或者推迟半年毕业，意味着不能按时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
一辩和二辩的区别
1、答辩的原因不同。
第一次答辩主要是校方组织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考察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论文是否由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而二次答辩没有通过毕业论文再答辩。
2、两者答辩的时间不同。
第一次答辩主要是学校组织在同一个时间段学生统一答辩。而二次答辩主要是由于第一次答辩没有通过，而学校会重新安排时间进行答辩。
3、两者结果不同。
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所以第一次答辩通过的同学就可以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而二次答辩是为了不影响毕业，经过答辩委员会（或学位授予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予未通过答辩的学生再一次答辩的机会，能够顺利毕业。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毕业论文答辩
一般来说肯定过的，，，我同学也是二辩过了。。你就放心吧。。建议你好好的准备以下，，，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