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2009年12月07日 09:51:12 来源：瞭望【字号 大 中 小】【留言】【打印】【关闭】 【Email推荐：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下降到2007年的。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2007年时达到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上升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和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和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和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你去看下（社会科学前沿）这类的刊物，找下这类文献参考下，看看别人是怎么叙述的
年龄作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应该怎样叙述？我觉得年龄对待收入有一定的影响，或许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收入不一样的，可能就是职场中经验丰富的人，年龄一定的时候，他可能创造价值更大，这是一个市场营销的规律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摘 要] 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常见现象，通常是指社会购买力持续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导致物价普遍上涨。本文通过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观察分析，阐述了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通胀压力。并且运用预算约束、斯勒茨基替代效应、普通收入效应和禀赋收入效应，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说明了政府采取措施加以监督调控的必要性。[关键词] 通货膨胀；收入；消费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社会产出,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它是一个长期概念，因此，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上升不属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下，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 对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程度，官方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官方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游资炒作，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学术界则认为中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时代。 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有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等。本文论述的是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动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用CPI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CPI体系是有较大缺陷的，这一体系已经多次被学者质疑过。目前，中国的CPI构成如下表所示： 表1 我国目前CPI的构成 项 目 比重 项 目 比重食品 34% 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1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4% 衣着 9%居住 13% 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6%交通通讯 10% 烟酒及其他用品 4% 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的首要问题是食品占34%，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这使得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拉动作用特别明显；CPI的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居住权重较小的问题，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是％，中国仅为13％左右，而且我国目前CPI指数体系中的所谓“居住”仅仅是指房屋装修等附加消费，而不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房屋的价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都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的“上不封顶”式疯狂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当前房价飞涨，而CPI水平还能维持在10%以下。 虽然看起来中国CPI体系中食品和居住类所占比重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消，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要远远高于食品支出。所以，现行CPI指数是被低估的。 尽管目前CPI指数存在很多缺陷，但因其构成体系的相对固定性，所以通过纵向对比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本文中仍然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衡量指标。 1996-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货紧缩。2004-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中国的物价水平和CPI逐渐攀升。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2008年全上涨，创1996年以来新高。不过，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2009年我国全年CPI比上年下降。 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再度加速——如下图所示，我国今年（2010年）前10个月的CPI指数变化趋势。 图 1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CPI指数除3月份和6月份略有下降外，其他各月份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9月CPI同比增，创23个月新高，而10月份到达了，为2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当前CPI指数体系的缺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轻微通货膨胀是正常的，并且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时，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货膨胀破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所有隐藏法则，它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引发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对经济有着致命影响的货币现象，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末端，民众则处在直面通货膨胀的最前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直接。通过微观经济学若干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可以清楚地发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 民众购买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受到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当商品价格一定时，消费者收入越高，可购买的商品越多，所以获得的效用越大、福利越好。消费者购买商品所需费用正好等于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消费束被称为预算线，在预算线上，这些消费束正好可以把消费者的收入用完，即 p1*x1+p2*x2=m1如图2中m1所代表的斜线所示： 图2 位于预算线下方的所有消费束的集合被称为预算集，它表示收入和价格既定时消费者能够负担的起的所有消费束。显然，当面临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1和商品2的最大数量都会减少，预算线必然内移。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预算线的内移必然意味着最优消费束的内移，所以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必然会减少。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上文中分析的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那么仅从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决定商品的消费数量时，如何对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运用斯勒茨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轻松发现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商品购买量的变化。 图3 假设通货膨胀条件下，消费者购买x1和x2两种“综合”商品，前者代表价格上涨的商品，后者代表价格未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有限的商品（虽然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总有一些例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斯勒茨基的方法，商品价格变化（本文中即商品x1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分为“转动——移动”的过程，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即“转动”的过程，是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而购买力保持不变的一种变动——初始预算线围绕初始最优选择转动至某一水平，转动后的预算线与最终的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斜率，因而也具有相同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纵截距不同，所以这两条预算线代表不同的货币收入。必须注意的是，A点所代表的最初的消费束仍然处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所以这个消费束正好也能支付得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预算线转动前后保持不变。然而，虽然A点仍然是支付得起的，但它并非转动后的预算线上的最佳购买量。如图所示，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B点表示最优消费量。消费束B就代表商品1价格上升时，调整货币收入以使原先的消费束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消费束。在图示的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它指的是当价格变动但购买力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如何用一种商品“替代”其他商品的情况。 第二阶段即“移动”的过程，预算线的斜率保持不变而购买力发生变化，也就是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而收入变动时发生的移动。与转动后的预算线相比，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由B变为C。在图示的横轴上，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收入效应。 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变动的符号是什么样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概念。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增加的商品被称为正常商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所以，我们在此处假设消费者所消费的全都是正常商品。 显然，由上面的定义可知，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环境下，消费者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收入相对减少，从而产生负的收入效应。 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和最优选择假设，替代效应总是与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由替代效应引起的需求变动总方向为负。 综上可知，在消费者消费正常商品的前提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则无论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均与价格负向变动，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收入不变或涨幅小于商品价格涨幅，则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一定会减少，正如图中所展现的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从A变成C。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分配效应，归根到底是因为消费者的初始禀赋不同，也就是消费者进入市场前所拥有的商品或资产的数量不同。 正如前文的分析显示，在不考虑禀赋的前提下，尽管所有消费者都会受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为负值），然而当消费者具有禀赋之后，通货膨胀对其影响就应该具体分析了。有些消费者因为自身拥有的禀赋而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当其受益幅度超过受损程度时，便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 图4是图3的修正，在这个图上，增加了初始禀赋——W点，由于初始禀赋总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W点位于初始预算线上。A点代表消费者的初始消费，显然，在A点消费者对商品1的消费量小于其初始禀赋，也就是说，此时消费者实际上是商品1的净供给者，是商品2的净购买者。当商品1的价格上涨时，在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普通收入效应，这两者与图2中的分析是一致的。 图4 但是，由于消费者拥有初始禀赋，而初始禀赋无论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消费者的最终预算线必然要穿过W这一初始禀赋点——由于在价格变动时，消费者所拥有的禀赋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动，所以又出现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效应：禀赋收入效应——也即横轴上C到D的移动（c-----d）。 此时，从图上显然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前后消费者的消费集为A和D，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商品1的消费量不降反升，而正常商品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应该是下降的，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由于初始禀赋的存在，通货膨胀时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对这个消费者而言，价格上涨给其带来的福利增加额超过了福利减少额，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 相比之下，对于拥有很少初始禀赋或者没有初始禀赋的消费者来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增加额小于福利减少额，总体福利下降，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损者。 以上只是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来表现通货膨胀对拥有不同禀赋消费者的影响。假设只考虑正常的生理需求，则不同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总需求（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实际最终消费的数量）区别不大——毫无疑问，消费者拥有的禀赋越多，那么他越能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得好处。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福利损失不同。甚至可以形象地说，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效应（正如图4中所示，拥有不同禀赋的人在通货膨胀时所得到的损害和福利是不同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在消费与投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以及消费结构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差别很大。对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的消费者）而言，消费在全部收人中所占比重不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而边际投资倾向较大，再加上收人和财富为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较小。此外，高收入者还可以通过资产的增值来弥补消费支出方面的损失并实现财富扩大。比如，在近期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飙升过程中，高收入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和房地产来抵消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低收入者而言，由于购买力不足，消费在收人中占据较大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消费品以必需品为主(这部分消费品往往缺乏价格弹性)。此外，低收入者往往不能像高收入者那样通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抵御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低收入群体财富的迅速流失。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还可以从消费者收入种类的角度上进行分析，消费者自身拥有禀赋，当他选择向市场上提供禀赋时，便能获得收入，不同种类的收入在面对通货膨胀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以工资或薪金为主要收入者——在现实中，实际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民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及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增加工资的时间上，总是存在一定的间隔，所以工资的增长常常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工资增长滞后的时间越长，则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损失越大。总的说来，只要有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收入者，总会受到损害；以利息和地租及其他租金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后，由于利息、租金的调整也存在时延问题，使得以利息和租金为生的人，在通货膨胀期间遭受损害；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中，利润因货币工资调整时延长短而受影响，货币工资调整的时间间隔越大，利润增长得越多，反之，则利润增长趋缓，当货币工资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时，利润不变。如果企业采用按成本利润的定价方式.则利润可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以利润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至少可以不受影响，如果因企业工资调整的滞后、举债、产品销售提价等因素，则可以大获其利。 总之，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结论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却能在通胀中获益。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监督调控作用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参考文献][1]哈尔﹒R.范里安.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2009.[2]杨天宇.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几点思考[J].消费经济，2004（5）.[3]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路 兴.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5]张金丹.论通货膨胀对无地农民的影响[J].现代经济，2009（3）.[6]李治国.关于通货膨胀隐性危害的若干理论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9).[7]唐珏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通货膨胀成因的比较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 学报,2009(3).[8]苏楗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9]张余文.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2010(8).[10]谭 伟.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洛伦茨曲线的分析[J].科学研究,2007(1).[11]张根龙.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8（7）.[12]黄燕芬，杨欣波.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河北经济，2008（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有什么问题再追问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我与税收征文------我们都是纳税人 自有国家起，税收也便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完善。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进程，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不把减轻税负、轻徭役作为立国之本。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每一个公民，都是纳税人，对于这些，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又不做生意，也没有上过税，怎么会成为纳税人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方说，我去商场买一瓶洗头液，那么在付洗头液的价款中就已经支付了增值税与消费税，如果单位给职工发工资超过1600元钱，也要给国家上税，如果我们想改善居住条件，购买一套新房，购房价款中已也包含了房产税、营业税等。同样，如果买彩票中奖了，在银行存钱取利息时，都要支付20%的个人所得税。而我国政府为了扶植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已取消了农业税。总之，税收多种多样，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国家收取了这些钱又做些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又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税收的作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是共和国的基石，是经济平衡发展的保障。 从深处说，税法很抽象，也难以理解，但是通过上述的几个例子，会让我们看到税法的具体性，也便于理解，如果有兴趣深究的话，不妨借几本有关税收的书看看，一定会对税收加深理解、受益非浅的。 扬荣弃耻——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 也许有人会问，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有什么联系？这句话问对了，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的关系可大着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只有扬荣弃耻，才能提高依法诚信纳税的遵从度。现在我国的税收意识还很淡薄。人们对税收带有偏见。几千年的旧税收制度，是剥削阶级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对税收有一种抵制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国家和税收性质的改变而消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有一部分人，总是削尖脑袋，想空了主意，用尽了办法，盘算了又盘算，想在国家税收上“捞一把”，能偷就偷，能就，能逃就逃，并把偷逃税作为一种本事和能力。纳税人税收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 依法诚信纳税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就拿保康来说吧，改革开放以来，保康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保康县志》，最早的县城城墙周长仅有1717米，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保康县，赛猪圈，堂上打板子，河边大听见。如今展示给我们的是“十里长街、百家企业、千幢楼房、万家灯火”花园般的县城。保康面貌焕然一新，一跃成为全省的旅游热县，文明城市。保康面貌的巨大变化，税收功不可没。当我们漫步在新街，散步在紫徽广场的时候，深深感到城市建设的大大改善。我们保康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全山区农业县，全县财政收入去年刚刚过亿元。文化、教育、卫生、城镇建设等公益事业资金从哪里来？要靠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从哪里来，要靠税收。 只有把扬荣弃耻落实在诚信纳税上，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中国的建设需要税收，而税收又呼唤依法诚信。国外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只有纳税和死亡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他们的税收诚信度。近年来，国家税务机关正在建立纳税人信用机制，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让不同信用程度的纳税人享受不同的待遇，信用程度高的，优先办理各项涉税事宜，并在某一个时段免予稽查，对信用差的，严格跟踪监控，对偷逃税的“无信”纳税人，予以严厉打击，从而倡导依法诚信纳税。如果没有扬荣弃耻的思想，何来依法诚信纳税的好风气，如果没有诚信纳税的好风气，何来足够的财政资金搞好保康建设，改变全县面貌就等于一句空话。 保康县尧治河村就是一个明荣耻、依法诚信纳税的典范。与神农架原始森林相邻、有着大森林的原始与梦幻，更流传着尧祖圣地、野人故乡的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曾经是特困村，但经过10多年矿电滚动发展，一举告别贫困，跨入全省300强村，人均贡献国税万元，创造了让人惊叹不已的神话。尧治河村的龙头企业——尧治河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开立来累计交纳国税超过四千万元，仅2006年入库国税790万元，在保康县年度国税排行榜中列第二，成为全县纳税最多的磷矿企业、乡村企业和人均交税最多的全县纳税第一村。谈及纳税意识，国税部门不禁赞叹：尧治河人致富靠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在纳税意识方面也堪称全县楷模，村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孙开林，企业法定代表人许列奎等支持税收工作更是没说的！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大声疾呼，扬荣弃耻，要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提高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个人所得税改革（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的16%左右。（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 二、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 消费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三、 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1]洪业应.社会工作视角下单亲母亲的生存困境及对策[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53—155。[2]洪业应.浅析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机制:社会工作的视角[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8（7）：17—19。[3]洪业应.浅析我国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及策略[J].中国证券期货.2009（12）：71—73。[4]洪业应.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9）：98—101。[5]洪业应.清镇市“十二五”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216～236。[6]洪业应，陈景信.区域人口-粮食-耕地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1卷）：32—36。（北大核心、CSCD）[7]洪业应，安和平.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毕节地区为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61-64。[8]洪业应，安和平，等.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影响的计量分析[J].水土保持通报，2011,34（4）：218～222。（北大核心、CSCD）[9]洪业应，安和平.基于粮食安全与化肥投入的协调发展研究---以毕节地区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5）：577～580.。（北大核心、CSCD）[10]洪业应.基于人口承载力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159～164.[11]HONGYeying, AN on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Coupled with Land Resources in Bijie District[C].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USA,2011:29-32.（核心）[12]洪业应.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低碳经济”的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卷）：171-174.。（北大核心、CSCD）[13]洪业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 ，2013（3）：（北大核心）[14]洪业应.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计量分析——以贵州省为例[A].西部省区市社科联第四次协作会议暨西部发展能力建设论坛论文集[C].2011年。[15]洪业应.基于回归分析法的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30）：28-31.[16]洪业应.浅谈产业集群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J].世纪桥，2012（8）：45-47.[17]洪业应.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前沿，2012年9月1卷2期[19]洪业应.新时期环境视角下农村社会转型与变迁[J].世纪桥,2012年第10期[20]洪业应.农业经济与化肥投入强度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重庆市1996-2010年时序数据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 ，2013(4)：（北大核心、CSCD扩展版）[21]洪业应.农业非点源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4（1）：（北大核心，CSCD)（） [22]洪业应.新型城镇化视阈下产业集群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分----—以涪陵区为例[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3（4）：115-118。[23]洪业应.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区域中心城市涪陵区为例[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11）：60-63。[24]洪业应.重庆市社会管理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5]洪业应.践行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基于涪陵生态文明城市的思考[J].中共遵义市委党校学报，2013，45（1）：31-34.（备注：内刊)[26]洪业应.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协调性综合评价分析--以毕节市为例[J].党建与党校论坛，2013（1）：25-30.（备注：内刊）[27]洪业应.学习邓小平的民主法治理论 提升反腐倡廉建设水平--学习十八大报告的现实思考[J]求索学刊，2013（4）：33-35（备注：内刊）[28]洪业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实现涪陵集约型跨越式发展[J].昆明社会科学，2013（5）：55-57（备注：内刊）[29]h洪业应.学习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现实思考--基于十八大报告的现实思考[J].求索学刊，2013（5）：39-41（备注：内刊）[30]洪业应.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M].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层干部读本--学习十八大精神专题讲座（参与章节撰写），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31]洪业应.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环节及路经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J].湖南农业科学，2013（10）：117-121。（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SCD）[32]洪业应.农业经济增长与化肥投入关系研究[J].磷肥与复肥，2013（5）：8-10（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33]洪业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涪陵集约型跨越式发展[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7（10）：56-58[34]洪业应.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关系——基于贵州省的实证检验[J].改革与战略，2014,30（09）:105-110（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35]洪业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检验[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10）[36]洪业应.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5（07）：（北大核心，CSCD，中国科技核心） [37]洪业应.粮食生产与化肥投入对环境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西南岩溶山区重庆市为例[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4）：（北大核心，CSCD，中国科技核心）[38]洪业应.基于SWOT分析的现代农业发展路_省略_研究--以三峡库区涪陵区的个案分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9）：28-31[39]洪业应.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4（06）：36-41）（中国权威核心期刊，CSSCI扩展版）[40]洪业应.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加快转变西藏经历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24卷：173-178（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41]洪业应，陈景信.重庆市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析[J].西北人口，2015（02）（CSSCI） [42]洪业应.基于投入视角的农业碳排放时序特征及因素分解研究——以西南岩溶山区重庆市为例[J].上海农业学报，2015，31（4）：125-130.（北大核心、中国科技核心、中国农业科学核心）[43]洪业应.西藏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J].浙江农业学报，2015，27（9）：1664-1670.（北大核心、中国科技核心、中国农业科学核心）[44]洪业应.西藏农业碳排放的实证研究：测算、时空特征、因素分解[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45（19）：（全国中文核心、中国科技核心） [45]洪业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城融合问题研究[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5（01）：33-36 [46]洪业应.推进涪陵产城融合发展的思考[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5（02）:72-77（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职成高学报核心期刊） [47]洪业应.贵州毕节试验区发展生态农业的实践与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26（4）：47-49 [48]洪业应.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协调性综合评价分析——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 [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49]洪业应.工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 [J].河南科学，2015，33（10）;1873-1877.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科学出版社）[50]精准化旅游扶贫的理论与实践——以涪陵区为例 [J].劳动保障世界 ，2015（5）：
没有影响。西藏全区没有因疫情发生返贫致贫问题，农牧业生产积极推进，疫情对西藏农牧民收入没有影响，农牧区社会和谐稳定，广大农牧民群众战胜疫情信心满满。
现在，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搬入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当农民，因为农民的收入低，政府想尽办法让群众致富，可是，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客观问题，影响农民增收的速度。
1、文化程度低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经常说的话就是农民没文化、没技术，只会种地。在以前行，现代化的社会，没文化，没技术真的不行，现在年轻人往大城市打工的很多，但受制于文化程度低的大有人在，影响了收入。
2、受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近几年来，小麦玉米价格持续走低，而生产资料例如化肥、农药、播种费、机耕费、秸秆还田费的价格不低，影响了农民的纯收入。
3、本地的企业少，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可是现在企业招人，超过45的就不要了，当保安也不行，又没技术，农忙时，年纪稍大的干干农活，农闲时，只能打打零工，每天只能挣60-80元，收入太低，又不是天天干活，没有固定的收入。
4、负担重，孩子上学，家庭教育投入逐年增加，虽然九年制教育免费，但是，为了孩子有好的前程，现在上私立学校的多，自己再受累，也挺着，让孩子极可能的到县城上好学校。
5、疾病的困扰，有句俗话叫一病三年穷，虽然现在国家城乡医保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但对农村家庭来说，还存在着看不起病，平时小病不看，怕看，等小病积攒成大病，就更加花费巨大。
不止上面的几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还有许多。
可参考书籍《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此书是200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陶应虎。大致内容：《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试图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运用相关面板数据或截面数据，系统深入地研究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变动轨迹和作用机理，明确缩小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思路，并提出保证江苏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8-11，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并购通常的含义是指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合并或控股权的收购，即在并购中可以观察到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转让，但有时也可指以非上市公司为对象的合并或收购，本文是在后一含义下运用并购这一概念的。并购溢价则是指并购中主并方支付的高于被并企业资产价值的部分，它可以表达为： 并购溢价= （并购价格―被并资产价值） 主并公司并不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愿意支付一个数值为正的并购溢价，如果说股东追求影响并购溢价的因素分析实证分析中国并购评论财富最大化是假定前提，并购可以为主并公司带来价值增值是主并方愿意为并购支付一个数值为正的并购溢价的必要条件；那么，被并公司的股票供给曲线具有正的斜率、有多个公司愿意收购被并公司且均预期并购会带来价值增值，就是主并方支付并购溢价的充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并购溢价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个合理性在于企业并购会产生财富的增值，这一增值会在并购双方间分配。因此，并购溢价也可以定义为企业并购增值中分给被并公司股东的那部分价值。我们研究影响溢价的因素，实际上就是研究影响公司并购增值的因素和影响公司并购增值分配的因素。 关于影响并购溢价的因素问题，国外学者有很多研究。Nielsen（1973）等人研究了并购的协同效应与并购溢价的关系，他们试图找出主并公司预期的协同效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并购溢价，Nielsen等人选择了反映协同效应动因的18个因素，运用线性多元判别方法（LMDA）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以128起换股方式进行并购的案例为样本，根据溢价水平将样本分为3组：30起溢价在的并购案作为基准组，50起溢价高于30%的为高溢价组，48起溢价低于20%的为低溢价组。通过运用LMDA方法对18个因素进行识别，发现以下4个因素对并购溢价有显著的影响： （1）相对PE（市盈率）比率； （2）主并企业主营利润比率； （3）预计并购前后EPS（每股盈利）变化的百分比； （4）预计并购前后现金流比率。 前2个因素的判别系数为正，即其值越高，溢价越高；后2个因素的判别系数为负，即即其值越高，溢价越低。 Melicher（1978）等人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研究了并购溢价与多种财务变量的关系。在文章中，Melicher等人将并购分为占领更大市场份额型、进入新的领域型和混合型并购，以116个换股并购案为样本，通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发现，并购前主并企业对被并公司的PE倍数（RPE）和并购前主并企业的EPS百分比变化（△EPS）与并购溢价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的财务数据则缺乏相关性。譬如，并购前被并企业EPS数据除以之前4年的平均 EPS得出的EPS变化趋势与溢价就缺乏相关性，而人们一般会预期主并企业会为具有相对更高EPS趋势的企业支付更高的溢价。Ferris（1977）等人研究了现金并购的溢价与多种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论文着重研究了现金并购中溢价的确定，并根据对为50个现金并购案的回归估计提出了现金溢价模型参数的经验估计。Ferns等人认为并购溢价是被并企业股票所有权的分散程度（Si）、最近股票的历史价格（Pi）、整体市场状况（M）和主并企业的相对谈判地位（Bij）的函数。其分析的结论为： Si越大（股权越分散）并购溢价就越高；Bij越强，支付的溢价越低，至于Bij的状况则取决于并购前主并方已拥有的被并方的股票数量、内部信息的获得；主并方的财务状况；被并方管理层对并购的反对程度。以上两因素的作用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但Pi和M对溢价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上述研究证明，主并公司业绩越好、支付能力越强，并购时支付的溢价越高。 我们将参考上述文献提供的研究方法，采用我国并购案的有关数据对相关因素对并购溢价的效应做一实证分析。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样本和分析的变量，即采用哪些公司的数据进行这一研究，哪些因素可能对并购溢价有显著的影响。我们首先选定了1998—2001年之间完成的11起并购做为研究的样本，样本的情况见表1： 表1:11起并购案的简要情况 收购方被收购方预案公告日收购方被收购方并购公告日 太极集团（600129）重庆中药（0591）1998-02-17龙电股份（600726）华源电力2000-01-13 清华同方（600100）鲁颖电子1998-10-30华联控股（000036）深中冠（A0018）2000-09-01 新潮实业（600777）新牟股份1998-12-07亚盛实业（600108）龙喜股份2000-09-08 正虹科技（000702）城陵矶1999-05-19泰山石油（000554）鲁润股份（600157）2001-03-13 华光陶瓷（000655）汇宝股份1999-05-22太极集团（600129）西南药业（600666）2001-05-15 惠天热电（000692）房联股份1999-12-31注： 资料来源于对相关公司公告内容汇总而成。 样本公司的挑选是遵循以下原则进行的： （1）主并与被并公司并购前3年的主要财务数据相对完整； （2）通过并购，主并公司获得被并公司的控股权； （3）由于1995年以前的财务数据不规范，因此，并购公告的时间不能早于1998年。由于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对准确、完备，因此所选择的主并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有些被并公司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选择的都是仍然可以从主并公司的年报和公告中得到必要数据的公司。根据这些原则我们选择了11起并购，涉及21家公司（其中1家公司分别并购了另外2家公司）。11起并购的平均溢价为174-18%，其范围在758-26%和10-10%之间。 而分析变量是通过如下步骤确定的： （1）以文献提及的各种因素做为研究的候选变量； （2）将所有候选变量对并购溢价做散点图以考察每个变量与并购溢价的相关性，先将那些与并购溢价缺乏相关性的变量删除； （3）再考察筛选后剩余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变量与并购增值和增值分配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分类； （4）考察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考虑所需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最终将变量确定为16项。 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的主要特征见表2。 表2:21家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特征 3年平均并购前第1年并购前第2年并购前第3年 1、主并公司收益高的比率（%） 2、主并公司平均净利润/总资产（%） 3、被并公司平均净利润/总资产（%） 4、平均净利润/总资产差值 5、主并公司ROE高的比率（%） 6、主并公司 7、被并公司 8、ROE差值 9、主并公司负债/权益比高的比率（%） 10、主并公司负债/权益比 11、被并公司负债/权益比 12、平均负债/权益比率差－－－－ 13、主并公司每股收益 14、被并公司每股收益 15、每股收益差 16、主并公司盈利/市值 17、被并公司盈利/市值（仅上市公司） 18、盈利/市值差 19、主并公司市盈率高的比率（%） 20、主并公司现金流/市值 注:是等均值等方差双样本t检验（双尾）。 从表2可见：主并公司倾向于比被并公司具有更高盈利性，表2中每一项均值主并公司都比被并公司强，但它们在90%的置信水平上没有显著区别，属正常波动范围，而且主并公司的净利润/总资产比、ROE和每股收益并购前3年均呈逐年下降情形。Estomin（1986）的研究样本呈现并购前主并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且主并公司比被并公司的盈利性显著较低。 在对样本进行计量经济学的估计时，由于一些独立变量具有多重共线性，又由于变量数目大于样本数目，因此，没有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而是运用了更适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3: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 变量代号重要性系数 此次并购前主并公司的并购次数－ 市场总体状况△ 支付方式（换股：1；现金：0） 并购类型（纵向、横向：0；混合：1）－ 主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 被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 主并/被并公司ROE比－ 被并/主并EPS趋势（前1年/前2、3年平均）－ 被并/主并EPS变化（3年方差/均值）－ 并购双方负债/总资产的差值 主并公司并购前2年内平均现金流变量－ 主并公司（负债/总资产）变化率（前1年超过前2年的比例）△ 主并公司EPS变化率（前1年超过前2年的比例）△－ 主并公司前1年市盈率 主并公司前1年－ 被并公司前1年 注： 本表数据是使用统计软件对样本公司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 根据偏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重要性大于2（作用非常显著）的因素只有一项，即主并公司的负债/总资产变化率。该变量系数为正说明负债情况恶化越严重的主并公司为并购支付的溢价越大，因此，可以认为主并公司希望通过并购摆脱自身债务的窘境成为愿意支付溢价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了对于这些样本公司，企业并购并没有成为企业实施发展战略途径，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并购变成了希望在短期迅速提升业绩的手段。 重要性在1~2之间（作用显著）的有5项： （1）支付方式的系数为正，说明换股支付的溢价相对比现金支付要大； （2）主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一般的说，主并公司规模越大，自身更可能具有资源和专业知识，在并购中更容易获得谈判优势，因而有可能支付较少的并购溢价，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应为负；但是，规模大，支付能力更强，往往也会导致支付更高的溢价。样本公司的该变量系数为负，表明并购中主并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助于降低所支付的并购溢价。 （3）被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从理论上讲，被并公司的规模越大，并购的规模效应越明显，大公司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因此，被并公司规模大更可能获得较多的并购溢价，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应为正。但是，样本公司的系数为负，这表明被并公司没有因为规模大而获得更高的溢价，这可能是由于规模大支付的总金额大，因而使并购公司的支付压力加大，这会有效地遏止并购溢价的提高。 （4）主并公司与被并公司ROE比的系数为负，表明样本中的主并公司并购前盈利能力越差，并购时支付的溢价规模越大，而主并公司并购前盈利能力越强，并购时支付的溢价越少。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它显示样本中的主并公司希望借助并购改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恶化的局面。越是状况不好的企业，越急切的希望能够凭借一次并购挽回败局，不惜为并购支付高额溢价，这再次反映了我国企业并购心态的不成熟。很多上市公司纯粹为了粉饰报表而进行的所谓“报表并购”，就是这一结果的最好注脚。 （5）主并公司前1年市盈率的系数为正，这反映了主并公司支付高溢价的自由度。而且根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该变量与支付方式正相关，也就是高PE比率的公司倾向于用换股方式支付溢价，并且支付的溢价比低PE比率的公司大。因为高PE比率公司的股价可能被市场高估，而这时运用换股方式对主并公司有利。 根据我们的分析，以上6项对并购溢价的影响显著或很显著。其余的各项其影响则十分有限；但具体地说，各项的情况仍有不同。样本公司的主并公司并购前的并购次数、市场总体状况、并购类型、并购双方负债/总资产的差值和被并公司前1年的ROE等项因素对溢价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它们的系数方向都是与经验一致的，即主并公司的并购经验、大市的景气、横向或纵向的并购、被并公司的债务比率越低以及被并公司前一年的ROE越高，则并购溢价越高；反之，则低。而另外5项（主并公司EPS变化率、主并公司现金流变量、被并/主并EPS变化、被并/主并EPS趋势和主并公司前1年ROE）的系数与经验的结果相反，这意味着主并公司的业绩越差，其支付的并购溢价越高，这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判断，即这些样本公司进行并购的主要目的是摆脱困境并希望能在短期迅速提升业绩。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结果的科学性，我们需要进行敏感性分析，看看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有无明显的差异。这里，我们所用的是小样本逐步回归的方法 ( 该方法的运用参照了肖筱南的文章和张尧庭、方开泰的著作。)。在运用这一方法时，采取分阶段分批逐步回归的筛选方式，克服样本较小的缺陷，以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基本的做法是将解释变量随机分成若干批，使每批自变量的个数少于样本数的一半，然后在同一显著水平下，分阶段分批进行逐步回归。首先，对每批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选出对因变量作用显著的因子；然后，将每批挑出的变量再随机分成若干批，继续进行逐步回归，挑选对因变量作用显著的因子；这一过程不断进行，直至最后挑选出若干个对因变量作用显著的解释变量为止。在显著水平均为的条件下，进行分阶段分批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为表4： 表4:分阶段逐步回归的结果 阶段批数批中的变量入选变量显著性F值P值 11CFA，△LA，△EPSA，RROECFA，△ 2REPST，REPSV，△EPS，N，△INDEX无3K，PEA，ROEA，ROEB无4P，ASSETB，ASSETA，DL无21CFA，△LACFA，△ 筛选出的变量为CFA（现金流）和△LA[主并公司（负债/总资产）变化率]，对这两个变量作多元回归，结果如下： δ =－△LA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多元回归检验： (a)多元回归F检验结果 模型平方和自由度平方均值F值显著性 1回归 残差总值(b) 多元回归t检验结果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β）标准差标准化系数（β）t值显著性 1常数项 CFA－－－ △ 通过筛选，只有主并公司并购前负债/总资产变化率和主并公司并购前2年内平均现金流变量2变量对并购溢价影响显著，前者为正，后者为负，这一结果与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本质是一致的，即并购溢价主要与并购前主并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主并公司经营业绩越差，为并购支付的溢价越大。 如果我们将样本按照并购类型分为两类，横向与纵向并购为一类，混合并购为另一类，仍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分别考察两类并购的溢价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得到表6： 表6按并购类型分类得到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横纵并购系数系数重要性混合并购系数系数重要性代号 此次并购前主并公司并购次数－ 市场总体状况△INDEX 支付方式（换股：1；现金：0） 并购类型（纵向、横向：0；混合：1）K 被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 主并公司并购前总资产－－ 主并/被并公司ROE比－ 被并/主并EPS趋势（前1年/前2、3年平均）－－ 被并/主并EPS变化（3年方差/均值）－ 并购双方负债/总资产的差值 主并公司并购前2年内平均现金流变量－－ 主并公司（负债/总资产）变化率－△LA 主并公司EPS变化率（前1年超过前2年的比例）－△EPSA 主并公司前1年市盈率 主并公司前1年ROE－－ 被并公司前1年 由表6可见，横向与纵向并购的实证结果与总并购样本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影响横向与纵向并购溢价的最主要因素是主并公司（负债/总资产）变化率。结合其他变量的重要程度与影响方向，同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样本公司在面临业绩下降、负债增加的困境时，更愿意进行并购并为实现并购付出高额的并购溢价。 但混合并购的实证结果却有所不同。 首先在混合并购的实证结果中，没有发现对并购溢价影响很显著的因素出的变量； 其次，主并公司（负债/总资产）变化率的系数为正且重要性不显著，而且主并公司的现金流变量和并购双方负债/总资产的重要性均不明显。也就是说，扭转主并公司经营和负债的颓势不是混合并购的主要目的。 根据表6，被并/主并公司EPS变化和主并公司EPS变化率对于混合并购溢价的影响与横、纵并购溢价的影响明显不同。这两项系数均为负，且均比横纵向并购下的重要性大得多，因此可以认为混合并购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盈利状况。 通过以上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国外的研究表明，主并公司有更高的市盈率、更高的利润、更多的现金流，被并公司有更大的规模、更低的负债/资产比率、更好的业绩，主并公司支付的并购溢价就越高。但是，通过对样本公司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公司的情况相反，主并公司的负债比率越高、利润情况越差，越愿意为并购支付高额的溢价。这一结论经过敏感性分析仍然成立。这表明，这些样本公司的并购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发展，更多的是为摆脱困境。这既影响了并购作用的充分发挥，必然也会提高并购溢价的幅度，增加并购的成本。11起并购案只占中国近年发生的并购案的很少部分（1998—2000年仅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的并购就有552起），但它所反映的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在经过筛选的16项对并购溢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中，只有6项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余10项的结论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其中还有一半的结论与理论和经验的结论相反。这进一步表明样本公司的并购行为不够规范，市场化程度不够，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还很大，短期战术性的考虑胜过长期战略性的考虑。 （三） 根据样本公司的情况可以看到，影响公司并购溢价的主要是以下因素：支付方式、主并与被并公司的总资产、主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每股收益、并购前的现金流和负债/资产比率，另外，并购次数、市场状况、并购类型、被并公司前1年的ROE对并购溢价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研究为公司并购如何减少溢价的支付提供了考虑的方向。有些受自身条件约束，公司无能为力，譬如公司的规模、业绩、并购次数等方面的指标；有些则是公司可以追求的，譬如市场状况、公司的市盈率、负债/资产比率等。也就是说，公司可以选择大市相对疲弱、本公司股价相对较高、本公司负债/资产比率相对较低、本公司现金流相对较充分时进行并购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并购溢价的支付。当然，公司对并购有更多的了解、更有经验，包括书本经验和实际经验，都有助于降低并购溢价的支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并购溢价有时也意味着并购后有较大的协同效应，有利润较快增长的前景，因此，对主并公司或投资银行来说，可以做的是在公司利润增长前景和并购溢价之间寻求均衡点，尽力挤掉利润增长分析中的水份，使并购溢价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1.以可口可乐来说，收购汇源，也算是一个战略吧，它以碳酸饮料出身，现在要多元化的发展，除了自己开发新品牌的果汁饮料，并购估计算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 汇源果汁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浓缩果汁并进行果汁深加工的企业，汇源果汁产品直接进入千家万户，本次并购案。 自2006年开始，碳酸型饮料全球销量出现下滑，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两大碳酸型饮料巨头有向果汁饮料行业进军的可能。可口可乐于2007年年底在中国推出美汁源100%果汁系列（此前是果粒橙的果汁饮料），并在市场上着力推广，但随后便淹没在汇源果汁等国内果汁品牌的汪洋大海之中，偃旗息鼓，铩羽而归。相比之下，汇源果汁在纯果汁市场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以撼动，所以此次并购可谓一箭双雕，既融入健康品牌，又取得了纯果汁市场及中浓度果汁市场的主动权，报了“酷儿”系列果饮和“美汁源”果汁系列在中国市场惨败的一剑之仇。 2.汇源，可口可乐，双方都有意愿！ 因为并购后市场份额巨大！ ------------------资料----------------- 记者从可口可乐获悉，可口可乐已将收购汇源的相关申请材料递交到商务部。 “我们已向商务部递交(反垄断审查)申报文件供有关官员审阅，但完成申报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可口可乐中国副总裁李小筠昨晚对记者表示。 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收购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规定所要求的标准。能不能通过反垄断审查，事实上已成为这起天价收购案最终成交与否的决定性因素。3.为什么汇源并购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呢？并首次因一个商业并购事件引起了普通网友极大的关注热情。难道汇源果汁被并购，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答案显然不是！ 不少人认为，汇源并购案产生这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汇源”是一个在中国消费者眼中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未来若干年与外国知名饮料企业相抗衡的民族品牌。汇源被可口可乐并购以后，中国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而是中国企业在饮料行业的竞争力和地位。 能阻止可口可乐并购步伐的，一是由商务部主导的反垄断审查，二是由发改委、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共同负责的国家安全审查。 如果说由商务部主导的反垄断审查属于运用法律的“技术”问题，那么由多部委联席会议主导的国家安全审查则更多地属于“政治”问题。这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面临的最不明朗的因素。 几乎大多数企业宣称自己被收购或主动选择被收购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民族品牌，只是乐百氏、小护士等前科案例确实证实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又为什么至今没有乐百氏、小护士等方面的人出来呐喊被收购后冤枉吃亏了？ 至于对汇源有什么好处，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可口可乐既然要来，就一定得买本土品牌，为什么？因为可口可乐的酷儿和美汁源都完了，试了两次都大败而归，可口可乐不想再失败第三次。可口可乐不买汇源，会不会买农夫果园？很难讲。朱新礼想，与其多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不如把自己就卖给他，省的闹心。第二，朱新礼卖的是汇源的中下游，果林基地和果品加工没卖，也就是说，原材料没卖，朱新礼想致富，所以就少生孩子多种树。可口可乐卖饮料，朱新礼卖给可口可乐原料，挣的是资源钱。第三，朱新礼的孩子太多了，丫控制着国内40%的果汁市场，摊子铺的太大，至于是不是烂摊子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里村口的最简陋的小卖部就有汇源果汁卖，朱新礼把一个很大摊子扔给了可口可乐，自己专心种树去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美国的市场会了解中国的民营品牌做得不错、份额很高，但是美国的专家也会看到中国企业家的短视，把最有商业价值的'品牌'卖掉，失去了发掘更多内在价值的机会，做不出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百年品牌。”参考资料：
企业并购中会计问题探讨论文提纲
企业并购包括兼并和收购两层含义、两种方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会计问题要合理地去解决，那又该如何规划呢?
论题观点来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公司之间的并购已经是很多企业快速的发展的重要方法的一个方面，企业并购是为了发挥双方资产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即实现利润最大化，事实上对于并购的企业来说，并购发生产生后，该并购活动宣布结束，这并不能表明并购后的企业会实现利润最大化，所有的这些整合是企业并购最最核心的工作，整合并购是每个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假设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已变成影响企业并购是否成功的非常主要原因。对于公司并购中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如人力资源和文化整合、有效的沟通以及保留核心员工等，应是公司并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论文基本观点
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并购后企业的一些优势将会消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难以达到并购的目的.，最终导致并购失败，而能够做好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工作，对于减少或消除消极的严重后果，加强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具有非常的重要意义。
一、相关理论基础
企业并购
人力资源整合
二、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整合过程冗杂
缺少有效的沟通
忽视企业文化的整合
三、企业并购过程的人力资源整合的策略
优化人力资源的整合配置
建立有效的沟通体系
重视企业文化的整合
参考文献
1.王长征.并购整合：通过能力管理创造价值，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年第12期
2.万希.企业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战略整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0年第1期
3.欧亚菲、肖恒.解决并购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9年第2 期
扩展阅读
有关财务分析的论文：企业并购的风险
论文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各位同学准备的有关财务分析的论文。
企业并购是实现企业扩张和增长的一种方式。不少企业通过并购取得了超速的发展和骄人的业绩，但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分析，成功的并购案例并不多见。因为企业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一旦控制稍有偏差，便会导致失败。由于财务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并购过程，因此由财务活动所引起的财务风险便成为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它是并购活动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风险。
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的定义是“企业并购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的财务目标的可能性”。这表明所说的财务风险不仅仅限于并购融资所造成的风险，而且还包括并购过程中各种可能影响企业财务指标的各种风险因素，如并购前的投资风险、并购过程中的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并购后的整合风险等等。
投资风险是并购前财务风险的主要种类，它是指企业在并购投资过程中因并购时机和目标企业选择不当而形成的风险。
并购的目标企业选择不当风险。并购的目标行业选择不当是一种常见的并购问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缺乏透彻的掌握。企业并购的行业选择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尤其是跨国并购，它是一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行为。如果高层决策人对本企业整个发展战略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结构和清醒的认识，跨国并购不是出于战略需要，而是出于偶然因素而突然对目标企业产生兴趣，盲目地选择目标企业，或是出于机会主义心理在毫无准备之下就卷入并购浪潮，就很容易出现投资决策上的巨大风险。如果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不清，选择并购目标企业不当的话，容易导致并购失败。 并购的时机选择不当风险。企业并购的时机选择不当风险主要分为外部时机选择风险和内部时机选择风险，因此要高度重视并购的时机选择。(1)外部时机选择。经济不景气时，中小企业易倒闭和破产，大企业可以依仗势力强大资金雄厚寻找并购机会。此外，企业并购活动与扩大再生产周期在同一个轨迹上运行，这就是说并购活动有极强的时间性。因此，企业并购要把握时机，注意当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2)内部时机选择。企业产品存在着周期性：开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开创期新开发的产品技术在不断完善中，具有高度技术垄断、产品成本高、市场需求有限等特点。如果企业处在开创期，切忌盲目出击。产品进入成长期以后，生产技术逐步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管理水平日臻提高，市场渠道不断拓宽，产品产量和企业利润都有了迅速增长。这是企业进行并购的一个好时机。成熟期市场极易趋于饱和，产品销售量开始下滑，企业利润开始减少。企业的技术垄断开始削弱。一般来讲，一个企业在这个阶段并购其他企业，比较容易实现。衰退期产品已进入老化阶段，企业销售额与利润呈下降趋势，企业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企业需要考虑并购那种产品还处于开创期的企业。
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财务风险主要表现为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都是由不合理的定价引起的。因此，我们将并购中财务风险分为三类：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
定价风险。定价风险主要是指目标企业的价值风险。即由于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获利能力估计过高，以至出价过高而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尽管目标企业运作很好，过高的买价也无法使收购方获得满意的回报。定价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风险。信息不对称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目标企业是缺乏信息披露机制的非上市公司时，并购方往往对其负债多少、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资产抵押担保等情况估计不足，无法准确地判断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从而导致定价风险。即使并购目标是上市公司，也会因对其资产可利用价值、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情况了解不充分，导致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很大，甚至整合失败。(2)目标企业的会计报表风险。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并购过程中，对企业会计报表的过分倚重和事前调查的疏忽。在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首先要确定目标企业的并购价格，主要依据便是目标企业的年度报告、会计报表等。对会计报表固有缺陷的认识不足，会直接影响到并购价格的合理性，直接导致并购方的损失或并购失败。 融资风险。企业并购需要大量资金，企业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以保证并购能顺利进行。并购决策往往会对企业资金规模和资本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利用内部和外部的资金渠道在短期内筹集到并购所需要的资金是并购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企业并购筹集资金主要有四种渠道：留存收益、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研究摘要：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存在着制度方面的缺陷。本文旨在针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若干主要不足，提出对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刍荛之见。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累进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在世界各国广泛推广采用，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我国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其后经历了两次修订，1994年分税制改革，颁布施行了现行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制自运行以来，在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取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税制建设的滞后，税收征管乏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偷税漏税现象相当普遍、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个人所得税问题，构思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制度，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1现状评价（1）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但比重过低。1994-2001年8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迅速，表现在收入额增长较快和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199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亿元，2001年已达亿元（含银行存款利息税），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1994年为，2001年上升到，年均增长率达40%以上，个人所得税已成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迅速的一个税种。尽管从绝对额来看，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很快，但因受我国税制结构的制约，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未达到7%，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处于较弱小的状态，从数量上看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到全部税收收入总量的25%以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即使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在6%～10%.显然，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过低。
（2）对高收入调节乏力，税收流失严重。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分项纳税情况为：工薪所得比重为，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比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比重，劳务报酬所得比重，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比重，其他所得比重，偶然所得比重，来自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所得。2001年工薪所得比重上升到50%左右，而上海、北京、厦门等地却高达60%以上。从以上情况看，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工薪所得，工薪所得主要来源于企业账面工资、奖金。对工资外的奖金，福利补贴等征税很难；另外，对较难掌握收入来源的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等高收入项目征税很少，调节力度不够，使得有些高收入所得并没有真正进入征税范围。长期以来，对高收入者征税是件很难的事，据广东省统计，2001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其中来自高收入者的税款仅占，偷漏税现象相当普遍。2成因分析以上情况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影响所得税作用发挥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制度本身，但是从制度上分析其原因，是完全必要的。（1）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缺陷。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或各部分所得，如薪金、股息或营业利润的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率计算纳税。这种模式便于实行源头扣税，具有计征简便，征收成本低的优点。当大多数人的收入方式都比较单一且收入水平较低时，宜于采用这种模式，但当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收入逐步上升时，采用分类所得税就难以控制税源，也难以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共分11个项目征收，税率从5%～45%不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缺陷越来越明显：1）对不同来源的收入采用按月或按次计征，年终不汇总的方式，无法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收入来源分散但综合收入高的人，可能比收入来源集中且总收入不高的人缴纳更少的税，难以对真正的高收入者的收入进行调节。2按月或按次计征，年终不汇总的规定，容易引发避税行为，纳税人只要将本为一次收取的收入分散，化整为零，便能可“合法”地少交或不交税。（2）费用扣除规定脱离实际。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净所得减去固定的费用扣除后纳税。关于费用扣除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应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以体现所得税是对所得课税这一特征；第二是基本生活需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应根据不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情况分别对待。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实行综合扣除方式，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扣除方式对纳税人的各种负担考虑不够周全，特别是定额扣除。在现行税制下，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月扣除标准是800元，这一标准明显偏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在1994-2000年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按这一指数计算，2000年的必要费用扣除应为800×（1+）=元。结果表明，物价变动使一部分低收入者进入了纳税人的行列，大量低收入者进入纳税人行列，既违背了公平原则，又降低了税收效率，增加征管成本。
3）税率设计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工资薪金所得采用幅度为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采用幅度为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的分项所得采用20%的比例税率（劳务报酬收入畸高则采用幅度为2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这种税率设计存在的问题是：1工资薪金所得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比率偏高。税率偏高，一方面会增加纳税人偷税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实践中极少运用，名义税率高，而实际税率低，课征实效差。另外，工薪所得的级距过多，当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都以扩大税基，减少累计级距为目标，如美国、英国、巴西的个人所得税率只有1—3档，而我国这一项所得税却有9档，这既不符合简化税制的改革方向，也是脱离实际的。2现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偏低，按照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5000元的税率为5%，年应纳税所得额50000元以上的税率才为35%，而工薪所得月应纳税所得额（月收入额-800元）50000元已按30%的税率纳税，这说明个体工商户的边际税率太低，税率设计有重课工资、薪金收入者的倾向，难以实现保护中低收入，调节高收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的目标。（4）税基不够广泛。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扩大税基，把原先一些减免项目纳入征税范围，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所有的应税项目都包含进去。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3改革思路（1）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除前面所提及的分类所得税制外，还有综合所得税制，这种模式是指同一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所得来源于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累进税率计算纳税，优点是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但对纳税申报和所得汇算有较高要求，鉴于我国目前征管水平较低且纳税人纳税意识较弱，不宜采用综合所得税制，但可以逐步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所以现阶段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最为适宜。该税制模式由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并而成，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在目前所得分类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方法分别采取不同的税率征收分类税，纳税年度结束后，由纳税人申报全年综合各项所得，由税务机关核定，统一按规定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并对年度已纳税额作出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1充分反映纳税人在一定时期（一年）的收入水平及纳税能力，体现量能课征的公平原则；2避免将收入分散化而流失税源或降低适用税率，既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能对高收入者的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改革（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的16%左右。（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 二、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 消费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三、 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