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方诗铭、周殿杰合着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着。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着。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着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 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曾自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著作主要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唐书史臣表》、《元史艺文志》几十种，逾几百卷，前三种用力最多。《元史艺文志》著录元、辽、金之书，比倪灿《明史艺文志》、卢文弨《补志》收录图书要多。魏源著《元史新编》，其“艺文志”部分即仿钱大昕《艺文志》而稍作补充而已。另与他人合编《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辑《潜研堂丛书》，收书20种。
钱大昕（1728—1804），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清代考据学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的音韵学理论大致有三点： 1、古无轻唇音。轻唇音即f和w(u).上古时期是没有轻唇音的，也就是说上古时期没有f和u的音。这两个音在上古时期发为b、p或m。具体可以简单的记为“非敷奉微”与“邦旁并明”。 2、古无舌上音。舌上音即zh、ch、sh。上古时期没有zh、ch、sh的音，这几个音在上古时期读为d或t。具体可记做“知彻澄”与“端透定”。 3、“娘”、“日”二母归“泥”母。上古时期“娘”、“日”二声母的发音读为“泥”的声母。比如“若”在上古时期大致为“匿”的音。（有人说“娘”和“泥”的声母都是n，它们是没有区别的，其实不然。受韵母的影响，二者的声母在开口度、舌位等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具体可以参看叶蜚声的《语言学纲要》）。 徐州师范大学 乔秋颖评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五卷辑录了丰富的音韵学史资料，探讨了音韵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并在充分论证之后提出不少恰切的看法，但也存在偏颇之处。钱氏探讨的主要问题有：1．反切的产生和发展“孙炎始为翻语”“翻切古今不同”条。钱氏罗列了颜之推、陆德明、张守节、李肩吾等的说法，并有所评析。指出李肩吾所言“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国方有四声反切”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从两方面考证：其一，孙炎是曹魏时人，孙炎确实已用反切，在元魏前；其二，神珙也非元魏时僧人，而是唐代僧人。今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反切当始于孙炎之前。2．古代的字母和声母“纽弄”“字母”“西域四十七字”“字母诸家不同”四条讨论字母问题。“喉舌齿唇牙声”对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辨五音法》《广韵�6�1辨字五音法》中声母的发音部位、名称、代表字作了比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声母认识的变化。3．韵书的产生、体例及内容的发展“声类韵集”、“韵书次第不同”、“唐宋韵同用独用不同”、“平水韵”条。4．四声的发现和标志“四声始于齐梁”列举了《南史庾肩吾传》《陆厥传》《周彦伦传》《沈约传》等材料，指出四声的发现在南朝。“四声圈点”条追溯了古人区别四声的标志――圈发的起源。5．语音古今不同“古今音”条通过对《释名》、韦昭等注音的讨论提出自己对古读的认识，认识到古今语音的不同，并试图探讨一些字的古读。6．方音现象“声相近而讹”记录了若干方音实例，“元时方音”条则用方音来解释韵书中的同音现象，是研究方音和语音史的重要材料。钱氏对音韵学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A．将散见于不同时代、不同学者、不同文献中和音韵学史相关的问题集中起来，辑录了音韵学史上的许多宝贵资料，为后来学者研究音韵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依据；B．钱氏关注音韵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不少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分歧。钱氏通过考证，澄清事实，确定较为可信的说法。他的有些结论后来成为音韵学史上的定论。C．正确、详尽地解读前人文本，给今天的学人研究古代音韵学著作架设了桥梁。D．反映了钱氏治学的观念和态度，如他认为“宋人疏于考证”。这有着学术史上的意义。著作：嘉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钱大昕的著述第一次结集，为钱氏家刻本《潜研堂全书》，钱大昕次子钱东塾编。有道光二十年钱师光重印本。所收著述有《廿二史考异》100卷，《三史拾遗》5卷，《诸史拾遗》5卷，《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艺文志》4卷，《通鉴注辨正》2卷，《洪文惠公年谱》1卷，《洪文敏公年谱》1卷，《陆放翁年谱》1卷，《王伯厚年谱》1卷，《王弇州年谱》1卷，《金石文跋尾》25卷，《金石文字目录》8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三统术衍》3卷，《三统术钤》1卷，《潜研堂文集》50卷，《潜研堂诗集》10卷，《续诗集》10卷。钱大昕著述的第二次结集是在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除收进上述《潜研堂全书》全部著述外，又增加《声类》4卷，《四史朔闰考》4卷，《疑年录》4卷，《风俗通义佚文》1卷，《恒言录》6卷。
（含书评、外文翻译等，共72篇）：1．乾嘉学术成因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兰州] 1991年第2期。P53－58。2．论段、顾之争对乾嘉校勘学的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1年第3期。P13－163．读书的困惑与困惑的读书，《读书》[北京]1991年第5期。P102－105。又《新华文摘》1991年第7期全文转载。P29－2104．论乾嘉学术走失之症结，《西北师大学报增刊—历史教学与研究专辑》[兰州]1991年版。P107－1125．惠栋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2年第1期。P39－416．论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甘肃省历史学会编《史学论丛》，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107－1177．钱大昕校勘学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3年第1期。P39－418．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清代著名学者顾广圻，《文史知识》[北京]1993年第3期。P94－989．日本人与敦煌学，[日本]池田温撰、漆永祥译，《丝绸之路》[兰州]1993年第3期。P60－6210．段玉裁校勘学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3年第6期。P28－3211．钱大昕音韵学述论——兼谈钱氏对少数民族语言汉译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兰州]1993年第6期。P34－3812．试论乾嘉校勘学家对校勘学理论的贡献，《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P180－19013．论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哲社版）1995年第4期。P16－2114．乾嘉考据学家臧庸，《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北京]1995年第5期。P14－1815．论钱大昕考据学成就及其学术地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P146－16716．论西学东渐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1998年第2期。P1－1717．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国学研究》[北京]1998年第5卷。P303－33018．评李清淩著《西北经济史》，《中国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4期。P161－16319．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中国语文》[北京]1999年第1期。P60－6120．《全宋诗》的编纂及学术价值，《高校古籍工作通报》[北京]总第60期，1999年。P2－1021．整理古籍岂能忽视标点符号？—点校本《书林清话》标点纠误，《中国典籍与文化》 [北京]1999年第4期。P123－12522．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P343－36923．清代起居注官与钱大昕《讲筵日记》，《中国典籍与文化》[北京]2000年第3期。P122－12424．简论《全宋诗》的编纂特色与学术价值，《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北京]2000年第5期。P7－1225．《四库总目提要》惠栋著述纠误，《文史》[北京]2000年第4期（总第53期）。P315－31726．论中国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古书通例归纳法，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2000年版。P71－10827．发先贤之幽德，启後学以梯航——郑伟章新著《文献家通考》，[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8月11日第8版。28．《汉学师承记》史源考辨，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下），[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P445－47029．论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现代意义——以清乾嘉时期考据学家的治学与立身精神为例，[韩国]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第20辑，中国学研究会2001年6月版。P587－60530．难堪与挣脱：清乾嘉时期义理、考据、词章之争中的词章之学，《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7辑，[韩国]中国语文论译学会2001年6月版。P123－14031．清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厚重之作——读王俊义、黄爱平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1年第3期（秋之卷）。P141－14532．论清代《起居注册》及其文献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P 355－377。又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0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329－34233．《大金吊伐录校补》跋，《中国典籍与文化》[北京]2002年第1期。P96－9734．亟待建立规范的古籍整理学，《高校古籍通报》[北京]2002年9月版（总第70期）。P23－2435．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 405－447。又载田澍主编《中国古代侃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464－50236．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整理记，台湾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2年版。P35－48。又载[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P984－99837．读书不谨的一次教训――关於拙文《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之误，姚小平主编《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P285－29238．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P90－96。又载[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P999－101639．惠栋《易》学著述考，[山东]《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P51－5740．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炎黄文化研究》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P271－27741．东吴三惠世系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92－30542．《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期。P205－25143．《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读後，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P307－31344．东吴三惠著述考，[北京]《国学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63－42745．王欣夫先生《松崖读书记》蠡测，[兰州]《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4期。P50－5446．新发现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P122－123。又《徽州文化研究》第118期转载，2005年。P13－1547．《东吴三惠诗文集》整理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P16－2048．《汉学师承记》版本考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中心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P237－27749．清人稀见著述十五种提要，《文献》2005年第3期。P189－19950．江藩生平事迹考，张玉春主编《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P264－27751．读《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4期。P20－2752．《中国古文献学史系统·全面·立体》，《科学时报》2005年2月24日B2版“教材酷评”栏。53．别把古籍整理活活掐死――从“蘇图事件”再谈古籍收藏与利用的矛盾及建议，《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5日第5版。54．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宋末元初诗人的断代问题，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5．江藩著述考，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6．《江藩传记资料选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集》本。P294－37057．《江藩交游资料彚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集》本。P408－49958．《江藩年谱新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本。59．《读〈汉学师承记〉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60．《喜见高邮二王研究的新成果――王章涛先生〈王念孙王引之年谱〉读後》，《炎黄文化研究》第5辑，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又见《扬州史志》2006年第4期，第12－14页）。61．书篆巨擘学林新人――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中国典藏》2007年第1期，第37－47页。62．论江藩“文无八家气”之说，台湾成功大学等主办《清代文学与学术－－“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第455－470页。63．读《汉学师承记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37－253页。64．佚名《燕行录》作者及文学价值考述，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1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7年3月版，第75－90页。65．清代学术拾零（20条），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编《中国语文论丛》（第33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2007年6月版，第259－286页。66．《沅湘耆旧诗集续编》及其作者小考，《文献》2007年第4期，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86－189页。67．清代学术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7辑）――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49－367页。68．从《汉学师承记》看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1月版，第306－313页。69．书画之外的赵之谦，《神州国光·金石书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46－54页。70．朝鲜燕行使笔下的“神丹”清心丸，李安东主编《汉语教学与研究》（第9辑），韩国首尔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5－81页。71．《燕行录全集》考误，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4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8年版。72．韩语译注本《乙丙朝天录》纠误，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编《中国语文论丛》（第40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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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经常接触到作文吧，特别是其中的议论文，更是常见，议论文是一种用于表达作者见解和主张的文体。那么大家知道优秀的议论文是怎么写的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藏与露的议论文（通用11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世界向来很安静。刹那芳华的昙花，开得惊艳也开得无声。世事往往如此，喧哗匆匆离场，沉默技压群雄。
静是内敛，只有学会静，才能拥有不显不露、安之若素的超凡。
诸葛静坐庐中，运筹帷幄，天下大计尽在腹中，可见他争？可见他燥？可见他欲扬名？静之至此，超凡如斯，所以世人不敬司马敬诸葛，不赞刘备赞孔明。梵高伫立画室，无语作画，闲人杂语不入耳中，纵世人不赏，又有何妨？静谧星月夜，流光向日葵，我自画我画，功过后人评。
静是积累，只有学会静，才能拥有蕴藉和深重，才能拥有一鸣惊人、静水流深的内在力。
人说闻一多从不下楼，尽皆好奇他是何人。这位老先生，神秘安静，每天在楼阁研经诵诗，时间一长，也无人理会。可是无人料想到，他站在了革命最前沿，站在了高高的讲坛上，满腹才华倾泻，一腔热血横流，激烈到反动派即使杀了他，那有力的1辩驳尚存心中，激人奋发。人知张衡甚少，怎料他竟如此才华横溢。从容淡静，屡拒入仕，静研十年作赋，不显不露究机巧。这种极静炼成了世人皆知的地动仪。他安静到几乎在历史中毫无痕迹，可是他一动，就九龙吐珠，有了这浑天地动仪。
而静，不是常人眼中的不言不语，无口无心，更不是呆傻滞后，无所作为。
静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力量。
观如今社会，世人多只图前进，只愿出名，从容淡静成了怯懦，不交俗人成了炫耀，就如陈奕迅《浮夸》中所唱“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有人注意吗？”时下之人，害怕不受重视，因此尽力浮夸，于是在这个时代，显露是常态，安静是矫情，娱乐是高尚，深重是笑话。
也正因为处于这样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坚守本心，从容静谧，不断的积累，不断地发展，让内心有一条真正深不见底的长河。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繁华见于眼而心不动，胸中自有江山，心中自有沟壑，因此，不显不露，静水流深。
在这个“天下熙熙为利来，天下攘攘为利往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受着鲜花、掌声和闪光灯的诱惑。信息的发达使成名变得易如反掌。还有多少人能够将自己“雪藏”？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独坐一隅？
藏，是奏响成功的咏叹调。莫言，这个由高密坚实的黄土地和硕大的红高粱哺育的讲故事的人，一举摘得了人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之前有多少人听闻过莫言的名字？他平实的如同那片黄土上的老牛，默默的耕耘着自己的作品。而当今社会中却有无数小有名气的作家因为出版了一部作品便洋洋自得，也有着无数跳着脚去追逐奖杯拼红了眼眶的人。正是莫言将自己的“雪藏”铸就了他的梦，正是他的“藏”沉淀出一部部佳作在文学长河里熠熠生辉。
藏，是崭露头角的奠基石。李安，奥斯卡的最佳导演。他曾在家做了六年的“家庭煮夫”，也曾为了一部电影的细节不惜花上几年的时间。昨天，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遭人白眼的小导演，今日，他是电影界璀璨的明星。沉甸甸的小金人后，是他斑白的双鬂；是他无数个日夜的伏案策划；是辗转了无数个片场的摄影机后的黑眼眶。相比当下一些明星秀尽下限粉丝绕膝，李安的成功是不是更加值得喝彩？没有他昨日的默默无闻，也就没有他今日的一鸣惊人。
藏，是丰厚内涵的沉淀。钱钟书夫妇曾说平生最想要一件隐身衣，能脱身于世俗之外，陶然治学。假如没有梭罗的自我隐逸，就不会出现梦里的那片瓦尔登湖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颤。假如没有季羡林的潜心苦读，未名湖畔的爬山虎也就不会如此青翠迷人。
诚然，展现自我是一种能力，露一手更能博得满堂彩，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崭露自身的才华。然而，这些露是以“藏”为前提，经过了那坎坷的藏，才会厚积薄发，迸出夺目的光芒。藏，并不是超脱于世事之外，而是能坚守自我，放得下欲望耐得住寂寞舍得了享乐。不炫耀，不奢望，如那片落花生一样，扎根于深深的土壤中。
冰山的威慑正是由于它藏在海面下的那部分。苍天大树的屹立不倒也正是它将根深深扎进土壤中拼命汲取养分的结果。让我们将心深藏在精神的沃土中，用闲适宁静的甘露灌溉，用真诚坚持的养分滋养，开出智慧之花！
木秀于林而摧，生灵万物皆有此理，真正的成熟是一种锋芒不露的隐忍，更是点点暗芒藏于刀刃，出鞘即见血的一击必得。藏与露如太极的黑与白，相互调和，相互促进，至其平衡，方得大道。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曾如此评价自己的兄长，而苏轼也曾被仁宗称其有宰相之才。而东坡的性子又太过急躁，始终亢言直论，不稍隐讳，遇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锋芒毕露，不加掩饰的处事风格致使这样一个才情恣意，才高八斗的大诗人，被小人万般猜疑，深陷乌台诗案，囚于监狱，终发配黄州。
观之苏辙的一生，其人亦才华横溢，而仕途相比之苏轼不知平坦了太多。子由沉默寡言，稳重内敛，比起东坡的才华外露，他更懂得“藏”之理。在东坡监禁解除后，他用手捂住东坡的嘴，含三缄其口之意，劝其收敛锋芒。也正是他谙熟藏之必要，才能在王安石新政废除后，重返朝廷，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
我们仰止东坡光风霁月的品行，以及对狗苟蝇营勾当的不屑与反抗，然这一份豪放不羁所引发的祸事，却值得我们深思。
藏与露之道隐于人，也隐于动物的生活中，动物身上的启迪是值得我们慢慢品味，细细品尝的。《狼图腾》中狼群围捕黄羊的一幕真是令人热血沸腾，震撼不已。狼群是隐忍的，能等待黄羊吃饱喝足，肚皮滚滚方才出击；狼群是机敏的，抓住那霎时的机遇，伸出利爪，以雷霆万顷的一击将黄羊赶入暗藏危机的雪坑中。于是，黄羊被困，于是，狼群大获全胜。被尊为图腾的狼群，以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演绎出藏露之道的奥秘。
相比藏露之道的应用自如，那么火鱼便是那愚笨不化，只知锋芒的蠢物。一只火鱼遭逢袭击，便喷出绿色火焰。然后整个鱼群也喷出火舌，保护同伴，殊不知渔民正因如此才抓得住它们的踪迹，将它们一网打尽。待火焰熄灭，火鱼下一次喷火之力尚未积蓄时，便是它们的死期之日。
黑白调和，藏露相间。藏住锋刃的尖利，露其古朴；藏住砾石的棱角，露其圆滑，藏住风光夺彩，咄咄逼人的为人态度，露出通达人情，八面玲珑的处事风格。就像酿造一坛美酒，需经过淹旬旷月，沧海桑田的轮回变迁，轻启，方得醇香，而藏与露，仍需时间的打磨，慢慢调和，终成大道。
中国有句话：“智者深藏不露。”顾名思义，聪明的人是不会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的，就像许地山所说的.花生，饱有内涵却不外露；海明威说自己的写作如海上飘浮的冰山也是同样的道理，细节描述点到为止，留给读者限的想像空间，这便是艺术中深藏不露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分的表露反而浅薄，而深藏不露却是智慧的表现。
深藏不露，不是对才华的扼杀，而是让智慧升华。就拿杨修来说吧，这位风流才子可是众所周知的，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千年难得的天才，可最终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杨修太有才了，而又恃才傲物，锋芒毕露，最终惨遭杀害。而相反，清朝的纪晓岚同样才思敏捷，但就乖巧多了，从不炫耀，不仅替皇帝解决了大大小小的难题，还造福于人民。深藏不露不仅没有扼杀他的才华，还使他懂得用智慧游刃有余地立于官场，并受到皇帝的重用；可见，做人不必表露无遗，有时候深藏不露方是大智慧，此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吧！
深藏不露，不是使个性泯灭，而是让魅力迸发。挪威小提琴家欧雷·布尔从小就学习拉小提琴，在他第一次开始巡回演出时却受到一位音乐评论家的批判，说他是一位未经正式训练的音乐家。他忙向老者请教。老者说，虽然你有天赋，但你过快将其表露出来会使你轻狂而无法超越自己。于是音乐家收起暂时的“光芒”，回到家里重新练习，终于在他再次举办音乐会时，轰动了整个欧洲。正是因为欧雷·布尔收敛“锋芒”，潜心修练，才铸就了后来的一代宗师。所以说，深藏不露并不是将个性泯灭，恰恰相反，它让个性展现得更加完美。
深藏不露，不是贪生怕死，而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正如诸葛亮隐居，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一条卧龙深藏不露，他在耐心地等待明主的到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他在韬光养晦中等待，终于迎来明主刘备的三顾茅庐，并最终成就三国鼎立的伟业。试想，如果诸葛亮张扬个性，在董卓、吕布、袁术之流前显山露水，又有何意义？深藏不露，让他争得了最好的时机。
因此，尽管社会竞争激烈，尽管有人鼓吹当仁不让，我们还是要适当地深藏不露的智慧，这样才能够成就大文章。
事物是矛盾统一的。在中国文化中随处可见对立的两面。如“大丈夫能屈能伸”与“饿死不食嗟来之食”，如“藏与露”。
藏是海纳百川，深蓄而不发。中国是礼乐之邦，自古讲究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古代名人志士不少人隐居名山大川，与世无争。晋代陶渊明弃官归隐，开隐士之先河。大海不辞细流，不向外张扬，所以成其深邃；人摒弃世俗，不慕名利便成大家。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博闻强识。早年，钱钟书便因杰出的人文素养而名扬清华，其所著《围城》堪称经典，然而，与“围城“同样出名的是钱先生的淡泊名利。钱钟书拒绝接受记者采访，潜心研究文艺，一外国记者再三要求采访，钱钟书婉拒道：“你觉得蛋不错，又何必要见下蛋的母鸡呢？”无疑，是深藏不露，使钱钟书不为世俗所扰，得以潜心研究，终成大家。
然而，如果只藏不露，那么历史上便少了“毛遂自荐”，便不闻“当仁不让”，不见“该出手就出手”。
露是让才华能力得以彰显，以实现自身价值，并有利于社会。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固然需要有人潜心研究，但也需要人们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并让才华转变为价值。露不是一味的夸耀，是一份自信，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自己，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说。但适当地进行广告宣传，想必销售会更好。
藏是积累，是内化，是厚德载物，汲取一切精华以提升自己的素养；露是藏的另一面，厚积薄发，是外显；是将满腹经纶转变为治国良策，是将才华转变为社会价值。
由是观之，藏和露表面是矛与盾，实际上是水与鱼，它们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藏是基础，露是藏的最高体现，也是藏的归宿。藏和露并无优劣之分，贵在相和，缺一不可。
咔嚓咔嚓，楼下的花木工在剪枝。剪刀声一下又一下，清晰而果断，仿佛吞噬着什么。
这些倒下的精灵，发出最后的叹息，但被剪刀声淹没了。散落满地的残躯上或多或少带着伤口。他们因为不甘平庸而渴望阳光，他们竭力伸展，刚一崭露头角，却不料成了人们的遗憾。
忍受了冰雪的压迫，苦苦坚守着那一份绿意。现在，春天就要到来了，他们却告别了生命。我不由得叹息，冰冷的剪刀为何如此无情。
著书都为稻粱谋，那是怎样一个漫长的黑夜？但刀与绳索并非总是胜利者。一个个才华横溢、见解深邃、嫉恶如仇但又充满爱心的思想先驱前仆后继，史不绝书。那种探索真理的热情和勇气，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不被世俗遮住双眼，不为权威磨折思想。大胆的李贽惊世骇俗。他反对纲常伦理，倡导绝假还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认为普通人应该在生活中找寻到自己的幸福。当他一笔笔写下当时无法被人理解的书作之时，他坚信，自己的思想终有一天会被理解。直到在无数唾弃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自己坚守的信念。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当人们固守着陈旧的规则和信仰，社会就如同停滞的死水般狰狞，随着时间腐烂，散发出刺鼻的恶臭，一些虚伪的面孔却仍然麻痹自己，在弥漫的臭气中强颜欢笑，但同时也会出现打破陈规，用创新净化社会的人物，不论是在“上帝至上”的宗教背景下大胆提出“人猿同祖”的达尔文，还是不拘泥于权威，为人类开辟出时空新境界的爱因斯坦。他们或许无法立刻得到世人的拥护，但他们精神中闪烁的光华，终会照亮后人。
评点
世界充满了相似性，我们生活在类比之中。类比也是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它使隐晦的成为显赫，使潜藏的显露踪迹，使未知的化作可知。
儒家传统下的中国文化注重“藏”，“枪打出头鸟”等熟语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出头露面。因循守旧渐渐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缺少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豪情勇气，如何把这个抽象深奥的事理讲得形象生动，作者从“花木工剪枝”的日常现象生发开来，有感叹有反思，向时代的异端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构思巧妙，立意深刻。
花生的果实埋在地里没有人去欣赏它，可是，等秋天一到，它那成熟后散发香味的果实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却能赢得人们的喝彩。花生的果实埋在地里是藏，等它最后展现自己的时候是露，假如没有先前的藏，哪能有后来的露呢？所以我认为，藏是为了更好的露。
我个人比较欣赏陶渊明，他那清新隐逸的诗常令我陶醉，他当官的时候并不得志，作品也不多，可他隐居田园，过上“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当他把自己“藏”起来时，便创作一首又一首的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这些诗流传后世，让世人记住了这个藏而不露的陶渊明。他的“藏”便是为了更好的“露”。
越王勾践，当他面对国土沦丧，国破家亡的惨景时，没有选择继续同吴王抗争的“露”，而是选择苟且偷生的“藏”在，在这个“藏”字下，他受尽屈辱，为吴王“前马”，只为了有朝一日的“露”，回到越国后，他十年卧薪尝胆，终于有了后来的“三千越甲可吞吴”，倘若他当初继续抗争，也许就身首异处，哪有后来的展露锋芒？
三国时期，作为曹操的 门客，杨修得到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可是，他却锋芒毕露，不懂的藏，最后遭到曹操的杀害。倘若，杨修不那么恃才傲物，而是保持低调，他又怎么会被杀？也许还会得到重用呢！他的死怪就怪在光芒太露，甚至盖过曹操的光芒，历史上这种功高盖主最后被杀害的例子不在少数，可又有几人能领略到“藏”的奥秘呢？
今天，我们作为高三学子，就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把自己埋藏到这无尽的知识海洋中去，只有这样，等到来年的高考，在考场上，我们才会有资本大展拳脚，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学，笑傲考场。
露源于藏，藏即为露。
花生的果实埋在地里没有人去欣赏它，可是，等秋天一到，它那成熟后散发香味的果实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却能赢得人们的喝彩。花生的果实埋在地里是藏，等它最后展现自己的时候是露，如果没有先前的藏，哪能有后来的露呢？所以我认为，藏是为了更好的露。
我个人比较欣赏陶渊明，他那清新隐逸的诗常令我陶醉，他当官的时候并不得志，作品也不多，可他隐居田园，过上“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当他把自己“藏”起来时，便创作一首又一首的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这些诗流传后世，让世人记住了这个藏而不露的陶渊明。他的“藏”便是为了更好的“露”。
越王勾践，当他面对国土沦丧，国破家亡的惨景时，没有选择继续同吴王抗争的“露”，而是选择苟且偷生的“藏”在，在这个“藏”字下，他受尽屈辱，为吴王“前马”，只为了有朝一日的“露”，回到越国后，他十年卧薪尝胆，终于有了后来的“三千越甲可吞吴”，倘若他当初继续抗争，也许就身首异处，哪有后来的展露锋芒？
三国时期，作为曹操的门客，杨修得到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可是，他却锋芒毕露，不懂的藏，最后遭到曹操的杀害。倘若，杨修不那么恃才傲物，而是保持低调，他又怎么会被杀？也许还会得到重用呢!他的死怪就怪在光芒太露，甚至盖过曹操的光芒，历史上这种功高盖主最后被杀害的例子不在少数，可又有几人能领略到“藏”的奥秘呢？
今天，我们作为高三学子，就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把自己埋藏到这无尽的知识海洋中去，只有这样，等到来年的高考，在考场上，我们才会有资本大展拳脚，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学，笑傲考场。
露源于藏，藏即为露。
纷繁复杂的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的喜欢隐藏自己，有的喜欢显露自己。我觉得该显露的时候就显露，该隐藏的时候就隐藏，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这就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勾践被夫差俘虏后，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积累兵力，隐藏实力，待时机成熟后才显露自己的实力，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应该是藏与露完美结合的最佳范例。
倘若当时的勾践按捺不住仇恨，未待时机成熟就妄自行动，等待他的无疑是一个失败的结果。材料中的落花生也是如此，在播种时就将种子深埋地下，待成熟后累累果实才会显露出来。
像这样的审时度势的例子生活中还有很多。伽利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他提出的天体理论和宗教的教义相矛盾，他在严刑拷打下隐藏了自己，得以在流放途中写出了一部更伟大的著作。
就因为伽利略懂得隐藏和显露的道理，才使自己既保全了生命又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只有那些懂得什么时候该隐藏就隐藏，什么时候该显露就显露的人，才更容易是自己活动成功。
《水浒传》里的主题曲中有一句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讲的也是该隐则隐、该显则显的道理。人在不该显露的时候显露，往往会招致挫折、失败甚至是杀身之祸。岳飞精忠报国，整日忙于出征、布阵和厮杀的忠臣却不懂得如何隐藏自己，却忘记了在昏君奸臣面前隐藏自己，最终导致了自己被残忍杀害结果。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鲜花在盛开的时候为人们显露了自己的美丽，花朵凋零的时候就隐藏自己化作春泥，默默为大树提供养料。这是何等伟大的情怀，无论显露还是隐藏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别人奉献自己。它向我们昭示一个道理：我们审时度势或隐或显的标准在于“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做一个造福社会的人。”
该藏则藏，该隐则隐。将促使我们接近完美、走向成功。
《老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他的创作追求以文字表现出来的只有八分之一，剩余的八分之七却藏在心里;落花生并不像桃子、苹果那样，果实高高挂在枝头上，它隐而不露地埋在地下。这似乎可以给于我们一个人生的启迪：不要急于显露自己的身份、地位、乃至才华与成就，不要向外人炫耀自己，这样才生活得更加具有内涵和深度。
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大智若愚，你一定知道大智若愚就是指某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不露锋芒，表面看来好像很愚笨。
其实朱棣文正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站在人群中，不出一言，没有人知道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且还是美国的能源部长。他不关注荣誉更不炫耀荣誉，他得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还是朋友先得到消息然后通过电话告诉他的呢!他在外面很少暴露自己的身份与成就，在工作中也只是尽自己的力，从不拿获诺贝尔奖这事来炫耀。他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朴实、沉稳、低调、儒雅的学者，而卓越的才华和辉煌的成就一直藏在他伟大的内心深处。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深受人们的敬佩，因为他隐而不露的品质，因为他默默无闻地在奋斗，而且从不夸耀自己。
但是21世纪的人们却更多的是与此背道而驰，人们往往太急于显露自己了，有点成就，就急于宣告全世界：登报、上电视、网上新闻满天飞……但是一旦要他大展才能时，他就只有那零星的优点。这就是所谓21世纪社会的浮躁。因此，我想在此谈谈寒潮!韩国目前是全亚洲影艺界发展最盛的国家，因为他们以孩子的青春作代价，而且这些明星十分渴望表现自己，多想在镜头多呆几分钟，韩国的SM公司培养大量青少年从事影艺界，所以出现了六年级就开始从艺的疯狂的现象，最小的明星有15岁。他们的歌、舞蹈是包罗万象、千姿万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太爱表现、太爱显露自己了，总是渴望把自己的所有优点一下子展现给观众，然后受到观众的崇拜。这可真是“露骨”。正因为他们太爱表现自己，就像树上的苹果、桃子那样，人见人爱;但是他们的接下来却是无声无名，他们只在观众眼中一晃而过，就像在空中瞬间闪过的流星。说真的，他们所表现出的优点有时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优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显露”显得何其肤浅、何其短暂，何其让人感到痛惜!
这就是藏与露的区别，藏与露的不同结果：深藏内蕴受人敬，张扬外露难成器。当然作为一名中学生，该显露自己才华的时候，就应该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才华与激情;但是更多的时候要注意不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做到“胸藏万卷书”，为将来“一朝试锋天下惊”做好准备!
先藏而后露。因为藏可以使一个人静下心来全身心的思考问题，可以激励一个人不断奋发向上。可以让一个人走向成熟。藏之后的露必将发出惊人的力量。
藏让他远离幸福，但却使他成绩了伟大的事业。
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祖国面临核大国威胁时，他毅然接受重任，离别妻儿，隐姓埋名，走向茫茫戈壁中。从此，他消失了，无论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20多年后，头发里夹着大戈壁沙砾的邓稼先回来了，并且此时，“两弹元勋”的美名开始传扬。
虽然远离家人是痛苦的，但他却甘愿把自己藏在大戈壁中。在这里，他一次又一次做着试验，他不舍昼夜的思考着，终于，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畏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就是先藏而后露所爆发出来的惊世的力量。
藏让他保全了生命，并写出了伟大的著作。
伟大的伽利略有卓著的科学贡献，因为他懂得藏。在宗教裁判的淫下，他两次受审，两次屈服。难道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懂得先藏而后露。虽然他屈服了，但是他却写出了让后代们受益的天文著作，他藏之后的露让无数人折服。
假如当时的伽利略不懂得先藏而后露，那么他不仅将失去生命，而且将失去自己对天体的思考，研究后表达的机会。这无疑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正是因为他懂得先藏而后露，才使得他的著作得以问世，才使得人们对宇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先藏而后露。
藏让他积蓄了足够的力量，给了他激昂的斗志，最终反败为胜。
勾践在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主动请求畏吴王服役以赎罪。在这段屈辱的日子里，勾践卧薪尝胆，用这种痛苦的方式激励自己，并暗下决心灭吴报仇。勾践回国后加紧练兵，最终灭吴。
在面对失败时，勾践不是一味消沉，而是把自己藏起来，用这种方式积蓄力量，并激励自己前进。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战胜吴王实现自己的梦想。
先藏而后露是一种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实现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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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骨子里的狂狷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