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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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为习惯而言，士大夫们的行为突破了以前的传统礼教，开始崇尚自由、真实。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是有非凡影响，是中国艺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一篇论文，看一下吧～～ 魏晋风度随想 ——从永和名士看魏晋风度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曾经很向往很向往魏晋风度，向往嵇康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向往“刘伶饮尽不留零”的豪爽，向往羲之“游目畅怀”的自在，向往何晏“少释兵书”的聪颖，似乎正如十七世纪之于西方国家，对于古之中国，那个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可是慢慢的有些不理解了，好像我曾经所向往的那些人物、那些事物，正在以一种我完全所不了解的形象出现，甚至即将颠覆我曾经所有的希望与感觉。我对于他们的一些方面有着太多的不了解。一、 惧内我并不是说男人的地位一定要凌驾于女子之上，其实作为一个女生而言，或者反而会希望反过来。可是对于那个时代，我很不明白，那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应该学的是“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展现的却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世说新语•贤媛》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世说新语•贤媛》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为什么魏晋名士们一个个会这么惧内？因为桓温、谢安、王导这些人，在当时都是让世人仰望的人物，说是惧内似乎与他们的身份不符。而且为什么会说惧内是当时上层社会名士的表现？后来，私下中自己理解的时候，肯定不是因为打不过。感觉上是因为那些女子的家庭地位较高，比如桓温的妻子是南郡公主。这样如果名士想要获得进一步的晋升的时候，首先应该就要讨好妻子，那么有着惧内的表现就不足为怪，要是每一个人都娶了好几个妾，妻子不满，那么自己的前途无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惧内是当时上层社会名流才会有的表现。一般的家庭是娶不到地位很高的女子的，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惧内。所以惧内才会成为地位的象征。这样的想象，让我对魏晋名士多了一些不屑与失望，不是说名士们崇尚的是道家的思想吗？不是崇尚“无为而治”吗？那怎么可以这样的趋炎附势？怎么可以这样的看重名利？我很不解。只是后来的慢慢有些理解了。首先，我不认为我以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是名士们这样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理由。但是，这样也可能是很正常，或许这不符合道家的传统，然而如果自己的治国思想想要被国家采用，第一个要求就是自己的地位要很高，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名士们做出这种行为，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或许这正是道家思想的表现。所谓回归自然，不就是男女平等吗？不就是追求人性解放吗？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人们的命运每况愈下，她们在礼教的束缚下变得性格拘执，一生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可是魏晋之女性，完全不是这副小家作派，在牛气哄哄的男人们面前，她们往往锋芒毕露，敢言敢为，甚至霸气十足，不让须眉，甚至让丈夫感到敬畏与敬佩。这样不正是人与人之间所应具有的最原始的关系表现吗？我觉得名士们正是感受到了这点，才做出了那些惊世骇俗的表现。至于说这是地位的表现，或者一方面是源于或许下层的人有这方面的表现，却因籍籍无名而没于历史，或因为地位高，视界广，才会有这种开阔的胸襟。行文至此，我终于理解魏晋名士看似懦弱的表现，他们不拘礼教，尊重女性，比起历史上那些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之徒，要潇洒真率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人们才会昂首挺胸，活出自己的天姿神采。 二、 清谈一直就不喜欢清谈这种东西。因为我并不认为清谈好的人就一定代表能力强，因此清谈水平、人物品阶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才能。“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可以取的。可是为什么魏晋名士在品评人物高下的时候要依靠与清谈能力呢？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例子，仅举一例：《世说新语•文学》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就是这样的殷浩，被认为是第一流人物，可是在北伐中，却失败了，被评为二流人物的桓温反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么清谈，它还有什么作用？除了人们所归纳的“清谈误国”，它还能怎么样？让人们一味沉浸于唇枪舌剑上，没有忧国忧民，没有必备的生存能力，一味的旷达，这样到底有什么用？以清谈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是不是真的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根本就是应该淘汰的？这样的想法让我自己害怕，一些人的生存价值就这样被否定了，我也不甘心，所以就有去探索了一下清谈是否具有其积极意义。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小而言之，在审美价值中，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向往不已。在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指出：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而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而1934年，在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中指出“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由此，我想，或许清谈的本来意向是好的，并且清谈的名士本来就是才华横溢的杰出人才，只是在人们的追求风雅中，清谈被庸俗化了，也被神圣化了，所谓庸俗，是无论何人都可以清谈了，所谓神圣，就是清谈的杰出人才被抬高了一个神圣的高度。而实际不应该是这样。或许清谈的分子恰恰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所以，我觉得清谈这个东西也应该从其最本原的地方看起。现实中有很多东西，它的起源以及目的都是好的，只是正是因为它足够好，被大众模仿，最终反而流于世俗。清谈也应该是如此。本来是一批文人名士讨论哲学、思想等一些很严肃可以净化人类心灵的东西，到了最后反而落到了“清谈误国”的评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哀吧。三、 容颜如果说前两种情况是我还可以理解的，那么，以貌取人在我看来是最不可以原谅的。可是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故事是有关容貌的，为什么容貌会这么重要？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年代？《晋书•王蒙传》 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凡称风流者，举蒙、惔为宗焉。《世说新语•容止》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如果说清谈无法代表才能，那么容貌就更不可以了，难道魏晋风度真的是如此的肤浅与不堪一击？实际上，仔细想想之后，对于这点还不是很明白，只是有一点点自己的理解。或许，魏晋时代的容止品鉴不只是简单的表面化的评价美貌，而同时注重了人的内在美的表现，也即风姿神韵的出类拔萃、超凡脱俗。如《世说新语》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所以像刘伶这种人虽然并非相貌堂堂，但是也列入了容止篇，而那些容貌虽伟，而精神平庸，亦会受到鄙弃。如《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 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隽，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 而这种美是什么？就是气质，就是独特的人格。首要的就是有独特性，要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如嵇绍，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如王衍，王大将军称太尉 ：“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这样看来，魏晋人关注容貌，或许正是从容貌看到了人格，看到了其内在，从而看到了这个人卓尔不群的才华。这或许正是魏晋人懂得相人的表现。其实，或许关注品貌的背后是魏晋人士注重自我的态度，既然人生短促，何不秉烛夜行，让自己无愧于这一生一世呢？既然生于世，就要伟岸地立于天地之间。一个洒脱、注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注定要有注重个人行为的风气。然而，他们并不就此而止，他们清谈并不避世，玄思并不隐忍，注重品貌更注重德行，无所为而无不为。清谈玄思的背后，更有对世事的关注。诸葛武侯，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清高傲世。然而，终于出山，成刘备一代伟业，风流永存，名士风采。当先秦诸子终于停息了百家争鸣，寂寂躲在历史的书册中；当汉朝的车轮伴随着“独尊儒术”赫然坍塌，忽而间一群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魏晋人士跃入了历史的舞台，一个时代——一个重新显示自我，个性飞扬的时代来临了。他们不是去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本来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摆脱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压抑，在没有了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开始自由而开放了，没有了大量的铺张陈设，没有了人为的歌功颂德，自我被重新关注，个人的情感、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他们感叹人生，重视品貌，风流潇洒，构成特有的魏晋风度。这也正是魏晋风度的魅力所在。
乍看着一文章标题，便要以为是如学术论文般严肃而艰深，但读下去才发现，鲁迅先生实在写得有理有据，且通俗易懂，严谨却又蕴含着趣味。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其实是讲稿，写得实在好看，他谦虚地在末尾说，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 可是，当我读完后，真希望鲁迅先生可以多讲讲相关的内容，短短万字左右的文章，将魏晋文章的风度变化以及和药酒的关系写得又到位又深刻。先生从曹操谈起，谈曹丕，建安七子里着重谈孔融。接着谈何晏，从这里就谈起了药与名士的关系以及后面的发展，略谈正始名士，又重点谈到竹林名士的嵇康和阮籍，最后以陶渊明结束。 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有两点： 1.鲁迅先生的见地新颖且有说服力。 文章开始的时候谈到朝代时间长的，一般好人比较多，反之，则少。我看到时不得其理，结果后面鲁迅先生分析说因为朝代长，记录历史的人还是本朝人，当然主要就记录好的，而朝代时间短的，记录历史的是其他朝代的人，当然就更容易记录坏的。不得不说，在理。 鲁迅先生确实很会去揣测分析一个现象背后人的心理因素。这也是这篇文章所展现一个特点。 2.关于药与酒跟人的关系分析，非常通俗，但又一步步分析得深刻。先讲吃药的起源，吃药相关的表现，从外在到内在，又从起源讲到后续人们的效仿。酒也是一样。分析无论是吃药还是喝酒显现出的魏晋名士的态度。接下来又讲到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名士之风。最后由药与酒分析出人的态度，这里分析特别深刻。先生指出，崇尚礼教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内心相信礼教，而表面反抗礼教的人内心却可能才是真正相信礼教，为此他还举证了阮籍等人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 至此，我更加明白，其实读书写作，除了量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自己的思考，思考的方法对不对。鲁迅的思考力可谓卓越。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南北朝时期，大家士族的兴起，导致了士族子弟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表现在艺术上时就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同时又因为民族的融合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传入使得当时的艺术表现更加的开放与融合。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战火纷飞，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百花齐放枫桥话史06月17日前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当时除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儒学和道教之外，在当时的西域地区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来了许多国外的宗教文化和形式。佛教、祆教等等都是从南亚、中亚地区传播过来的，并且对于当时中国民众的思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影响更为巨大。《华阳国志》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革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一变革程度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该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内部，外部文化的影响在当时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所呈现出来的竞争场面、时代内涵，甚至是社会影响力都超过了近千年前的"百家争鸣"。所以说，该时期的文化变革是非常复杂和激烈的，这也是该时期充满了血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龙门石窟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在不断竞争中相互成长之外，外来的佛教、祆教等派别也加入了这场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激烈角逐当中。尽管，我们说中国的传统儒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宗教范畴，但是在这些复杂本土教派和外来教派的影响之下，儒学此时也已经不再是两汉时期的儒学。无论从学术体系、学术内涵还是发展现状来看，儒学都已经呈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佛教的传入虽然在前期并没有引发广泛的重视，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过程中，佛教的势力迅速扩展到了南方与北方地区。南朝时期出现了佞佛现象，佛教寺院也在大肆修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将佛教纳入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当中，石窟作为当时佛教发展的重要证明，成为了今天我们研究该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在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方面，该时期也衍生出了一批学家和作品。干呕帖临摹本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东汉晚期传入中土的佛教，其实在印度地区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教在公元前出现，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在戒日王朝时期已经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教派。该时期佛教能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且迅速扩展，和之前的早期佛教相比，在教义、修行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适应时代需求的变化。丝绸之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依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特别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的重要通道作用。少数民族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政权之后，更新的佛教思想及其体系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原地区，继而在中华大地播散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以及统治者有不少对于佛教都是非常笃信的，南朝方面主要集中在南梁时期。王羲之南梁中又以梁武帝佞佛最甚，突出表现特点就是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相比之下原来的儒家却受到了忽视，在发展速度上远不及佛教和道教。而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除了必要的佛教寺院修建之外，他们更多的是重视佛教石窟雕刻的建造。因此在北方地区的北朝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石窟雕塑，这些雕塑技术手法十分精美，雕像栩栩如生，成为中国文明历史中的瑰宝。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佛教文化的创造，随着新佛教体系和思想的流入，使得该时期的佛教文化，特别是在佛像建造的艺术方面明显受到了当时印度的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这些石窟雕像十分精美，数量上高达数十万个，每尊佛像都是经过工匠的细心雕琢，即便在今天看来，这种视觉上的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续高僧传》载："帝以陵阜回互咨谒或难。天保三年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鸠摩罗什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理论以及绘画艺术的演变绘画艺术历来都是中国古代艺术领域的一个突出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绘画的内容和时代蕴意也出现了较大变化。而且在关于绘画理论方面的一些成就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由于佛教的传入，此时的绘画内容也开始展现了重要的佛教故事和主要代表人物。曹不兴作为东吴时期的画家，是当时少有的能够以佛像及其相关文化作为绘制对象的。曹不兴的弟子卫协就曾经以绘画佛像出名，此后他的绘画风格也不仅仅局限于此，像人物、山水、田园等风格的绘画，他都非常擅长。因此在西晋时期，卫协在绘画界也是非常出名的，和当时的另一绘画大家张墨并称为画圣。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得益于当时南朝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绘画风格也呈现出和谐、宁静之风。云冈石窟比如刘宋王朝时期的宗炳就非常擅长观察自然景观，将当时的山水绘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萧齐政权时期的谢赫出身于门阀士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他最擅长的就是人物绘画。特别是将人物的神态、动作都描绘地细致入微，非常具有神韵。不仅如此，谢赫当时对于绘画理论还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著的《古画品录》，除了搜集了名人古画之外，对于绘画的结构、行笔等方面也做了系统介绍。《晋书》载："尤善丹青，图写特妙，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南梁时期的著名画家张僧繇在临摹佛教寺院墙壁之时，就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他通过仔细的观察，包括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颜色的变化，其中最难描绘的就是墙壁颜色的变化掌握。对此，他发明了晕染法，成功解决了这一难以显示出渐变颜色的层次感觉的难题。曹不兴书法字体的丰富以及王羲之的千古留名书法艺术的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在秦朝和西汉时期主要流行的就是官方规定的字体，并且对于字体的撰写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因此，当时社会的书法家存在的发挥空间很小，当时的书法形式也就比较单一。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对于书法字体的限制逐渐放松，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创作自己喜欢的字体，由此书法艺术也就随之出现了。从东汉末期，这种书法体系就已经在丰富发展之中了，蔡邕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还是当时不断丰富书法撰写的名家。他最具开创性的成就就是利用八分体进行篆刻，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书法篆刻形式。随后的大书法家刘德升就是后来非常风靡的行书的创造者，与此同时他还涉及了草书和真书的书写风格。蔡邕书法曹魏时期，行书广泛流行，钟繇、胡昭等人曾经得到了东汉末年大书法家刘德胜的真迹，在临摹的同时不断融入自己的风格，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行书体系和模式。钟繇于此深入研究，还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书法体，即真书，也就是后来的楷书。这种字体方正大方，气势恢宏，非常具有当时的北方特色，因此备受欢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书法领域最久负盛名的当属王羲之，他最大的书法成就就是能够将当时流行的各种字体进行融合发展，他擅长行书、草书、真书等多种书法风格。而且他在长期训练之下，将各种书法形式糅合一体，博采众长，终形成了一代书法风格。王献之在书法成就上虽然略逊父亲一筹，但是在后世的评价当中也是非常高的，父子二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场书法盛宴。《晋书》载："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王献之评价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能够在艺术方面取得诸多成就是非常难得的。尽管这些成就或许并没有惊世骇俗的震动，但是确实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融合的大时代背景，能够取得这些方面的艺术成就还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环境离不开关系的。这些艺术成就当中最为辉煌的就是石窟佛像雕塑了，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原的佛教文化，在此时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入主北方之后，起初对于汉族文明一般是呈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因此佛教文化在此时成为了众多少数民族首领所推崇的宗教文化。佛教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北魏时期，甚至丝毫没有减弱的现象，甚至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依然对当时社会的民众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北朝时期修建的大量佛像石窟，经过了千年的风沙洗礼，到今天依然存在，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在一个各方文化、各种形式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之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方面的文化艺术也展现出了一种混合、开放、多元的风格。绘画方面，在强调绘画技巧的同时，更注重理论方面的总结。书法方面的风格也是更偏向于由分散到综合的趋势，不论是雕刻、绘画还是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都是非常辉煌的。参考文献：《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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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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