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的刺激,全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的思想日益高涨.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
落后就要挨打.仇恨可以被淡忘，但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从幼时启蒙那天起，重复在我们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伤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第一，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闭关自锁、闭目塞听，愚昧无知。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屈辱史－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战争爆发后，腐朽的清政府，一味妥协“主和”，终于导致战争的节节失利。腐朽的统治阶级甚至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大搞庆典，挪用军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虽然也有部分开明官员“主战”，也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都是为了自身的封建统治。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能很好地组织反侵略战争，不能有效地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面对列强的侵略，“主和派”的投降卖国，输了割地赔款，赢了还是割地赔款签约，清政府彻底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傀儡。第二，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不能对抗新的资本主义。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实行工业革命，实力雄厚，武器先进。应着政治的腐败是经济的落后，中国几千年一直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有它根深蒂固的局限性：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它不能为反抗列强侵略提供合格的经济基础。经济技术的落后直接造成军事装备的落后，以及反抗侵略者的军事科学技术和战略战术思想的滞后。所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1500字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武器太差简单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复杂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中国近代史是－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子及传统文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人们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从中，西方思维理念方面入手，寻求答案。西方人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从综合入手,[指主流思维理念]先从西方思维说起,西方经历了宗教蒙昧时期,宗教认为是神创造了人,达尔文从分析自然物种入手,用大量实证自然物种科学证据,证明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提出了天赋人权论的进步思想,用人权对抗皇权,从而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追求.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写出名著《国富论》,为近代资本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从而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同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取得空前的大发展.但是西方宗教并没有消亡,并生存发展到当代.宗教与科学和谐共生,各自发展。（笔者有专文;宗教在当代的作用是什么）在当代,由于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大量耗费自然资源,也面临衰退的风险.西方有识之士也倡导从中国古代哲人思想中吸取精华.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但人们却忽略了中国哲学始祖老子.从上面的事例看,西方学者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通过对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分析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建立学术体系,形成了－套现代实证科学体糸.再来看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中国哲人的始祖,应首推老子,道德经,仅5000多字,但包容万象,将宏观世界高度概括,思维理念是综合式,古代也没有实证科学的支撑,在2千多年前的古代,人类尚在半蒙昧状态,老子能总结出世界万物成长消亡的规律.真是令人佩服.老子的哲学思想,至今仍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孔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和伦理方面,创立了儒家学说,孙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军事搏弈上,写出了孙子兵法.道教并不是老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老子与道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代表了中国人在古代的最高智慧,而道教仅打着老子的牌子,曲解了老子的思想,.是一个宗教.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最繁多的时代,百家争鸣,虽然各学派观点不同,但纵观各学派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孔子的政治和伦理的核心思想有三点,1,以民为本2,仁3,中庸之道,.孟子讲“义”对儒家学说作了发展完善.\但怎样以民为本呢？没有制度的保证,也仅是孔子的愿望,由帝王们自由掌控,随意解释.但在2千多年前,能提出如此先进思想让人敬佩,这思想与近代西方学说的民主思想是相同的./仁,既是做人做事的标准,也是出发点,与近代西方博爱思想是相通的.中庸之道,凡事都有两面性,取其合理的部份,从而博采众长,是正确的方法.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主流是综合式的.但是,其中也有分析式思维.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李约瑟先生著作[中国科技史]中的绪多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是运用分析式思维,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这种分析式思维始终不是主流思维.,中国历史中,唐朝是国人自豪长脸的朝代（主要是贞观之治）,唐朝以后的各代帝王,吸取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成份,没有发展以分析式思维为主流的自然科学.因而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综合性思维输给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式思维理念.那么中国式综合性思锥理念,在当代就毫无价值,－无是处吗？下篇文章；中国的特色产业是什么？将谈这个问题.\另外,笔者看到听到,在许多著名学者的书中,谈话中,频频出现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信宗教.原因：长期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的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成型；落后的封建皇帝一人专政制度使中国无法对世界政治经济变化作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其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最基本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世界中心，夜郎自大，不思进取。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则欣欣向荣，进入的发展的上升期。中国的失败，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落后的全面失败。其二，统治阶级不能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汇集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仅仅依靠腐败的军队和政府，以落后的武器和指挥对抗已经近代化装备训练的侵略者，进行片面的战争路线，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论文估计没人能给你回答，也不给悬赏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的全方位落后。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30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计。2.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3.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很明显，正是腐败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1．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还在使用冷兵器，火器也很落后，英军普遍多使用步枪，大炮等。中国水师的战船是木船，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甚至还有蒸汽动力的轮船，战斗力强。2.在就军队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而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经济技术的落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了不可避免。清朝的闭关锁国，后期大幅拉低中国的科技水平，战争中武器不行，没有军费，没有训练，自然不可能打赢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那中国的来说 简单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复杂的说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中国从清朝嘉庆皇帝就开始闭关锁国，导致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落后必然要挨打,动乱必然导致落后,只有强国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 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 统治政府的腐败是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第一，在中国近代，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落后必然挨打，妥协必败，这是万古不覆的真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只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真已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第一，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1840 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清王朝统治者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文化保守，一方面使清朝统治阶级封闭自守，妄自尊大，骄奢淫逸，盲目进攻；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和清军指挥人员在战争面前完全没有应变的能力和心态，不适应于近代战争，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的甚至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清政府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会危及自身统治，所以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清朝统治集团在对外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已经使他失去在中国存在的理由，不推翻他是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第二，近代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英国已经历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仍停留在封建的自然经济水平上。经济技术的落后直接造成军事装备的落后，军队指挥员不了解近代军事战术，从而造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低下。经济技术落后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并不表明经济技术落后就一定在反侵略战争中失败。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能很好地组织反侵略战争，不能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压制人民群众，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人民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完成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很多海报都缺乏自我创作特点，大多模仿别人的画面风格，好莱坞的宣传工程师们从来不缺乏创意和智慧。在电影《科洛弗档案》电影上映前，纽约主要街道和车站贴满了宣传怪事的损毁自由女神的消息，和怪兽部分画面，让纽约人民小心怪兽随时可能出现，好像确有其事似的。电影《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上映前用牛皮油纸做成藏宝图的形式海报吸引大家。总的来说中国电影海报缺乏与时代感的新奇创意，很多都是效仿，而且海报画面和其故事的叙述风格有些差异。
近些年，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商业美术设计在经济上的价值，中国的设计师也已经开始竭尽所能地去捕捉世界美术设计上的最前沿信息。同时，中国的设计师也获得相当的关注，并在海报展上取得了数量可观的荣誉。中国设计师在国际上的成功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设计。随着信息量的提高和互联网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中国设计师在设计风格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历史上，艺术和手工一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从原始社会开始，美术与人类的物质生活就紧密联系起来，具有高度发展的彩陶艺术和青铜器艺术，既是生活实用品，又是审美对象。秦汉时期的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各自独立发展，造型艺术形成写实的基本面貌而又不乏浪漫的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美术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了重大发展，由略而精，加强了审美作用，同时，外来佛教艺术与传统美术在互相碰击中逐渐走向融合，至唐代而形成崭新的民族风格；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美术高度发展的光辉时代，尤其是绘画的发展，名家辈出，技艺精湛，风格千变万化，人物、山水、花鸟，明确分科，形成中国传统绘画的三大门类；元明清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具有复杂因素的文人画，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蓬勃发展，为传统绘画在内容的深入开拓及表现形式的发展上添入了新的因素，最终形成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至近代，在世界美术体系中独放异彩，也是东方艺术的代表。从理论层面看，西方自20世纪初包豪斯起，就确立了“以人为本”、“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现代设计理念，此后各种理论虽有增增补补，但一直贯穿着这一主线；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是从传统的工艺美术衍生而来，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引进西方设计理念，时间短，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从技术层面看，中国本土的许多传统工艺，被破四旧之类的文化运动给革命了，而所谓的现代设计，仍挣扎在模仿和“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过程中；西方则凭借工业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从技术环节支持了设计的品质、研发和多元化从文化层面看，西方社会推崇人性化设计，鼓励创新，百年来此起彼伏的艺术派别，也先后影响到同时期的设计艺术；中国。。。
作为大众 文化 的电影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营销的催化下,电影中的 广告 元素的利用成为目前的一种新的媒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广告研究生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微电影广告品牌营销新模式分析 》
摘要：本文对微电影广告作了概述，分析了麦肯光明的微电影广告案例，探讨了微电影广告的品牌营销新模式。要用 故事 赢得关注，用主题创造价值;不是单纯的产品促销，而是更深的品牌感悟;借助新媒体之力，联合电视媒体之优势;赢得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
关键词：微电影广告;营销模式;品牌塑造;商业价值
在“互联网+”的大潮流下，媒介融合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凭借互联网播放平台发展起来的微电影广告也成为了品牌进行宣传的新方式。品牌不仅能够通过微电影广告充分地介绍自家的产品，还能够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增加受众对品牌的好感度。
一、微电影广告概述
微电影，是电影的浓缩版产物。微电影广告作为微电影与广告结合的产物，也是电影艺术与品牌传播在互联网平台下的又一次创新之作。微电影广告的时长一般在30秒到300秒之间，与电影相类似，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并且会将品牌诉求与企业精神完美的融入故事情节中，使广告在赢得受众关注的同时增加了更多故事性和艺术性。相较于传统植入广告的生硬，微电影广告的制作更加专业、内容更具现实意义、与产品的结合也更加自然生动，因而更受品牌的青睐。一直以来，广告的营销模式一直是以传统的植入式广告为主，早从国外的知名电影《罗马假日》，再到国内冯小刚制作的《非诚勿扰》，植入式广告则是将广告的商业性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媒介的大肆宣传，国内的植入式广告泛滥，观众对电影的期待与评价大打折扣，对植入式广告也产生了抵触心理。为寻求好的广告效果，品牌探寻 逆向思维 方式，开创了广告植入电影的新模式，将电影的拍摄技巧与娱乐的广告创意相结合，让消费者主动关注并参与其中，达到良好的说服效果。品牌微电影广告在获取受众关注的同时，也使品牌形象得到升华，使品牌更具有创造性与拓展性。
二、麦肯光明的微电影广告案例分析
从2013到2016年，麦肯光明一直在对 春节 系列微电影广告进行故事挖掘。2013年推出了《回家——迟到的新衣》，讲述在外地打工的返程大军回家过年路的艰辛与不易，广告片结尾以孩子收到父母迟到的新衣收场，这种故事化的讲述方式，更能激起观众的情感波澜。2014年推出了创意春晚公益广告《筷子篇》，将孩子从小使用筷子的阶段与中国传统的德育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启蒙、传承、明礼、关爱、守望、睦邻的小故事中，凸显中国人的情感。2015年推出《春联》系列广告，选取春联成为讲述春节故事的物化载体，加深了受众对春联及新年的理解。2016年“梦想照进故乡”系列微电影广告让中国人记住了“故乡”这个词，相较之前的“回家”主题，“故乡”则是对其的进一步物化与升华。从麦肯光明的春节系列公益广告中不难发现，麦肯在广告故事选取背后所做的贴近生活的实际调查，随着生活大环境的改变，麦肯的创意思路也在紧紧跟随着社会的 热点 ，在令人感动的同时引发思考和共鸣，这是麦肯在公益微电影广告上的成功之处，同时，麦肯的成功 经验 也为其他微电影广告提供了借鉴。
1、故事讲述是关键
媒介融合时代，如何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吸引到观众的注意成为了品牌关注的焦点。首先，故事的主题应该是塑造品牌的核心，有了好的主题，广告对品牌的渗透才更具有价值。其次，人物是故事的灵魂，要使受众通过片中的人物感受到其代表的品质和意志，传递的是企业精神和品牌理念。
2、品牌内涵为核心
品牌在进行宣传时，要将品牌信息融入微电影中、将企业精神通过微电影进行推广，以广告创意来赢得关注、以品牌为核心来讲故事，从而实现品牌的精准营销。成功的微电影广告作品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品牌文化，如麦肯为强生、雀巢、黑人牙膏所做的广告，都是依托其独特的品牌内涵为出发点进行创意构思，最终所呈现出的广告片应该回归各自的品牌文化，才能实现品牌的精准营销。
3、受众定位是重点
年轻受众是接触新媒体、新事物的最活跃人群，他们与微电影营销的参与和互动较多，微电影营销使其能很好地发挥自我优势，通过层层深入了解产品进而体会到蕴藏在产品背后的 企业文化 与品牌精神。微电影广告的投放要更具有针对性，结合受众对网络的使用习惯和偏好，选择在特定人群中重点宣传，进一步提升企业形象宣传目标定位和精准程度。
4、 渠道 扩大成必然
微电影广告的投放渠道需要实现多元化，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优势互补，在依托新媒体平台发展的同时，不可以忽略传统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电视媒体在广告传播中依旧拥有广泛的受众市场，可以为广告的投放提供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从而促进企业对微电影广告的宣传与推广，实现品牌与产品的有效传播。
三、微电影广告的品牌营销新模式
为了得到需求不同的新媒体受众的关注，微电影广告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其商业价值和营销模式，从形式到内容上，更进一步依托其媒介特性和受众需求进行创新。
1、用故事赢得关注，用主题创造价值
对于广告营销而言，微电影是营销热点，也是营销工具。现如今，一些知名企业也更多地把宣传重点放在打造品牌理念上，通过宣传品牌内在价值达到营销产品的目的，用故事吸引受众、用主题提升价值，建立品牌与受众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品牌的亲和力，提升受众对品牌的忠诚度。
2、不是单纯的产品促销，而是更深的品牌感悟
品牌营销的关键在于使受众接受广告中所传达的理念，成功的关键是将企业所倡导的品牌价值泛化为某一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微电影广告营销应致力于让观众认可品牌，进而产生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而不仅限于单纯的产品促销与宣传，让受众理解品牌精神，打造特色品牌理念，才是成功的营销理念。事实上，从单纯的产品体验上升到更深的品牌感悟才是微电影广告营销的精髓之处。
3、借助新媒体之力，联合电视媒体之优势
微电影广告营销离不开网络这一平台，网络是微电影传播的最好载体，发行者只有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强大平台，选择适当的媒介发行微电影广告，才能实现广告的广泛传播与品牌形象塑造的双重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微电影广告只能通过新媒体播放，电视媒体在广告市场中仍然拥有一定的受众基数，选择电视媒体可以为广告的投放提供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企业在电视媒体上投放微电影广告宣传片，引起电视受众群体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激发受众的自主消费欲望，使其能够自觉形成对品牌形象的认识，引发进一步消费行动。
4、赢得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
广告营销的目的在于实现产品销量的增加，在传统营销模式深入人心的现实环境下，微电影营销应该找到突破口，品牌要淡化广告的商业气息，思考如何将企业的品牌理念导入广告宣传中。通过感性故事的讲述，在融合品牌精神的同时重视人文关怀，关注社会生活，宣传生活正能量，通过微电影广告的宣传不仅提高经济效益，更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更优质、更负责任的广告营销。
四、结语
广告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与融合，微电影广告的发展要建立在同受众的生活习惯与审美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创新广告营销模式，淡化商业色彩，传递品牌价值，注重人文精神，从而促进品牌推广，达到良好的企业营销效果。
作者:周东华 魏静茹 单位: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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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广告对大众消费心理分析论文 》
摘要：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营销的催化下，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利用成为目前的一种新的媒介。电影中这种夹带的广告利用其自身暴光率高，到达率高，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等优点刺激观众的知觉去改变观众对广告产品的态度从而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电影制片商也正因为这样的电影广告具有的这些优点而广泛利用这样的广告方式。
关键词：电影广告消费心理电影广告优点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而且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它能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最细致的信息载体。通过最形象的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基于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来，中国电影业在国际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也开始学着利用电影这快幕布背后的魔力。
电影中的广告电影中的夹带广告按其表现的方式来说，一般分为显性和隐性广告两类。
显性广告主要以电影中的贴片广告为主，而隐性广告则以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为主。
一、贴片广告电影的贴片广告就是广告的运营商与电影的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合作，在每部电影放映前播放
客户的品牌广告以及企业广告和电影片尾出现的鸣谢单位，赞助单位的帖片广告。它是电影广告最明显最外在的形式，属于电影中的“硬广告”。尽管这种广告形式常常在播放前引起大量观众的唏嘘声，但是调查显示它的传达效果较电视广告有更深刻的观众记忆度，因此此时的广告就能很好的利用观众这一心态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的首开电影贴片广告的先河，继而《大腕》、《英雄》、《手机》等影片都夹带着众多的贴片广告。
二、植入式广告对于电影而言，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跳脱了传统的广告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因为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至此，植入式广告正在悄然升起。所谓的“直入式广告是一种异业结合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之中，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与媒体一起推销给消费者”。
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是在影片中刻意地插入商家的商品，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令观众在不经意间构建起对商品的潜意识知觉。由于观众对广告天生有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剧情的做法往往比直接诉求的结果更好。
总之，它是以一种隐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广告融入电影的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无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起先电影的帖片广告是作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元素出现的，它带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然而植入式广告将产品的宣传内化到影片之中，成为影片的内容，让影片的魅力带动产品的宣传、推广，真正做到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如《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卖当劳、《天下无贼》中刘德华和刘若英用的NOKAI手机、《落叶归根》中宋丹丹说的西南 财经 大学......这些广告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电影传递着品牌的精神，而且很合理、很自然。这就是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魅力。
这种广告形式对观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暴光率高，以娱乐的表现形式使受众接受，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记忆，从而加强与巩固神经联系的痕迹。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出现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取决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而可以使产品在电影中随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这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观众是以一种寻求快乐寻求释放的心态去看电影，这样观众从心理上就没有对外界的防御，这是夹杂在电影影片中的广告会毫无声息地到达观众，而且这种把广告和故事情节相连接起来的广告其观众记忆度也极高。
(二)这样的广告形式很容易让消费者改变态度，使其对影片中的商品产生积极的态度。首先，观众自身就不自然地充当参照群体的作用。电影能带给受众一种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的享受。而且电影具有的一种集群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公众的喜爱那么这种人际关系中的舆论传播就是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这对消费者心里的影响作用无疑是最有力的，它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尤其是大片中往往都有几个名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将广告产品与名人结合一来为商家节约了请名人做广告的巨大成本，二来也使得这些名人不自然地充当了消费者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电影作为传播娱乐的载体而言，产品、品牌和广告都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影片中各种元素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电影中的广告元素通常以实物道具的间接形式呈现，不像 其它 传媒广告那样直接，所以广告信息悄悄进入消费者的记忆大脑，而且这种进入方式是以娱乐形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三)到达率高。电影中的广告到达率高“电影受众也称‘暗夜的人’，黑暗的环境把电影的交流系统与周围日常空间隔离的同时，也把受众同他所体验的现实隔离开来，使其全身心投入电影的世界”。在电影受众暂时处于催眠的状态下进行广告宣传，受众接受信息度一般较高，同时较电视广告而言，影院的观众直接地暴露于广告的轰炸，无从躲闪，它的到达率几乎为100%。
(四)广告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它不但在影院放映，还可以在电视录像带、VCD中播出，不但播放一次，而且可以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让产品插入电影之中，让电影情节成为其广告内容，明星就是一种最佳的广告形象和意见领袖。这种天然的示范作用不经意便俘虏了观众、消费者。同时电影媒体可以影响电视广告很难到达的人群青年一代。他们崇尚的是快速的消费，电影媒体的特性迎合了青年一代的潜在心理，也因此更好地掌握拥有了这一巨大市场。
另外电影中的广告成本较低“如果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达到5000万美元，电影中的广告就等于达到大约1370万的电影院观众面前，而据电影工业统计，一部有5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就可以卖出20万合录像带。不止如此，一部卖座巨片的录像带一星期至少出租五次，这样一个产品的镜头会因此在增加2500-3000万个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机会”。如果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电视的播出，广告主所付出的平均单位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
综上所述，电影广告借助自身独特的优点确能将广告有效得深入到观众的心理，在各类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的广告促销手段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不管它以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人们对这块幕布背后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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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玩意》近代篇
我们最常说的是日本在古代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而从明朝开始虽然倭寇没有停止对东南沿海的骚扰，但总体来说，日本还是对中国出于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迅速发展，之后开始垂涎朝鲜和中国，到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日本彻底成为瓜分中国列强之一。而日本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策略，一直以大陆政策为基础，逐步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彻底失败。这种被刻意粉饰过的历史事件，其逻辑和说法看似无懈可击，一直被我们深信不疑。但直到我与友人一次交流，彻底对这段历史产生怀疑。平心而论，抛开一切民族大义之言，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其强大能力甚至不亚于犹太民族。举个例子，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市场狭窄的国家，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竟然一跃成为世界列强（考虑到中国经历辛亥革命后的差强人意，明治维新的成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另外，在日本二战战败后，虽然有美国的扶持，但还是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难望其项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是否能这样简单地去看待其在近代史上与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只有所谓野心，吞并与侵略吗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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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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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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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