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总体经济分析在加权股价指数评价上的重要性已逐渐提升，也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本研究选取1991年1月到2002年12月台湾景气面(景气领先指标年增率、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外销订单年增率及营收年增率)与资金面(M1b年增率、M2年增率与货供动能年增率)的总体经济指标月资料，利用单根检定、VAR检定及多元回归模型计量方法，分析其与股价的关联性，所得结论如下：一、 总体经济指标并无领先加权股价指数的特性，然而加权股价指数具有领先工业生产年增率、营收年增率与货供动能指标的特性，领先期数分别为1个月、4个月及3个月。二、 透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加权股价指数与一期后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及四期后的营收年增率具有正向的显著关系，可见股价具有领先景气面的特性；而加权股价指数也显著地领先三期后的货供指标，亦即股市上扬也充分反映资金动能的充沛。三、 加入误差修正后的台股预测模型在检视2003年1月到2004年2月的股价表现，以近两期的股价表现最佳，皆在两个标准差之内；而利用该模型所得的预期股价走势与实际股价走势方向一致，因此可作为中长期股价趋势的参考。一、前 言单一企业的股价受到个别企业的财务状况或是经营者态度，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选股上难度不小。至於加权指数是所有企业股价的加总，透过投资大盘可以降低投资组合中的非系统性风险，将总风险降至较低的程度，因此近年来，以大盘为标的商品逐渐被大家所重视，期货及选择权的日益蓬勃，可见一斑，而2003年宝来投信更推出以台湾上市公司市值前50名的企业为主的台湾50ETF(上市代码：0050)，其与大盘相关性甚高的特性，也是市场投资人藉以投资大盘的工具之一。因此，建构大盘的评价模式已是投资人投注心力之所在。研判大盘走势的方法大致可分为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前者目的在於研究股票的真实价值，依据经济现象、政经措施与企业消息，配合公司营运状况，作为股价升降趋势与买进卖出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是利用过去股票市场行为，包含股价、成交量或是波动性等资讯，来作为研判后势的工具。然而，技术指标往往随著时点及使用者习惯而有所偏好，不若基本面在於既有的公开资讯，在使用上较具客观性，且随著外资与国内法人参与股市的比重渐增，基本面研判的比重更见广泛。影响股价的基本面因素大致可分为总体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及公司本身因素，其中总体经济分析对於股价走势研判具有相当大的价值，概因股价指数素有经济橱窗之称，具有预期未来经济活动的盛衰，但经济活动也同是支撑股价波动的必要条件，因此本研究著重在透过观察总体经济变化与股价的关系，并建构一套完整的观察模型，随时调整基本面的起伏因素，以发掘股市的多空转折。总体经济因素主要涵盖景气面与资金面。就景气面来看，景气扩张时期，企业营运收入增加将有助股价表现，而景气衰退时，企业营运收入也将随之萎缩，因此景气的变动与股价间存在著关连性，国内外文献也肯定景气面因素对於股价的影响 ，惟对於选取变数有不同的看法，且对於领先落后关系的结果有不同的演绎，故本研究认为有重新检视之必要。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市场货币供给也降低利率水准，增加投资人购买股票意愿与能力，有助於股价的推升；反之，紧缩的货币政策，将降低市场货币供给并促使利率水准上扬，借贷资金成本上升，间接降低投资人对股票投资的意愿与能力，股价扬升力道减弱。由此看来，资金面似乎能引导股价扬升，表2的部分研究确实支持该论点。然而本研究以为股价反应景气而上涨，在扬升的过程中，投资人才会将资金投入股市，货币供给随之增加，因此，股价与资金并不一定是谁先谁后，有必要对此重新检视，且过去文献并未将M2水位增减纳入考量，本研究也将此考量纳入模型中。因此，本研究企图由基本面出发，透过总体经济指标的选择，建构大盘观测模型，作为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的参考。 （二）向量自我回归检定当利用向量自我回归(VAR)模型，本研究并未发现所选取的五项变数能够领先加权股价指数，不过股价具有领先部分总经变数的特性，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股价反应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因此，股价领先景气或是资金是可以预期的，只是领先期数的多寡。表5可知，景气领先指标年增率与外销订单年增率对於加权股价并无领先落后关系。当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产受到前一期股价及前二、三期的工业生产指数指数年增率的影响，也就是说，股价具有领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一个月的特性，这与王玛如与苏永成(1998)的研究得到相同结论。 注2:***表示在1%的显著水准，**表示在5%的显著水准，*表示在10%显著水准而营收年增率受到前四期股价及本身前一、二、三期影响，亦即股价具有领先四期后营收年增率特性；而货供动能指标受到前三期股价及本身前一期的影响，因此股价具有领先三期后货供动能性指标的特性。（三）回归方程式建立透过VAR分析，本研究选取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与营收年增率及货供动能指标作为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解释变数，然而，考量工业生产指数与营收年增率同为景气类变数，相关系数高达，因此将这两个变数分离考量。考量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与货供动能指标下的模型显示，股价与一期后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具有正向关系，而与三期后的货供动能指标有负向关系，其经济意义所代表的是当预期下月景气持续好转且三期后的资金仍持续增加下，当月股价将具扬升动能，反之，当下月景气趋势向下且三期后的资金动能不足时，当月股价将提前反应投资环境的恶劣而下降。本研究也利用全体上市柜公司营收作为景气替代变数，透过表6也可得到：四个月后的营收年增率持续成长，再加上三个月后的市场资金动能充沛下，当月股价表现多为上涨，反之亦然。至於在模型的解释能力上，利用营收年增率与货供动能指标作为股价的解释变数的模型，模型解释能力上较佳。（四）样本外测试在模型1与模型2下，利用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的总体经济资料进行样本外的预测模型模拟，在预测模型的模拟过程中，本研究加入误差调整(Error Correction)，以使预测值能考量前期误差的修正值，并利用该时点之前的36个月平均指数月标准差，检测实际值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四、结论与建议总体经济分析在加权指数评价上的重要性已逐渐提升，也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本研究针对1991年1月到2002年12月资料分析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与景气面(景气领先指标年增率、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外销订单年增率及营收年增率)及资金面(M1b年增率、M2年增率与货供动能年增率)的关系。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 加权股价指数、景气领先指标年增率、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外销订单年增率、营收年增率及货供动能指标为时间数列资料，然经ADF单根检定显示，具有定态关系，可为回归分析之变数。(二) 透过VAR检定发现，本研究所选取的总经指标并无领先加权股价指数的特性，然而，股价却具有领先部分总体经济指标的特性：包括领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一个月，领先营收年增率四个月，以及领先货供动能指标三个月的特性。(三) 透过多元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股价与一期后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与四期后营收年增率具有正向显著关系，可见股价具有领先反应景气的特性，而股价也与三期后货供动能指标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可见股价扬升将带动投资人将资金转入股市，提供更充沛资金动能。(四) 透过多元回归模型，并考量误差修正，检测2003年1月到2004年2月的股价变化，模型预测准确度在首二个月内符合两个标准差之内的水准，因此预估指数水准在近两个月较具准确度，然利用该模型所得之股价预期值与实际预期值方向一致，因此可作为中长期股价趋势的参考。正如先前所提，股价行为反应资讯，然市场资讯非单一总经指标所能完全描绘而出，非经济因素也同样影响股票市场，尤其台湾本身属於浅碟市场，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股市，后续研究者在模型建构上，建议可加入更多层面因素，甚至於质性因素，也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实际投资上，本研究则建议除利用本研究所建构之模型进行趋势分析之外，另可利用其他类经济模型诸如承载力模型 或是相对价值模型等作为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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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目前我国证券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并结合实际探讨了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的一些构想。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已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和业内的普遍关注。2006年7月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来加强对证券公司风险的监管之后，市场各方都充分意识到健全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其风险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券商风险对整个证券业规范、稳健、高效、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一、我国证券公司主要风险分析（一）国外证券公司冲击的风险1.资本方面。我国证券公司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尤其是在市场波动变化较大的调整时期，稍有不慎，将会面临破产倒闭的重大隐患。据证券业协会统计，截止2004年年末，全国114家券商资产总值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每一家总资产均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2.人才方面。国外证券公司大多采用鼓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制度，大部分采用了期权或持股计划。如果外国证券公司以这种优厚的收入待遇参与中国人才市场的竞争，国内证券公司将面临非常严峻的人才流失问题。3.市场占有率方面。国外证券公司逐步抢占境内股票、债券承销业务的市场份额，加之其对企业在国外上市推荐工作的垄断，使得他们能够处于极度有力的竞争地位。在经纪业务方面，国外证券公司早就采取网上交易，在系统维护与安全技术方面拥有比较成熟的技术，而网上交易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4.拓展业务范围方面。国外证券公司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使用日益广泛，能够最大限度的进行套利和规避风险。而我国券商的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仅限于一级市场的上市推荐与承销、二级市场的经纪与自营，对于项目融资、企业并购、理财服务、财务顾问等业务的开展都十分有限，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运用还没有深入涉及，在争夺客户上很难与国外证券公司竞争。5.二级市场方面。国外证券公司携其雄厚的国际资本而来，依托其资本、人才和成熟的市场经验及高超的资本市场运作技巧，无论是出于追逐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潜在利润还是出于全球性的风险规避，来则可能是泰山压顶，去则可能是釜底抽薪，或兴风作浪，或助涨助跌，将加剧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给二级市场的股价变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二）发行市场的风险在新的核准制下，发行风险有可能成为证券公司承销业务风险的主要来源。证券公司的发行风险可以细化为等待风险、定价风险和促销风险。等待风险主要由发行人承担，定价风险和促销风险完全由证券公司承担。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差价将进一步缩小，甚至会出现倒挂现象，证券公司承担的发行风险将会越来越大。（三）业务创新的风险业务创新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风险始终伴随着业务创新的全过程，表现在政府、法律关系及技术的成熟度等不同方面。证券公司进行业务创新，一味扩大业务规模，往往有一些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在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危机。（四）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据证监会统计，2006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约为亿元，占沪、深两市2006年上半年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亿元（双边计算）的。网上交易的迅猛发展，对证券公司传统的经纪业务以及原有的风险防范手段提出了严峻考验，增加了客户对服务的选择余地，造成客户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涉及信息安全、知识产权、隐私权、数字签字和认证等许多法律问题。目前我国网上交易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远远落后于网上交易的技术水平，监管方式主要是事后监管，监管的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一旦发生事故和纠纷对证券公司会造成时间上和资金上的损失。 （一）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倡导“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理念，将风险管理意识贯穿到每一个员工、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在员工中营造“全员重视、积极参与、献计献策、齐抓共管”的风险管理文化。（二）实现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通过混业经营迅速做大做强、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已成为国内券商迅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它有利于金融机构取得规模经济优势；有利于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多方面的不断变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三）建立合理的风险管理体制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公司法》的要求执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完整的决策机制和监督体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股东对公司经营领导层的监督作用，有效解决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问题。2.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人才和机制是辩证统一的，证券公司必须要下大力气改革激励机制，一般包括：改革用工制度，完善考核办法，设计合理的薪酬结构，拉开收入差距，建立岗位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定重要业务部门的特殊奖励办法，丰富激励方式等。3.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高层、中层和基层相互交叉、相互制衡的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包括：高层管理机构应由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及下设的有关部门组成；中层由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和专门的风险管理小组组成；基层主要是指公司一线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确保公司对各种风险能够识别、监管和综合管理。（四）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根据国家新修订的相关规范文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制度。主要应包括：横向业务管理类制度、纵向机构管理类制度和纵横决策管理类制度。很多证券公司的制度汇编成套，不可谓不全不齐，但风险案例仍层出不穷，关键原因就在于制度的落实和执行上，所以落实和执行制度比编制制度条文更重要。（五）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1.科学运用数学模型。通过研究运用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技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公司实际的风险控制模型。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风险管理数学模型是风险值模型，用于公司本身的内部风险衡量与管理。与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相比，风险值模型提供了更明确的数量与概率分析，并可定期提出风险报告。2.建立和完善实时风险监控系统。建立基于风险控制模型的风险管理系统，将所有分支机构联网，对各联网业务点的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提炼，转化为各种风险信息。一方面可对所属部门出现的决策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操纵风险、自营风险等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可为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提供多层次的风险揭示、风险报告及风险控制机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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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盈利分配的重点，是协调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盈利分配的重点，是协调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以A股市场2007-2011年非金融非ST公司为样本，探讨了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每股盈余、每股货币资金量、非流通股东股份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股利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经营风险和企业的现金股利水平显著负相关;国有股持股比例和现金股利水平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不稳定;公司规模对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现金股利政策 派息比 经营风险
作者简介：
王筱舒(1970-)，女，河南通许人，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会计师
一、引言
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制定有效的股利政策能够协调不同利益，尽可能地增加企业和股东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去弄清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变量，以便管理者做出合理的决策。目前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不同研究者对不同市场的研究结果也很不一样，虽然对影响股利政策的基本因素如盈利等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当提及到股权结构、资本结构、增长机会等因素时则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本文综合地研究并比较了不同变量的影响，同时首次将经营风险引入检验其对A股市场的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不同模型组合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经营风险和现金股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借助于模型，能够识别最主要的影响变量和决策因子。为公司的股利政策提供合适的决策变量，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提供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廉姆斯(Williams，1938)开创了股利问题研究的先例，林特纳(Lintner，1956)认为盈利水平是决定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行业性质也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的观点得到了法玛(Fama，2001) 和 弗里奇(French，2001)的支持，他们指出影响公司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包含了盈余水平、投资机会以及公司规模。詹森(Jason，1976)和麦克林则从公司增长机会的角度研究了它对公司股利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高增长机会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低的股利。Haddadin (2006)发现影响股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盈利水平，同时股权结构和机构持股对股利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Al-Malkawi(2007)基于对约旦资本市场的研究则发现管理层持股和国家持股显著地影响了股利政策，同时公司规模越大、公司年龄越长就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股利，公司的财务杠杆越大股利支付越少。Jensen(1995)则发现公司流动性的减少会明显地降低股利，也就是说现金持有量是影响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Aviazian (2003)认为净资产回报率和盈利水平和股利支付正相关，而负债水平和股利支付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Kania和 Bacon (2005)则认为公司的风险也是影响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公司面临的风险越大，支付的现金股利水平越低。Nont Dhiensiri(2009)研究了新西兰1991年至1999年的75家连续分派股利的公司，发现数据较好地证实了代理理论，现金股利水平和股权分散度正相关，和内部人持股比例负相关。同时还发现近期销售收入增长的公司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二)国内文献 刘孟晖等(2008)发现盈利能力越高、规模越大的公司更愿意分配高额的股利，但是资产负债率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严太华和龚春霞(2005)发现，盈利水平的差异是决定股利分配的重要因素。陈信元、陈东华(2003)通过对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认为企业股利分配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并没有反应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愿望。黄娟娟、沈艺峰(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公司的股权越集中，不但支付股利的可能性越大、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并且可能支付的金额也越多。汪平和孙士霞(2009)认为国有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杨淑娥、王勇通(2000)发现：现金股利主要受货币资金余额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两个因素影响，并与它们呈正相关;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三因素影响，其中与总股本呈负相关，与其它两个因素呈正相关。谢军(2006)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三、 A股市场股利分配特征分析
(一)股息收益率与分红的积极性 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A股流通股股东获得股息率平均为，总体水平低于境外市场水平。我国股市高股息率的公司偏少，目前我国股市股息收益率超过2%的公司只占，蓝筹股为主的沪深300的股息率超过2%的公司只占14%，大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水平。据道琼斯公司统计，2010年度道琼斯各国市场指数股息率为;与美国、英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各国市场指数的股息率相比，沪深300指数成份股的股息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市场整体股息水平则与境外市场水平差距更大。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体上股息收益率在，近年来有所提高，但2011年的高股息收益率一部分也和市场不景气股价下跌相关。股利支付率逐渐提高，支付现金股利的总额增长较快。从表(2)可以看出，A股市场2007-2011年之间参与分红的公司比重不断增加 ，到2012年，有将近的公司发放了股利。同时在证监会的积极引导下，现金分红公司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仅仅以送转股形式发放股利的公司数量在减少。A股市场总体上较往年更加注重投资者在股利上的回报。
(二)配股门槛对分红的影响 A股市场股利发放积极性的增加和政策的引导息息相关：2008年证监会出台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现金分红有利于处于增发配股条件边缘的公司顺利满足配股条件，红利的分发会减少净资产同时增加了净资产收益率。因此会有公司为了再融资而超出自身的盈利能力去超额发放股利。申弘(2007)对这些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小，公司越容易超能力派现。这类公司处以发展的起步阶段，资金需求量大，但由于经营风险大，融资渠道窄，因而更容易通过高股利达到增发配股的目的。 (三)历年现金股利分配的其他特征 (1)行业分布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相比其他行业，房地产业在该期间的现金股利支付明显偏低平均税前派息比只有，这是由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带来的资金压力所影响的。其他行业之间的平均派息比均在左右，不存在明显差异。(2)概率分布。约有一半公司的税前派息比在 到之间，另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派息比在到之间，其余期间的派息比占比较少。派息比大于1的派息次数在这4年间总共50次，占比仅1%。总体看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派的力度是较小，整体上的分布类似于双峰曲线。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1)现金股利和盈利水平。盈利是股利支付的基础，股利是企业对累计盈利的重要分配方式之一。同时公司法也规定年度累计净利润必须为正数时才可发放股利，以前年度亏损需要足额弥补。霍晓萍(2012)发现过去研究文献几乎都证实了盈利和现金股利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公司越具有长期稳定的盈利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1：股利支付率和每股收益之间正相关
(2)现金股利和公司规模。公司规模的扩张往往是业务和盈利扩张的结果，因此大规模的公司更有可能产生相对稳定的盈余用于利润分配。同时大公司往往具有更多的业务组合，不同的资产组合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从而更容易有稳定充裕的现金流。而刘孟晖等(2008)的研究也表明，公司规模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2：股利支付率和公司规模之间正相关
(3)现金股利和货币资金。代理理论认为在现金充裕的情况下，管理者具有过度投资或者用于享乐的倾向，从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布莱克(1976)的实证研究也认为现金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管理层对现金的自由支配，抑制了公司潜在的过度投资问题，所以现金股利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认为货币资金充裕的企业会在股东的要求下分配现金股利，减少代理成本。另外现金股利分配本身会减少企业的货币资金，因此货币资金持有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股利的分配。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3：股利支付率和货币资金正相关
(4)现金股利和股权结构。掏空理论认为控股股东会利用一些手段转移上市公司资源，而股利政策往往成了掏空的合法手段之一。阎大颖(2004)也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倾向和股权集中度显著相关，现金股利是非流通股东转移财富的主要方式。因此假设：
假说4：股利支付率和股权集中度具有正相关关系，每股现金流和非流通股比例正相关
(5)现金股利和债务水平。有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最优的融资方式是尽可能寻求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权益融资。因此，认为企业具有优先使用盈余偿还债务的倾向，而不是分配股利后再融资以新债偿旧债。因此债务水平较高的企业，在未来融资能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会处于资金流动性的考虑减少当前的股利分配。于是假设：
假说5：股利支付率和债务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
(6)现金股利和成长性。成长性好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扩展业务规模，因此更倾向于留存企业的利润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从而减少当期的股利分配。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也认为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会减少企业的红利分发，因此假设：
假说6：股利支付率和企业成长性具有负相关关系
(7)现金股利和公司风险。具有更确定的稳定盈利的公司能够支付较为稳定的股利，而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的公司则会倾向于保留已有的盈利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股利是公司当前和未来盈利的一个信号，具有较高风险的公司对未来的盈利持谨慎态度而会减少当期的股利发放。因此有如下假定：
假说7：股利支付率和企业的经营风险负相关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DPO=α + β1EPS + β2SIZE + β3LEV + β4T - Q + β5NCR + β6SSP + β7CPS + β8OC + β9BR + β10OER + ε
变量定义如表(4)所示。使用SPSS中分层回归的方法，使用不同的变量组合检验拟合优度和β显著性。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A股市场中2007年至2011年度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剔除了在该期间被ST和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定义一家公司发放一次现金股利为一个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之后，有效的样本量为 4930个。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这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
(二)相关性检验 为了识别主要的影响变量以建立模型以及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先做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从表(6)可以看出：与派息比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EPS(每股收益)，CPS(每股货币资金)，和派息比显著负相关的有LEV(资产负债率)，其余变量需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才能准确判断。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小，初步判断变量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用SPSS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回归，我们得到了如下模型的统计结果表(7)、至表(9)：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整体较好地拟合了分派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Adjusted R Square 为，F检验结果为在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膨胀系数和可容忍系数来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模型的残差正态性检验通过，同时Durbin-Watson检验系数为，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拟合较好。另外为了检验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稳定性，对变量做了不同的组合进行分层回归，见表(10)的模型1至模型5。其中，模型1是基本的回归模型，综合考虑了所有变量;而模型2剔除了模型1中不那么显著的SIZE(资产规模)以及SSP(国有股占比);模型3进一步剔除了BR(经营风险)，所有变量均在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模型4重新引入经营风险，在水平上显著;模型5重新引入SSP(国有股持股比例)，在置信度上显著。可以发现尽管模型中变量不断增减变化，但是变量的贝塔符号和显著性变化很小。模型整体上比较稳定。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股收益是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与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正相关。公司的现金股利的基础是公司的盈利，盈利越多，发放的现金股利也会更多。企业货币资金持有量对现金股利具有显著影响，持有较多货币资金的企业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股利，两者关系显著为正。同时企业在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也会考虑自身的债务，负债比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少发股利，用盈余偿还债务。债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优序融资定理。从股权结构来看，非流通股的比例对现金股利水平有显著的影响，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越高，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证实了A股市场上的确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利用股利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在股权非流通的情况下，股东利用合法的股利来给自己输送利益几乎成了主流的选择。同时还可以从模型中看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企业发放现金股利越积极，现金股利水平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往往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很多是非流通股或者处于控股权的考虑根本就很少用于日常交易，股利的发放无疑是大股东定期回报的重要手段，他们具有利用股利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同时研究也发现，国有持有的股份越高，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越偏低，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稳定地显著。另外与别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文并没有发现公司规模和现金股利水平之间的显著关系。但是企业的成长性和现金股利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会考虑未来业务增长的资金需求，处在成长期的企业倾向于发放更低的现金股利。之所以选择主营业务的年增长率作为变量，主要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性有待商榷，用依赖于股价估计出来的市净率或者托宾Q来衡量增长性和企业实际的情况可能偏差较大。同时发现企业经营的风险是决定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变量，从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企业盈利的波动性越大，面临的经营风险越高，在股利决策上就会越趋于保守，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
(二)建议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上市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金需要以及投资者的回报要求来平衡企业的股利政策。处在成长期或者具有较高经营风险的公司应该保留足够的现金来满足未来可能面临的资金需求，应对业绩的波动。同时企业应该在债务较高的情况下减少股利的发放，平衡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股权结构和股权的性质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上市公司应该不断地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防止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造成股价下跌，小股东受损。本文实证结果支持了股利的掏空理论，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制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才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股权集中，同时又超出自身盈利能力超发股利的公司要重点监察，防止大股东利用公司的股利政策掏空上市公司。要完善股利政策决策披露制度，让股利分配变得更加透明化。同时鉴于国内资本市场整体分红比例偏低的问题，应该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分红，增加分红的积极性。例如实行差别的分红税收制度，降低长期投资分红的红利税，一定程度上能降低A股市场上的炒作氛围，让股利成为股票收益的重要部分，有利于市场对公司的理性估值，提升资本市场效率。
【摘要】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传递盈利能力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经济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了在各行业和不同的经济环境中的股利政策有效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稳定的行业较波动和风险较大的行业、牛市较熊市的股利政策的效果更加。
【关键词】股利政策有效性行业经济环境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股利分配的比例和方式不仅影响着短期股价，而且会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企业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经营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经营者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知道的有关企业的信息，如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投资机会、市场前景、盈利能力等，而这些信息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经营者通过股利政策来传递这些信息。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反映公司质量的信号。如果公司连续保持较为稳定的股利支付率，那么投资者就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有较乐观的预期。也即，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公司前景的利好消息。
对于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的有效性，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运用事件分析法或者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公司业绩产是否会对股利发放产生反映。Aharony等 (1994)研究发现，增加股利的公司比股利不变的公司在股利公告后的年度实现了更大的未预期收益，而减小股利的公司情况正好相反。Nissim等 (2001)研究了美国 1964―1997年大样本公司的股利变动与未来收益，发现股利变动传递了未来收益信息。Kimie等 (2005)对大样本日本公司的股利变动与经营业绩及长期股票收益的相关性检验发现，股利变动与其后的经营业绩一致。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股利变动传递了公司未来盈利的信息。近年来，中国学者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司股利政策传递了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信息 (钟田丽等，2003;王勇，2006;李卓等，2007)。刘银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盈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功能，从而上市公司高派现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但是，对于影响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如行业背景、经济环境、公司发展、股利高低等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同样的股利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了解股利政策的效应发挥条件和影响因素。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了行业和经济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分别对不同行业和经济环境下的样本的股利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考察它们对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情况。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一)研究变量
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股价的短期上升，因此股利政策的目标也不是股利政策发放时公司的短期的股价上涨，而是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的提高。股利政策的连续稳定性是股利政策能否有助于公司盈利能力提高的关键。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均至少连续三年发放股利，所选股均为A股。
1.行业的影响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研究不同行业股利政策的不同效果，本文将样本分为制造业、电力、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业六大行业，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平稳性，选取了04至06年的年度数据，以每股股利表示公司的股利政策，以净资产收益率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2.经济环境的影响
经济环境主要分为牛市和熊市。本文分别用2001-2002年和2007-2008年的相同样本的数据来考察熊市和牛市对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同样以每股股利表示公司的股利政策，以净资产收益率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将不同影响因素下的变量分别回归，然后比较其结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用于探讨单个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是否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考察的是单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选用该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回归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t期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示滞后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示t期和滞后一期的每股股利，表示常数项，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行业的影响
1.整体分析
通过不同行业的样本的回归，以2006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200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2005年的每股股利、2006年的每股股利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表可以看出，首先，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表现为一阶滞后项显著，所有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一阶滞后项系数的P值为零。其次不同行业的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反映程度不同。其中，制造业对于当期股利和滞后一期股利均显著，P值均为零。其余行业企业的股利政策对于盈利水平均不是很显著，当期显著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服务和传播文化业、电力、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滞后一期的显著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电力、社会服务与传播文化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制造业是我国的一大产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势必要求其发展是相对稳定和健康的，而电力、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与传播文化中存在着垄断的成分或国有成分占比较大，因此其发展也相对较稳定。十分明显地，稳定性越强，风险越小的行业其股利政策的效果越明显，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反映较大。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相对稳定的行业风险较小，波动也较小，因此它们的股利政策相对于其它行业的企业而言，更容易使投资者抱有良好的预期;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本身的业绩也较为稳定，因此它们的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有着较好的反映。而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保险业相对来讲风险较大，容易受其它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因而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反映较差。
(二)经济环境的影响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会受到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投资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作出不同的预期。因此在研究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时有必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取了最近一次牛市和熊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2、表3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每股股利，在牛市中，其显著性均明显高于熊市，即股利政策在牛市中更为有效。可能的原因是在牛市中公司本身发展良好，股价上升促进公司发展，从而使公众具有良好的预期，进而增加投资，这样又会进一步地促进公司发展。而在熊市中尽管公司会通过股利政策来传递公司的利好消息，但是公众的预期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而普遍较差，因而股利政策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表4中，08年的每股股利系数为负，而08年下半年开始股市下滑，因此这也是股利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映。
四、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公司的股利政策对其盈利能力有一定的解释力，且系数均为正，说明股利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一般都具有连续性，在实证研究中主要表现为每股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较高的自相关性。因此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是有促进作用的。
更进一步地，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公司股利政策有着不同的效果。分析显示，越是稳定、风险越小的行业其股利政策的效果越是明显，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反映较大;而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保险业相对风险较大，容易受其它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因而其股利政策作用也较弱。另外，在牛市中，每股股利显著性均明显高于熊市，即股利政策在牛市中更为有效。以上说明行业和经济环境对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有着较大的影响。当然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以及股利水平的高低等其它因素也会影响到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其它的文献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公司本身经营状况好、股利水平高的公司，其股利政策的效果也较好，这里不具体展开进行分析。
对于我国来讲，我国股市尚处于发展阶段，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尚不成熟，市场运行、行业监管等方面也尚待完善，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如实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采用不配或超能力分配股利的现象，这不但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从长期利益考虑，也将损害公司的稳定发展。因此完善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使股利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考试的东西和现实差别真是大。
股利政策对股价的影响是客观正面的，对市场波动有协调作用。
股利政策的差异是反映公司质地差异的极有价值的信号。但在实际投资中，发现证券市场也存在一些股利支付率较高的公司股价表现平平，股票长时间遭到市场的冷落的情况；而一些大比例送股的公司，在送股消息出台前或出台后股价却大幅度攀升。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信息，从而会影响公司的股价。
扩展资料：
股票红利使股东手中的股票在名义上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大了，股票的净资产含量减少了。但实际上股东手中股票的总资产含量没什么变化。由于要在获得利润后才能向股东分派股息和红利。
但年度中期分派股利不同于年终分派股利，它只能在中期以前的利润余额范围内分派，且必须是预期本年度终结时不可能亏损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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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容易的话：9. 应用某种定量方法分析某个金融问题 10．某种定量分析方法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个最容易了。要谈有用的话3．股票价格波动性研究这个会有些用其他的都不喜欢，基本上套话空话就可以凑一篇论文。当然，非资本市场的那些银行业务的我不懂，或许里面还有更好的题目。
最近一份针对中国内地A股投资者的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投资一个泡沫，这与多数外国观察人士的看法相符。据称，按照一种标准计算，中国内地A股市场的市盈率高达70倍。更糟糕的是，据说30%的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即股票交易），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金字塔）”(Ponzi scheme)。上述问题加上中国内地“有问题”会计操作的名声，以及未来两年万亿美元非流通股解禁带来的威胁，难怪内地A股市场目前从高点下跌了约36%。那么，当前A股市场的调整是否只是大规模抛售的第一阶段呢？这种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根本就难以找到有关泡沫的证据。以估值为例：按照2008年的一致收益预期衡量，基准的沪深300指数(CSI 300)目前的市盈率为23倍。这不算便宜，但远不到我们所认为的泡沫估值，并且低于其30倍市盈率的10年平均水平。既然股价回调25%，70倍市盈率是怎样跌到23倍市盈率的呢？首先，看跌的股评人士关注的是规模较小、但价格更高的深圳股市，并回顾其过去12个月的表现。其次，2007年的业绩增幅为48%，而市场人士普遍预计今年业绩将增长32%。尽管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32%似乎是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但其中7个百分点来自于一次性退税，而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5%左右，25%的税前利润增幅是可能实现的——当银行、石油和大宗商品成为主要驱动力时更是如此。对那些投资收益又该如何看待呢（如今投资收益想必已成亏损）？事实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30%的数字带有误导性，因为“投资收益”包含所有来自合资公司和关联企业的营运收益。剔除这些收入，我们发现，仅有9%的非金融收入来自于某种形式的资产重新估值。我们对于这些数据能有多大的信任度呢？占沪深300指数市值70%以上的成分股公司，目前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进行审计：中国内地的会计过失风险，目前并不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可能令A股市场面临厄运的最终问题，是非流通股的解禁，以及当前非流通股股东大举涌向市场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迅速检视一下自2006年以来已经解禁的A股，结果表明仅10%的非流通股确实流入了市场。事实上，75%以上的解禁股属于政府。他们同时抛售这些股票的可能性非常小。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形是政府本身提供的——即政府将控制股票发行供应量，以继续培育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的确，增加股票供应量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至关重要。A股历来估值水平颇高，因为中国内地流通股市值与GDP和储蓄的比率，仍远低于其它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换言之，相对于来自储户的高“需求”，目前股票“供应量”并不充足（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未来数年，股票的供求水平均可能迅速上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较高的波动性。这些情况对于国际投资者有影响吗？鉴于占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 72%市值的成分股公司已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该比例每月都在上升），答案是肯定的。香港投资者密切关注A股上市公司的价格走势，近来A股市场回调，是MSCI中国指数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
生物制药将是股市的新热点 股市受到央行意外降低存准率的刺激而高开大涨。在A股历史上，经常会碰到因政策“救市”造成股市暴涨的事件，这种“政策性”暴涨行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形成一轮较大的暴涨行情，如1994年8月的“三大救市”政策，将上证指数由325点很快打到了1052点，达到了一轮小牛市的涨幅；二是形成“一日游”行情，如2002年6月因暂停减持国有股而形成的“”井喷行情，当天股市所有股票全部涨停板，但该次行情只持续了一天，后又继续我行我素步入熊市跌途。 若仔细数数，可发现强势板块： 以中国人寿为龙头的保险板块，中国人寿能够盘中涨停板，这可是很罕见的现象。中国人寿为什么涨停？这是因为以基金为代表的市场大主力一直想启动那些被低估的银行股和保险股，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契机，今天的突发性利好政策正好给了主力一个试盘的机会。但中国人寿虎头蛇尾的走势，也反映出主力意志不坚决，市场跟风盘不足，这些都是市场并不强的表现。我认为目前难以产生一轮较大的持续性上涨行情，只是小反弹而已。但股市还有一个强势板块，却非反弹性质，而是有步入长期上涨通道的可能性，是股市酝酿出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个板块就是生物制药板块！今后10年股市的炒作热点将主要产生于移动互联网和生物制药板块，我们应该密切观察，也许大机会就蕴藏其中。
他的结论是股票股利变动不足以解释股票波动，且有效市场理论对数据解释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数据误差、价格指数问题以及税法的变化。 这个理论也被称为超额波动性(excess volatility)。超额波动性对金融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希勒说的，“超额波动有力地冲击了有效市场假说，指出了有效市场的失败。”这篇文章引发了学界对股价波动与股利变化关系研究的热潮。下面附上一篇对此论文的介绍性文章：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等于股票未来期望股利的贴现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人们经常认为，相对于股利，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大，不能对任何客观的新信息做出反映，资本市场有效性受到质疑。为此，希勒利用方差边界检验方法，计量检验股价波动与股利变化的关系，以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首先，假设存在理性预期，在完全有效市场上，p是p*的最优预测值，即p=E(p*)，定义u=p*－p，那么，u与p不相关，根据统计学原理，可知var(p*)=var(u)+var(p)，进一步可得var(p)≦var(p*)，转化为标准差可得σ(p)≦σ(p*)。如果检验结果与此相反，则说明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设，即可判定存在过度波动。希勒还发展了标准有效市场模型，度量了对未来股利不确定性影响，以便准确识别股票价格对股利新息(news)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希勒通过美国1871-1979年间年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和相关股利数据的方差与公司支付股利的方差对比，发现美国1871-1979年间股价波动是已实现股利分配波动程度的5-13倍，存在过度波动特征，即使在考虑了预期实际贴现率的变化和未来股利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后, 股价过度波动问题仍然存在，股票股利变动不足以解释股票波动，且有效市场理论对数据解释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数据误差、价格指数问题以及税法的变化。这一实证发现激发了大量关于股价股利关系的研究。 有效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是一种标准的假设。那么，在有效市场条件下，股票内在价值与未来预期股利的贴现相等。进一步假定，有效市场，则预期价格是实际价格的期望，p=E（p*），则预期价格的方差小于实际价格的方差，标准差类似，预期价格的标准差小于实际价格的标准差。 其误差的结果是出现有效市场假设与美国实际不符。引发了后人无数的证明，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有效市场、完全竞争，竟然都是人们的一个假设。人们在一个永远不存在的假设条件下，玩着游戏，并且可以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估计实际经济问题。
证券方面的很好写
最近一份针对中国内地A股投资者的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投资一个泡沫，这与多数外国观察人士的看法相符。据称，按照一种标准计算，中国内地A股市场的市盈率高达70倍。更糟糕的是，据说30%的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即股票交易），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金字塔）”(Ponzi scheme)。上述问题加上中国内地“有问题”会计操作的名声，以及未来两年万亿美元非流通股解禁带来的威胁，难怪内地A股市场目前从高点下跌了约36%。那么，当前A股市场的调整是否只是大规模抛售的第一阶段呢？这种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根本就难以找到有关泡沫的证据。以估值为例：按照2008年的一致收益预期衡量，基准的沪深300指数(CSI 300)目前的市盈率为23倍。这不算便宜，但远不到我们所认为的泡沫估值，并且低于其30倍市盈率的10年平均水平。既然股价回调25%，70倍市盈率是怎样跌到23倍市盈率的呢？首先，看跌的股评人士关注的是规模较小、但价格更高的深圳股市，并回顾其过去12个月的表现。其次，2007年的业绩增幅为48%，而市场人士普遍预计今年业绩将增长32%。尽管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32%似乎是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但其中7个百分点来自于一次性退税，而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5%左右，25%的税前利润增幅是可能实现的——当银行、石油和大宗商品成为主要驱动力时更是如此。对那些投资收益又该如何看待呢（如今投资收益想必已成亏损）？事实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30%的数字带有误导性，因为“投资收益”包含所有来自合资公司和关联企业的营运收益。剔除这些收入，我们发现，仅有9%的非金融收入来自于某种形式的资产重新估值。我们对于这些数据能有多大的信任度呢？占沪深300指数市值70%以上的成分股公司，目前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进行审计：中国内地的会计过失风险，目前并不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可能令A股市场面临厄运的最终问题，是非流通股的解禁，以及当前非流通股股东大举涌向市场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迅速检视一下自2006年以来已经解禁的A股，结果表明仅10%的非流通股确实流入了市场。事实上，75%以上的解禁股属于政府。他们同时抛售这些股票的可能性非常小。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形是政府本身提供的——即政府将控制股票发行供应量，以继续培育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的确，增加股票供应量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至关重要。A股历来估值水平颇高，因为中国内地流通股市值与GDP和储蓄的比率，仍远低于其它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换言之，相对于来自储户的高“需求”，目前股票“供应量”并不充足（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未来数年，股票的供求水平均可能迅速上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较高的波动性。这些情况对于国际投资者有影响吗？鉴于占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 72%市值的成分股公司已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该比例每月都在上升），答案是肯定的。香港投资者密切关注A股上市公司的价格走势，近来A股市场回调，是MSCI中国指数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
拿到两者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然后做个相关性分析。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与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把中国证券市场放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挑战则更为严峻。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强调于经济晴雨表的宏观意义，忽视了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壮大的微观意义，这种导向会使政策市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延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思考。晴雨表还是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作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美国股市的走势与其实体经济一直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证券市场有着强“晴雨表”功效。但从我国的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来看,这一关联难以得到有效的实证。如果把证券市场的效率定义为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程度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证券市场在此意义上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市场。这种低效率集中体现为股市晴雨表功能的丧失，即中国股市目前还无法正确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这种功能定位会从两条渠道造成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第一，从监管层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有所谓“政策市”之说。监管层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习惯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容易引起市场跳跃式波动，带来异常冲击，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干扰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造成股票市场无法按经济信号的指引运行；第二，证券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发展不同步，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市场（投资者）始终保持着对政策的警惕性，揣摩着政策意图，这样更加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发展缺乏整体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预期，增加了短期投机的程度。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来看，政策周期与证券市场周期高度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证券市场运行。在对中国证券市场“政策效应”具体表现的研究上，人们发现政策对股指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一个政策的发布导致的短期日平均超额指数收益为正常水平倍；政策对股指的影响幅度呈收敛趋势；股市效率低下，股市对利好、利空政策反应不一致并且存在明显的预期政策反应。中国证券市场角色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缺陷是困扰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源。由于一直把证券市场定位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监管层承受救市之压，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关注。使证券市场患上了“数据综合征”：每到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前，市场的运行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不敢出台紧缩政策，而且针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迟迟不敢出台。如果管理层不把“晴雨表”的负担从肩上卸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很难顺利推进。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中国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我们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应该首先定位于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依靠证券市场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样在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平台上，优质企业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的追赶，并购和重组等市场筛选机制将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证券市场的制度化改革才更少地受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影响，走出困扰中国多年的“政策市”怪圈，这才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定位。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实现“价值发现”的功能回归证券市场的效率与功能紧密相连。包括投融资功能、资本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以及风险分担与管理功能：另一类则侧重于证券市场运行方面的内部功能，主要指公司治理功能。可见，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整体功能的实现效率，如果证券市场仅仅发挥了某一方面功能，比如筹集了大量资金，而并没有实现其整体功能，这样的市场仅仅在融资功能方面是有效的，但就证券市场整体而言，显然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错位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设立以来，一直主要担当着为国有企业改制、融资、脱困的服务功能，始终将支持国有经济作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会产生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成绩越大。事实上，筹融资规模只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更深层次的资本使用效率，反而恰恰是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表现；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作为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需要构建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元素就是发达的健康的资本证券市场。这个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完善的价值发现、资源配置功能等。要达到这些功能，显然只有证券市场才能完成。如果构建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战略目标是确定的，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关于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就不应该反复波动。但目前这些政策经常在反复波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证券市场的功能目标还很模糊。尽快向质量提高型市场转变首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证券市场总体发展战略上，应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细胞生命力旺盛，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效益质量不高，美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概是7％左右，中国上市公司最低的时候是％、％，因此，引导大规模组织社会资金和引导资本有序流动；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形成对企业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定位的转变。目前是证券市场重新定位的最佳契机。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当前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战场应该是证券市场。只有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基础上重构现代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才能进入到更高阶段。“十一五”时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时期，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遇，要利用和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使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通过建立一整套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现和孵化、筛选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使宏观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再次，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转变。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重要功能应该是价值发现功能，但这也是证券市场最大的瓶颈。对于价值发现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估值标准紊乱。股票估值体系与定价机制的重大缺陷。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具备，并没有形成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上市公司估值标准不够规范和稳定。成熟市场上股票定价标准是比较明确的，市盈率在15～20倍左右，新兴市场高一点，市盈率在35倍左右。反观中国证券市场，对股票估值一直缺乏稳定而明确的标准，扭曲股价信号导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低效配置。股价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只有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公正合理的股价，才能有效指导增量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存量金融资源的调整，使金融资源真正流向业绩优良，成长性好的公司。缺乏科学、自主的估值定价体系一方面造成了股市价值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另一方面又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转嫁，这也是当前证券市场缺乏价值发现的基本制度缺陷。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准确定位证券市场功能，淡化短期行为及融资功能，突出“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投资回报”的功能，要由单纯的筹融资功能，向培育蓝筹公司、价值发现、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只有坚定证券市场长期制度建设的信念，才不会被眼前的涨涨跌跌毁掉信心。
论文：论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股市的影响论文写作[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不断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股票市场也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发展起来。股市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放大，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大，对中国的股票市场形成压力。中国证券如何面对世界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起来。本文讨论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对历史资料文献加以分析并提出建议。[关键词]市场经济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一、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截至2007年8月9日收盘，沪深股市总市值首度突破21万亿大关，总市值合计为211491亿元，而2006年GDP总量为210871亿元人民币，我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首次超越GDP，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量为106768亿元。根据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收盘,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163648亿元，流通市值46843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亿元，流通市值为亿元。到目前为止，泸深股票账户总数已经超过14000万，占人总总数的10%以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虽然很快,但股市对民生问题的影响也是显然的。股票市场有一亿四千万账户,也就是说它的涨跌将关系到一亿多个家庭的生活了。二、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演变过程根据我国政府对WTO承诺，我国证券对外开放的内容主要包括：1.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股交易。2.外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3.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从事我国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三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4.加入后三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从事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起设立基金。5.允许合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它辅助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与分析，投资于有价证券研究、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予国民待遇，允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入世以来，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承诺的一步步兑现，资本市场改革逐步推进，2002年底，中国证监会颁布并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有关方面近半年的周密准备，QFII制度于2003年年中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12月底，共批准成立7家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共成立24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占成立基金公司数量的。截至2007年1月31日，68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取得外资股业务资格。至此，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领域形成了从加入世贸组织协议框架下的证券业和基金业的开放，到外资直接参与国有产权和非流通股权的并购转让市场，再到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等渐次展开的全方位开放局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每一个环节和组成部本基本上都为外资进入建立了政策和制度的通道。资本市场的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的难易程度,另一方面是允许进入国内的外国资本的大小.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浪潮也是一种趋势,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也将高度纳入到其中,资本市场也将高度开放.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外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实体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股票市场上优为明显。三、改革开放程度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导致出口增幅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随之上升，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下降和投资者信心下降，最终使证券市场行情下跌。其中，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外向型上市公司和外贸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大，对其股价的冲击也最大。1.金融安全方面的影响。在金融安全方面，股票市场并没有像外汇市场那么惹眼。但我们并不应该忽视它在金融安全方面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现在虽然足够大，国家行政干预强，但明显存在很多的漏洞，以前，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国际金融市场结构比较简单，国际性的金融投机的形式较为单一。但是，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结构的复杂化，机构投机者不但可以同时在多个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而且在每个金融市场上还可以同时进行多个金融品种的投机，从而使投机带有立体的性质，从而使投机手段更加隐蔽和复杂。加入WTO后，国际投机者同样可以对我国的金融领域进行冲击，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开放越大，冲击也就可能越大。但由于最富有投机性的商品是股票和房地产，现代泡沫经济最典型的表现是因投机而造成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由于机构投机者一般不介入实物资产的投机，股票市场的泡沫便成为机构投机者掀起投机风潮的理想时机。机构投机者对泰国和东南亚国家发起金融攻击，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泡沫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2.直接影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进度。中国股市将迎来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时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具有共同规律、通行共同语言的投资场所，其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其内在的本性和特有的规律。由于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为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各类股的价格和流通方式又都完全不同，这使得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问题日益突出。伴随中国股票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股市将迎来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时代；封闭式的股市发展格局即将被打破，中国股市将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迎来逐步开放的时代。十多年来，中国股市(特别是A股市场)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运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QFII制度的启动，这种封闭的股市发展格局将会被逐步打破，伴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实现，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步伐将逐步加宽、加快。3.外资进入方面的影响。2006年，QFII走完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三年的试点历程，迎来了转折之年。截至2006年12月末，QFII中国A股基金的最新资产规模达到亿美元，直逼300亿元人民币。QFII在中国的市场影响力正与它的规模一起与日俱增。但是，郎咸平指出，中国股市引进QFII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是做长期投资和基础研究的，想借此引进先进的投资理念，可是，其实QFII是比国内庄家还要厉害的庄家，是互相勾结的庄家。四、结论与建议2006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交易活跃，其总市值已经位列世界第四。研究表明，至20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会达到650万亿元，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资本市场。虽然发展迅猛，但中国证券市场仍存在结构失衡、证券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具体如下：1.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是股本结构畸形的市场。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急需改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使占总股本三分之一的流通股面对巨大压力，股价畸高。如果一旦证券市场全面开放，不仅因国内股票缺乏投资价值难以吸引国际证券资本，而且中外市场在股价上的巨大落差，必然导致国内股价大跌。同时，由于我国市场上没有做空机制，投资者难以避险。2.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商品、货币、资本是资源配置的三个层面。一个国家的开放顺序是从贸易开放到货币市场开放，再到资本市场开放。也就是说，在经历贸易自由化、汇率和利率自由化之后，证券市场才可能实现自由化。如果将开放的时序错乱，将会潜伏爆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尚处于商品市场国际化接近结束并向货币市场国际化转化阶段。短时间内不可能指望利率、汇率、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支持证券市场的全面开放。3.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还不能有效抵御市场开放风险。相应的金融资产规模支持相应规模的证券市场开放。面对强大的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快速的进出，以我国证券市场现有规模尚不具备抵御巨大冲击的能力。4.人民币尚未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制约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人民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事关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进程。在人民币尚未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不可能实现全方位开放。5.我国证券监管体系有待完善。证券市场开放需要更高的监管水平，尤其是监管者对跨国界的交易行为的本质和特征有很强的评价能力，而且还需要有效、务实的国际合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自主地调整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开放进程，最大限度地避免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应当选择一种渐进式的开放策略。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出现的与国际联系增强、受外部环境影响加大的情况，我国应尽快建立风险监管和协调机制。参考文献：[1]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海南出版社,2006年6月[2]曹凤歧刘力姚长辉：证券投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3]中国证券业机构：证券市场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可以就写（金融）类的论文或者（现代管理）类的，或者（现代市场营销）类的
最近一份针对中国内地A股投资者的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投资一个泡沫，这与多数外国观察人士的看法相符。据称，按照一种标准计算，中国内地A股市场的市盈率高达70倍。更糟糕的是，据说30%的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即股票交易），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金字塔）”(Ponzi scheme)。上述问题加上中国内地“有问题”会计操作的名声，以及未来两年万亿美元非流通股解禁带来的威胁，难怪内地A股市场目前从高点下跌了约36%。那么，当前A股市场的调整是否只是大规模抛售的第一阶段呢？这种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根本就难以找到有关泡沫的证据。以估值为例：按照2008年的一致收益预期衡量，基准的沪深300指数(CSI 300)目前的市盈率为23倍。这不算便宜，但远不到我们所认为的泡沫估值，并且低于其30倍市盈率的10年平均水平。既然股价回调25%，70倍市盈率是怎样跌到23倍市盈率的呢？首先，看跌的股评人士关注的是规模较小、但价格更高的深圳股市，并回顾其过去12个月的表现。其次，2007年的业绩增幅为48%，而市场人士普遍预计今年业绩将增长32%。尽管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32%似乎是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但其中7个百分点来自于一次性退税，而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5%左右，25%的税前利润增幅是可能实现的——当银行、石油和大宗商品成为主要驱动力时更是如此。对那些投资收益又该如何看待呢（如今投资收益想必已成亏损）？事实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30%的数字带有误导性，因为“投资收益”包含所有来自合资公司和关联企业的营运收益。剔除这些收入，我们发现，仅有9%的非金融收入来自于某种形式的资产重新估值。我们对于这些数据能有多大的信任度呢？占沪深300指数市值70%以上的成分股公司，目前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进行审计：中国内地的会计过失风险，目前并不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可能令A股市场面临厄运的最终问题，是非流通股的解禁，以及当前非流通股股东大举涌向市场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迅速检视一下自2006年以来已经解禁的A股，结果表明仅10%的非流通股确实流入了市场。事实上，75%以上的解禁股属于政府。他们同时抛售这些股票的可能性非常小。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形是政府本身提供的——即政府将控制股票发行供应量，以继续培育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的确，增加股票供应量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至关重要。A股历来估值水平颇高，因为中国内地流通股市值与GDP和储蓄的比率，仍远低于其它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换言之，相对于来自储户的高“需求”，目前股票“供应量”并不充足（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未来数年，股票的供求水平均可能迅速上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较高的波动性。这些情况对于国际投资者有影响吗？鉴于占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 72%市值的成分股公司已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该比例每月都在上升），答案是肯定的。香港投资者密切关注A股上市公司的价格走势，近来A股市场回调，是MSCI中国指数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