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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类参考如下：
1、【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2、【21】中科院报告:我国现代物流2007年将保持快速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2月24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3、【22】2006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中国仓储与物流网，2007年4月29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参考文献注意事项：
一、引用文献不宜过于陈旧。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学术造诣的程度及对同类文献的检索水平、利用能力。作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颖，能反映同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和学术水平。
二、引用文献类型应呈一定比例。根据相关规定，文后参考文献的类型主要有：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连续出版物(期刊)、论文集析出文献、报纸、标准、专利及电子文献等。
火爆推荐：如何设置论文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习惯对您论文录用率至关重要。文章之所以要标明参考文献，是因为您文章内容中有引用他人学术成果的内容，除非您的文章完全没有引用。一篇优秀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或者是学位论文，其参考文献格式应符合如下要求：⑴按论文中参考文献被引用的先后次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作为上角标，并列在正文的末尾。⑵参考文献中每条项目应齐全。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一般只列前三位，后面加“等”字或“，et al”；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中外人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法。⑶参考文献类型在文献题名后用方括号加以标引，以单字母方式标志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10. 参考文献中著录格式示例①期刊[序号] 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页-止页②专著[序号] 作者.书名.版本(首版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页-止页③论文集[序号] 作者.题名.见(英文用In：)：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起页-止页④学位论文[序号] 作者.题名：［学位论文］(英文用［Dissertation］).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⑤专利[序号] 专利申请者.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⑥技术标准[序号] 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度⑦报纸文献[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面次序）⑧电子文献[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类型标示/载体类型标示文献网址或出处，更新/引用日期11.外文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其文字所在国的著录格式。12.正文中的说明性注解采用随文脚注，用上标形式“①”等数字表示。13.论文的附录依次为附录1，附录2……编号。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另编排序号，与正文分开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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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
支付体系发展进程中，在支付工具使用的发展上有两大趋势:一是票据、汇兑、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得到广泛运用，现金使用明显下降;二是非现金支付工具中支票等纸基支付工具使用呈下降趋势，电子方式则显著上升。总体来说，电子化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广泛使用是支付工具发展的大势所趋，支票作为最重要的借记非现金支付工具，其电子化意义重大。
为促进支票的全国通用，中央银行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了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以下简称“支票影像系统”，通过该系统支票实现了纸质票据的电子化和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在便利跨区域贸易活动的同时客观上加速了支票电子化进程并广受好评。经过初期业务量的迅速增长后，在近三年全国支付清算业务总量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支票影像系统业务量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现象，支票的电子化进程受到一定影响，个中问题值得思考。
一、支票影像系统
支票影像系统是依托影像(图像)技术将纸质支票转化为影像信息，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将影像信息在托收银行和付款银行之间进行传递和提不付款的业务处理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支票的影像信息传递和提不付款，相应资金转移通过人民银行建设的小额支付系统完成。
1.收款人收到付款人交付的支票提交其开户银行进行托收;
2.托收银行审核、扫描支票影像并补充电子数据信息后向本行虚拟票据交换所(或本地票据交换所)发送托收支票影像信息;
3.虚拟票据交换所向支票影像系统分中心发送支票影像信息;
4.人民银行支票影像系统分中心向支票影像系统总中心发送托收支票影像信息;
5.支票影像系统总中心向支票付款行所在地的异地分中心转发托收支票影像信息;
6.异地分中心转发托收支票影像信息至付款行所在虚拟票据交换所(或异地票据交换所);
7.付款行虚拟票据交换所(或异地票据交换肺转发托收支票影像信息至付款行;
8.付款行检查支票影像信息并通过电子验印(")无误后检查客户付款账户余额等信息，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扣款或形成拒绝回执;
9.付款行向人民银行异地支付系统CCPC(城市处理中心)反馈扣款成功/扣款失败(含失败理由)回执;
10.人民银行异地支付系统CCPC将扣款成功/扣款失败(含失败理由)回执转发至支付系统NPC(国家处理中心);
11.支付系统NPC将扣款成功/扣款失败(含失败理由)回执转发至托收行所在地支付系统CCPC;
12.托收行所在地支付系统CCPC将扣款成功/扣款失败回执转发至托收行，托收行根据回执信息进行入账或后续退票处理。
二、支票影像系统的建设背景及积极意义
(一)支票影像系统的建设背景
一是支票全国通用前企业可使用的异地结算工具种类较为匮乏。企业在异地采购货物时携带现金，十分不便，因此使用很少，汇兑方式由于必须立即支付货款也不受采购企业欢迎，商业汇票结算金额必须事先确定，银行汇票需事先从银行出票，也不甚方便。二是支票全国通用需要改变传统支票实物传递模式。目前支票使用时主要有两种流转方式，支票持票人持支票直接到付款行办理收款或支票持票人持支票到自己的开户行办理托收。支票全国通用后，采用以上传统流转模式需远距离传递票据代价极高。三是计算机和电子验印技术的发展使支票全国通用成为可能。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带宽和系统运行压力等问题迎刃而解。电子验印系统利用电子技术对客户印鉴进行自动校验，解决了支票验印的核心问题，是支票影像系统运用中防范操作风险的关键手段。
(二)建设支票影像系统的积极意义
一是支票影像系统极大地便利了客户资金结算。支票影像系统开通后，通过该系统托收的支票，无论距离远近，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3个工作日即可收到托收的资金，同时支票使用的综合成本也远低于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手续费用也不随签发金额的变化而变化。二是支票影像系统为建设全国统一标准的支付系统奠定了基础。支票影像系统的出现为支票等借记票据的高效处理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商业银行受理的借方票据可通过系统扫描后配合小额支付系统完成最终的资金清算，这为相关系统标准的统一提供了可能。三是支票业务的电子化符合支付系统发展趋势。目前，非现金支付和票据电子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新西兰、瑞士等国已停比使用支票，英、法、德和新加坡等国，支票在所有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中所占比重亦不足5%。支票影像系统采用世界通行的影像截留技术实现支票的无纸化，符合非现金支付和票据电子化的支付系统发展潮流。
三、支票影像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支票影像系统业务出现了数年连续下降的情况。以长三角某市为例，支票影像系统业务量在连续两年出现两位数下降后，2013年系统业务量和处理金额同比又分别下降15%和8%左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过支票影像系统托收支票的退票率(失败率)较高，较高的退票率导致客户体验较差，多次退票后持票人转而使用其他支付工具，进而导致支票影像系统业务量持续下降。目前支票影像系统业务退票率维持在7%左右，相对于1 %-2%左右的实物票据交换退票率明显偏高。导致支票影像系统退票率高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传统托收模式影响，瑕疵支票较易进入托收系统造成退票
支票在实现全国通用前，不管是采取“上付方柜”方式还是“上收方柜”形式，纸质支票最终都会流转到付款行进行核验，支票的真实性和支票要素的完整性、合规性最终由付款行负责，托收行虽有审查义务，但实际不承担责任，因此托收行审票责任心自然不强。支票影像系统上线后，由于实物支票截留在托收行，因此系统规定支票的真实性等由托收行负责，托收行理论上存在很大责任，但由于付款最终由付款行完成且受传统托收模式思维影响，加之客户多数强烈要求必须尝试托收等多种原因，托收行除保证支票真实性外，超过提不付款期、背书不连续、更改事项更改不规范等瑕疵支票经常能顺利进入系统托收，造成退票导致托收成功率低。就往年数据来看，商业银行在接受监管部门业务督查前后，提出支票影像的平均退票率相差达3%左右，可见部分支票退票确与托收行审票不严有一定关系。
(二)电子验印系统工作原理和付款行风险控制偏好提高了退票率
支票影像系统上线后，支票的核验主要通过影像信息和电子数据比对以及电子验印系统核验完成，原来通过实物票据“折角验印”的流程完全改变。电子验印是通过比对商业银行行内系统预留客户印鉴图像与支票影像系统收到的图像一定数量位置的图像点来完成的，比对点的数量可以通过系统调节。商业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偏好，必然会设置较高的比对点以降低操作风险。而从理论上讲即使比对点数量设置够多，真实支票印鉴也会报印鉴错误，支票影像系统上线初期，长三角个别商业银行就出现过电子验印系统自动校验通过率不到20%的情况。在电子验印系统报错的情况下，出票人开户行由于无实物票据进一步进行比对，出于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和自身风险控制考虑，往往采取退票措施。
(三)各地掌握的退票口径不一致，造成“无理由退票”
支票影像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实际情况确实较为复杂，各地掌握的退票口径不一致，造成大量“无理由退票”。如对于未填写支票用途、委托收款填写在被背书人栏、大写不规范等瑕疵票据，付款行基本以退票为主。付款行对于支票上属于非必须记载事项的电子清算信息与影像不符，或审核中存在疑问及发现稍有瑕疵的，在未向出票人或托收行查询的情况下直接退票，以上三类原因导致的退票约占退票总量的20%。同时，付款行退票时还存在部分退票理由与实际退票理由相去甚远的`情况，造成客户和银行之间的纠纷，导致客户体验较差。
(四)支票影像技术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支票影像系统收集的是支票图像信息，虽然网络带宽在近年来已得到极大改善，但由于业务量大的原因，支票扫描的图像像素等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对于经过多次背书转让后附粘单的支票，目前仅采集其正面和记载最后一手委托收款背书粘单的影像，因为如果采集支票正面和背面以及所有粘单的图像信息，形成的图像文件数据量仍无法为支票影像系统所顺利处理，且不利于信息的网络传递。目前，支票影像系统由于“电子清算信息与支票影像不符”或“影像扫描问题导致无法验印”造成的退票约占退票总量的10%左右，支票影像技术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政策建议
(一)推广使用支付密码技术，作为电子验印系统的有益补充
支付密码是根据支票的金额、账号、票据号码、日期等信息，计算出一组16位数字，填写在支票上作为付款依据。由于支付密码是根据支票上的各个关键要素和加密算法计算而来，不同的支票支付密码都各不相同，且任何数据的篡改都会导致支付密码不正确，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用户和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由于支付密码参与运算的都是数字，并且是采用电脑核验，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支付密码应用密码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弥补了图形印章容易伪造、难以识别的不足，对于电子验印系统是有益的补充。
(二)改变退票率双向考核方式，着重考核付款行支票退票率
为控制支票影像系统退票率，相关业务监管部门对支票影像系统的退票率一直进行考核，考核公式为:(一定时间内托收支票被退票数量+收到支票影像的退票数量)/(一定时间内托收支票总量+收到支票影像总氢，对支票退票率的考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随意退票的情况，但考核公式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商业银行能控制的主要是收到支票影像的退票比率，对于托收支票，虽然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还是由付款行决定是否退票，因此对总退票量考核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退票率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提出支票与提入支票的退票率一度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也侧面说明了考核机制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改变双向考核方式，着重考核付款行支票退票率有利于理顺考核激励机制。
(三)推出电子验印系统相关保险业务，提高印鉴核验通过率
如前所述，出票人开户行主要通过电子验印系统完成客户的印鉴核验工作，电子验印系统的通过率和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呈同比变化，要求商业银行提高电子验印系统的通过率无异于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自身承担的风险。借鉴国外经验，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由商业银行或电子验印系统供应商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商业银行或电子验印系统供应商以真实印鉴核验通过率为标的向保险公司投保，由保险公司保证，在印鉴真实和核验通过率达到98%以上的情况下，出现伪造印鉴而未能被电子验印系统验出的，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而商业银行或电子验印系统供应商则从以往的印鉴核验损失中提出部分金额购买保险，在提高支票核验通过率的同时又降低了无法发现伪造印鉴造成的损失。
(四)增加纸质托收渠道，改变全国支票托收渠道单一的局面
支票影像系统上线后，规定全国支票只能通过支票影像系统托收，但其实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和实际情况，由客户决定通过实物托收还是支票影像系统托收。就目前情况来看，诸多瑕疵支票如果是在实物交换的情况下，付款行对风险控制较为有把握，一般不会退票。同时，如果采用实物流转，由于能够取得实物票据，支票影像系统规定的全国支票金额50万元的上限等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取消，这样更利于支票的全国流通。目前商业汇票到期后的托收流程就是商业银行通过邮寄托收的方式传递至付款行，付款行核验后付款，因此支票通过类似方式传递托收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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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创新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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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现代企业.2005(5): 63-63 17/100 【题 名】税务会计教学内容改革初探 【作 者】刘海英 【刊 名】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7(1): 79-80 18/100 【题 名】企业建立和应用税务会计浅议 【作 者】庞少春 【刊 名】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7(3): 43-44 19/100 【题 名】我国建立税务会计的理性思考 【作 者】魏朱宝 【刊 名】税务研究.2005(5): 90-92 20/100 【题 名】《税务会计》拨开纳税“乌云” 【作 者】杨珺 【刊 名】中国总会计师.2005(1): 99-99 21/100 【题 名】也谈增值税转型和税务会计处理 【作 者】王东友 【刊 名】财会通讯.2005(3): 36-36 22/100 【题 名】构建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税务会计模式 【作 者】叶建芳[1] 夏晨华[2] 【刊 名】税务研究.2005(3): 90-92 23/100 【题 名】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统分与信息披露的客观性 【作 者】薛智慧[1] 张颖华[2] 【刊 名】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7(2): 33-35 24/100 【题 名】企业存货损失的税务会计处理 【作 者】徐意 【刊 名】天津经济.2005(3): 76-76 25/100 【题 名】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和税务会计 【作 者】刘钟 【刊 名】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5(3): 6-7 26/100 【题 名】论建立税务会计的客观必然性 【作 者】吴晓冰 【刊 名】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40-42,51 27/100 【题 名】小企业更应重视税务会计 【作 者】钟宏涛 【刊 名】企业家信息.2005(3): 57-57 28/100 【题 名】有关税务会计的定义及纳税主体问题的探讨 【作 者】王新萍 【刊 名】事业财会.2005(1): 40-41 29/100 【题 名】税务会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完善 【作 者】周仕雅[1] 刘凌雷[2] 【刊 名】涉外税务.2005(1): 55-58 30/100 【题 名】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在ERP系统中的实现 【作 者】陈敏 【刊 名】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1): 23-25 31/100 【题 名】谈企业建立税务会计的必要性 【作 者】曹姝[2] 李秀娟[1] 【刊 名】商贸与会计.2005(1): 22-24 32/100 【题 名】对税务会计兴起的思考之我见 【作 者】徐继红 【刊 名】财政监督.2005(1): 63-64 33/100 【题 名】浅谈电子商务对税务会计的影响 【作 者】蔡永灿 【刊 名】商业时代.2004(33): 68-69 34/100 【题 名】建立我国税务会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 者】曹设 汤斌 【刊 名】涉外税务.2004(10): 68-70 35/100 【题 名】企业税务会计可行性研究 【作 者】郭淑霞 【刊 名】创新科技.2004(2): 49-50 36/100 【题 名】对企业债务重组中的税务会计处理及其纳税筹划的思考 【作 者】毛夏鸾 【刊 名】商业会计.2004(6): 18-20 37/100 【题 名】企业税务会计探析 【作 者】王碧秀 【刊 名】经济师.2004(6): 200-200,202 38/100 【题 名】浅析电子商务对现行税务会计的影响 【作 者】阎伟 【刊 名】财政监督.2004(2): 51-52 39/100 【题 名】企业税务会计独立设置的思考 【作 者】姜霞 熊丰萍 【刊 名】税收征纳.2004(1): 33-34 40/100 【题 名】浅淡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 【作 者】张煜钧 【刊 名】商场现代化.2004(12): 34-34 41/100 【题 名】《税务会计》课程和《税法》课程的整合问题研究 【作 者】姚爱科 【刊 名】中国科学教育.2004(11): 44-45 42/100 【题 名】试论构建税务会计体系的重要意义 【作 者】耿琴 【刊 名】华夏星火.2004(8): 45-48 43/100 【题 名】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与税务会计模式的动态分析 【作 者】叶建芳 【刊 名】税务研究.2004(11): 60-62 44/100 【题 名】论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适度分离 【作 者】王华明 【刊 名】税务研究.2004(11): 62-64 45/100 【题 名】试论建立税务会计的客观必然性 【作 者】陈茸 【刊 名】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6): 38-40 46/100 【题 名】浅议企业税务会计的特点及作用 【作 者】钟勇 金道强 【刊 名】中国税务.2004(10): 20-20 47/100 【题 名】关于税务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 【作 者】杨家穆 【刊 名】财会通讯.2004(11): 53-53 48/100 【题 名】企业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初议 【作 者】白林 【刊 名】铁道财会.2004(0Z6): 94-97 49/100 【题 名】税务会计调整核算的特点浅见 【作 者】邓中华 【刊 名】财会月刊.2004(10A): 26-27 50/100 【题 名】浅析我国税务会计体系的发展 【作 者】金萍 何秧儿 王荷琴 【刊 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2(3): 21-22,92 51/100 【题 名】税务会计在税务筹划中的作用探析 【作 者】卢强 【刊 名】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9): 51-53 52/100 【题 名】税务会计刍议 【作 者】姚春红 【刊 名】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4(5): 115-117 53/100 【题 名】浅析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问题 【作 者】薛智军[1] 张继锋[2] 【刊 名】中国高教论丛.2004,26(2): 72-73 54/100 【题 名】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及现实意义 【作 者】周亚蕊 【刊 名】会计之友.2004(8): 68-69 55/100 【题 名】企业税务会计初探 【作 者】蒋惠萍[1] 陶瑗[2] 【刊 名】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3): 72-74 56/100 【题 名】浅议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 【作 者】余巍巍 【刊 名】建材财会.2004(3): 60-61 57/100 【题 名】论税务会计的定位及其发展 【作 者】田伟若 【刊 名】会计之友.2004(6): 61-61 58/100 【题 名】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初探 【作 者】于振亭 贾丽 【刊 名】财会月刊.2004(06A): 16-17 59/100 【题 名】税务会计案例教学法浅见 【作 者】姜雅净 【刊 名】职业技术.2004(2): 51-51 60/100 【题 名】浅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 【作 者】高红玉 【刊 名】会计之友.2004(4): 57-58 61/100 【题 名】企业会计与税务会计关系协调问题的探讨 【作 者】王庆保 【刊 名】中华会计学习.2004(3): 24-26 62/100 【题 名】浅析税务会计的学科特征 【作 者】徐淑杰 【刊 名】吉林会计.2003(12): 40-41 63/100 【题 名】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势在必然 【作 者】马洪刚 姜云峰 【刊 名】税务（辽宁）.2003(6): 26-27 64/100 【题 名】从世界两大税务会计模式探析我国所得税会计——我国所得税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比较 【作 者】周萍华 【刊 名】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4): 12-15 65/100 【题 名】浅谈建立税务会计体系的必要性 【作 者】秦俊秀 【刊 名】内蒙古财会.2003(5): 35-35 66/100 【题 名】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比较 【作 者】周松 【刊 名】西部财会.2003(11): 54-55 67/100 【题 名】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立刍议 【作 者】魏秀琪 【刊 名】天津财会.2003(4): 25-26 68/100 【题 名】论税务会计的核算基础及其改进 【作 者】任坐田 【刊 名】税务与经济.2003(6): 62-65 69/100 【题 名】税务会计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作 者】蒋晓蕙 刘广洋 【刊 名】涉外税务.2003(11): 48-51 70/100 【题 名】售后回购的税务会计处理 【作 者】邢风云 【刊 名】财会研究（甘肃）.2003(11): 32-32 71/100 【题 名】浅析我国企业建立税务会计的必要性 【作 者】程梅英 【刊 名】浙江统计.2003(3): 23-24 72/100 【题 名】企业设置税务会计岗位加强纳税筹划工作研究 【作 者】黄乃宽 【刊 名】广西会计.2003(8): 19-21 73/100 【题 名】刍议税务会计 【作 者】石海磊 【刊 名】四川会计.2003(1): 16-18 74/100 【题 名】企业税务会计独立的理论分析 【作 者】张皓[1] 张彩花[2] 【刊 名】生产力研究.2003(2): 289-290 75/100 【题 名】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在确定所得方面的差异 【作 者】杜秋红 【刊 名】中国审计.2003(9): 53-54 76/100 【题 名】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 【作 者】柯树林 【刊 名】经济师.2003(6): 203-203 77/100 【题 名】税务会计的独立性思考 【作 者】周滟[1] 刘宇彤[2] 【刊 名】北京财会.2003(8): 23-25 78/100 【题 名】损益确认上财会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 【作 者】郑永佩 【刊 名】企业经济.2003(6): 66-68 79/100 【题 名】刍议税务会计 【作 者】石海磊 【刊 名】上海会计.2003(4): 35-37 80/100 【题 名】几个发达国家税务会计模式 【作 者】张建 付代红 【刊 名】上海会计.2003(1): 49-50 81/100 【题 名】浅议税收会计、纳税会计与税务会计 【作 者】梁杰 史淑芹 等 【刊 名】商业研究.2003(1): 49-51 82/100 【题 名】刍议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 【作 者】李雪征 【刊 名】经济论坛.2003(16): 80-80 83/100 【题 名】电子商务对税务会计的影响 【作 者】谢宇飞 【刊 名】鞍山社会科学.2003(4): 24-25 84/100 【题 名】对税务会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作 者】符桂珍 【刊 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91-93 85/100 【题 名】对税务会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作 者】符桂珍[1] 邓中华[2] 【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2003(3): 114-116 86/100 【题 名】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 【作 者】陈云珍 【刊 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20(1): 77-79 87/100 【题 名】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 【作 者】郭郅琦[1] 司景丽[2] 邹军[2] 【刊 名】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3(8): 12-12 88/100 【题 名】西方税务会计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作 者】郄萌 【刊 名】天津财税.2003(3): 45-48 89/100 【题 名】浅析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问题 【作 者】杨华 张贵贞 【刊 名】税务纵横.2003(1): 45-45 90/100 【题 名】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的探讨 【作 者】郭冰 【刊 名】税收与企业.2003(4): 33-33,49 91/100 【题 名】税务会计呼唤分立 【作 者】潘辉 【刊 名】辽宁财税.2003(1): 28-29 92/100 【题 名】论企业单独设立税务会计的必要性 【作 者】杨爱芳[1] 彭曙峰[2] 【刊 名】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3): 31-32 93/100 【题 名】试论我国税务会计的建立 【作 者】周松[1] 王爱农[2] 【刊 名】贵州税务.2003(6): 27-29 94/100 【题 名】税务会计——税务与会计的博弈 【作 者】黄学民 【刊 名】上海财税.2003(10): 26-28 95/100 【题 名】从增值税看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 【作 者】张全胜 【刊 名】财会月刊.2003(05B): 36-37 96/100 【题 名】税务会计要素探微 【作 者】盖地 【刊 名】财会月刊.2003(01B): 9-9 97/100 【题 名】目前我国建立税务会计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 者】周京燕[1] 曹斌[2] 李彬[3] 【刊 名】经济研究参考.2003(64): 46-48 98/100 【题 名】关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确认的差异 【作 者】王笑梅 李艳丽 【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35-36 99/100 【题 名】设立我国企业税务会计探析 【作 者】石中美 林楠 【刊 名】湖北审计.2002(9): 32-33 100/100 【题 名】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在损益确定方面的区别 【作 者】梁伟祥 【刊 名】经济师.2002(12): 194-194,196
当我再次阅读《班级日常生活重建中的学生发展》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与后记时，深深地被作者的学术内涵，情感投入，研究精神所折服。 本书参考文献共147条，包含了国内外的各类书籍，涉猎广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深处不停地赞叹着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以及学识的渊博。也一直庆幸着，自己能有机会在本书作者的引领与指导下学习、成长，努力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文献中提供的书籍名称，于我而言，自己的孤陋寡闻面对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不停地在心里懊恼，这些年来自己究竟读了什么？对自身成长又投入了多少？是否有过生命境界最真实的体验？内心不停地追问的同时，回想这些年来自己读书经历，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与书为伍 舞出自我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靠什么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给孩子们更科学、更快乐、更幸福的教育，给自己更丰盈、更美好、更充实的工作与生活。唯有读书，在书中找寻教育教学妙方，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书中探寻精神食粮，对比现实，鼓舞内心；在书中发现另一个自我，学习改变，塑造重生。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我，更要以书为友，与书相伴终老。虽自知自己读书理解能力欠缺，但一直相信可以在努力、勤奋、坚持中慢慢积累，内心定会充盈收获的甜蜜，并在甜蜜中继续探索书的奥秘。 一、为兴趣而读，读心境 现在的我特别怀念师范学校的那段如痴如醉的读书时光。中外小说，散文，经常在就寝铃声响过，还继续留在被窝里，手持电筒，照射在那一行行，一页页小小的铅字上，真不知它们带着哪些魔力，能让我不顾忌自己高度的近视眼，一遍遍地阅读着。其他人很快就读完的一本书，我总是读得很慢。即使慢慢读后，也是感觉囫囵吞枣，没有真正走进作者内心，与其产生共鸣，但仍不放弃阅读《简爱》、《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飘》等等小说。现在在女儿那里常常听到这些书籍的名字，依然还存有印象。回想当初，自己读书的那份兴致，真是无人能挡，那时的心境应该是静的，纯的，一头扎进去，就是读到完，读到底。 二、为需要而读，读方法 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那会儿，不知道怎样有效地教学生知识，也不知道怎样教育好学生，所以不停地找自己需要的书籍来读，希望从中找到指导的方法，让我工作起来更有底气。于是像张志贤老师主编的《改变教师的75个教育瞬间》、《课堂突发事件与巧妙生成》、《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教学转型》，刘武宏老师编著的《小学语文高效教学》，叶圣陶老师的著作《我怎样当老师》，吴非老师的《致青年教师》《一盏一盏的灯 》，裴跃进老师编著的《教学名家谈语文》，商友敬老师的著作《眷恋讲台》，李镇西老师著作《教育演讲》、《做最好的老师》、《爱心与教育》，雷夫·艾斯奎斯著作《第56号教师的传奇》，魏书生老师著作《教学工作漫谈》，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给教师的建议》……这类在情感上给予我鼓励，在方法上给予我指导的书籍越来越多地占满了我的阅读时间。在这些书籍的熏陶下，我的教育教学方法在不断丰富，教育教学思想与行为在改变。但感觉自己犹如“邯郸学步”，找不到自己独特之处，一时学习运用这本书的方法，一时采取另一本书的策略，总是寻求不到适合自己和孩子的策略与方法。究其原因，是自己不善于反思、提炼与总结，只是照本宣科，缺乏实践后的重建，再提升，所以将永远停留于表面，自己就是一个不会读书的人。 三、为自我而读，读成长 现在的我，正在学习怎样读书，准确地说是怎样阅读一本专业书籍。自李教授在2018年2月8日成立“中国班主任研修学院第一期研修班”开始，就不断地在微信群里分享20位学员对《中国班主任》这本书的读后感。通过自己对每一篇读后感的认真阅读，学习各位老师的撰写方法，体会各位老师深度思考，感受各位老师职业精神。自己深受影响，也开始了对李教授的著作《班级日常生活重建中的学生发展》进行深度阅读。同时，自己深知阅读书籍量少，读写能力欠缺，所以在研修班报名时，没有鼓起勇气参与其中，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整个寒假。所以即使达不到阅读的“深度”，但总比不去尝试做更有意义吧！由于自己眼睛不好，总是无法整天地面对手机，于是我就把大家的阅读材料进行了打印，每天读一读。在学习他人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边读边思边写。由刚开始的两三天才能提炼总结出一点感受，到文字逐渐地增多，感受逐渐清晰，深刻。20多天阅读一本书，虽然我的速度很慢，但这次阅读的效果远远大于以往的阅读。不仅理解了一些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专有名词，还一步步尝试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教育思想。这种为自我专业成长读书的过程虽有些枯燥乏味，但却是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最有效的途径。在枯燥乏味中不断地激励自己，慢慢燃起读的兴致，从阅读中，我深切体会到读、思、做、写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在坚持中，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会读书的人。 我正在一本一本地，慢慢啃读专业书籍，在作者的参考文献中先搜寻自己能阅读的书籍进行购买。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学无止境”，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与书籍为伍，精彩自己，照亮人生。 阅读参考文献后，接下来阅读的是本书的后记。所谓后记我通过网络查询得知：文章后记是写在书籍或文章之后的文字。多用以说明写作经过，或评价内容等，又称跋或书后。用于明确正文所涉及人、事、物的结局或去向；或者用含蓄的文字表示某种意犹末尽的情感或思考，引发作者的思绪。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写作的缘由，经历的过程，以及表达的感情，殷切的希望一一呈现，让作为读者的我为之动容。“自2000年投入‘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研究以来，经历无数次的现场研讨、专题探讨、实验推进、理论对话，作者对这一领域充满感情，这一感情源自于许许多多学生、班主任、学生工作负人的交往与合作，源自对这一领域弱势地位与薄弱研究状态的深切体悟，更源自实践创造与理论发展的自信与自豪。”［1］作者的这份教育情怀，实践精神，真情的投入，让人敬佩。 在后记的结尾处有这样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愿更多的中国学生在班级生活中体验成长、体验幸福；愿更多的中国班主任在这一独立的工作与发展领域中，体验专业的尊严和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快乐；愿更多的班级建设研究者在独立而持续的研究中，建立起中国教育学者的个性与气质。”［2］ 结合这一年来自己在作者的引领与指导，鼓励与帮助下学习的过程，更能够体会到作者所提出的希望，更能够感受到作者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付出的努力。作者为中国班主任，特别是像我一样的乡村班主任搭建学习，分享，成长的平台，让我们体验着专业的尊严和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快乐。作者关注中国学生，特别是乡村留守儿童的家校共育问题，搭建捐赠书籍平台，为孩子送去知识与温暖；关注学生的寒暑假生活，指导开展丰富的、长程的、系列的活动，并在学期初的重建中让孩子们体验成长、体验幸福。作者为班级建设研究者提供理论依据材料，分享自己在国内外现场研讨、专题探讨的经验交流过程与收获，逐步建立起中国教育学者的个性与气质。 合上此书的那一刻，内心是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激。感谢作者李教授赠予我这本充满温度的书籍，让我在阅读中， 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头脑；充盈自己的内心，今后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专业阅读，与书同行。
读后感的格式与写法一、 格式和写法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题目可以用《×××读后感》，也可以用《读×××有感》。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去写。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好是突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受越深，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沮形容词鲜蒙完蛋庸
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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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著；1938年赴延安，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插队务农，后作长安县县委书记。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创业史》 《铜墙铁壁》（一九五七年纪事），短篇小说《地雷》《待车》，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创业史》，1960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内容概要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作品内容：反映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是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之间的是梁三老汉。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创作过程 柳青在《创业史》中第一句话就说：“我这是在写小说吗？不是。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 。因此这部小说所具有浓郁的陕西风情，以及作家深刻的思想立意能够深刻打动读者。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 据说他当时的级别是9级，是非常高的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柳青的《创业史》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据说稿费就是十万元，柳青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了农村，为农村买化肥、农业机具，安装电线等，总之，他是一个彻底忘我的文学家。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当时，“文革”前，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史在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独占鳌头，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柳青的小说不仅在读者当中赢得了好评，而且在文学界也是一片叫好声。《创业史》所创造的梁生宝、徐改霞、梁三老汉等艺术形象成为文学界议论的对象。 柳青写《创业史》其实也是受到“文革”前所谓三面红旗的影响，尽管他对农民和农村倾注了大量真诚的感情，但是，他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某种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当时也是存在争议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人物被作者拔高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是恰如其分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局限，谁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自己去独立发展。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要作家历史观念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恰恰是文学研究必须要接触的内容。长安的常宁宫。那里有孔窑洞，据说这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真实地址所在。《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著作解读 《创业史》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人物形象 小说《创业史》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题材及结构 《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 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 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 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 《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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