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权的行使方式有：(1)合作发表，作者与第三方出版机构等订立出版合同后，以图书形式出版作品；(2)投稿发表，作者向报社、杂志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发表作品；(3)其他发表权的行使方式。【法律依据】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第四十六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未发表的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法律分析：作者行使发表权，一般是采用一定的行为来行使的，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推定作者行使或者同意行使发表权：(1)作者与图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以图书形式出版作品。(2)作者向报社、杂志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发表作品。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报纸、杂志社有权决定是否在本社的报纸或杂志社上发表作品，但在没有作者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接受作品的报纸、杂志社无权将该作品再转投其他报纸、杂志社，也无权将已在本社发表过的作品擅自使用在本社出版的其他刊物上更无权未经作者同意摘登其作品。这些行为都是作者著作权中的发表权和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中的内容，如果擅自行使，则侵犯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3)作者同意在公众场合表演、放映、展览、广播其作品。(4)作者同意摄制电影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以将其作品固定在载体上。(5)作者同意将其作品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法律分析：发表权又称“公表权”、“公开权”。向公众披露作品的权利。一般认为，作品是作者个人秘密的一部分，公开作品是作者的一项人格权。公众即为不特定任何人，其数量不限。只要作者将作品向不特定任何人（即便是一人）披露，即认为已行使公开权。
发表权的行使方式：
(1)作者与图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以图书形式出版作品。
(2)作者向报社、杂志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发表作品。
(3)作者同意在公众场合表演、放映、展览、广播其作品。等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2、试述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 答：基本权利是由宪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宪法赋予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权利。基本权利作为宪法调整的权利形态，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公民需要履行不同形式的法律义务，其中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即对公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义务构成宪法规定功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决定着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基本权力与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层次上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1）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辨证统一关系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个一般原理，为现代人权观念所公认。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而确定该限制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由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属性所决定。因为人的权利只能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某一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就意味着要求其他主体有尊重并不得侵犯这项权利的义务。否则，任何人的权利都无法实现和得到保障。但是，权利和义务又有可分性的一面。因为权利和义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范畴。在实际行使当中，有的主体可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有的主体则可能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2）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价值主次关系 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和基本权利应当以权利本位，因为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的实现。还有一种认为，法律作为社会控制、规范手段，在技术方面有两种规范形式：赋予权利或权力，施加义务约束。而相比之下，后者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单纯地宣告公民权利，不足以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及各级机关重大的决策失误，而对于公职人员的行为设定义务规范和决策程序，有利于社会有效地实现对管理组织反控的目标。实际上，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问题，两者之间不存在以谁为本位的问题，撇开法律赋予谁以权利和加给谁以义务这一本质问题，讨论谁为本位是没有意义的。权利本位说把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将权利的主导地位固定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quot;以重点论否定了两点论"。事实上不存在固定的和普遍的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各方的地位是依条件变化的。从法律规范的构成上看，权利和义务是保护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其质的规定性由具体行为的主导方面是保护还是约束所决定。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故而根本就无固定的权利或义务本位。从法的关系的构成要素看，权利和义务是人们一定关系的定型化。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法对统治阶级是权利本位，而对被统治阶级则是义务本位。 3、简述基本义务的特征。 答：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义务表明公民的宪法地位。基本义务是公民作为统治对象而负担的义务，是公民宪法地位的直接体现。 第二，基本义务具有制度保障或法律保留的性质。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是具体立法的宪法依据，通常具有一种伦理的、宣言的效尤基本义务是公民宪法地位的高度概括，它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部门法才能具体化和现实化。如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但在宪法中，纳税义务只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还没有变为现实的义务。纳税义务的现实化与具体化须通过国家立法变为现实的义务。纳税义务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税法》而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并通过租税平等与租税法律主义而得到保护。因此，立法者在制定《税法》时要以宪法规定的纳税义务为依据。 第三，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一体性。在宪法实践中，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关系并非始终具有对应性；但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保持着内在的一体性。有些基本权利与义务是直接结合为一体的。如受教育权与劳动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其他的基本权利从表现形式看，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基本义务，但基本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构成基本权利运行的宪法界限。一部宪法典规定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数量是不平衡的，通常基本权利的数量大于基本义务数量。但这并不说明基本义务不重要，它只能表明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不同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履行基本义务的过程本身就是享有基本权利。如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同时它也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行使监督权的条件。在现代社会中，在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把基本义务仅仅看作是"种责任或负担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应当从积极的角度揭示基本义务的地位与作用
法律权利和义务一般都来源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虽未文明规定，但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其次，法律权利意味着人们可以依法作或不作一定行为，可以依法要求他人作或不作一定行为。法律权利使人们获得某种合法的利益或自由。法律义务包括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两种。作为义务要求人们必须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法律义务使人们承受某种约束或负担。第三，法律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限。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种类及范围，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政治文明程度以及文化发展水平制约，以社会承受能力为限度。无论是形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当在法定界限内进行。 从法律的历史和实践来看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前者表征利益，后者表征负担；前者是主动的，而后者是被动的。它们是法律这一事物中两个分离的、相反的成分和因素，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但同时两者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一方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包含，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法律权利总量和法律义务总量是相等的。在一个社会，无论两者怎样分配，不管每个社会成员实际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义务怎样不均衡，也不管规定权利与义务的法条数量是否相等，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在总量上总是等值或等额的。另外，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两者互相包含，有着同样的界限。 两者各有其独特的，总体上又是相互补充的功能。法律义务以其强制某些积极行为发生、防范某些消极行为出现的特有约束机制而更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法律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向导和激励机制而更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 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共同构成完整的司法系统，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学会使用法律，自觉承担相应的义务，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给自己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 权利永远伴随着义务。每个公民在享受权利的时候，同时也负担着义务。 在团体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兼顾权利与义务。保护自己与他人的权利，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学会珍爱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才能成为一名好公民。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论述，主要是以下四点。 1、法律关系中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指任何一项法律权利都有相对应的法律义务，二者是相互关联、对立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2、社会生活中的对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是大体相等的。如果权利的总量大于义务的总量，有的权利就是虚设的；如果义务总量大于权利总量，就有特权。 3、功能上的互补关系。法律权利的享有有助于法律义务的积极履行。在许多情况下，不主张权利，义务人就不去履行义务。 法律义务也是法律责任，义务规范要求的作为与不作为要令行禁止。法律主体如果都能这样对待义务，就必然有助于权利的实现，建立起良好的秩序。 4、价值选择中的主从关系。在任何类型的法律体系中，都是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这样，才能通过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调整。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法律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存在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在法律上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 权利和义务作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义务的存在是权利存在的前提，权利人要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义务占主导地位，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缺乏义务性规范的支持，权利就形同虚设，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义务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原有义务的合理性丧失，或新的合理性义务产生，那么已有的权利必然发生变化。权利的实现取决于义务的履行，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不自觉履行义务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离开了义务，权利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权利和义务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义务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支配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权利的存在和实现。 二、权利和义务相互独立 权利不能被看做是义务，义务也不能被视为权利。混淆两者的界限，必然会导致法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有各自的范围和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为法律所保护，甚至是违反法律的。具体而言，超出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属于违法行为。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其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禁止的。 三、权利与义务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对应 权利意味着对利益的获取与实现，义务意味着对利益的付出与负担；法律确立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获取或付出的状态，构成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相互之间可以自己做出或不做出某一行为，或者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某一行为。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义务以其特有的约束机制和强制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最终达到不同的社会主体基于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准确理解与行使。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徐康国 摘要： 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 摘要：数警察人员身上，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如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弄权渎职，违反程序行使权力，忽视人权保障， 滥用自由裁量权等。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预防制度 体系、严肃行政执法行为和推行透明政府建设等多种途径来预防和避免警 察权力的滥用。 关键词： 关键词：警察权力 滥用 预防 Abstract： Abstract：Although the phenomenon which about the abusing of police power just only occur and exist in few police authorities and someone , the harm and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for example, non-statutory body overstepping authority, ignor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exercise power, bill frist malfeasance, exercise of power against procedures, ignoring human rights, abuse of discre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we must find a variety of ways to avoid the abuse of police power , such as strengthening prevent and ideological carrying and moral construction ,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 out administrative law government building. , enforcing and implementing transparent Keywords: Police power Abuse 1 defend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其权力来自于 人民，反过来必须服务于人民。要确保警察权力的正确行使，首先要明确 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内涵。 一、中国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 国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一）主体的特定性 警察权力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 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权力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只 能是国家依法设立的人民警察机关和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警察职务的人员。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警察权力。不同 警种，由于各自的分工和岗位职责不同，相互之间只要未经法定程序授权， 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行使法律赋予该部门的权力。即使在 同一警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警种之间，也应严格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权 力，否则一律视为越权和滥用权力。 （二）内容的法定性 人民警察权力的内容是法律确定的，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各级警察机 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权力在法律上都有详细的规定。 （1）人民警察的任何权 力都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授予的。人民警察行使权力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 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 行使，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责任。 （2）未经法律许可，任何警 察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 （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 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改变或撤销。 （三）权责的统一性 人民警察的职责与权力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职责，就有多大权力；职 2 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达 成统一，职责的履行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 过程。如果放弃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职责，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 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警察权力滥用主要是指警察权关或其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偏离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权力范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 式、标准、条件或方向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以及未经法律许可擅自变更、 转让或放弃权力的行为。 （一）具体表现 警察权力属于公共权力，其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不 仅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还与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一方面，权力 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 当权力扩张超越一定的界限，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这导致 极少数民警无视法定要件，凭经验和感情办事，只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 忽视人权保障职能，野蛮执法，甚至随意使用警械；有的民警在行使权力 时，程序意识缺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续， 执法中随意性很大；还有的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等等。 1.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1.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警察权力的行使主体只能是法定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 警察的任何权力都具有法律授权属性，只要未经授权或法律许可，即使法 定的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该项权力。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 作实践中，却有那么一些警察机关或其警察人员无视上述“刚性规定”， 悖道而行。有的超越本机关、本部门、本警种的权力范围行事，滥用管辖 权；有的随意参与诸如催粮派款、扒房拆屋、刮宫引产等非警务活动，滥 用警察权力；有的擅自变更、转让法定权力，动用非警察人员从事警务活 动。 3 2.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 2.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 无视法定要件行使 根据《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任何警察权力的行使都 必须以法定要件的存在为前提。而有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时， 却根本不考虑法定要件是否具备这一事实，任经验和感情办事，动辄采取 严厉手段，随意使用武器警械，滥用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既侵犯了群众 利益，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3.消极不作为， 3.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 消极不作为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左右， 在执法办案和曰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 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 权益。有的对群众的报案求助要求敷衍塞责，消极应付，能推则推，能拖 则拖，给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有的利用权力，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吃请索贿，弄权渎职，袒护、包庇、放纵不法行为， 使一些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有 的与不法分子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对违法犯罪行为漠然置之，充当违法 犯罪嫌疑人的后台和“保护伞”，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鱼肉百姓”。 4.违反程序行使权力 4.违反程序行使权力 违反程序行使 根据《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 、 、 规规定，人民警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程序。而一些警 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程序意识缺乏，重实体轻程序，在行使权力时，视 程序规定为“儿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 续，该告知权利的不告知权利，凭个人主观意志行事，表现出很大的随意 性，动摇了警察权力行使工作的严肃性。 5.注重行使权力， 5.注重行使权力，忽视人权保障 注重行使权力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思维方式陈旧落后，在行使权力过程中， 过分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忽视服务和人权保障职能，甚至将用权与服务、 执法与维权对立起来，不尊重人权，不注意维权，采取粗暴野蛮的行为， 随意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事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 6.执法处罚权力异化 6.执法处罚权力异化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利益驱动，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原则 4 渗透到行使权力和执法办案活动中，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作是一种“特殊 商品”，视权力为“摇钱树”和“聚宝盆”，把执法用权与经济利益挂钩， 以解决办案经费为由违规收费，乱罚滥罚，把查处赌博、卖淫嫖娼等罚款 数额较高的案件，当成创收的“法宝”，甚至将减刑、假释、解教、取保 等行为当成“敛财”的渠道，严重偏离和违背了法律精神。 7.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 7.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 由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不尽相同，法律、 法规在规定各种处罚手段、年限、数额等方面给执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 间。然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不是依 据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个人 情况，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而是依据关系的亲疏、人情的厚薄以及金钱 的多寡作出裁量，致使以罚代刑、以罚代处、因情废法、因钱废法等降格 处理现象时有发生。 （二）警察权力滥用现象的危害 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一旦权 力被滥用，就势必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进而动摇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根基。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1.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1.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由于从警察权力的授予到各种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严格的法律属性。因 此，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过程中，必经严格依法办 事。只要不是依法行使权力，不论是超越法定范围用权，擅自转让和放弃 法定权力，消极不作为，都属于滥用警察权力。这种滥用权力现象的最终 恶果，会使法律的权威性失落，法律的尊严受到亵渎。 2.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以人为本”观念的缺失，在行使权力 和执法办案活动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惩罚职能，而忽视了服务和维权职能， 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重惩罚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 权力轻义务”的误区和泥潭，人治思想、特权思想恶性膨胀，没有切实将 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凭主观臆断干工作，凭个人好恶用权力，对群众的 正当权益和要求熟视无睹，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漠不关心，甚至 5 随意剥夺和限制，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致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 警械以及强制措施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 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影响了党和 国家的声誉，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 3.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3.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 任何权力的滥用都极易导致腐败，警察权力的滥用也不例外。比如， 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的必然恶果，就是最终导致徇情枉法、徇 权枉法、腐化堕落；消极应付、执法不作为，必然导致玩忽职守、包庇和 纵容违法犯罪活动；滥用自由裁量权、管辖权、处罚处置权，必然导致执 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是执法犯法。由此可见，警察权力的滥用，不仅 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而且还可能导致既害人又害己的严重后果。 三、导致警察权力滥用的主客观因素之所以发生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少数警察机关和 警察人员权力观念、法律意识、权力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 新发展要求的偏差和误区。 （一）权力的固有属性是导致权力滥用产生的潜在原因 一方面，权力通常表现为掌权者对受权者的强行支配和控制，掌权者 和受权者实力悬殊、地位不平等，这就决定了权力自我扩张的本性。另一 方面，权力具有可交换的特性，这使权力滥用的产生成为可能。权力可看 做一种资源，如果沦为掌权者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商品”和工具， 那么这种“权钱交易”的权力滥用行为自然而然产生了。 （二）权力思想错位 受社会上一些消极和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警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弱 化，重业务轻教育，重使用轻管理，致使部分警务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面前 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非观念颠倒，理想信念错位， 精神支柱倾斜，价值观念扭曲，特权思想、人治思想恶性膨胀，把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和捞取“好处”的工具，对待群众态度冷 漠粗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动辄“以管人者自居”， 6 耍特权、抖威风，随意指责训斥、打骂体罚群众，人为造成对立情绪，导 致人民群众对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缺乏起码的信任和支持。 （三）法律意识淡薄 一方面，我国目前警察组织往往比较注重实用主义法律，即当前警察 接纳法律知识的范围往往以其日常维持治安的职责范围为限，大多数警察 倾向于掌握和操作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他们认为具有较 强“实用性”的法律，而对于宪法、民法等却极不熟悉。这样在执法时他 们就只会联系他们所熟悉的那些法律，而忽略其他法律，从而有可能导致 警察权力的滥用。 另一方面，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法律虚无主义” 意识左右，过分强调自己的“执法者”身份，却淡忘了“执法的前提是守 法”这一基本常识，错误的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片面要求老百姓守法， 只要能让老百姓守法，即使在执法中打点儿“擦边球”，甚至犯规逾矩也 无大碍。正是这些错误执法思想和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使得少数人民警察 无视法律对权力行使的相关规定，想当然办事，随意执法，滥用权力，导 致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受损，最终走上了“执法者犯法”的歧途。 （四）基本道德观念失范 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人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警察权力行使的目 的，在于代表人民群众意识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有个别警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 去损害人民，甚至国家的利益。 （五）权力监督不力，权力主体缺乏限制 警察机关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权且其具有高度集权的特征，而 对于警察权力却缺乏足够的制约与监督。由于监督体制不够顺畅、监督措 施不尽到位，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监督保障机制，而且在个别地方和部门中 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出现了权力监督工作中的漏洞和 “盲区”，致使实际监督效果被弱化，给权力滥用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和 可钻之空。在我国转型时期，制度尚不太完善的前提下，权力越大，使用 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越多。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 “一切有权力的 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 7 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这也验证了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 克的精辟论述： “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 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 ‘人们可以把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 ——它是不可抵抗的’ 四、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方法和途径 权力滥用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会导致权力滥用， 权力滥用反过来侵蚀权力，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权力滥用愈演愈烈。 警察 权力滥用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数警察人员身上， 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若是任由这些问题发展蔓延，最终结果必然 是要诋毁广大警察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所赢得的成绩和荣誉，降低党和国 家的威信，损害了警察机关的声誉和警察队伍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影响 了警民关系，腐蚀和消解了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动摇了警务工作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进而影响和制约警察队伍的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进程。古人云：先其未然为之防，发而止之为之救，行而责之为之 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由此可见，对滥用权力的行为，预防是上 策，其次才是采取扑救措施，扑救不了的只能引以为戒。 （一）培育警察正确的法律信仰,增强其以人为本的理念 克服有碍法律实施的警察职业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关键在于纠正警察 职业群体中对法律的断章取义甚至钻营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其治本之策 就是培育警察的法律信仰。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不断提高法律 素质，增强依法执政能力。树立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树立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提高依法管理经 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规范决策、管理和服务行为；各级警察机关也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律宣传教育，如集中培训、法制讲 座、法治知识竞赛、以案释法等等，真正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理念是行 动的先导，在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和执法 主体，只有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重打击轻保护、重实 体轻程序、法律虚无主义、人治思想等传统权欲观和传统执法理念中不合 时宜的成分，才能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的执法理 8 念。为此，各级警察机关要切实重视和加强对警察队伍的法律理念教育工 作，千方百计地教育和引导广大民警切实端正执法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尚权废法”和“用权扰民”等不良行为，努力 提高“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自觉性，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忧为民所解，事为民所办”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明确“为谁 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在头脑里面打牢“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的根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多些爱心，少点私心，多份责任 心。正确的法律信仰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能高效地指导实践活动，筑起遏制 权力滥用的长城。 （二）净化整个警察队伍的思想作风 第一，必须对掌权者进行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不断增强其自觉抵御各 种腐朽思想侵袭的能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上 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体现着国家的本质。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加强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使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排非分之想，常 修为官之德。 ” 第二，必须充分掌握基层民警的思想状况和心理情绪，有针对性地做 好政策、形势教育，让基层民警能把握准政治方向，并对其进行思想道德 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相对于法制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只是一 种“软约束” ，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不 可替代的。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由具体的人员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 低下，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纸空文。 （三）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要想使预防权力滥用的艰巨任务不受人的主观随意性干扰，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发生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督不力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容易造成滥用权力，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很容易 受到侵害。所以，必须牢固树立制约监督权力的观念，加强警察法治建设，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权责明晰、内外统一的制约监督体系，建立规范明确、 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警察行政立法到行使权力等环节 9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只有这样，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谈。一方面，通 过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规定权力的界限和范围，调整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保证权力自我约束机制的顺畅。在划分上级和下级权力的界限时，要 尊重下级的利益，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下放权力，免得出现“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各项权力监督制 度。权力监督制度是最传统的制约性预防制度，只有实行监督，掌权者才 不敢松懈。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直接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模 式，但可以成立专门的权力监督机构，依靠法律赋予其独立的监督审查权 力、足够的活动资金，将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现有的监督资源都纳入监督范 围内，重点监督权力滥用高发领域。此外，公民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监督，必须唤醒公民自觉、主动的权利意识，拓宽公民的监督渠道和监督 范围，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使得公民监督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转变执法理念，立志服务人民 人民警察肩负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刑事执法职能，而且每一项工 作和权力的行使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而言之，人民警察 的行政管理活动和执法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和依法行使权力就是对人民警察服务质量的要求。因此，必须认识警 察工作的本质，把握警察工作的规律，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作为 警察工作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建设来抓，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 寓用权于服务，并将各项管理活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不摆架子， 不抖威风，甘当警察事业的“孺子牛”，甘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服务社会、服务公民的目的， 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 （五）推行透明政府建设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建立公开、政务透明的政府是预防权力滥用 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进行权力监督制约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及其工 作人员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切实做到依法办事，创建多 方式、多渠道的政务公开平台，及时便捷地把政府决策程序、服务方式、 办事途径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进一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10 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明确规定除国家机密以 外，凡是可以公开的事项，必须向公民和社会公开。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 部门的所有档案资料，不仅要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新闻媒体和公众也 有权要求查看。尽量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电子政府体系，扩大政府网 络的互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几率。 （六）严肃行政执法行为 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 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能，更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因为，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意志、危害人民群众利益 的行为，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对犯罪行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 群众的残忍。只有坚决对其打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 能真正巩固人民群众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真正 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各种权力属于强制性规范， 既可以依法行使，又必须依法行使，既不能转让又不能放弃，更不能滥用， 否则就意味着失职和渎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严肃行政执法，就能够最 大限度地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现象发生。人民警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 得超越法律、不能违背公正。要确保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必须从程序 上严格规范行政执法，通过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规范，确保执法的程序公 正、内容公正、结果公正。当前发生的一些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与一些 执法环节缺乏相应的程序和标准有关，因此要从环节、阶段、步骤、方式、 要求、内容、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对人民警察权力的行使进行细则的规 定，让广大民警尤其是一线执法民警在执法中有规可循，严格按照程序操 作，从而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对反腐倡廉、构建服务型政府、建设新型社 会主义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新世纪，我们坚信，随着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的完善，特别是监督管理制度的健全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 提高，警察权力在法律规定的程序范围内正常行使，国家、集体及公民的 利益会受到应有的保护。 11 参考文献 [1]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2]霍宪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思考——兼析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发展定位[J]．安徽 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4 （1） ：3-4. [3]王大伟．中国公安教育的特色与定位[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19（2） ： 40-44. [4]刘须群，周剑英.论警察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兼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警察 规范执法与执法监督的理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 06 期. [5]盛虎.论警察权力行使中的误区[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 01 期. [6]肖霄.论法治条件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 年 02 期. [7]黄仁兴.浅谈如何正确行使警察权[N].广西政法报.2000 年 [8]付立庆.滥用的警察权[N].法制日报.2001 年. 12
【高校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能。
【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能。
【有相关司法解释吗？】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有真实案例吗？】有。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1）行提字第1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甘露。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北京大学教授。
委托代理人湛中卓，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暨南大学。
法定代表人胡军，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李伯桥，该校教师。
委托代理人陆宇星，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甘露因诉被申请人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行政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行监字第6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生效判决可能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以（2010）行监字第1023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露的委托代理人湛中乐、湛中卓，暨南大学的委托代理人李伯桥、陆宇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终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甘露原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2005年间，甘露在参加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科目的撰写课程论文考试时，提交了《关于“来着”的历时发展》的考试论文，任课老师发现其提供的考试论文是从互联网上抄袭，遂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要求重写论文。甘露第二次向任课老师提供的考试论文《浅议东北方言动词“造”》，又被任课老师发现与发表于《江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东北方言动词“造”的语法及语义特征》一文雷同。2006年3月8日，暨南大学作出暨学[2006] 7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理的决定》，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甘露不服，向广东省教育厅提出申诉，广东省教育厅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粤教法[2006] 7号《学生申诉决定书》，认为暨南大学对甘露作出处分的程序违反《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影响甘露的陈述权、申诉权及听证权的行使，不符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暨南大学对甘露的违纪行为重新作出处理。暨南大学收到广东省教育厅的决定书后，于2006年6月1日将调查谈话通知单送达给甘露母亲赵小曼，并于当天就甘露违纪事件进行调查。2006年6月2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向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6月6日，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向学校领导提交有关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理报告，建议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6月7日，暨南大学将违纪处理告知书送达给甘露母亲赵小曼，并制作了告知笔录。2006年6月13日，赵小曼将陈述、申辩材料交暨南大学。暨南大学也对甘露陈述申辩作了记录。2006年6月15日，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并将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意见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进行讨论。6月19日，暨南大学召开2006年第16次校长办公会议，会议决定同意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并制作了暨学[2006] 33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开除学籍决定），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处分。6月21日，暨南大学将处分决定送达给赵小曼。6月23日，暨南大学又通过特快专递EMS将开除学籍决定寄送给甘露。2007年6月11日，甘露以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及处罚太重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开除学籍决定。甘露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暨南大学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第六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学生公布。《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原《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本案中，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考试论文，其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在任课老师已经指出其错误行为后，甘露仍然再次抄袭欺老师，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不严谨的。暨南大学认为甘露违规行为属情节严重，主要证据充分，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在学校处理过程中甘露书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委托母亲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调查、进行了申辩，暨南大学处理程序并未影响甘露行使法定权利，甘露认为开除学籍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在适用法律方面，暨南大学根据法律授权制定了本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并依照该规定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决定，并无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指出的是，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已对开除学籍情形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暨南大学在开除学籍决定中没有引用该规定不妥，但该瑕疵不足以影响开除学籍决定的合法性。综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维持暨南大学的开除学籍决定正确。因此，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甘露上诉，维持原判。
后甘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以(2010)粤高法行监字第6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
甘露向我院申请再审称：其作为暨南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在修读学位课程现代汉语语法专题时，先后两次上交的课程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属实。但该课程考试形式是以撰写课程论文方式进行的开卷考试，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违反了考试纪律，应按违反考试纪律的规定给予处分。但这种抄袭行为并不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违纪行为。暨南大学适用《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分程序不合法，且处分明显偏重。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并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责令暨南大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将开除学籍决定变更为其他适当的处分，同时赔偿因诉讼多年而支出的交通住宿等直接支出费用89601元和因丧失学习机会造成的间接损失及精神赔偿100000元。
暨南大学答辩称：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修读课程的考试形式之一，也是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研究生理应严格认真对待。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丧失了作为一名学生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应按照《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即便如申请人所述，其行为属于考试作弊行为，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仍然可以给予申请人开除学籍处分。因此，开除学籍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驳回甘露在原一、二审期间未曾提出的赔偿请求。
本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在复查期间和提审后，曾先后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但暨南大学坚持不自行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而甘露则坚持在暨南大学不自行撤销开除学籍决定情况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因而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庭审后，甘露再次向本院书面说明，因已经失去5年最好的光阴，其已不愿意回到学校修完学业。
本院认为，高等学校学生应当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遵守高等学校依法制定的校纪校规。学生在考试或者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抄袭行为应当受到处理，高等学校也有权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遵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特别是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做到育人为本、罚当其责，并使违纪学生得到公平对待。违纪学生针对高等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处分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并可参考高等学校不违反上位法且已经正式公布的校纪校规。
《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暨南大学的上述规定系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制定，因此不能违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条文的立法本意。《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列举了七种可以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形，其中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列举了因考试违纪可以开除学籍和因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情形，并对相应的违纪情节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五）项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系指高等学校学生在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或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以及所承担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形。所谓“情节严重”，系指剽窃、抄袭行为具有非法使用他人研究成果数量多、在全部成果中所占的地位重要、比例大，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大、对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甘露作为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援引《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和《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维持，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开除学籍决定已生效并已实际执行，甘露已离校多年且目前已无意返校继续学习，撤销开除学籍决定已无实际意义，但该开除学籍决定的违法性仍应予以确认。甘露在本院再审期间提出的其在原审期间未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行政判决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暨南大学暨学[2006]33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违法。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被申请人暨南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郭修江
审 判 员：段小京
代理审判员：耿宝建
二О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徐 超
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学术规范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学术规范的法学思考
[摘要]大学内部学术失范的根源在于学术权力的滥用，具体体现为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学术权力的公共性缺失、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文章立足法学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即学术权力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恪守学术性特质以及健全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学术权力 学术规范 学术责任
[作者简介]夏民(1967- )，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江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教育法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思考”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SJD820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87-02
大学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其性质、原因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颇有见地。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
一、学术权威与学术失范
大学是知识之府，大学的基本职能可以概括为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在大学，个体之间拥有的知识并不等同，某位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学术水平高、学术影响大，成为其他学者心目中受尊敬、受崇拜的人物，就会被称为学术权威。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既非出自于行政组织中的地位，也非沿袭传统的家族权力，而是以学术人员自身的学术修养、学术成就、学术魅力等因素为基础的个人威信和威望。通常没有保障其作用发挥的制度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影响对象。学术权威一旦与校长、院长、处长等大学中的行政地位相结合，就会使其影响力明显增强，既出于个人的权威，又源于组织的因素。
学术权威是大学名望的象征。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声誉与排名，往往取决于其具有的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权威的质量与数量。恰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齐先生所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学术和学科的带头人，对大学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学术权威能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洞察学科发展的脉络，引领学科发展的走向，推陈学科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左右学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在众多学术人员汇集的学术组织中，能平衡学术人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促进学术组织内部形成合理的梯级人员结构，保持学术组织的和谐稳定。因此，大学应该善待学术权威。但学术权威本身特殊的地位容易引发封闭、偏执和保守的倾向，甚至出现学术权威挤占学术资源、垄断学术话语体系、限制学术研究空间等不良现象。对此，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明确提出批评：“科学创新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于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同时有自己成熟的研究框架，所以有时会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后者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学术地位和权威的挑战。”事实上，作为传统学术圣地的大学，目前在学术研究计划、经费申请、研究行为、研究评审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背离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现象，尽管不能完全归责于学术权威，但与学术权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
二、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
1.大学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这里提及的学术权力程序合法性主要指从权力产生的基础和行使方式来看，学术权力是否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学内部相关的自治性规范文件所规定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其合法性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学术组织成员组成欠缺合法性。大学中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行使着教授治学的职能，决定着教师职称的评定、学生学位的授予、教学科研成果奖项的推荐等重要学术事项。但学术组织成员的组成不是由教师或教师代表选举产生，而是由大学中的党政部门指定产生。这样产生的学术组织很难真正代表教师群体的意愿，学术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受到置疑。二是从学术权力行使的角度分析，学术权力未能遵循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由于学术组织的成员指定产生，缺乏选举所要求的准入与更换机制，人员更迭比较缓慢，学术组织成为遍布“熟人”的机构，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进行利益的勾兑与交换，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则往往成为摆设。以学术管理中的项目遴选为例，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是，有许多环节的匿名评审与回避原则被规避，评审专家对于自己工作单位的申报者、或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申报者并没有做到回避原则，直接导致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
2.大学学术权力公共性的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性”包含了权利与义务的均等性原则，即“特定文化传统中成员所共享某种利益，并继而一同承担对应义务的性质”。学术权力植根于学术，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就应然的意义而言，学术权力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应当公平地赋予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以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彰显学术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理论逻辑并没有转化为实践行为。在学术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学术权力的主体通常是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成员，其日常行为主要与该体制发生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维护自我利益的行为倾向，继而或潜在或明确地将这种行为趋向带到学术事务管理与资源分配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这方面显著的例证是西方大学讲座制度的变迁。讲座教授制度曾为近代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授权力的膨胀，该制度消极的一面，如垄断研究资源、压制新生力量等不断浮现。到19世纪末，西方大学讲座制已变得僵化，讲座制的教授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对其研究领域内新兴专业采取打压措施，不允许其成立新的研究所或开设独立的讲座，严重阻碍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了捍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讲座制逐步瓦解，转向系科制。 3.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权力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学术组织及其成员被授予一定的权力，就应当对相应的权力行使的结果负责。责任机制缺位学术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无序与无度。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就曾对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责任机制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在《学术责任》一书中提到：“回顾历史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即使科学家们对某些学术不端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宁愿保持缄默，也不将此类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某些专门委员会或小组在调查具体事件时行为也比较浮夸草率，在制度执行中也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肯尼迪看来，学术失范问题的处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奈，根源在于责任机制的缺位。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大学内部弥漫着对学术权力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使得大学中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学术委员会，被戏称为“学术居委会”。“大学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捍卫学术研究的尊严，但在当下高校权力框架下，学术委员会经常出现失语的现象，无法具备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发挥其效力，更像是‘学术居委会’。”
三、学术权力的规范行使
1.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下的法律制度，坚信实体正义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只是程序正义结果的衍生物或副产品。程序正义维护的是程序规则的权威，程序公平体现的是任何人没有超越程序规则的特权。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学术组织成员的产生要体现民主原则，即要将学术组织成员选拔的时间、地点、规则和条件公开，选举产生，防止组织或个人指派，杜绝暗箱操作，以消解权力相对人对学术组织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学术权力运作要遵循严格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旨在消除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关联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依此原则，在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与权力相对人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学术组织成员应自行或强行退出，以公正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保障权力相对人的相应权利，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对象不是单纯的行为客体，也不是简单的受动者，为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需要程序的双向互动，将管理对象纳入权力行使过程中，使其通晓权力行使的状况。完善相对人申诉及对话制度，对话渠道的畅通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重要因素。当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学术决议时，应及时告知其该决定的理由，听取其意见并告知其享有的法定权利救济渠道。
2.学术权力要恪守学术性特质。学术权力恪守学术性特质的根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只能是学者，而不能是行政官员。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基于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行政职务和职级。二是学术权力作用的范围只能是学术事务，而不能是对其有重大利益诱惑的非学术事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两种不同取向，两者在取得方式、性质、地位、作用范围、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可混同。三是学术权力作用的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既要完善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彰显学术独立精神，提升学术道德水准，严惩学术失范行为，营造宽容学术氛围。
3.健全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认识到学术责任的重要性，曾就加强学风建设问题提出了“八个提倡、八个反对”，其中有“提倡学术批评、学术责任，反对一团和气、恶语伤人”的提法。实际上，将大学学术权力放置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发现，大学自身所具备的历史责任感，大学不能再简单地以学术自由为借口逃避责任。“既然现代大学在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认为，责任感是大学固有的内涵，大学不应回避该问题，它应该对实验开发中的研究成果承担一切责任。”健全的权力责任机制是大学存续、持久并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保证。为了将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落到实处，建立学术纠纷解决机制不可或缺。要审视现行的司法解决机制，法官长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的掌控，但对于超越自己专业知识之外的学术判断则束手无策。因此，司法介入学术纠纷的法律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完善学术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途径在于设立学术纠纷仲裁制度。“仲裁制度源于公民之间的私法领域，并最终延伸至与权力相关的公法领域，它同时具备公法与私法的双重特点。这一特质与学术纠纷兼具公私特征是耦合的，也是仲裁制度得以介入学术纠纷领域的情感基础。”学术纠纷仲裁制度通过设立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庭来裁决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具体裁决案件时，由争议当事双方从仲裁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库里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在公开、回避、自愿、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和科学原理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公正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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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并未对“学风”、“学术规范”等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学术研究一旦失范,可能会导致学术腐败。如果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没有清醒认识,便会对学术自身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学风 学术规范 学术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①以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界在内诸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参与,对学术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有关学术规范的讨论
最早对学风问题、学术规范讨论进行梳理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1998年《中国书评》复刊号发表了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一文,第一次提出学术规范讨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也正是这篇《备忘录》,基于当时种种学术失范现象的描述,对什么是学术规范化,要不要规范化和如何规范化等问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2000年9月,《学术界》杂志第5期发表了井建斌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一文,该文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补充了1999~2000年学术规范讨论的材料和作者通过采访所获得的一些材料”。②2002年2月28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胡杨的《建树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讨论综述》一文,该文对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进行了现象总结,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树学术规范、打击学术腐败的具体措施,并对《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开展的持续一年多的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2002年4月16日,“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一文。与前面三篇文章客观地介绍各方观点、描述学术失范现象,并加以适当点评所不同的是,周祥森对学术规范讨论究竟肇始于何时、学术规范讨论的深层背景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学术规范等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实质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并明确提出:“这场历时十余年并仍在发展着的学术大讨论,是新旧中西冲突和大变革时期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产物,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学人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本土化、国际化努力的有益探索”。③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讨论分析较为透彻、考证较为确凿、总结较为全面。与此同时,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还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织召开了关于学风问题、学术规范的研讨会,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研讨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从而推动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讨论的不断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在整个学术界虽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却普遍得以开展的同时,由于学风不正、违反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学术腐败事件却在近年内屡被批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规范”相关概念及其解读
学风。就个体而言,学风是学习者主观的精神因素在学习和探究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的综合表现。它既反映了学习者学习素养的高低、学习意志的强弱和学习志向的远近,又反映了学习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构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倾向,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预示着学习者学习探究活动的成败。就某个正常的学术领域或某个正常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学风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团结协作的纽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动力。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应有身正为范的崇高师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研究精神、明确合理的治学方法,否则不仅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学者、做不好教师,还要误人子弟。因此,学风问题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涉及科学精神、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事关教育成败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学术规范。邓正来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和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应当包括科研和管理两个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操作层面,要有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在科研管理方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⑤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以上这两种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规范涉及的具体范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学术规范的界定既应当包括理念和价值的层面,也应当包括程序和操作的层面。因此,所谓学术规范,可以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并为学术共同体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行为模式,具体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五个方面。这样的界定避免了对学术规范琐碎的现象性描述,将学术规范具体化在不同的学术研究阶段,同时便于对学术失范现象加以明确的分类。
学术腐败。学术研究中不遵守规范,产生“失范”行为,并超越了某种界限,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即可能进一步堕落为当前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重点揭露和批判的“学术腐败”。笔者认为,所谓学术腐败,是指违反了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并为绝大多数教科研人员认可的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研究规范,采取一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当前高校学术腐败行为日益为社会所严重关注的原因,是由于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场所、是探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学风不正引发的学术失范现象甚至学术腐败行为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落空,学术研究丧失最宝贵的原创性,还有可能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导致全社会的道德“雪崩”。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马上得以表现,但却并非没有可能。
学术为何需要规范
学术腐败尤其是高校学术腐败不仅亵渎了学术尊严,玷污了学界圣洁,腐蚀了大学教师队伍,违背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阻碍了学术发展创新和人才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影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学术发展的严重妨碍。学术活动作为知识的传承、研习、探索和应用活动,需要对于客观真理的热诚追求和忠实服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那种奠立在客观性、诚实性和无私利性基础之上的高尚的学术道德,离不开追求原创性的强烈的创新动机。政治求公、经济求利、学术求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以“求真”作为自己主导价值的共同体,其运作秩序主要是靠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来维持。
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在每一时代,站在探求知识和真理前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精神气质,总是起着引领时代思想的作用。特别是近代,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人文思想开始具有了它的现代形态。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把中国的人文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期发轫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由于此,知识分子才得以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和时代的精神脊梁。如果这些人腐败堕落,将严重阻碍社会的整体发展。
潜移默化而又极其顽固的渗透性、蔓延性和扩散性。有人曾对中国的职业声望进行过调查,选择了当时(1998年)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14种职业,对国内7所有代表性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城市的被调查人均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排在职业声望排行榜的第一、二位。⑥这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对知识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信任和期望。如果连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也难以抵御社会腐败的侵袭,那么,何以通过教育去教化社会?要避免或拯救学术腐败所可能或已经导致的学术发展危机、社会精神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抵制和反对学术腐败的任务,无论这是未雨绸缪也好,还是亡羊补牢也罢。(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副教授)
注释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③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http://www.省略,2002年4月16日。
④邓正来:“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1995年第2期。
⑤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⑥夏学銮:《转型期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要看具体案由。如果民事法律关系淡然不是行政范畴。通常其行政职能为学位的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高校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单位，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行使授予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职权。因此不管权力的行使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组织，只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千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所规定六种除外情形，都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旦其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性质，并处分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或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就应当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6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于艳茹案”是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记者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终审判决后，记者曾辗转联系上了于艳茹，但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审：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不支持恢复学位诉求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5日，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2013年1月，在读博期间，她将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
同年5月，临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她提交了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运动》被她作为科研成果列入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待发”。
当时，连同《运动》提交的还有她已发表在核心期刊的4篇论文及其他3篇未发表的论文。
2013年7月23日，在于艳茹拿到博士学位，毕业18天后，《国际新闻界》才刊登了《运动》一文。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艳茹在《运动》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称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运动》存在严重抄袭。
北京大学称，依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
于艳茹不服，相继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均未获支持。2015年7月，她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今年1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由北京大学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海淀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
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但此次约谈系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海淀法院还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一审判决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即便没有规定，也应保证程序公正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另外，双方对“在校期间发表”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理解，于艳茹认为，《国际新闻界》发表其作品时，她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所以，不属于在校期间发表。北大方面则认为，论文的创作、投稿、发表是一个过程，于艳茹涉嫌抄袭的论文在她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中，当时已经列入“待刊”一栏中，所以属于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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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答案：【答案】A 试题解析：【解析】试题分析：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怎样正确对待权利和义务。正确的方法是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这也体现了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是公民意识的表现。考点：公民意识的表现。
这一句说话其实是很好解释，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一些事情都要有个限度，不可以超出规定的范围。
即权利义务的相对性，没有绝对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义务，比如劳动权利义务，你既有劳动的权力，也有劳动的义务。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说明，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无论是宏观上的权利，还是微观上的具体权利，都只能活动于一定的界限之内。当我们作为权利享有者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应切记自己还是义务的履行者，这样才能获得意义上获得自由。可见，我们在强调权利意识的同时，也要不断强化的履行责任的义务意识。权利和义务都是有限度的，享有权利超过限度就不为制度所保护，甚至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所禁止的。在权利和义务的资源分配上，权利人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享有社会利益，义务人也不可能永远承担社会的不利和损害，权利人在享受权利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处于制度的统一体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二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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