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荀子的思想论文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汉代避宣帝讳而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
1、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
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2、认识论：
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须“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虚壹而静”，也就可以达到“大清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
3、人性论：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荀子·性恶》）。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荀子·礼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
4、礼论：
“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提出，“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的内容虽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等等，实质不外乎“养”（“养人之欲”）和“制”（“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
5、教育观：
荀子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这实际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观及“化性起伪”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他认为，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学不能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教育决定了人后天的成长，“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学无止境、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并强调“学“的目的就在于“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诸经，应劭《风俗通》螳臂当车谓：”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地位比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但荀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颇为深广的影响，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提出了“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另一种答案是提出了“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是考试资料网上面的答案只有“天行有常”。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1][2][3][4][5][6][7]。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是荀况的着作集。今存32篇。荀况，当时人尊称为荀卿。荀、孙音近，所以亦称孙卿。赵国人。他的生卒年，难于确考。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一般认为，在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到赵悼襄王七年(公元前238)的60年间，他曾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被奉为最有声望的学者，三次担任祭酒。其间又曾归赵聘秦，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黄歇曾两次任他为兰陵令。终老于兰陵。目录• 简介 • 学术思想 • 作者简介 • 语言特点 • 相关词条 • 简介 • 学术思想 • 作者简介 • 语言特点 • 相关词条 • 参考资料 《荀子》 - 简介《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着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6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荀子》 荀子认为言论、辩论十分重要。他说：“志好之，行安之”，还要“乐言之”，所以“君子必辩”(《非相》)。他的文章长于说理，尤长于辩驳。正面论述时，往往从一个问题上发端，演绎开去，分析、比较、综合，层出不穷，论据充实，颇具声势。有些论文，先提出论点，后加反复论证。如《天论》，首先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作为全篇的中心论点，然后把属于天的各种现象和属于人的各种行动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论点。又如《性恶》，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立论，然后从正面、反面反复论证辩驳。这种集中论证的方式，是很具有说服力的。荀子进行辩驳的文章，更富特色。有的先列谬论，然后以“是不然”三字作为转折，加以驳斥，如《正论》各段都是如此。有的只强调正面理由，令人先行信服，然后点出反对者，达到不辩而胜的目的，如《乐论》对墨子的批评就是如此。他用充满感情的调子，一再说：“墨子非之，奈何！”“而墨子非之！”让人感到墨子“非乐”简直不可理解，也不值一驳。《非十二子》批评了十二个学者，手法是先举错误后点名；而《正论》对宋钘、《富国》对墨翟，则是对其学说的中心，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蔽》和《天论》，各有一段对战国诸子的评论。高度概括地指出其得失，成为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资料。荀子的文章，不少地方运用对偶式的句法，以铺列论据作论证，已开骈俪先河。尤其是重点所在，往往连续使用排比手法，显得笔墨恣肆，气势雄浑。荀子散文中，特别善用比喻。比喻在诸子、《战国策》中，都占着重要位置，而荀子却用得更为集中灵活。如《劝学》千余字中，连续使用了六十多个比喻，比喻套比喻，比喻证比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荀子》中，还有《成相》和《赋》篇，基本上都是韵文。《成相》是以“三三七、四四三”为节奏的六句四韵体。内容虽是总结历史的盛衰成败、经验教训，而形式上却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清代卢文弨认为《成相》为弹词之祖。至于荀卿所写之赋，《汉书.艺文志》说有10篇，现仅存《赋》5篇，末附《佹诗》2首。篇中描述了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的性质情状，用的是四言韵语的问答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品，但它与后来铺张扬厉的赋体有异，“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带有谜语的色彩。此书比较重要的注本有唐代杨倞《荀子注》、清代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所作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荀子》 - 学术思想】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荀子》 《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关于《荀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荀子》32篇全是伪书，其代表是吕思勉、杨筠如。另一种看法是《荀子》32篇全是荀况所作，其代表是杜国痒。第三种看法是《大略》以下6篇，是荀子弟子的作品，其代表是郭沫若、梁启超、余德建等。其中余德建认为，这几篇是汉武帝、汉宣帝时的儒生伪撰，根据是书中引用了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的文字。认为，前两种看法过于偏激，第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说：如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怎么不把天当作一种物来畜养它，控制它？如其顺从天而颂扬它，怎么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时坐等它的恩赐，怎不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说：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只要思想方法对头，也不妨碍成为君子。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头，也免不了成为小人。人们的祸福与人的相貌无关，而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这就揭穿了唯心主义相术的人把戏。 《荀子》 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中。在《解蔽》篇中，荀况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凝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他认为，人们认识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对正道三心两意则必然迷惑。这就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正名》篇中，荀况强调了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说：人都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能力，然而只有依靠听觉器官才能辨别声音的不同，依靠视觉器官才能辨别形状的不同，所以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感觉器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它，心对它考察了而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人们没有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根据感官接触外物而确定名称同和异的情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况主张“实”决定“名”，“名”一定要符合“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劝学》篇中，荀子谈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地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仪。因此，荀况特别注重后天学习教育的作用，从而批判了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论”。荀况谈论人性，虽然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但他能从人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荀况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他在《王制》篇开头便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就彻底否定了孔孟赞扬的封建世袭制。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 《荀子》 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利益更有利；不爱护它就重用它，不如先爱护它然后再重用它更为有效。荀况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况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目的。荀况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非十二子》、《儒效》两篇，主要是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乐论》主要阐发了荀况的音乐理论及其社会的作用。《议兵》主要阐述了荀况的军事理论。《赋》运用诗歌文学语言，阐述了荀子学派的政治主张。《大略》以下6篇，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有些思想与荀子思想不尽一致。总之，《荀子》一书是研究荀况思想和荀子学派的主要参考资料。【作者简介】荀子（约公元前325—约前235年）名况， 荀子 字卿，又称孙卿，赵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荀子的生平活动，《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著三十二篇。编辑本段 回目录 《荀子》 - 语言特点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 《荀子》 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荀子》在文辞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反复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辞采缤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编辑本段 回目录 《荀子》 - 相关词条佛教绘画 《黄帝内经》 《九章算术》 《春秋公羊传》 毛文龙 唐朝官制 《四书集注》 《天工开物》 《春秋左氏传》 朱彝尊 楼兰遗址 《白虎通义》 《五经正义》 《明夷待访录》 韩非子 中国神话 《船山遗书》 《梅花易数》 《伤寒杂病论》 南五祖 【《荀子》 - 参考资料】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浙江教育出版社3、《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4、《荀子》译、注:、《荀子》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宣化上人曰老子孔子皆菩萨示现，则荀子之本迹我亦不敢妄测。从《劝学》篇中我们可以明白其修学思想与佛教戒定慧三学是暗合的。荀子对道心之坚固非常重视，而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是修道最重要的，这种德操与积善的关系是密切的，是真正的戒。“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应”即是“慧”，也可以说“定”是“止”，“应”是“观”，“能定能应”即“止观圆融”。这时候才可谓之成人，即成就道业之人。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谈谈荀子的思想论文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汉代避宣帝讳而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
1、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
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2、认识论：
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须“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虚壹而静”，也就可以达到“大清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
3、人性论：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荀子·性恶》）。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荀子·礼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
4、礼论：
“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提出，“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的内容虽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等等，实质不外乎“养”（“养人之欲”）和“制”（“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
5、教育观：
荀子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这实际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观及“化性起伪”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他认为，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学不能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教育决定了人后天的成长，“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学无止境、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并强调“学“的目的就在于“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诸经，应劭《风俗通》螳臂当车谓：”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地位比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但荀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颇为深广的影响，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二人的人性论在以下四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虽然，两种学说存在着一些不同，但同为儒家思想，“性善论”“性恶论”仍有不少相同点。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对两位巨匠人性思想的研究，两千年后的今人的热情，亦如古人。当然，孟子、荀子人性学说，在立论逻辑上都存在较明显的漏洞，严格讲都未必说得通，但这都是时代的产物。人性善也好，恶也罢，孟荀两家都建立在儒家价值坐标之下，其最终都将引领世人走完善的历程。
孟子与荀子虽然同为儒家宗师，但二人对人性善恶的问题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论断。他们的观点被各自的信仰者所持守，并且延续争论至今，依旧是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究其根本，是人们没有把二人对人性内容的界定搞清楚。所以许多的争论往往都不是针锋相对的，这就难免陷入偏执和迷乱。本文首先要对孟子、荀子人性论中“性”的内容加以疏释。 一、人性的分化——耳目之官与心之官 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由这两段显著的文字以及《孟子》全文看来，孟子眼中的人性并非是同于一般禽兽的耳目之欲，而是与这些万物共有的意志欲望相异的“几希”，亦即孟子所言的心之官的“思”的能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足以称为万物之灵的理性。这才是孟子言性的内容。 我们再来分析荀子所指的人性。从先天自因这一点来说，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篇》）；从性的具体表现来看”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性恶篇》）；从顺欲的后果来看，荀子给我们警示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礼论》）。由此我们看出荀子所言之人性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的意志有很大的相似，都是指人先天所有的、盲目的、无厌的生理心理方面的欲望冲动。 由于“争则乱，乱则穷”（同上），荀子把人性界定为意志欲望就自然会得出性恶的论断。孟子在谈到耳目之官时，也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所以在顺逐意志欲望会引发社会混乱这一点上，孟荀二人是有共识的。但是，孟子却依然把耳目之欲归同于万物的一般共性，而把人的能思的心，亦即“本心”（《告子上》）着重地拔离出来，以标示人的特异，并以此坚信人性本善。如果仅从他们对人性的各自界定并由此推论出人性的善恶来看，他们的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论断在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却出现了让不得不我们去作进一步思考的种种矛盾。 二、矛盾的产生——与现实的碰撞 孟子坚信人性本善，是他对人心的思的能力的信心。求取意志欲望的满足是万物共有的本能，作为人，我们的超越性就体现在我们具有思考、反思的理性；并且在孟子看来，心之官对耳目之官的驾驭能力是肯定的。他告诉我们“体有贵贱，有小大”，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告子》上）。无疑，在孟子的思维体系中，贵者、大者指的是心之官，而耳目之官自然是贱者、小者；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四端定能如水灭火般克服人欲所导致的不仁。但是孟子不能无视社会生活中许多的不仁不义之徒，如果人性果善，恶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为自己找来了两条理由：一是蔽于物的耳目之官遮蔽了心之官的思的能力——“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二是不良环境的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同上）。这种解释乍看之下好象很有道理，但如果深入地思考便会发现孟子思路中存在的逻辑悖论。既然“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为何耳目之欲能够遮蔽心之思而“陷溺其心”（同上），如果人性中的善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那么除去富岁、凶岁的自然原因不说，对于孟母三迁中逃避的那些不良的人群，他们又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呢？也就是说如果君子与小人处会变坏，那么小人又是受谁的影响成为小人的，谁是天生的第一个小人呢？面对“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庄子•胠箧》），孟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认为虽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告子》上)，但这并不能说水不能灭火。不知是该为孟子的坚定的信念而悲哀还是敬佩。 既然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为人们所遵守的礼仪法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荀子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相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又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同上）与孟子一样，荀子也重视教化、环境对人的影响。但同中有异的是，孟子虽然要求“谨庠序之教” (《梁惠王上》)，但他更重视内在的养心、存心、尽心，由仁义礼智四端的扩充实现“由仁义行”（《离娄下》），教化不过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而已；荀子则不然，他既然认定人性本恶，那么靠人从自身中寻找善肯定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靠圣人制定的礼法来“化性起伪”了（《性恶》），他又以“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来强调师的重要性。荀子推广仁义的方法恰是孟子所反对的外在的“行仁义” （《离娄下》）。至此，矛盾又产生了，那就是作为师的圣人、君子，他们的礼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是第一位宗师呢？大概在荀子的眼中，他们就是远古的贤王尧舜禹了。但贤王也是人啊，他们的人性难道就不是恶的吗？由此可见荀子的性恶论就有难以周遍的悖谬之处。 三、矛盾的化解——“知也者，争之器也”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孟子与荀子在推广教义的过程中都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而产生了让我们困惑的悖谬矛盾，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且要加以进一步思索的。在阅读叔本华与老庄的著作时，我们便能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庄子所言的“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此句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它在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由此理清的线头。叔本华在《心理的考察》中同样指出“理智存在的目的仅在于满足生活中的欲望而照亮其前程”。此言一发，《孟子》中的耳目之欲为何能遮蔽心之思、心之仁义礼智，《荀子》中“圣人积思虑”而人性又为何是恶的问题便得到了第一步的重要解答。 不管是思也好，虑也好，在孟荀的眼中，人的思虑的能力无疑是人性可以为善的根本原因。但孟子的“思”却常被欲望所遮蔽，荀子的“虑”也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我们后世子孙们看到多少建设性的成果。为什么，其根源就在于孟荀二人都认为理性对意志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庄子、叔本华却告诉我们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奴仆罢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性称为狭隘的理性。至此，关键的问题不再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而是转向了理性与意志孰主孰仆的问题。 庄子虽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把世界的本原归于意志，但他对现实人生中理性（产生知识、技艺、仁义礼法）与意志的关系却有着智者的敏锐洞察。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指点出这种醒世之谈——“知出乎争”“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圣人不谋，恶用知”（《德充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杀盗非杀人”（《天运》）（此句一出，仁义尽废），“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仪度”（《应帝王》）。老子有言“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叔本华也说“人们的全部谋划和设计都是受其肉体享乐和物质福利的欲望所驱使而制定的”（《心理的考察》）。人类一直以理性自负，但庄子与叔本华的论断却颠覆性地指出，人虽有理性，但它与动物的爪牙无异，依然是追逐无厌欲望的工具而已，只不过从效用上来说，人的理性是最强大的爪牙罢了。
荀子是集百家之大成！它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但同时也吸取了百家的精华
一、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儒家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他并未明言人性善恶。到孟子时，各家各派的人性理论纷纷扬扬，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与这些理论不同，孟子的人性论为性善论。孟子不赞同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反对以人的自然属性来定义“人性”，因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表现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他主张以人独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为“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命题和道德的五行说，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当然，他不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完备的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的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生来就具有的这四种善端，还必须尽自己后天的主观努力去培养它、扩充它。孟子还把心、性、天贯通在一起，使其人性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同时，他还提出了略显神秘的“存夜气”“养浩然之气”等修养方法。不同与孟子，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1]（《荀子﹒性恶》）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人性，就是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生而有饥寒之需等；如果对它们听之任之，就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不堪收拾。由此，他提出性恶论，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同上）。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同上）但他亦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之也。”[2]（同上）君子和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但君子知道化性起伪，用心的“思虑”支配欲望和情感，以仁义和礼乐来规范、限制它们。二、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相似之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人们设想了人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要人们自觉攀登；荀子的性恶论也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做人规范，鼓励人们去努力追求。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志于仁义、存心向善、重耻知辱等方法达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从人人具有恶性出发，也把善作为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出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改造，可以使人为善，达于至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而且他们二人的道德理想都继承自孔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其次，他们在讲人性时都注意到了人的生理需求和欲望。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荀子说：“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之所不免也”（《荀子﹒王霸》）“人生而有欲”，“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积蓄之富”（《荀子·荣辱》）。不同的是，孟子在讲口目耳鼻体之性时，还加有“有命也，君子不谓性也”。但是，学者更关心的还是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的差别。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人的人性论实在有很大不同，故荀子曾多次批评孟子。让我们先来看看荀子是如何批评思孟学派的。《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随时设教救当世也”。《性恶》篇批评性善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矣甚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3]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从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孟子的原因：荀子认定“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故孟子的性善论，即仁义礼智为人性所固有论，危害极大。思孟认为五行是人天生的本性，但孔子认为要靠后天习得，故五行说“在荀子眼中，是公然违背孔子遗教的行为”。[i]五行说属形上学，是纯思辨性的，远离时事。在攻城略地的时代背景下，五行说几乎没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实用价值，无实施的可能。[ii]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iii]五行概念体系有矛盾，而且荀子是唯“礼”派，与思孟的唯“仁”派分歧巨大。[iv]比较说来，孟子确实非常相信人的向善之心：“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绝不会相信普通人天生便有如此的向善之心。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败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乱纷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法，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归于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才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或者至少是圣人兴起之前人们的生存状态。“故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上）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化性起伪的工具，它们是用来限制人们的性情的。“伪”是要加于“性”之上的东西，而不是普通人先天的善端的扩充。这种不同也解释了为何孟子强调“反身而诚”，而荀子强调“强学而求有之”。而且孟子的人性论中还有心、性、天相贯通的学说，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子也绝不会赞同此类学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能得到经验的支持，两人也可对表面上反对自己的学说的经验做出符合自己的学说的解释。[4]中国学者围绕人性问题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得出定论，我就更加无法有把握地判断两人的学说孰优孰劣了。根据心理学家对婴儿的研究，人在婴儿时期就能够表现出对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并且还会试图安慰他们。但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似乎也支持荀子的学说，亦或者是人们容易记住别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行为，而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因此人们就常常觉得人心叵测。所以，我认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分，他们的思考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让后世学者了解到人性的各种可能，并且建立了与自己的人性论相应的对历史、政治、道德等不同理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些理论体系都将是后世学者思考的起点，为他们树立了典范，使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欲望和德性。“感觉、情欲、情感，是不能质疑和不可批评的。我们是本来就有我们所有的感觉的，‘一种情感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物’。但是，欲望、激情等等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不是感觉和情感，它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变、被批判、被拒绝和被发展等等。”[v]德性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欲望也是可以被激起和创造的。
[原文]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翻译]《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写作思路：可以写《劝学》中论证的观点，你对此论证观点是什么样的态度，写出自己的感受，中心要以议论文为主题，语句要连贯通顺。
正文：
劝学篇开宗明义地告诫人们“学不可以已”，意谓学习应持之以恒，不可中辍。他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意思是说青色染料是从蓝色染料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色的颜色更深;冰是水遇冷后凝结起来的，却比水冷。
通过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博学深思，加以总结提炼，就能够超越前人，后来居上。他又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吾尝肢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揖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意谓有了知识，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像行千里路借助于车和马，过江河借助于船和桨。
荀子认为，学习的成效来源于辛勤的积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骇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按。”
只有积土成山，风雨才能从那里兴起只有积水成渊，蚊龙才能生长只有积善成德，才能自得神明，具备圣心。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才能到达目的地。只有一条一条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万顷波涛。骐骥那样的好马一跃也不会十步，驽马走出十驾，功效就在不舍。用刀刻物停下来，朽木也不会折断，不停地刻下去，即使是坚硬的金属、玉石，也能雕刻成功。
荀子认为，学习要专心致志，不急不躁。他举例说：“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螫，非蛇膻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荀子还强调学以致用。他说：“不闻，不着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意谓学习本身有它广泛的内涵，应具备“闻”“见”“知”“行”四要，只有学以致用和付诸实践，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荀子还特别强调“学莫便乎近人”及“隆礼”，要亲近良师益友，要正身慎行，注意道德修养，做到“权力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只有全粹精一的德操，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荀子的《劝学篇》是关于学习的名篇，文中反复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及学习目的、态度和方法，强调学习是人们思考问题，认识事物的重要条件，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增长才干，完善自我，使自己超越前人，以成赫赫之功。
有的人浅尝辄止，还未领略到真谛，就半途而废，岂不惜哉!也有的人虎头蛇尾，过分沉缅于“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忽视了另一半的孜孜不倦，到头来种的是西瓜，得到的是芝麻，岂不惜哉!“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要想达到胜利的彼岸，重在持之以恒。对待学习，一知半解就自以为是，稍遇挫折就颓唐不振，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很难成大器的，德国化学家李化希研究海藻时未能钻研到底，结果与新元素失之交臂。已年过半百的谈迁在费了27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后，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以超人的毅力重整旗鼓，历尽艰苦11载，完成了巨著《国榷》。
粗实的铁棒能磨成纤小的绣花针，凭的是一股坚忍不拔的气概，涓涓细流能穿透刚硬的石块，凭的是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
倘若你有了这坚持不懈的毅力，再加上用心专一的态度，就如鱼得水了。“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你若今天立志做画家，明天发奋当诗人，后天又刻苦练钢琴，鸿鹄之志固然可嘉。
然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专一”，并不值得褒扬。当今世界，风云突变;当今时代，瞬息万变，所有这些，乃至琴棋书画，足球电脑也不忽视。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有一技之长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学习，全方位地获取能量。
人的一生是在不断学习和积累中度过的。同样是忙碌的一世，有的人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事无成，而有的人却硕果累累，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这些都和学习态度密不可分。前者或不能一跃一步的骐骥，或如六跪二螯的螃蟹，后者则似十驾的驽马，似一心一意的蚯蚓，究其原因，如是而已。
学习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只有不断地加以学习，自己才可以变成优秀的人。而荀子劝学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登上高山是永远都不知道高山有多高的，正如我们不去看看大海，永远都不知道大海有多深一般。荀子说，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就应该要做到广泛地学习，不管是直线的木材还是弯曲的车轮，其实都是有着一个过程的，并不是说无缘无故而存在的，有些木材其实也可以像圆形一般，不管是经历了多少的岁月，终究是如此，可是有些木材却经过了历练，总是可以变家具良品。这就是一个区别。所以，在平时应该要懂得不断地对自己加以反省，告诉自己，应该要随时保持一颗向高处看的心，让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借助什么样的工具，其实历练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是有变得优秀的潜质的，而这一切就是需要一个过程而已，你需要给自己充足地信心，让自己脚下的步伐迈得更远。而学习也是如此的。要相信，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就一定可以成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要学习荀子说的精神，别轻易地放弃自己，在坚定不移的步伐下才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大路，并且才能够让自己变成优秀的人。荀子的思想主张每一位思想家都会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思想，每一种思想的出现，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而作为一位思想家，荀子的思想主张也是与其他的思想家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比如说孟子是主张性善的，可是荀子却是主张性恶的，所以在人性这个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主张就有了争锋相对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这样的两种人的，善人还有恶人，所以有这样的两种思想家的出现也是非常正常的。在人性问题上，荀子的性恶思想，其实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世界上都是好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注定不完美，而有了性恶思想的出现，正是诠释着世界的不够完美。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可是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水凝结而成的，却比水还要寒冷.木材直得可以符合拉直的墨线，用煣的工艺把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的标准了，即使又被风吹日晒而干枯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是因为经过加工，使它成为这样的.所以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多么高；不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多么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的博大.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诗经》上说：“你这个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恭谨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洪福 祥瑞.”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了. 我曾经整天思索，（却）不如片刻学到的知识（多）；我曾经踮起脚远望，（却）不如登到高处看得广阔.登到高处招手，胳膊没有比原来加长，可是别人在远处也看见；顺着风呼叫，声音没有变的洪亮，可是听的人听得很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可以行千里，借助舟船的人，并不善于游泳，却可以横渡江河.君子的资质禀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嫩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西方有种叫“射干”的草，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不是草能长高，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高山之巅.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枯死了生虫，懈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就会招祸.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与人不善会惹来怨恨，干柴易燃，低洼易湿，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巨大成就.在歧路上行走达不到目的地，同时事奉两个君主的人，两方都 不会容忍他.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看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听清楚.螣蛇没有脚但能飞，鼫鼠有五种本领却还是没有办法.《诗》上说：“布谷鸟筑巢在桑树上，它的幼鸟儿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们，行为要专一不偏邪.行为专一不偏邪，意志才会如磐石坚.”所以君子的意志坚定专一. 古有瓠巴弹瑟，水中鱼儿也浮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会停食仰头而听.所以声音不会因为微弱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秘而不被发现.宝玉埋在深山，草木就会很润泽，珍珠掉进深渊，崖岸就不会干枯.行善可以积累，哪有积善成德而不被广为传诵的呢？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死方能后已.所以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其为人，反之又与禽兽何异？《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君子学习，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古人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
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
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
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
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
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
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
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
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
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
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
宣化上人曰老子孔子皆菩萨示现，则荀子之本迹我亦不敢妄测。从《劝学》篇中我们可以明白其修学思想与佛教戒定慧三学是暗合的。
荀子对道心之坚固非常重视，而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是修道最重要的，这种德操与积善的关系是密切的，是真正的戒。
“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应”即是“慧”，也可以说“定”是“止”，“应”是“观”，“能定能应”即“止观圆融”。这时候才可谓之成人，即成就道业之人。
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
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
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
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
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
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
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
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
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
玉在山而草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 之，禽兽也。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
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
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
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
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
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
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
此之谓也。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
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
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1)开门见山，点明论点。如《劝学》，一开头就摆出了论点：“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六国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也是这样。
(2)解释题意，介绍论题。如《崇高的理想》，它的开头是先论理想的普遍性，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它起着解释题意，介绍论题的作用。《义理、考据和辞章》，也属这一类。
(3)谈天说地，引出论点。如《事事关心》，开头摆出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后谈对联出处，解释上下联，评论东林党的治学态度，再引出论点。
(4)论据先行，归纳论点。如《散文重要》，开头先用常见事例，说明生活中运用最广的书面语言是散文，指出写信、写日记、笔记、报告、评论、小说、话剧，以及报刊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散文，从而归纳出论点“散文重要”。
(5)引用诗文，导入论题。如《说谦虚》。开头就引用格言“谦受益，满招损”提出论点。《论积贮疏》开头先引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导入论题，然后论积贮的重要。
(6)概述故事，引出论题。如《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开头概述了马克思的逝世时间、地点、状况，接着引出论题。
(7)介绍人物，导入论题。如《纪念白求恩》，开头记白求恩这个“人”以及他来到中国帮助抗日不幸以身殉职的这件“事”，然后才导入论题。
(8)设问自答，阐明论点。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头就用了设问的手法：“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经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然后说明为什么现在还要来谈这个问题的原因。之后，就逐层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点。
(9)设喻取譬，引出看法。如《树木、森林、气候——谈改革是大众的事业》，就是这样开头的：就象一棵树木不能调节气候，只有茂密的森林才能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一样，在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改革者是不能改变我们落后面貌的。要振兴我中华，需要千千万万个改革者，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的兴起。
(10)先树靶子，然后驳斥。如《“友邦惊诧”论》开头，写出学生请愿原因，揭露日寇侵略行径，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嘴脸后，引出“通电”，树起靶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嘴脸后，引出“通电”，树起靶子：“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然后分层进行驳斥。
这是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勤观察.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观察是小学生作文的第一步，观察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小学生素质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对小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景物的观察，应该把景物置于特定的事物背景中，着重对其整体和局部、形状大小、差异对比进行有序观察，找出其独有的他点来：对人物的观察，应着重对人物的外貌、动作、神态进行仔细观察，发现其与众不同、充满闪光点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对某一静物的观察，应从其结构入手，把握其形状、动作，揭示其作用或用途.当然，观察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需要教师的点拨和指导. 二、勤读书.学知识“像蜜蜂采蜜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只有勤于读书，善于读书的人，才能体会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乐趣.小学生作文材料的积累也需要勤读书.其实，课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课外书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朋友，要通过对书中谋篇布局、段落条理、片段细节描写等的体会，借鉴其有用的成分，作为记忆的原料，来丰富学生的作文宝库，为动笔准备好条件. 三、勤动笔.观察后有见闻和感受，读书后有心得体会，这些都是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萌芽，更是写好作文的基础.谚语说：“三天不读口生，三天不练手生.”这些灵感不及时记下来，就会立即消失，因此勤动笔是学生积累作文材料的关键环节.当然，这种动笔不光包括学生能独立作文，通过记人记事，写景状物，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包括学生对所见所读较为精彩文章的摘录，还包括学生记日记，写观察笔记等.笔耕不辍，日积月累，不怕写不好作文. 四、勤整理.荀子在《劝学》中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可见积累的重要性.作文材料也需要积累，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纷繁复杂的积累需要不断的整理，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在修改中获取新知识，在整理中积累草料宝库.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学生应该把收集的材料，按记人、记事、写景、状物分门别类，并做好编号，在自己遇到这类作文时，可以随手拿来并能改造利用. 五、勤运用.知识来源于读书学习，学得多，积累多，不见得作文就写得好，理论需要联系实际，积累的材料在于写作实践中的运用.教学实践表明，会写作文的学生通常有如下表现：作文里有某些精彩文章的“影子”，有片断描写的“骨架”，有细节描写的“血液”，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其实小学生平常接触得最多的，还是课本，只要利用好这位默默谦逊的“老师”，边学边用，小学生的素质就会逐渐提高. 总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要以勤为先，积累作文材料更要以勤为本.只有勤奋努力，做生活的有心人，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才能下笔有神.。
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能给人们带来智慧，弥补天生的笨拙。
骑马车的人，并不是善于走路，却能到达千里之外；驾驶轮船的人，并不是善于游泳，亦能驶出千里之遥。陆上或海上行走千里者，并非天性过人，而是借助了马车与轮船，才能长途跋涉。同样，学习能弥补人天资之愚钝。学习能积累知识，知识积累得越多，人们就拥有了越多的智慧。因此，学习能弥补人们天生的笨拙，指引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学习，因为它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就像人的手臂不长，但当你登上高处招手，远处的人也能看得见；人的声音不大，但当你顺着风向呼喊，远处的人也能听得清楚。人本身就存在很多的不足，但通过学习，我们能够借助外界的东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学习就像是一匹马，即使你不能走得快，它也能带你到千里之外；学习就像是一只船，即使你不能游泳，它也能帮你横渡江河。如果不学习，那么你自身的不足就无法得到弥补，最终会影响你的人生。所以，学能补拙，只有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
1、积土成山.累土可以堆成山，比喻积少成多，聚小成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作文也是这样，如果平时不积累，关键时刻就没有办法顺利地写出好文章.反之，如果总是希望把作文写好，平时也注意积累语句、事例、故事，就可以写出好文章来.劝学中积土成山的道理浅显易懂而深刻，写作文，平时就要做练习，打好基础，不仅是作文，其他的事也一样的. 2、锲而不舍，锲：镂刻；舍：停止；不：表示否定.镂刻不停，比喻坚持到底，不放弃.这则成语来源于《荀子·劝学》.荀子又用镂金石来比喻学习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写道：刻一下就停下来，烂木头也刻不断；不停地刻下去，即使坚硬的金属和石头，也可以把它们刻穿.要用“锲而不舍”的精神来学习，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着述。——题记他，一个平凡至极的人。他没有秦皇汉武的创举，他没有商鞅范彝的谋略，他更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没有位高权重一手遮天的能力，更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与他们相比他只是繁星中的点点火星，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他演绎出了他的史诗，平凡中的不平凡，他便是孟子。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体，他认为哲学的思想中最高的范畴是天。他，在那个战火的年代了，在那民贱君贵的不平扥的时代中。他傲然站出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藐视王权的思想。他将所有人无论贫贱，无论高低平等看待，在他的眼中人人平等，“圣人与我同类者”他的傲然如此。他，一个身如草芥之人却心系天下。走访四海，关心民生，面对王权，他无所畏惧，直谏而言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王权至上的年代中依旧无法动摇他的思想。面对高位的诱惑，生死的威迫他依旧保持着本心。与人乐乐而非独乐乐，这便是他的乐。他，如大海包纳以为。他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面对不善，他用善去感化，面对不仁，他直言请柬“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提倡仁政，而仁者无敌正是他的民本思想。他，一介平凡书生，却成为了使人眼中的胜任圣人：他，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却无视金钱名利的威诱：他，一个平凡的子民，却舍生于直言进谏的艰苦道路上。他，一个平凡的人，却在我们每个人之上，他拥有着天一般的胸怀，一样的淡然。他，瞰破了天道，看透了红尘，他所为的，只是保持本心。
古人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第一，孟子和荀子属于不同时期的人。孟子比荀子早几十年，几十年定然有所变化损益。特别那个时期是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激化。第二，他们的经历大有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叫荀子看到的大部分是人性恶的一面。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点了。他们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但孔子主要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主张以博大的心怀关爱世界芸芸众生，所以世人皆有恶性。“礼”主张理性节制自我，孟子的很多书中都谈到这个礼，著名的五伦十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他首先提出后经朱熹发展而来的。所以二者的看法才迥然不同，虽都是儒学，但若相同，岂非后人有盖棺定论之谬？无论有多少分歧，对于儒家学派的人物，崇古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都是维护传统礼教。“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孔孟”的思想足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 “而荀子亦是先秦孟子之后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学思想体系，也为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同是儒家大师，同出儒门，为中国儒家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三人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武断地对他们观点的妄然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三者进行一个比较、探讨，却有可能得出一些于我们有益的结果。一、“德”、“仁”与“礼”——教育价值取向之比较孔子的一生希望透过其学说，改变当时王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现象，以求恢复周礼，重整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思想，“仁”就是指个人内在修养及感情的蕴蓄。“仁者，人也。”所谓“克己复礼谓仁”（《论语�6�1颜渊》）。“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6�1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6�1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1颜渊》）。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按其本身身行事，不能有所僭越。他主张复礼，即恢复周礼。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达到“复礼”和“正名”，便能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6�1颜渊》）的和谐社会。他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反对害民的苛政。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 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他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手段，要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这是教育最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宜只用强制性的刑罚， 而应加强感化性的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6�1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6�1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道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6�1颜渊》)用严刑峻法治国，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主张以德、以礼去教化民众，这样，“则民耻于不善而又以至于善也”。这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必治本的至善之道。孟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治”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是其整个思想的最核心的范畴，它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规定了多重内涵。在“仁”这一总范畴之下，孟子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的范畴。就其内涵而言，仁、义、礼、智既是主体内在的品格，又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它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同一道德理想：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引伸为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义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礼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伦理，注重规矩的价值取向；智反映的是理性的判断能力，它赋予主体一种自觉的品格。在这四重品格中，仁是最根本的，而义、礼、智是作为体现仁的精神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提出的。孟子将仁爱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孟子�6�1尽心下》)，体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仁道便成了仁政。作为德治的具体形式，孟子将道德的力量(即仁的力量)张扬到极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6�1离娄上》)而且“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6�1尽心下》)。在这里，是否实行仁政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在仁道的无敌神威面前，一切非道德的物质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要推行仁政，就一定要重视用仁爱精神来教化百姓，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6�1尽心上》)。他最欣赏的以德服人的典型是“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6�1公孙丑上》)，其境界真正达到“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观之，“仁”是孟子整个思想，更是贯穿于其教育始终的价值标准。
孔丘、孟轲、荀况是先秦儒家的三个主要代表，孟子、荀子都极力推崇孔子，俨然以孔子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乃所愿，愿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讦，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但由于历史上孔、孟并称，后世遂认为孔孟思想完全一致，浑然一体。建国以来，由于受某些政治风潮影响，一个时期在孔、荀之间似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孔学与荀学势如水火。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辩明之必要。 孟学偏离孔学的四个方面就孔学与孟学而言，论者尽管可从许多方面论证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然而却不能泯灭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学与孟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何以见得呢?让我们先从孔孟“仁”的思想谈起。“仁”在《论语》中主要有四层含义：一、仁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如：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 (《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二、仁是一种行事准则。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三、仁是一种向往追求的美德。如：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统治秩序。如：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但无论《论语》中仁的含义有几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仁是一种外在于人、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方能达到的，它并非人天性所然。如第一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思想；第二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标准；第三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境界；第四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政绩。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仁”。 “仁”在《孟子》一书中也有如下四层含义：一、从“仁”的缘起来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就是说，仁是与身俱有，是内在于人的，无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在人的自身中即可找到。 二、仁乃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说穿了，仁即孝：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尽心下》) 三、仁是-种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离娄上》) 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 以上几层含义，关键是第一层，即仁乃人之天性，与生俱有，由此一层推而广之，人自然要亲亲、行孝。由此推而广之，施及自身亲人以外，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由此恻隐不忍人之心，施及政事，是为不忍人之政；为不忍人之政而思贤若渴，天下即可大治。因此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告子上》)。所以，从仁的存在，求仁的方式，达到仁的手段，孔孟两人恰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孔学与孟学的第一个差异就在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孔孟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重客观，后者则是主观的、唯心的。 虽然孔子对人的本性问题缺少系统论述(即《公冶长》中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等天道，不可得两闻也”)，但一些只言片语仍值得注意，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论语•阳货》中“性相近，习相远也”的论述。这句话正确解释是：“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乃是由于“习”，即后天习俗所染的结果。有鉴于此，孔子十分注意后天学习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均见《为政》)，“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而孟子则与此相反，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后天学习的论述就贫乏得多了，虽然其《尽心上》中有“君子所教者五”，对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有所发挥，然其根本目的是恢复发展人固有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以上是孔学与孟学的第二个差异。 论到孔、孟对人之本性的认识，自然也应分析一下他们对修身之道的看法。实际这一方面孔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孔子修身，首重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如：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其次，注重礼的约束作用，如：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秦伯》) 再次，注重身体力行： ‘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虽亦不废自省，但极少见，可举者仅下面两条： 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然第一条是与“见贤思齐”相提并论，第二条亦仅从“远怨”角度而提，表现了一种消极避祸的思想。 孟子修身之道所走的路线恰与孔子相反。孟子首重内心自省：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冶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又认为，修身之关键乃禁其“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他虽然注意到了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但却是从存心养性，使人之善良不致丧失出发的：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孟子•公孙丑上》) 所以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不动心、持其志，善养其浩然之气以激励后学： 我四十不动心……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知从修身的途径、方法，修身所达到的目的，孔孟两人都有重大区别。这是孔孟之学的第三个区别。 孔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子为政，首推礼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其次，特重建立在人伦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巩固：齐景公闻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子路》)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再次，强调修身正己以达政化之道：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而孟子为政之道的基础同样是人性本善、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仁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智皆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此推己及人，行之以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 孟子有时亦提先王之政，如：“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然先王之政，实即仁政，两者实为一回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从上所引可知，孟子的为政思想，实际不过将人本身固有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由己及人，推而广之，达到尽孝、仁亲、爱民，进而仁覆天下。虽然他在施政上还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如尊贤使能，注意善教，不得罪于巨室等，然其根本是由此而出发，这与孔子为政首重礼德，注重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显然不同。这是孔孟之间的第四个区别。 孔、孟之不同，实际还可再举出一些，但以上四点也足能说明孔学、孟学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存在相当差异的。 也正因此，荀子在其《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认为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因而使“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孟子是在先圣先王的旗帜下贩卖自己的舶来品，他们是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而已。 关于荀子攻击思孟诸人“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后人有多种猜测，但不管荀子所指称的是什么，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在孟子稍后，已有人认为孟子学说有背孔子思想。以上分析，亦可为荀子立论做一佐证。 荀学复归孔学的四个方面那么荀学与孔学关系又如何呢?从上引荀子言论中亦可以看出，荀子是以孔子嫡派传人自诩，以恢复孔学精神相标榜的。如细读《荀子》一书，可知荀子确也在许多方面反孟子之道而行之，部分地恢复了作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思想的主要倾向。荀子对孔学的复归主要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观点，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性本恶思想。其《性恶》一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据此他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于贪利争夺……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 (同上) 他认为人之本性与外界关系，就如良马有衔辔鞭策及如造父一样的好驭手，互柙配合，才能一日千里，所以“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才能“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如“与不善人处”，只能得到“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的结果。这一点完全与孔子重视后天学习的思想相吻合。从《荀子》首列《劝学》与《论语》首列《学而》也可说明这一点。 荀子复归孔学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礼的论述。 如前所述，孔子是十分重礼的，他认为礼是人的完美道德形成的关键，是国治政化的首要途径。然到孟子手里，礼的重要被大大忽视。《孟子》中的礼在多数场合就仅局限于～种朝聘辞受婚丧嫁娶的礼仪，如“其接也以礼”，“其馈也以礼”(《万章下》)，“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滕文公上》)。孟子实际上已抛弃了孔子关于礼在修身治国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的思想。而到荀子手里，则公开，亮出了孔子重礼的旗帜，并把礼提到一个十分隆崇的地步。 荀子关于礼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礼的最主要特色是养人之欲，是有别：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香调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芯，所以养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 二、礼为“人道之极”，是推原先王之道，寻求仁义之本的主要途径：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 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斯圣人矣。 (《礼论》)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劝学》) 三、礼是国家治乱之根本。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大略》) 这些实际都是孔子重礼思想的具体化。 荀子复归孔学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阐述。中庸是孔子的一个基本思想，就孔子观点而言，中庸主要有二层意义：其一，从修身而言，它指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美德，如：“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二，在为政治国上，表现为持中执正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舜其大知也欲！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同上)而孟子治身论政，强调收其放心，推其仁心，很少论及中庸。不仅如此，从他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激切言论来看，可知其存在不少极端思想，与中庸之道相去更远。程颐评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四书章句•孟子序说》)，也是就这一点而言的。荀子高扬中庸思想，表现了维护孔子学说的坚定立场。 荀子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为中庸乃修身养心之关键：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辖之以道顺；齐节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修身》) 二、认为中庸乃处事以枢机：主尊贵则恭敬而傅，主信爱则谨慎而赚，主专任则拘守而详……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贪则用节……(《仲尼》) 三、认为中庸乃治政理国之原则：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儒效》)贤能不待次而举，中庸不待政而化。(《王制》) 四、认为中庸与人之日常起居饮食等都有密切关系：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孙诒让：“佣与庸通，犹言常”)，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系川之履而可以养体……(《正名》) 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荀子对孔学的有意继承。 荀子恢复孔学传统方面所作的又一努力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发挥。 正名思想亦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礼乐征伐之所以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不断发生，主要是因当时的“实”与“名”不相符，即实际上的君做不到周礼规定的君之名应尽的职分，实际上的臣也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是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先王所制的“名”，才引起许多无道反常现象。为了避免社会动乱，首先须正名，让各人重新按照“名”所规定的去做。 孟子明确提到正名问题的言论很少，因孟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仁。以这个标准，如果君不象君，臣也不必全尽臣道，因此当齐宣王提到“汤放桀，武王伐纣”，问他“臣弑其君可乎？”他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孟子•梁惠王下》) 荀子的正名愿望，似乎比孔子还要强烈。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名辩思想蜂起之时。当时的情况是：“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荀子•正名》)。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非常重视正名的重要性，他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 荀子主张，通过正名，达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以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说行则天下正”的目的。即：使人民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天下归于正道。这一点完全与孔子正名思想一致。以上几点足能说明我们前面所提问题，即孔学和荀学之间，绝非势若水火，判如冰炭，而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的。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荀子对孔子思想发展得更为系统完整，许多亦超出了孔子思想。然就孔、孟、荀三人关系而言，孔与孟的相异程度要远远超过孔与荀的相同处，孔子与荀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孔孟荀生活的时代很值得研究。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毕竟周天子还维持着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因此孔子不惜四处游说，希望各诸侯国能克己复礼，恢复周的统治威权。而荀子生活时代已到战国末期，这个时期趋于统一倾向已很明显。两个时代相比，虽然统一向分裂、分裂向统一，起跑点截然相反，然为统一而努力，却是生活于两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所以孔子思想虽然是倒退复辟的，但稍加改造，就会成为新兴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孔、荀之间的共同点。而孟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战国中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连名义也不存在了。这个时期，战国列强都在纷纷寻求领导群雄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孟子的仁义学说，即迎合这种需要而产生。当时分裂局面已成普遍现象，“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一状况有别于孔子时代。统一形势未萌，每一国家都暂时不能把其他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一状况又有别于荀子时代，于是形成了孔、荀学说的接近和孔、孟学说的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