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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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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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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学论文[推荐五篇] - 写写帮文库1. 当局与市场掉灵 早在200 多年以前,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就构建了“看不见的手”的经典模式。斯密指出:“他所计算的也只是他2. 当局掉灵理论 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全的竞争、不完美的市场最终导致了市场的掉灵,曾经受到了一个半世纪推许的市场完美秩序不复存在,这为当局介入3. 关于当局本能机能的思虑 危机与灾害、人类的须要与苦楚、深刻的公理与庄严带来了当局本能机能的大年夜肆扩大,以及随之而来几十年的经济巨大年夜增长。当人们写写帮文库政府经济学论文范文参考 政府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第一篇政府经济学论文范文参考:我国政府采购组织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过政府采购制度的全面完善及其组织结构和相关法律体系第二篇政府经济学论文样文:政府采购支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公共产品、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共财政、新制度经济学、委托*、博弈论、寻租和可信承诺等经济学第三篇政府经济学论文范文模板:中国地方政府转型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同学是否还在愁找经济学参考文献呢?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济学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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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发展特色小镇参考文献有如下。1、《〈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政治经济方面的小论文范文

我是学经济学的 六月就毕业了 这是我大一的时候写的 估计有用 望采纳 还有几个案例需要再发给你。 生活中的经济学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而“生活中的经济学”是将略显抽象的经济学与我们生活中某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目标的情况下,经济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分析投资股票、买房前斟算性价比、就连女人们热衷的商场打折。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股市跌涨,房价会有高有低,商场又为什么要打折呢。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现象,更科学的权衡利弊,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比如说这些例子: 1、扣狂潮里的秘密如今,商品打折已成为一种“商业风气”,正在整个商业系统中迅速的蔓延开来,许多商店也把打折当做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之一。无论大街小巷,你总会看到商店的门口贴着“大甩卖”、“跳楼价”、“大放血”等字样。而且,商店还贴着“恕不讲价”的牌子。而且在商场里,“买一送一”、“买二送一”等广告也随处可见。总之,整个的打折气氛,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充满了“便宜”的世界里,似乎只要你稍稍打开口袋,就能够把无穷的“便宜”带回家。但是,面对如此疯狂的折扣潮流,我们都应该清楚地对待,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谁都知道,商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而如果他们真的“大放血”,而且是整天整月地放血,那么有那个商家的体魄如此“健壮”呢?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商品,由于建筑拆迁、生意转行、急需资金、商品换季价格确实比原来要低了,但利用“薄利多销”的手段进行促销的商家占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回报新老客户”之类的店庆,这样的目的更是明显,他们是假借打折之名招揽顾客,赚取高额利润的。让我们来看看商家打折的秘密。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产品,不管是生产一万件还是只生产一百件,有些投资是必须的,比如厂房和机器设备。而且,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把这种短期内在数量上不能改变的投资成本称为“不变资本”。而另一些投入如劳动力,如果你还想生产一万件,就要多用几个工人,如果只想生产一百件那就少用几个工人,这是随时可以改变数量的投资,称为“可变资本”。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就是生产商品所需的总成本。如果把一段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把生产这些产品所耗用的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平均的分摊到每一件产品上,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每一件产品中包含了多少的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于是得到了“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不变成本”的概念,两者之和又可以称为“平均总成本”。而如果我们把厂家卖商品的价格看做是他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价格和以上几个方面的平均成本的大小关系,来判断厂商愿意生产商品的最高数量和愿意卖商品的最低价格。实际上,商店不可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如此打折销售,商场里只有部分的商品如此打折,不仅是部分打折而且是轮流打折------今天是日用品打折,明天是调料打折,这周是烟酒打折,下周是食品打折。而其他商品与别的超市的价格是没有区别的。先说消费者,那些知道打折商品又欲购买之的消费者显然愿意前去购买。但去超市要花车费和时间的。既然去了,既然花了车费和时间,理性的选择哪里能只购买打折商品呢?一般总是要购买一些别的商品,那些不知道打折商品的人又当怎样呢?虽然不知道具体打折的是些什么商品又不比别处的超市贵,为何不奔着打折的商品去呢? 再说厂家吧,商店的打折虽然使得商品的平均单价降低了,但由于打折吸引了消费者,提高了销售量,总利润一定不减反增。为了吸引那部分即使知道打折也不购买打折商品的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增加销售量,商店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事先知道具体打折的商品,他是要让一部分人知道,又让一部分人不知道。其实,正像前边所说的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商场被迫降价出售商品,价格往往比实际造价还低,那么,消费者就会获得比较实在的优惠。但是,在一般紧急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平时,商品出卖的价格都比实际成本要高很多,而且在比较紧急的时候只要把价格下调,调到可变成本以上一点点,从消费预期来说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商品就很容易卖出去,而且会比原来的销售量更大,这才是最常见的打折现象,许多商场就是用这种手段吸引消费者,以获得“薄利多销”的效果。看起来他是在“放血”,但是虽然在单件商品上的利润少了,但是卖出去的商品数量增多了,所以只要打折程度合理完全可以在打折的情况下,获得比原来还多的销售收入。因此,对于各个商场疯狂的打折热潮,我们应该清醒的对待!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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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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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斗争(包括它在特殊手段上的继续——军事斗争)和国际关系中去,而这些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世界经济的现状和近期走势

去年,世界 经济 受美国衰退的影响 ,增长大大放慢。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有阴有晴,差异性十分突出,且都在变化之中。这里且就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形势做一些说明,对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 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 ,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其间,安然公司、世界 通信 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 投资 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一,高于2月份的预测(—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 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和,现在下调到和。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 经济学 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 公共 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 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2002年第1季又下降。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 统计 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 建筑 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 市场 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 银行 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 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 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000年4%,2001年为),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82年增长,“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 发展 中国 家,特别是 中国经济 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 政策 ;其次,各国为稳定 金融 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左右,2003年可达,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 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明年可达。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 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和。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

日本的严重问题 之一是政府 债务 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国债 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 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 历史 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 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 管理 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2003年为。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2003年更将高达,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 金融危机 。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和。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 国际经济 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对菲律宾比索下降。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石油价格波动不定。由于世界经济放慢,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今年以来,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不已。近来,美国原油库存迅速减少,致使原油价格上涨。据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已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并于20日突破30美元大关,达到15个月来的最高点。虽然,由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中东地区在世界原油供应中地位有所削弱,但如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难免上涨,如超过每桶30美元,势将加大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经济的复苏进程,也会对欧盟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思考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世界 经济 发展 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 热点话题。2005年l0月中旬在 中国 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失衡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 经济 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 金融 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 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 问题 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和,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 、、和3% ,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有关资料 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提高到了2003年的13% ,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 科技 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 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 经济 发展 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 时期,国际经济 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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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同学是否还在愁找经济学参考文献呢?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济学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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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发展特色小镇参考文献有如下。1、《〈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政治经济学杂志

Financial Times, The Economist, Wall Street Journal, BusinessWeek, Forbe, Bloomberg我经常看的是这几份.

宏观经济分析

国外经济学期刊排名目前能够查到4个左右版本。综合各版本,大致排名如下:(相近期刊排名不分先后)Econometrica (计量经济学)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季刊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经济学文献杂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不包括美国经济评论会议论文)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评论)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经济学理论杂志)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博弈与经济行为)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经济学展望杂志) 国内经济学期刊知名期刊数量也很多,大致排名如下:(相近期刊排名不分先后)《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财贸经济》、《中国农村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经济学家茶座》也是一本知名的专业性很强的通俗经济学读物。 参考资料: 《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拟收录目录》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大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给你标准答案.(1)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张先生一家收入水平高,决定了其消费水平高。(2)从消费的交易方式看,张先生一家一次性购买住房属于钱货两清的消费,亦属于对有形商品消费和生存资料消费。(3)张先生一家雇佣旅游车观光属于享受性消费。(4)张先生家中保姆消费属于劳务消费。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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