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颜之推是南北朝隋初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都体现在他的《颜氏家训》这一著作当中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家庭教育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是我整理的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文关键词：家庭教育思想；启示；心理健康
论文摘要：颜之推是南北朝隋初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都体现在他的《颜氏家训》这一著作当中，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家庭教育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
颜之推(公元531-595年)，字介，祖籍为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是梁朝建业(今南京市)人。他一生遭遇坎坷，他自称“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虽然他生逢乱世，但是他生于士族官僚家庭，而且早年曾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他有感于当时的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他著成了《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有二十多篇，其主要内容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体例宏大严整，理论系统深博，此书被后世称为“家教规范”。
一、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
(一)提倡早教
颜之推提倡家庭教育应该从胎教开始，他说：“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他认为如果普通家庭不能从胎教开始，那么也应该从婴幼儿就开始进行教育，因为教育的越早越好，他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以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在孩子刚刚懂得看人的脸色，识别喜怒的时候，就加以教诲，那么让他做他就做，不让他做他就不做。颜之推还认为：婴幼儿时期是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因为婴幼儿时期比较容易受到影响，而且可塑性大，所以早期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颜之推以自己的学习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勿七岁时，诵《灵光颠覆》，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年龄越小受到的影响越深刻，甚至会影响一生。
(二)主张爱教结合
颜之推主张子女不可“无教而有爱”。如果父母“无教而有爱”，反而会导致“饮食为食，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词反笑，至有识知，违法当尔。”也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行为任其为所欲为，该训诫的时候则奖励，斥责的时候则一笑了之，等子女长大以后，则以为按照道理本该这样的结果，父母即使“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所以他强调对子女要从严教育而又不失慈爱，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无畏而生孝矣。”父母对待子女，既要威严而又不失慈爱，那么子女也会对父母孝顺。他也强调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不能偏爱溺爱他们，父母要均爱。他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予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龟明鉴也。”在这段话中讲了由于父母不能均爱，而导致了子女落得个不好的下场的例子，例如，共叔段母亲的溺爱造成了他的死；赵王如意由于父亲的宠爱导致了他的被杀。
(三)重视环境和师友的影响
颜之推重视环境对子女的影Ⅱ向，所以他认为子女也一定要谨慎的结交师友，以防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处在幼小的时期，可塑性大，容易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就是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或者是和什么样的人交往，那么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重渍陶然，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室，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
(四)重视规范的语言教育
颜之推重视子女的语言教育，认为从小学好语言很重要，而且他强调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父母负有重要的责任。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也就是说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父母要进行监督。他还指出：“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他认为一件事情还是一件物品，如果没有经过核对，绝不敢随便称呼。他重视父母在教育孩子学习语言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规范，而且要重视通用语言的学习，而不是去强调方言的学习。
(五)要求家长以身作则
颜之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长辈不能只是说教，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这有利于良好的家风的建立，而且这也会影响到家庭教育能否取得成功。他指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也就是长辈要给晚辈做好榜样。
(六)主张学习要勤奋
颜之推指出：“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他认为自古以来那些贤明的帝王尚且要勤奋学习，何况老百姓呢!他也举了很多典型的古人勤学的例子，他说：“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在这段中有几个典型的流传到今天的关于勤奋学习的典故：有战国苏秦为保持清醒，以锥刺股；有文党决定求学，投斧于高树上；有孙康因家境贫寒，常冬夜映雪读书；有车辙因家庭困难，常把萤火虫聚集起来，利用萤火虫发出的光来读书；有汉代的兄宽、常林等人耕地时带着书经；有路温舒放牧时摘蒲草，编成小简，用来写字。颜之推没有摆大道理，而是通过事例来说明勤奋学习，通过寥寥数语，来说明他们的追求、毅力和意志。
二、对我国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家庭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父母要重视早期教育
颜之推的早期教育思想，已经受到现在家庭的足够的重视，现在有些父母不仅懂得胎教，而且也非常注重幼儿时期的教育，因为这个时期，孩子的可塑性非常大，容易被影响。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父母应该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进行适当的教育。早期的教育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也说明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二)父母要做到严慈相济
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不仅要树立自己的威严，而且要对孩子慈爱。这样的'父母才会让孩子尊重和信服，而且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如果父母是非常的严厉，那么孩子就会害怕父母，孩子会变得非常胆小；如果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父母对其听之任之，那么会使孩子变得非常肆无忌惮。这两种都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父母只有做到严慈结合，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才能让孩子更好地发展。
(三)父母要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
只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才有可能培养出好的孩子，所以父母要尽量给孩子创建良好的家庭环境。尤其是和睦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发展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让孩子每天生活在吵闹的，不和谐的家庭里，那么对孩子的发展很不利，父母要重视家庭教育，而且也要重视良好家庭环境的创设。，父母还要给孩子创设好的语言环境，因为普通话是现在的通用语言，所以父母要给孩子创设学普通话的环境。
(四)父母要以身作则
现在的父母一般都是更多的在言教，很少有身教的。父母经常会说的很好，可是让他们做的时候，就没有说的那么好了。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多的要身体力行，要以身作则。我们都知道“上施下效”，父母怎么样做，孩子也会模仿父母做。所以，父母希望孩子怎么做，父母就应该怎么做。特别是在孩子发展的重要时期，父母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庄辉民，章义和撰，颜氏家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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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洪亮著，中国古代教育史简论[M]，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6
[4]张传燧主编，中国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孙明月，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
[6]匡后丽，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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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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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4日）[2]评汉字笔顺排检法（中国语文，1957年1期）[3]携手并进（小说），（雨花，1958年5月号）[4]评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1959年1期）[5]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6]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7]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3期）[8]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9]《战国策》与《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10]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2期）[11]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群众论丛，1980年第1辑）[12]《韩非子·十过》非韩非作（活页文史丛刊，第1辑，1980年）[13]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8辑，1980年3月）[14]王充与两汉文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7月）[15]谈“唐十二家诗”（学林漫录2集，1981年3月）[16]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17]刘勰的两个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18]《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2月）[19]阮籍《咏怀》（其二十）诗新解（文史知识1983年1期；《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书局1984年）[20]学习古代文论随感（光明日报，1984年1月24日；《文学遗产》622期）[21]皇甫冉《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诗发微（《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22]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学林漫录9集，1984年12月）[23]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11月）[24]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25]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文学遗产》，683期）[26]程千帆教授的学诗历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号，1985年）[27]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5期）[28]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草堂，1985年2期）[29]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1985年）[30]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1]《（唐语林〉原序目》考辨（唐代文学论丛总8辑，1986年12月）[32]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1期）[33]卢言考（学术月刊，1987年4期）[34]罗根泽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35]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刊）[36]王堂闲话考（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3期）[37]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38]周勋初同志在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高校古籍整理工作通报20期，1989年）[39]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特色和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9期，1989年）[40]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书品，1989年2期）[41]《明皇十七事》考（古籍整理与研究4期，1989年）[42]赵璘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43]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44]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1989年5期）[45]开阔视野实中出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46]身在庐山之外的人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年2期）[47]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4期（总31期〉）[48]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5期）[49]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香港〉中华国学2期，1990年5月）[50]“芳林十哲”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51]顺其自然地登攀（文史知识，1991年4期）[52]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总第35期〉）[53]《隋唐嘉话》“拾补”商兑（书品，1991年2期）[54]中国古籍在大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台湾]国文天地，7卷三期，1991年8月）[55]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56]王粲患麻疯病说（学林漫录13集，中华书局1991年5月）[57]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58]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著录（文学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59]“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60]《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5月）[61]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62]韦绚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6期）[63]敬业小言（南大书友总3期，1993年4月上旬）[64]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65]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文学遗产，1993年3期）[66]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67]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68]隋唐嘉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9月）[69]严杰《欧阳修年谱》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11月）[70]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6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1]《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2期（总53期〉）[72]赋体评议（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73]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4年6月）[74]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文学遗产，1994年6期）[75]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76]《酉阳杂俎》成书考（《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77]中日友谊之树长青（桔颂（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1995年）[78]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1995年2月）[79]日本访书散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1995年4月）[80]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6月）[81]《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总第62期〉）[82]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1995年10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83]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1995年12月；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9月）[84]《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85]文化同根倍情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86]“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1996年9月）[87]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88]怀念老校长匡亚明同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一期（总314期〉；《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89]读稿杞忧（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90]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91]勋初自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92]周老任职南京大学时的高风亮节（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54期）[93]陈寅恪研究方法之吾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94]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学术集林1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95]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文学评论丛刊1卷1期，1997年12月）[96]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97]《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周年纪念有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98]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序（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99]文献学与综合研究（《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100]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10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2期）[102]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思考（中国政协报，1999年6月2日学术家园总64期）[103]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0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10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106]开湖泊志之先河的《太湖备考》（新华日报，2000年1月15日）[107]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文苑出版社2000年2月）[108]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109]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1期）[110]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111]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2]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3]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序（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114]《唐钞文选集注江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115]纪念程千帆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3期）[116]李白剡中之恋放谈（中国李白研究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117]纪念古道热肠的洪诚先生（文教资料，2000年6期）[118]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12月）[119]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120]《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21]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4期）[122]梦断黄金台（文史知识，2001年10期）[12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24]先进文化与古典文献研究（《先进文化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第一期（政协委员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3月）[125]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书品，2002年2期；《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5月）[126]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127]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8]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29]姚曼波《（春秋〉考论》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13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1月）[131]孙望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132]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3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4]我与李珍华教授的四次相聚（《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5]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136]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7月；《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2006年1月）[137]谈笔记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138]异曲可以同工——评两种研究六朝江东士族家学家风问题的著作[署名古愚]（书品，2004年5辑，2004年11月）[139]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0]党银平《崔致远研究》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1]探索与困惑——研究宗教与六朝文学的一点思考（《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142]《永志无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43]《翰墨激情》（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文集）序（自印本）[144]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沧海求珠》——张文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145]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上半月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146]匡亚明校长在人才问题上的巨大贡献（南京大学报2006年3月28日匡亚明百年诞辰纪念专刊）[147]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2期）[148]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总第181期]）[149]李白与羌族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一期[总第81辑]）[150]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151]三教论衡的历史发展（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2006年1月）[152]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2版《学术副刊》）[153]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1期）[154]《百年汉学论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2月）[155]《唐代乐人考述》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156]我与傅璇琮先生的文字姻缘（宁波晚报，2007年8月12日；《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157]凤凰出版集团的骄人业绩（《凤凰情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158]古籍整理：“考文献而爱旧邦”（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国学副刊》32期[总56期]）[159]《文心雕龙》书名辨（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4期；文学遗产，2008年1期）[160]李白的晋代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61]“兴、观、群、怨”古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162]关于《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2008年4月）
不少人认为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除了是受小说和电视剧的影响外，主要是因为《旧唐书》中的一句话：“初，主（高阳公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 意思就是，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唐太宗的宠爱，所以房遗爱待遇优厚，和别的驸马受到的礼遇都不一样。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高阳公主的确是挺受唐太宗的宠爱的，所以连带的，她的驸马房遗爱也受到一定优待。但是，就因为高阳的丈夫“与诸主婿礼秩绝异”，就能以此断言高阳是太宗最心爱的女儿吗？恐怕还不能。高阳公主受太宗宠爱，与她的出身并没什么关系。《旧唐书》无公主传，对高阳生母也无记载，但对长孙皇后的七个子女记载得很清楚，所以高阳的生母为长孙皇后或太宗四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高阳是因谋反而被赐自尽的，若是四妃之女，四妃及其诸子不可能不被连坐。可见高阳与唐高宗同母的可能性也是极低。所以高阳的生母应当身份较低，也可能早逝，高阳受宠于太宗与生母的关系不大，应该是她本身的个性比较对太宗的脾气。 而根据《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称为唐太宗爱女的一共有如下六位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不过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阳公主外，其他的几位公主都有事例可以辅证她们的确是受到唐太宗的宠爱的。 比如贞观七年长乐公主出嫁的时候，唐太宗诏令有司为其准备的嫁妆比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多出一倍。然而早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御史大夫韦挺便曾上表批评时风道：“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非所谓嗣亲之道，念别离之意。正始之本，实在于兹。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长乐公主将出降，太宗谓房玄龄等曰：‘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咸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何为不得？请倍永嘉公主。’”（《魏郑公谏录》） 而长乐的驸马正是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长孙冲此时极受帝宠，被任命为从四品上的宗正少卿，驸马都尉，后来官至秘书监（从三品）。只可惜长乐红颜薄命，贞观十七年便病逝了。不过根据考古的发现，长乐公主的墓并没有遵照公主墓只设一道石门的规格，而是破格使用了三道石门——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可见唐太宗对长乐的宠爱，比之高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豫章公主与长乐相似，虽然嫁了人但贞观十六年左右便过世了，太宗为此穿了很长时间的素服，超过了礼法规定的父亲为子女服丧的时间，惹得群臣悚动不安，最后被魏征劝止。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従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魏郑公谏录》 ）城阳公主的第一任驸马是杜如晦之子杜荷，《旧唐书·杜如晦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显而易见，杜荷的郡公爵位是因为尚主得来的。而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只可惜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杜荷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处决，之后城阳改嫁的薛瓘任左奉宸卫将军（从三品）。而城阳改嫁时，太宗曾专门为她卜卦，并欲打破黄昏行吉礼的婚制而改由白天行吉礼，不过被马周谏止了。 “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上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决嫌疑，若黩礼乱常，先王所不用。’上从其言。”（《唐会要》）新城公主，既是唐太宗嫡出子女中的最幼者，也是唐太宗最小的女儿，八岁时初封衡山公主——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可见唐太宗将衡山作为封邑册封了自己最年幼的小女儿，究竟有着何等的宠爱之心了。 衡山后来被许配给了魏征的嫡长子魏叔玉。魏征在太宗朝的重要性不需要多强调，而魏叔玉身为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从一品郑国公的爵位的。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魏征去世不久后就被人安上了荐人失当邀名卖直的罪名，太宗亲自写诏书下令悔婚仆碑，并为衡山另选了一门婚事。贞观二十三年二月，衡山出降长孙诠，太宗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 “操……（贞观）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旧唐书·外戚》）遗憾的是，太宗虽然希望能在临终前看到自己的爱女出嫁，但是很可惜，由于公主出嫁的仪式十分繁琐，分为“册公主、公主受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盥馈舅姑、婚会、妇人礼会、乡丈夫送者、乡妇人送者”等步骤，且“诸土冠婚，公主降嫁等并筮日于南门之外，择日举行吉礼”。所以一直到五月份太宗去世，衡山的婚礼也没能完成，等到永徽三年除掉丧服后，唐高宗将自己最年幼的胞妹改封为新城郡长公主，这才正式完成了婚礼。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六位得宠公主中已出嫁的有长乐、豫章、城阳与高阳这四位，新城则是许婚待嫁。然而无论是从驸马的地位来看，还是就公主们本身所受到的特殊优待而言，很明显，长乐、城阳、新城都要比高阳有宠得多。不过同样有意思的是，虽然《旧唐书》说房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但是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都没能发现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杜如晦之子杜荷还能够因为娶了城阳公主，得封正二品的郡公——不要以为杜如晦死得早，杜家就渐渐没落了，房谋杜断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要知道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建立凌烟阁，将杜如晦排在了第三名，房玄龄还落后了两名排在了第五位。而那时杜如晦已经死了十三年了，房玄龄仍健在，可见唐太宗仍时时挂念着杜如晦。长孙操也因为儿子尚新城公主为驸马，得以升为从三品的刺史。唯独不见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何种特殊待遇，反倒是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因为房玄龄病危，唐太宗亲至其病床前与之握手诀别，并当即授予了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正四品下），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房玄龄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儿子们的显贵。 这样看来，虽然史官说了房遗爱是因为娶了高阳公主而在众多驸马中脱颖而出的，然而就史实而言，房遗爱备受优待更多的是托了他父亲的福而不是妻子的福。更别说房遗爱在贞观一朝的地位根本不能与长孙冲、杜荷等人相提并论了，即便是在同样尚庶出公主的一干驸马里，比起萧锐、高履行等人身为凌烟阁功臣长子承袭的从一品国公的爵位，房遗爱得到的待遇也是毫无出彩之处。所以若要由房遗爱受到的待遇来推断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证据未免太过单薄，何况高阳公主固然“有宠于太宗”，不过一旦与晋阳公主相比，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会要》：“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 史书里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李治与晋阳因为长孙皇后早逝而被唐太宗亲自抚养。这一殊荣别说是在唐太宗年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便是放眼历朝历代，恐怕也就只有清朝康熙皇帝那个两废两立的太子可以稍相媲美。而高阳虽然有宠，却从未能像晋阳那样日日都与父亲相亲相见，陪伴左右。更何况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晋阳深得太宗宠爱的事件还有很多。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新唐书》） 晋阳能够临得一手飞白体，与太宗的亲笔真假难辨，想必是时常与太宗一起待在书房的缘故；晋阳不幸夭亡后，太宗悲伤不能自己，又下令将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在公主墓旁修建佛祠，为晋阳的往生祈福求祷；而晋阳这个封号本身就饱含了太宗对这个爱女的宠溺之情——孰不知晋阳正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 在了解了晋阳公主的事迹后，还会有人草率地认为高阳公主才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吗？
关于兰陵王，心痛啊......北齐政权就存在了二十七年，可皇帝是一个比一个NB，无能昏庸，什么乱伦啊，什么别开生面的“放生”啊，什么同性恋啊……只要皇帝看不惯你，后果大家都知道。杀你还是轻的，关键是不是一刀解决，什么灌几十杯酒啊，什么下油锅啊，什么活活打死，什么大卸几块的……回归正题…… 兰陵武王，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也。不知生母是姓氏【因为连老五高延宗的老妈陈氏一个歌姬都有记载而四殿下的母亲却没有被记载。所以给出几种估计：要么地位比歌姬还不如高澄那个花花公子怕丢面子（估计不大可能，花花公子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要么就是高澄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给他生的儿子而四殿下的母亲出于对高澄的恨狠心的丢下了儿子（这个也太悲了吧，我可怜的四殿下），要么就是高澄太爱四殿下的母亲不愿显示于人前（爱她就要尊重她让大家都知道你爱她嘛，怎么能让人家为你生了儿子还藏起来呢），要么就是四殿下的母亲是被强迫的，生下儿子之后要求高澄保密。跟四殿下同年的三殿下在文宣时以奉为河间王，而四殿下却是在之后孝昭帝即位时才得以奉为兰陵王，猜测跟身世有关（不知母亲是谁就算了，不得父亲倚重也算了，可最后父母都没了悲情的四殿下啊）。】兰陵王，名高孝瓘，又名高肃，字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心事上，和以待下。每有一瓜数果，必于军中将士共享。军中事务，事必躬亲。【四殿下人好好额，眼冒心心……爱死了】 邙山一役，兰陵王为中军以盔胄覆面（后世也有面具一说），率领五百将士冲过周军的重重包围，解了洛阳被困之难。【貌似当时是十万周军包围了洛阳，有位北齐将军在兰陵王之前率了三万将士出马却是全军覆没。我们就当他先为四殿下消灭了三万，还剩下七万。五百对七万，那勇气……四殿下的勇猛是用行动证明的！谁说长得美就不能打胜仗了？歪理！看谁敢小看我们家四殿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因为太有才了，高湛的儿子高纬早就开始嫉妒这位有才又貌美的堂兄了。）有一次呢，后主高纬就对着四殿下说，“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其实，我们四殿下真没那个谋反的意思。要想谋反，你高纬这口吃儿还能坐上皇位吗？】四殿下就回答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 知道说错话后，四殿下后悔莫及，为求自保不惜背负贪财受贿的污名。处处敛其锋芒，及江淮寇扰，担心自己又会被派出兵打仗，哀叹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终究逃脱不了毒酒的鸩杀，武平四年五月，后主高纬赐四殿下鸩酒一杯，将其毒杀。【只能感叹，高纬那个NC亲手帮助北周除了他们忌惮的两位北齐大将——兰陵王和斛律光。高欢在地下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挨千刀的傻孙子杀了他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孙子肯定恨不得爬起来咬死高纬！我都有种想咬死他的冲动。】 兰陵王生性懦弱，这点不假。大哥河南王高孝瑜被武成帝高湛灌毒酒最后投河而亡。武成帝不准人为河南王收尸，不许有人为他哭。兰陵王没有忤逆，照做了。亲哥哥啊，哎……其实懦弱归懦弱，那样的环境下明哲保身是对的。河间王高孝琬就是忤逆了武成帝的意思名目张胆的在大殿上哭，早早的让高湛对他起了杀心，最后杖刑至死。 高纬赐鸩酒，凭兰陵王的名声起兵反了又有何不可？若是他做皇帝北齐应该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吧。 可是四殿下呢，没有反抗。一杯鸩酒面不改色饮下……可造成他懦弱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多半跟从小就失去生母疼爱，失去父亲说教有关吧。冯诩公主再好她也只是河间王的亲娘啊，在对待四殿下的方面上总是不及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所以，我们的四殿下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唯有隐忍和奋发图强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兰陵王真贪还是假贪？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是假的吧。邙山一役之前也没听说他贪污啊。明哲保身罢了。还有武成帝送他的二十个美女啊，四殿下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个而已。（不贪色，好样的！）以上皆出自个人对兰陵王的理解。研究过《北齐书》，要文献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记载兰陵王的那段并不是很多。兰陵王就是一个谜，一个挖得越久越让人沉迷的谜。 一千个人心里一千个不同的兰陵王。深深地喜欢那个神话！是的，兰陵王就是神话，北齐高氏一族的男人出名的那几个又有几个心理正常呢？帅都帅，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而兰陵王，人长得好看，心地又好且正常，又有才战场之上又勇猛无比，跟那群人渣相比确实是神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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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仪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 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 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编辑本段古代政治礼仪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编辑本段古代生活礼仪①诞生礼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②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③飨燕饮食礼仪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④宾礼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⑤五祀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⑥傩仪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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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与唐朝皇帝丧葬礼仪的关系及其对南宋的影响》《论唐代礼仪的道德性》《唐代礼仪的伦理探析》《浅谈唐代礼仪音乐繁盛的原因》《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唐代使者接待礼仪考》《唐代王权礼仪对日本王权礼仪的影响》《试论唐朝前半期陵庙礼之发展》《剑舞在唐代外交礼仪中的地位》《唐代外交使节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