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和平问题讲的就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讲的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战乱不仅使参战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交通运输瘫痪，国际贸易中断，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和平事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贸易往来则能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具体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增进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有可能抑制世界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1．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首先，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各国之间又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竞争，而矛盾和竞争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国际形势总体上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总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潮流。 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对峙、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和平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和集中体现。其次，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南北方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和集中体现。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它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但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骆驼祥子一、主要内容：《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祥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毁坏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二、人物性格祥子：起初：老实、健壮、坚忍、自尊好强、吃苦耐劳；最后：麻木、潦倒、狡猾、好占便宜虎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着自己追求幸福的愿望，对祥子有真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剥削者的意识已经渗透到她的灵魂之中，她想控制祥子，是家庭的占有者、支配者刘四爷：残忍霸道无情三、作者及国籍中国现代作家老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主要内容保尔.柯察金，出生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全凭母亲替人洗衣做饭维持生计。他因往神父面粉中撒烟灰而被学校开除。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在那儿他受尽了凌辱。他憎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店老板，厌恶那些花天酒地的有钱人。“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家乡乌克兰谢别托卡镇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岁月。红军解放了谢别托夫卡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老布什维克朱赫来在镇上做地下工作。他在保尔家住了几天，给保尔讲了关于革命、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朱赫来是保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领导人。 在一次钓鱼的时候，保尔结识了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 一天，朱赫来被白匪军抓走了。保尔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在匪兵押送朱赫来的途中，保尔猛扑过去，把匪兵打倒在壕沟里，与朱赫来一起逃走了。由于波兰贵族李斯真斯基的儿子维克多的告密，保尔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保尔经受住了拷打，坚强不屈。为迎接白匪“大头目”彼得留拉来小城视察，一个二级军官错把保尔当作普通犯人放了出来。他怕重新落入魔掌，不敢回家，遂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冬妮娅的花园门前，纵身跳进了花园。由于上次钓鱼时，保尔解救过冬妮娅，加上她又喜欢他“热情和倔强”的性格，他的到来让她很高兴。保尔也觉得冬妮娅跟别的富家女孩不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避难，他答应了冬妮娅的请求，住了下来。几天后，冬妮娅找到了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他把弟弟送到喀察丁参加了红军。 保尔参军后当过侦察兵，后来又当了骑兵。他在战场上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能干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宣传员。他特别喜欢读《牛虻》、《斯巴达克斯》等作品，经常给战友们朗读或讲故事。在一次激战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但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他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回前线，于是他立即投入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他做团的工作、肃反工作，并忘我地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去。特别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尤为艰苦；秋雨、泥泞、大雪、冻土，大家缺吃少穿，露天住宿，而且还有武装匪徒的袭拢和疾病的威胁。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冬妮娅的爱情产生了危机，冬妮娅那庸俗的个人主义令他反感。等到在修筑铁路时又见到她的时候，她已和一个有钱的工程师结了婚。保尔在铁路工厂任团委书记时，与团委委员丽达在工作上经常接触，可是保尔以“牛虻”精神抵制自己对丽达产生的感情，后来他又错把丽达的哥哥当成了她的恋人，遂下定决心断绝了他们的感情，因而失去了与她相爱的机会。在筑路工作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组织上不得不把保尔送回家乡去休养。半路上误传出保尔已经死去的消息，但保尔第四次战胜死亡回到了人间。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入了党。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和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坏，丧失了工作能力，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让他长期住院治疗。在海滨疗养时，他偶然认识了女民工达雅并相爱。保尔一边不断地帮助达雅进步，一边开始顽强地学习，增强写作的本领。1927年，保尔已全身瘫痪，接着又双目失明，肆虐的病魔终于把这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战士束缚在床榻上了。保尔也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个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并且没有丝毫写作经验的人，开始了他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文学创作。保尔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先是用硬纸板做成框子写。6个月后，写成的手稿在朋友寄回来时丢失了，保尔一度灰心丧气。后来，他振作了起来，自己口述，请人代录。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他用生命写成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终于出版了！生活的铁环已被彻底粉碎，保尔拿起新的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二、人物性格保尔是一个自觉的、无私的革命战士，他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保尔和父兄们一起驰骋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浴血奋战，表现了甘愿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岁月中，他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虽然他曾经金戈铁马，血染疆场，但他不居功自傲，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只想多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党叫他修铁路，他去了；党调他当团干部，他去了，而且都是害出命来干。为了革命，他甚至可以牺牲爱情。他爱丽达，但受“牛虻”的影响，要“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所以按照“牛虻”的方式来了个不告而别。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他生命的全部需要，就是能够继续为党工作。正像他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三、作者及国籍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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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 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 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 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黄色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黑色的眼睛流露着谦逊的笑窝，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坚强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气魄，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 我的祖国， 可爱的中国， 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我自豪你的悠久， 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我自豪你的坚强， 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 我自豪你的光明， 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 我自豪你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可爱的祖国啊， 无论我走到那里， 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 无论我身居何方， 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 可爱的祖国啊， 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 你用速度，你用实力， 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 你用勤劳，你用智慧， 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充满希望，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朝气蓬勃！ 歌颂祖国的诗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 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 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参考资料：
我朝觐过祖国的四时美景,我拜谒过祖国的名山大川. 每当扎进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的这颗心啊! 就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 我怀着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登上泰山的顶峰，看到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我游览了白山黑水，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和富足。登上南沙群岛的珊瑚礁啊！我感受到了祖国幅员的广袤。在八百里秦川，我听到了祖国儿女气势奔雷的心声。那一阵阵响入云天的威风锣鼓，那一声声惊天动地的浑厚呐喊，那一队队铿锵有力的整齐步伐，表述了我兄弟姐妹们的一腔豪情。 天山脚下、流沙深处，我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壮险美的景象,那不是海市蜃楼的虚幻，那不是梦魇中的天堂。那是开发大西北号角的召唤。 我站在青藏高原雪域顶端，畅饮一杯舒心醉情怡人的奶茶，庆贺五十六个民族的和睦和昌盛。 我徜徉在人间天堂香格里拉的红草地旁，端详着历经沧桑、千姿百态的古碉堡，我意识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尊严。 我沿着长江、黄河纤夫的足迹，手抚被纤绳磨深印痕的石柱，心如潮涌、泪眼盈盈，苦难深重的祖国啊！你是那样的坚韧不屈和顽强！ 我伫立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捧一把滚烫的黄土贴在我的心口，我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温情。 河姆渡口一粒稻种证实了：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啊！凝聚了人类的聪明智慧和勤劳。 高峡平湖的长江水印证了：无高不可攀，大地上的江河水啊！可以和天上的银河相牵连。 秦始皇的兵马俑昭告天下：中华儿女是不屈的民族，虽然长睡地下两千年，可他依然不倒、不垮、不屈服。 大沽口炮台那黑沉沉的铁炮宣示：弱国无外交，睡狮要想站起来，只能卧薪尝胆——铸长剑。 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个屈辱的民族，一个国力懦弱的民族是个可怜的民族。一个人可以没有家却不能没有祖国，不论你来自哪里，不论你又去向何方，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当你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只要大喝一声：“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是中国！”你 总能受到帮助和鼓励，友善崇敬的目光也都会向你聚集。 我再一次攀上泰山的顶峰，在历代先人驻足的地方期盼着，期盼着，期盼着再一次的东方红日的喷薄、腾升。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和平问题讲的就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讲的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战乱不仅使参战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交通运输瘫痪，国际贸易中断，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和平事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贸易往来则能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具体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增进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有可能抑制世界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1．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首先，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各国之间又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竞争，而矛盾和竞争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国际形势总体上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总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潮流。 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对峙、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和平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和集中体现。其次，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南北方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和集中体现。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它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但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战争的追溯——统一、发展、疫病、惨剧。它可以使社会更好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坠落。战争，如一杯注入鸩毒的葡萄酒，在其中有合作成功的蕴义，也同样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战争，如一根细细的火柴，既能带来光明与温暖，也足以毁掉一片森林。战争，如一块石头，有时帮助人们跨过沼泽地，但也能成为一块绊脚石。战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民族以至整个国家的统一，但是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一语能够形容。同样，战争是贪婪者“一统江山”的重要武器，也是“经济衰败”的源头。战争从石器时代的部落厮杀到近代的世界大战甚至于现在的反恐战争，似乎是无休止地循环着，进行着。战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是统一的象征，是以和平天下、安抚社稷为目的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战争是和平的必经之路。”的确，纵览古今，曹操与蜀吴的赤壁之战、项羽与刘邦的垓下之战、浩荡的七国争霸、反对君主专制的巴士底狱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安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统一就好比包在石头里的金子，战争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削去束缚它们的土块和坚石，使他们闪闪发亮，永延千古。但是——同样在和平的年代里，始终有贪婪的人不满足眼前的财富，以种种借口挑起战火。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充斥着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正如近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最终无论哪一方人民感到的都是强烈的悲痛。此时此刻，无辜的受害儿童们，他们呻吟着、哀嚎着。面对未来，他们只能在心底祈祷：“我们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这声音是那么声震山林，响彻云霄。战争如大雨，能缓解旱情，却又使万千的人们流离失所。战争如狂风，能吹走乌尘，却又使树木摧折、房屋坍塌。战争如大河，能带来充裕的水分，泛滥时却又吞噬众生。正如唐太宗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战争亦如此。
和平与发展作文一 当第一颗罪恶的子弹从枪眼迸出时，那不仅仅是给一个人肉体上的伤害而更多的是全世界人民那一颗久望和平的新无情地破碎了。 在一次看电视时，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我的心不能平静了。面对着那么多双无助的眼睛，面对着那么多憔悴的面容，我不禁要大声疾呼：“强者们，你们看到你们那罪恶的果实了吗？”妻子渴望见到丈夫的身影，但见到的却是一堆骸骨；孩子渴望得到母亲的乳汁，得到的却是走进孤儿院的命运；人们渴望得到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得到的却总是无尽的恐慌…。 在战争中有人失去了金银财宝，有人失去了亲人骨肉，最可怜的是孩子们失去了稚嫩的童心，换来的是满是烙印的、千疮百孔的心灵；他们失去了天真的笑容，换来了是冰冷的面孔…他们失去的太多太多。记得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位记者问伊拉克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呀？”换回来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 ***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的理想仅仅是 *** ！而我们坐在温暖的教室里，大嚼着巧克力、薯片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超过比尔盖兹…。这世界难道不能有一天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和平的阳光吗？那久望的和平何时能到来？“多行不义必自毙”多少史实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侵华战争、德国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越南战争、以巴冲突…但是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国家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我想只有一个词能够概括，那就是“利欲熏心”。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摧毁他人的和平，他们实在太可恶了！夜深了，我想起那久望的和平不禁吐出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这一天就要到了。 和平与发展作文二 我渴望和平，当我们幸福地生活在满是鲜花、绿草茵茵的家园里，人们脸上挂满了爱的微笑，亲爱的读者，你可曾想到：在地球的某些地方，可怕的战争的硝烟，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人们的幸福，一点一点地撕碎人们的心灵。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恐惧吗？我渴望和平，渴望全人类生活在一个布满鲜花，阳光普照，人人友爱的地球上。 就在前不久，我看到一张图片。照片上，一个满身血污的婴儿坐在一条断裂的火车铁道上，他张着嘴在哭泣，周围全是人们的尸体。那只是一个婴儿呀！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他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安，他仿佛在看着我，向我哭诉：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妈妈啊，你在哪儿？我害怕……我的心头为之一震，心里充满了恐惧、不安和愤怒。亲爱的读者，如果那婴儿是你的亲人，你会作何感想？都是战争，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呀！可恨的战争不仅夺去了婴儿的亲人，也夺去了地球大家园的和平！ 我的祖国，也收到过战争的挑战书，那耻辱的甲午海战、《辛丑条约》，是中国永远的耻辱和伤痛。那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沦陷的东北黑土地，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残暴的日本鬼子把初生的婴儿挑在枪刺上炫耀，把中国青年送进毒气室里杀害，把无辜的中国人灌辣椒水、剥皮、喂狗……！渴望和平的中国人，因为好战的日本战争狂人而身陷战争的火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大地，为我们今天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亲爱的读者啊！难道战争是解决我们争端的唯一法宝？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我们友好相处，亲如一家有何不可？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人类中的败类，为了一己私利，唯恐天下不乱。人们啊，要警惕，为了和平，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唾弃战争狂人！战争只会给我们带来死亡，疾病和痛苦，只有和平，才能给我们带来安定、幸福、平安的好日子！ 和平万岁！ 和平与发展作文三 1937年，一场悲惨的战争开始了——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南京，开始疯狂的抓人，不论小孩还是少女。日本人大肆杀人，活埋青年，用油倒在人的身上并放火燃烧。他们杀人的手法丰富多样，极其残酷。最残忍的是他们拿杀中国人当兴趣，竟然说谁杀的中国人最多谁就是冠军。一天之内他们杀了7万多人，满街都是死尸，以前，一个个兴奋的家庭把南京构成了人间天堂，随着侵略者的到来，把原本是人间天堂的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战争残害的不仅仅是人类，连环境和动物都受到了重创。熊熊的战火焚烧着大地，原本生机勃勃、鸟语花香的森林顷刻间变成了废墟。烧焦的树木七零八落的倒在地上 *** 着，万籁但寂使这个地方变得死气沉沉，。战争中使用的黑武器中产生的核辐射也同样让动物们“民不聊生”空气中漂浮着原子微尘使青蛙改规格的长出第三条腿。 战争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战争仍在继续。世界需要和平，和平已经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了，现在的联合国不就是为了和平才办的吗？ 战争，这个人类用来夺权夺利的“武器”什么时候才能从我们这个世上消失呢？为了不让战争毁坏我们的“天堂”让我们放飞和平之鸽吧！
战争与和平是相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始终的一对孪生姐妹，人类社会有多久，战争就存在了多少年。战争中孕育着和平，和平中又潜伏着战争。一．关于战争古往今来，铭刻在人们的意识中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世界的征服者；有许多大人物是因为战争而铸就不朽之名；辉煌的历史多是在战争时期或是达到了顶峰，或是化为废墟；………对于战争，不同的人都各自有着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解释。英国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他就像人体的疾病一样，偶尔要发一发，以去处痼疾，协调身体。二战风云人物巴顿坚定地认为：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为壮观的竞赛，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甚至一位科学家曾讲到：“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来打，但我知道第四次，那一定是用石头和棍棒。”在众多人的眼中，战争是一种灾难，是可怕的，是万恶之源。它杀戮无辜人民，抢掠他人财物，毁坏繁荣城市，抹去地球上那历尽沧桑，日积月累起来的文明。然而，什么是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的本质又是什么？对这几个问题，上述的三种人物，因个人思想原因或客观条件制约，都没能准确而合理地给予解释。直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高声地吼到：“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发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政治贯穿于整个战争行动中，并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他在著作中所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这一至理名言，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还原了战争的本来面目。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越接近现代，战争则越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从最初远古人类因个人、部落利益而战，逐渐发展到为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而战，甚至席卷全球，形成世界级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究其原因不过就是两大军事集团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一方是新崛起的势力，想坐上霸主地位；另一方是老霸主，想极力保住原有地位。又因为在当时，国际和谈等手段并不流行，本来经过和谈或许就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最终以塞尔维亚青年的一声枪响而爆发。从而造成1000万人死亡，3400多亿美元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又造成5000万人死亡，1．1万亿美元的损失。而此后的四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则是大国因政治、经济利益去控制、指挥小国去攻打小国，甚至直接出兵的政治手段。由此可见，战争的的确确是政治手段的一种延续。然而在战争实施过程中，战争手段日益扩大化、丰富化，逐渐显现出超信息化、高科技化、隐蔽化以及局部化等特征。有资料显示，美国正采取实际行动，有计划地落实其独霸太空的图谋。俄罗斯也在加紧研制自己的太空装备，声称在2008年前做好太空战准备。虽然战争有时会在客观上刺激科学的进步、生产的扩大，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憎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制止战争，保持和平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二． 艰难的和平之路每当战争一开始，总会有一种力量阻止它，直至战争隐退，它才显现，那就是和平。现代世界，维护和平主要是靠国际间相互达成的法规，以及由多数国家组成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安理会。近代战争公约是从海牙公约开始的。海牙公约，即“海牙法规”，是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所通过的13个公约和一些声明文件的总称。主要是限制作战手段或作战方法。1928年生效的日内瓦议定书，全称是《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在法律上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1929年生效的非战公约在国际法上，特别是在确定侵略战争为非法方面，是最重要的法律根据。特别是1979年，《埃以和约》的签定，结束了埃以两国30多年的战争状态，把世界和平又向前推了一步。199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把国际裁军与军控推向一个高潮。2000年，韩朝两国领导人会晤，进一步推动了朝鲜半岛的缓和进程。这一系列的公约和行动，似乎都在预示着：世界的总趋势是走向缓和。然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小规模的战争也时有发生。世界呈现出缓和与紧张，和平与战争并存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个别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插手别国事务和地区争端。而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旧的格局被打破，地区间种种矛盾突现，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具有独立性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故而无法从根源上消除战争。再一方面，战争与和平本身就是统一的。在和平中走向战争，在战争中走向和平。1917年的平安夜，打了近10个小时的英德军队全部放下武器，手牵手，高高兴兴地开了一个“篝火晚会”，虽然他们明天仍要拿起武器相互拼杀。余 言既然战争是无法从根源上避免，我们要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是：在国内，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扩大和平势力，以尽量减少战争的爆发。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消除意识隔膜，不论是何种国家体制，都应亲如兄弟姐妹般团结起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正如约翰·堂恩所说的：“谁都不是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一个海角，世界就少了一点；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也正是由于对那该死的战争的回顾，我们才更应该珍爱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要和平不要战争战争永远是残酷的.再完美的战争,也有它致命的缺陷----总会有人因为战争而离开.看看近代的中国,南京大屠杀,那悲惨的一幕幕,相信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还历历在目吧.1973年冬, 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百姓惨遭杀害,数以万计妇女横遭强暴,日军的暴行比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更加残忍。尽管铁证如山,但近年来,日本国内不断发生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它是悲壮的,是令人愤奋不平的.想到了南京大屠杀,那我们是否还应该想想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当犹太人被纳粹活埋时,痛苦便伴随着他们,战争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更多的无奈,更多的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曾在24个地点对犹太人进行了至少30次屠杀，杀害了上千名犹太人。二战前，波兰共有350万犹太人，其中大约有300万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目前波兰的犹太人仅有约2万人。许多波兰人一直都认为他们是纳粹的受害者，对于自己的同胞曾屠杀犹太人的说法难以接受。当这些战争所带来的恶梦已慢慢开始随着时间逝去,新的恶梦又突如其来地爆发了.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又带来了更多的无奈,美国士兵虐待战俘,更是令人胆寒.据报道,美军用来虐待战俘的方式至少有20种之多，其行为的非人道性和恶劣程度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用美国陆军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的话说，这是一些“残忍、无耻、下流的虐待犯人行为”。不仅如此，对此事件负有不容推卸责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透露说，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虐俘情况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的照片和录像带，可能使这场丑闻变得更加严重。有报道说，这里还有凶杀、强奸等明显的犯罪行为。诸多的战争带来了诸多的恶梦,可我们想要的是和平,只是和平,只有和平.当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靠，难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