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侠《情思如麻》：落叶秋风，冷月黄花，夜夜相伴，情思如麻。飞针走线，系的是怜是爱；冷热相知，惜的是我是他。爱也不是爱，怜也实堪怜。倒翻了五味瓶，难品酸甜苦辣无可奈何春去也。唯见满阶败叶，悄悄落下。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从法语中借来的，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二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作为所有者他们仍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而企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重大贡献和意义。应答时间：2021-01-05，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企业家”这一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首次提出。即：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例如，伟大的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产品”不是收录机，也不是栅条彩色显像管，而是索尼公司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沃尔特?迪斯尼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木偶奇遇记》,也不是《白雪公主》，甚至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及其使观众快乐的超凡能力；萨姆?沃尔顿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持之以恒的天天平价”而是沃尔玛公司——一个能够以最出色的方式把零售要领变成行动的组织。西方发展到19世纪，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从“企业家精神”这个术语的内涵上分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品质，“精神首先是一种思想形式，是一种驱动智慧运思的意识形态，”但“精神不完全是仅仅表明个人意识状况或过程的心理的、主观的概念，精神相对于意识，它似乎应该是对意识的一种价值抽象。”企业家精神也是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企业家群体独有的显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体特征区别开来，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文章认为，不应该妖魔化温州民间金融，温州不少企业家跳楼、自杀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温州企业家用鲜血和生命这种最惨烈的方式捍卫了信用，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及其企业家，一直是在争议的漩涡中度过的。褒奖的很多，贬损的也不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外界对温州及其企业家作出怎样的评价，温州及其企业家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停止过改革，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也正因为如此，温州及其企业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眼下，温州及其企业家再度陷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争议之中，那就是民间信贷问题。因为，在温州，不仅大量民间资本变成了民间信贷资金，成为现行金融法规政策下的“地下金融组织和金融行为”，而且，由于“资金链”断裂问题，许多涉足民间金融或与民间金融建立了业务关系的企业，也陷入了深深困境之中，以至于许多企业家选择了跑路或跳楼自杀。 于是，温州的企业家们犹如突然回到了三十年前一样，面临着再一次的选择，那就是继续探索还是就此收手，过自己的安分日子。 虽然此次温州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不象三十年前那样，需要冒坐牢杀头危险，但是，由于涉足金融在法律、政策层面有很多的禁锢和门槛，有许多的限制和约束，过度涉足，且造成了风险，仍然有坐牢、杀头的危险。需要认真分析和思考的是，温州的民间金融，到底是企业家及其民间投资者在扰乱金融市场、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呢，还是改革严重滞后，使温州的企业家再度因为改革和探索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该付出的代价已经付出，该总结的经验需要总结，该吸取的教训也应当吸取。如果说三十年前因为政治空气太浓，需要温州及其企业家用鲜血和生命来探索改革之路、发展之路的话，三十年后的今天，决不应当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就是倒退。 也许，温州的民间金融确实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如随意吸收公众存款、利率过高、风险很大等，但是，更应当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象是陈德荣书记所说，是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企业家是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信用、呼吁改革。一方面，有关金融改革的要求和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各方面都在强烈呼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但是，此项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如此，金融还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呢？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瓶颈，“融资难”，几乎成了所有中小企业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求救于民间金融。那么，民间金融的发展，到底是民间资本的“犯上作乱”呢，还是决策层与管理层思维僵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在民间资金资源相当丰富的情况下，众多领域仍然处于高度垄断、高度禁锢状态，民间资本不能涉足，民间资本的出路也就很少。为什么前些年住房投机现象那么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民间资本无出路导致的。 温州及其企业家，在改革探索过程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具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议，没有改革探索的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主要爆发在温州，也在全国其他地方蔓延或生长的民间金融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向前走还是向后退，需要决策层拿出更多的意见。因为，民间金融既可以是瓶中的那个“妖魔”，也可以是天上的“神仙”，关键在怎么看、怎么对待。如果将其妖魔化，那它就一定是妖魔。反之，它会成为神仙。只是希望，不要再让温州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不要再用惨死来捍卫信用、推动改革了。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主办单位：齐齐哈尔医学院出版周期：双月仅仅是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即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也算是 核心期刊的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CSTPCD-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是齐齐哈尔医学院主办、省级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主要报道相关学科基础与临床的科研成果、临床经验。
产品参数：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临床研究95篇()，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篇。本阶段特点：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临床研究541篇()。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5/292)、60年代占(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原《实用神经疾病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郑州大学主办的国家级、神经疾病专科杂志。该刊虽未收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属于非核心，但学术价值很高，如投稿该刊可联系我们——万方论文网（ ），希望能有帮助。
一、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并不是每一家新办小企业都是一种企业家行为，或者代表企业家精神。一对夫妇开餐馆和麦当劳、一对夫妇铸造厂对比看出，新创小企业都与许多共同点，但是成为企业家企业，除了具备小和新的特点，还必须基本其他特性，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它们改变了价值观。大型企业有正在实践企业家精神通用电气公司和玛莎百货连锁公司。 它们具备企业家精神不在于规模，而是其它的特性。此外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性结构。举例现代大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史。二、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误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创立新的小企业，企业家精神与权力和财产等同起来，企业家精神是拥有并自己经营企业的人。都不是。建立系统化的企业家精神最初尝试的目的，并非着眼于所有权。举例拥有企业家性质的银行。企业家需要资本从事所有经济活动，但他们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投资家。他们要承担风险。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人格特征。它的基础在观念和理论，而非直觉。企业家精神是以经济和社会理论为依据的，该理论视变化为常态。 萨伊、约瑟夫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来对创新的企业家引发的“变化”阐述。 结论：企业家视变化为健康的标准。通常，他们自己并不引发变化。但企业家总是寻找变化，对其做出反应，并将其视为机遇而加以利用。三、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风险是极高的？ 从定义来看，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人产出较高的领域，其中必然存在失败的风险。事实上，许多企业家型组织的平均成功率相当高，与回报想看，足以抵消。举例贝尔实验室和IBM低风险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成功个案。企业家之所以有具有风险，主要是在所谓的企业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大多数人缺乏方法论，违背了基本且众所周知的法则。自己收获是在面对关键问题是，敢于决策。 将事情做好是分内，做出与众不同是需要勇气的。知道企业家创新是存在变化，把变化视为常态，接受它。
创业是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 资源或通过努力对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 价值的过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论文，希望能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论文雨果说；“即使你成功地模仿了一个有天才的人，你也缺乏他的独创精神，这就是他的天才。我们来赞美大师吧，但不要模仿他们。还是让我们别出心裁吧，如果成功了，当然很好，如果失败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创新，是大学生未来的导航灯。大学生要想在人生中有一番作为，就必须及时地给自己注射新鲜的血液与生机勃勃的活力，因为与时俱进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在充满竞争并飞速发展的21世纪更是一个发挥创造性与创造性思维的时代。著名教育家泰勒说：“创造力不仅仅对科技进步有影响，更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哪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发展、鼓励人民的潜在创造性，哪个国家在世界上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才是灵魂和支柱，离开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就不会有知识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培养大批创造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有了创新能力，才可以谈创业。创业是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有益实践，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对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促进就业来说，创业是就业的基础和前提，创业已成为促进就业最积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创业是人们开创事业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型社会行为，是把人生理想转化为社会现实、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最大特征是创新和创造价值。创业是新理论、新技术、新知识、新制度的孵化器，也是新理论、新技术、新知识、新制度形成现实生产力的孵化器。创业是一个复杂、艰难、和极富挑战性的过程，是人们自立、自强的实践活动，对创业者的锻炼和素质提升大有裨益。其中蕴含着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积极人生态度。创业并不神秘。创业不一定要创造全新的生意，也不是学历“多”、知识“深”、智商“高”者的专利。重要的是，创业者对市场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必须专心投入。创业的核心是如何把市场需求和你要做的产品或服务结合起来。要自主创业，建议多从服务行业出发考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性行业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这也正是自主创业者的特长所在，即符合创业者资本小、力量弱的特点。另外，社会进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创业模式，如电子商务（或网络商店）等。现在国家大力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其中的含义是很丰富的，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扶持、支持大学生的创业。大学生创业群体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组成，由于大学扩招引起大学生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一部分大学生通过创业形式实现就业，这部分大学生具有高知识高学历的特点，但是由于大学生缺乏相对应的社会经验，所以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大学生创业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同时也肩负着提高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和社会稳定等的历史使命。在高校扩招之后越来越多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同时，大学生创业就成为了大学生就业之外的一个社会新问题。大学生创业面临着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从地方到地方到各个高校都热情鼓励、支持大学生毕业自主创业。各级政府为大学毕业生创业制定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各高校为大学生创业也积极创造个方面的条件，对有条件的大学生来说，自主创业已经具备了难得的机遇。创业的路子相当的广泛。许多大学生创新意识强，有自己的专利或开发项目，创办高科技企业，是创业的一条理想之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创业之路可供选择，比如，一些毕业生运用自己的专长、特长，个人或合伙开办软件公司、电子商务公司、服装设计公司、技术研发公司、文化艺术宣传公司以及餐馆、书店等等。自主创业的途径：（1）加强阅读。信息来源一是靠纸质媒体，如《经济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IT经理人世界》等；二是靠网络媒体，如政府门户网站、行业协会网站、媒体网站、企业网站等。以增加对创业及市场的全面认识。（2）广泛交流。寻找你生活周围有创业经验的亲戚、朋友、同学网友、老师，甚至还可以通过E-mail或参加一些活动约访企业家或商业人士进行咨询，以得到最直接的创业技巧与经验。（3）实习锻炼。一是在学校学习期间要注意提早参加社会实践，如借助周末、寒暑假等时间兼职打工、求职体验，到相关企业实习，学习企业管理经验、开拓市场经验、风险防范经验、财务管理经验等。二是参加模拟训练。包括校内外举办的各类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书大赛、设计大赛、情景教学训练等。三是实践演练。如试申请办公司、试申请专利、试办著作权登记、试办商标申请、开设电子商务网站、策划组织活动等。四是下到单位或企业实习，在实体单位锻炼一段时间，积累市场经验和实战经验。（4）寻求支持。与当地创业中心、创新服务中心、大学生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科技信息中心等机构建立联系，研究当地政府机构的扶持政策，寻求创业扶持，特别是资金、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支持。
创新创业论文怎么写(一)创业的大学生要注意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创业素质。一些大学生创业者对公司运作的认识过于简单，他们不清楚如何融资、如何做商业上的事务活动筹谋、如何塑造管理团队等，甚至连基本的财务、管理方面的常识都很短缺。因此，在创业前，应该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培训。其次，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既然是在巾场经济环境下进行创业，那创业就必须符合市场规律，不经过市场调研，盲目投资，成功的可能就很小。因此，在创业之前，应该冷静地思考，选择什么行业来做才更接近成功。再次，要多方面了解政策，充分利用改策。对人中专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通常有不少相关的优惠政策，大学生创业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些政策，哪些用度是可以减免的，哪些优惠是叫以申请的:都要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才气在创业之初，节约资金更好发展。最后，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心理脆弱是大学生的通病，遇到一一点挫折和困难就轻言放弃，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创业的道路不可能一-帆区顺，大学生在心理上.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二)大学生创新创业途径:1、构建个性化的学生选拔培养考核体系，使创新创业及实践教有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轨道。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学校应积极更新教育观念，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在人才选拔培养考核过程中，其模式的定位、形式及体系的整合和内容的改革上，要树立以适应性为核心、以个性化为特点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以贴近学生实际、满足学生内在需求为目标，构建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不仅使学生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也给学牛提供更多能够发挥白己潜能的创业平台。2、加强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根本途径。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践是关键。只有把误堂教学所学到的文化知识通过形式多样的误外活动，尤其是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使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真止得以提高。3、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是培养大学生创业及实践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当前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重点。首先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自主创业的深刻内涵，增强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其次要广泛宜传成功企业家和白主创业的先进典型，通过他们的申迹坚定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信心，去开创能发挥一技之长的事业;最后就是要形成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或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体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让大学生的创业动力在具体实践中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使其形成白主创新创业的理念。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义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群体，如果失去了创造的冲动和欲望，仅仅安于现状和守成，那么中华民族最终将失去发展的不竭动力。创业是创业者通过发现和识别商业机会，成立活动组织，利用各种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创造价值的过程。创业具有较高的风险，但也有较高的回报。随着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猛来俗，越来越名的大学生投入到创业的浪潮中，并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大学生创业也因此成为热门的话题。之所以提倡大学生创业，除了创业不失为缓解目前就业压力的一条解决途径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要具有一种敢于开拓的创业精神，以便在以后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你要以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传统行业的创新、企业的创新、自然人的创新、青年人和大学生的创新与创业发展紧密结合，不仅要打造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发展、就业的引擎，更要突出年轻一代的创业并结合实用性的创新。创业必须有创新，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赢得未来。当今大学生要登高望远、放丌胸怀，积极融入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努力发展颠覆性技术，与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与各国创新彼此对接。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市场活力与创造力尽悄释放，推动经济社会始终充满勃勃生机和保持可持续发展。
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他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全球最大科技顾问公司Accenture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全球高级主管心目中，企业家精神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和要穴。正是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引发了20余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呢？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观点，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一个企业，要么增值，要么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报废,创新必须成为企业家的本能。但创新不是 “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创新是企业家活动的典型特征，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等。创新精神的实质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象一名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创新风险是二进制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在美国3M公司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着冒险与失败，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错误，那么什么也别干”。同样，对1939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惠普、194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索尼、 1976年在台湾成立的Acer、1984年分别在中国北京、青岛成立的联想和海尔等众多企业而言，虽然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生长环境、成长背景和创业机缘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在条件极不成熟和外部环境极不明晰的情况下，他们敢为人先，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尽管伟大的企业家表面上常常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超人（superman），但企业家应努力成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强的“结网”的能力和意识。西门子是一个例证，这家公司秉承员工为 “企业内部的企业家”的理念，开发员工的潜质。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人充当教练角色，让员工进行合作，并为其合理的目标定位实施引导，同时给予足够的施展空间，并及时予以鼓励。西门子公司因此获得令人羡慕的产品创新记录和成长记录。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货币只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企业家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彼得·圣吉在其名著《第五项修炼》说到：“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学习与智商相辅相成，以系统思考的角度来看，从企业家到整个企业必须是持续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和终生学习。日本企业的学习精神尤为可贵，他们向爱德华兹·戴明学习质量和品牌管理；向约琴夫·M·朱兰学习组织生产；向彼得·德鲁克学习市场营销及管理。同样，美国企业也在虚心学习，企业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组织，正是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结出的硕果。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英特尔总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意味着在遵循摩尔定律的信息时代，只有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创新，以夸父追日般的执著，咬定青山不放松，才可能稳操胜券。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可以用脚投票，变卖股票退出企业，劳动者亦可以退出企业，然而企业家却是唯一不能退出企业的人。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在20世纪80年代诺基亚人涉足移动通讯，但到90年代初芬兰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诺基亚未能幸免遭到重创，公司股票市值缩水了50%。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公司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毅然决定变卖其他产业，集中公司全部的资源专攻移动通讯。坚韧执着的诺基亚成功了，如今诺基亚手机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已达到35%。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企业家在修炼领导艺术的所有原则中，诚信是绝对不能摒弃的原则。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早就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更是明确指出：“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亦即须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诈欺。”做一个服务者也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是服务者，长松咨询的贾长松曾说过：“头顶着天，脸贴着地”这就是真正切切的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服务好你的每一个客户。“如果你不好好服务你的客户，别人会愿意代劳”“如果你不好好服务好你的男人，别的女人会愿意代劳”。
〔摘要〕领导是学校管理的主体，学校的成败主要取决于领导。有一个好的领导，便有一个好的学校。领导管理学校，一方面要加强自身修养，特别是品格、感情、知识、能力的修养，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并且在此基础上组建“集团式”的班子，实行“团队式”的集体领导。这样，学校就能管理得井井有条，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词〕学校管理；领导艺术；集团式；团队式；影响力；凝聚力；积极性在《管理心理学》中，“领导”一词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作名词，是指“管理者”。即负责某个群体的人；作动词，是指管理、影响人们行为达成群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是对群体或个人施加心理影响，使之努力实现组织目标并与环境保持一致的过程。这里论述的“学校领导”既是指动词意义上的领导（管理），即如何管理学校、学校如何管理，又指名词意义上的领导，即学校的负责人。一、组建“集团式”班子，实行“团队式”集体领导可以说，要把学校管理好，没有过硬的领导者不行。而过硬的领导者必须依靠一个过硬的班子。什么样的班子才过硬？纵观中外学校管理历史，大约有四种班子。一是“家长制领导班子”，这种班子领导者往往缺少有关知识、不精专业、不知心理学，不懂领导艺术，凭个人经验和行政命令办事，唯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二是“硬专家领导班子”，这种班子领导者精通业务，有很高的学业水平。领导者往往是专业课的佼佼者或教研的“领头羊”。在教师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不精管理，工作常常陷于困境。三是“软专家领导班子”，这种班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领导者由懂管理学、心理学的“软专家”充当。管理上有水平、有艺术，能有效地发挥学校各部门的作用，学校管理井井有条，但这种班子成员由于不精专业、缺少与教师沟通的条件，于是难以发挥教师的作用、号召力不大。四是“集团式领导班子”，这种班子是学校领导班子的最佳组合，其特点是班子成员既有懂业务的“硬专家”，又有懂管理的“软专家”，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个集体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适应现代学校发展的需要，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一个学校要管理成功，一方面要铲除“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封建家长制领导，另一方面要避免任用“懂行不懂管理”“懂管理不懂行”的学校负责人，组建一个由“软专家”为主体的专家“集团”实行领导，学校才会长足进展。有了一个好的班子，还要对学校实行有效的“领导”，实现有效领导，关键在于领导者。美国管理学家布莱克和莫顿把学校领导划分为五类:平庸型领导、任务型领导、俱乐部型领导、中间型领导、团队型领导。平庸型领导胸无大志，缺乏上进心、责任心，没有主见，逃避现实，较少关心学校发展，也不关心教师学业与生活，可谓“最差”领导。任务型领导，管“事”不管“人”，只知完成“任务”，不管教师情感、福利，他们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欺上压下。这种领导短期内学校可能有起色，但时间一长，教师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必然影响教职工的“士气”，以致学校管理失败。俱乐部型领导则刚刚相反，只关心“人”，不管理“事”，以为只要与教师关系搞好了，学校任务自然可以完成。其实这是天真、幼稚的想法，因为支持和拥戴，必然好坏不分、善恶不明、黑白混淆，长期以往不利学校任务完成，到头来也搞不好人际关系。中间型领导则把“人”和“事”加起来除以二，推崇“折衷”，走“中庸之道”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处理人事矛盾上，不去寻求对人、事有利的优化策略，而只用“妥协”办法处理，既要影响学校任务的完成，又要挫伤教师的“士气”，两败俱伤当然也不足取。学校领导应为“团队式领导”。这种领导有团结协作精神，一方面关心学校任务的完成、目标的实现，促进学校发展，另一方面又十分关注学校成员的情感、态度、需要、动机，努力寻求问题的优化方法，使关心“事”与“人”互相影响、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统筹解决。二、加强领导者自身修养，做具有“影响力”的领导“影响力”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行为的能力。一个成熟、有威信的学校领导，必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领导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自身修养，因此加强领导者的自身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平心而论，领导者影响力并非只是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权力性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另外传统的“官”念、资历因素等等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这些都难以持久，最让教师心服口服而持久不变的是非权力性影响力，即自身性影响力，或称“领导修养”“领导素质”影响力，如品格、能力、知识、情感影响力等等。一个领导适当地运用“权力性影响力”，可使教师产生敬畏感、敬重感、威严感、服从感，但这是短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意识的提高，这种“权力感”越来越淡化。所以非权力影响力就显得愈来愈加重要。一个好的学校领导不能停留在靠“权力”去影响教职员工，而应当靠“自身的”“自然的”“非权力的”因素去影响别人。学校领导者自身修养因素包括很广，据1987年国防大学出版社的《校长素质》一书调查，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工作能力、业务知识是学校领导“自身素质”最重要的五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学校领导只有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完善人格，懂业务，积极工作，不断提高自己工作水平，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国外对领导者素质培养十分重视。心理学家斯托格迪认为，领导者应有十个方面素质:才智；强烈的责任心和完成任务的内驱力；坚持追求目标的性格；大胆主动的独创精神；自信心；合作性；乐意承担决策和行动的后果；能忍受挫折；社交能力和影响别人行为的能力；处理事务的能力。现代美国心理学家吉色利则认为领导者应具备十三个方面的素质:管理能力；智力；创造力；自我督导；决策；成熟性；工作班子的亲合力；男性的刚强，女性的温柔；职业成就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行使权力需要；高度金钱奖励需要；工作安全需要。 概括中外学者的研究，我认为一个领导，其品格、情感、知识、能力四方面素质最具影响力。第一，品格因素。校领导的道德品质、人格特征及各种作风最具有响力。有人说，要做好领导，先学好做人。“做人”是从事任何工作的条件、基础、前提，这是很有道理的。学校领导谦逊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吃苦耐劳、治学严谨等等都能给师生留下美好印象，以至自觉地去模仿，从而他的权威与影响力大大提高。第二，感情因素。感情是情绪与情感的总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的反映。领导的感情不但有吸引力，而且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就这点而言，学校领导必须处理好与教职工的“人际关系&r可以说，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不是对下属关心备至的，没有一个坏领导与下属关系是和谐愉快的。由此可知，领导与下属关系密切，下属对领导有亲切感。领导待师生员工和蔼可亲，那他的影响力自然扩大。反之，领导盛气凌人，与下属关系紧张，自然就会失去影响力。第三，知识因素。这一点即《校长素质》一书中讲的业务知识因素、斯托格迪尔讲的才智因素、吉色利讲的智力因素。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务认识思维的结晶，是人聪明才智的源泉。没有知识，就没有智力、能力。毋庸置疑，领导是个“硬专家”，懂业务，有丰富的知识，教师自然会钦佩，领导也自然具有影响力。第四，能力因素。前面所引述的《校长素质》、斯托格迪尔、吉色利领导素质中，能力素质所占比例最高，可知其重要性。如果把学校领导能力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校管理能力；二是处理人际关系能力；三是指导教育、教学能力。一个学校领导这三个方面能力越强，他在教师中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有较强能力的学校领导，不但会给学校的事业带来成功、发展，而且会使教师产生敬佩感、安全感。三、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富有“凝聚力”的群体学校是个群体，群体需要“凝聚力”。而有凝聚力的群体形成又建立在良好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上。什么是人际关系？从理论上说，它是指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通过交往所形成的彼此之间比较稳定的心理、行为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学校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学校成员心理的健康发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可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它也是巩固和发展学校组织的有力保证。怎样处理好学校的人际关系呢？首先，领导要借助“交往”，进行“沟通”。交往是人们交流信息、消除陌生感、加深了解、获得肯定感情的途径。其次，领导要利用“人际吸引”，密切人际关系。所谓人际吸引，即人与人之间友好、亲近和喜欢的心理现象。人际吸引因素很多，如接近因素（地理位置接近的较容易建立人际吸引）、才能因素（有才华的人容易产生吸引力）等等。作为学校领导要利用各种因素、创造各种条件搞好人际关系。再次，适当满足成员需要，增加人际关系的活力。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总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才进行交往、从事共同活动的。或者说，满足需要是形成人际关系的动因。只有适当地满足人们正常需要，人际关系才富有活力。另外，一个成功的学校领导，还会利用内部外部条件，使群体富有“凝聚力”，比如教师的魅力、教师间的团结协作等内部条件可以增加凝聚力；又如群体外部压力、群体社会地位等外部条件也是凝聚力升降的一个标志。四、学点心理学，调动学校成员的积极性学校是当代学校，教师是当代教师，当然学校领导也要成为“当代”领导。什么是当代学校领导？当代学校领导最基本的特征，便是熟知心理学、运用心理学于学校管理。心理学涉及范围广、内涵丰富，但概括起来，学校领导应从需要、动机、感情、态度等方面认真把握、熟练运用。（一）适当地满足教师需要，是调动积极性的关键需要是未满足的欲望、要求或由剥夺而引起的人的内部紧张状态。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个方面。概括地说，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或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就要适当地满足教师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另外，还要知道，教师的需要除与一般人共同需要外，有其独特的地方，如物质需要的朴实性、发展需要的稳定性、自尊需要的迫切性、成就需要的强烈性等等。《教师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学校里教师的需要是不同的，要分别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一般地说，青年教师安全需要要求不大，交往需要则大为强烈，发展需要占首位；中年教师与青年教师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如安全需要需求不大，交往需要则稳定在学术、工作和一些社会活动上，在各种需要里中年人成就需要居首位；老年教师则不同，安全需要需求突出，交往需要逐渐淡化，而尊重需要跃居首位。如果学校领导懂得这些心理，分别对待、适当满足，自然可以大大调动各类教师的积极性，从而管理好学校。（二）深入地了解教师动机，是调动积极性的前提驱动人们行动的力量叫动机。人的行动有时是无意识的，这种行为无目的、自己也不理解，难以持久。而有动机的行为是“意识行为”，是有目的的，自己会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争取行动成功。因此，动机会带来强大的“积极性”。就心理学意义而言，对一个人的动机有影响的主要是需要、兴趣、价值观和抱负水准。如何把这些非智力因素与教师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认为以下两点至关重要:1．教师职业的意义。让教师明了其工作是与国家命运、人民幸福休戚相关的事业，意义重大，由此培养理智信念及对社会贡献感、责任感、义务感。2．教师职业的情绪。培养教师对教书这一职业的兴趣，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将工作视为自己智力与体力的活动来享受，产生成就感、趣味感。（三）培养教职工积极健康的感情，是调动积极性的基础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积极、健康的感情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基础，而消极庸俗的感情则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心理学研究表明，感情对人的工作有推动作用，对人的智力有激发作用，对人身心精神有调节作用。学校领导要利用积极、健康的感情来激励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如何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呢？第一、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教职员工保持乐观愉快的心境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第二、创造优美的校园环境，让教职员工住上舒适房子，安居才能乐业、工作才能舒心。第三、做好教师消极感情转化工作，变挫伤为激励，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四）促进教职工良好态度形成，是调动积极性的条件态度是影响学校成员行为的重要因素，是人际关系的调节剂。如果教职员工对学校的人、事保持良好的态度，就会大大提高学校成员间的凝聚力和积极性。 作为学校管理者要不耻下问，亲近体贴教职工，消除误会，赢得学校成员的支持、尊重。作为学校管理者还要学会转变学校成员的不正确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每个教工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综上所述，作为学校管理者的“领导”，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与成员搞好人际关系，运用激励手段，调动学校成员积极性，组建“集团式”班子，实行“团队式”的集体领导，才能真正把学校管理好，领导好。
领导是组织活动不可缺少的特定功能和组织行为过程。领导者是组织的领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走在最前,指引战略目标);是组织的统帅(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的中枢);是组织的导师(组织使命与宗旨的开创者、倡导者和传播者);是组织行为凝聚力的核心。领导作为组织行为过程,它是靠领导者的具体行为实施和实现上述功能的过程。领导者由组织的决策系统和权力系统构成,被领导者包含组织全体成员。因此,领导的实质是权力——决策权、组织权、指挥权、人事权、奖惩权等。领导者的作用是制定、落实组织目标;指导组织设计和人员配备;维系组织运行和推动组织生长;整合组织各项管理职能。领导者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形成领导功能的过程。这既是一门有着具体操作规范的科学也是一门包含着人文关怀的艺术。领导过程要讲科学、讲艺术就与领导者的素质密切相关。领导者的素质是相对于被领导素质而言的一个相对标准,表现为高于被领导素质的内容与差距。首先,领导者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觉悟要比被领导者高,承担起社会、组织赋予的责任,光明正大、克己奉公。其次,领导者的知识与文化修养与被领导者相比较,有整体的水平差异和结构特点——理工科知识解释自然界的奥秘,有助于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使人长于思考”;经济学与管理学使人了解人类社会的内幕等……领导者无论以上述的哪一个知识点为中心整合自己的知识结构,都能够表现出超出被领导者的知识水平与特点。最终,领导者的素质必须实现为高于被领导者的能力素质——智商、情商、体质、性格、经验所决定的——判断、决策、敏锐、洞察、模仿、表达、感染、学习等综合能力。上述表达的领导者素质的差异,在领导行为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依据的是科学而不是迷信的话,领导的权威就是从根本上来源于这个差距。如果这个差距逐渐缩小、淡化、趋于消失,领导权威是否会随之缩小、淡化、趋于消失。在一个人们的觉悟、知识、能力差异越来越淡化,而个性化却越来越强化的新人类社会中,领导权威的新的生命源泉只能是属于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领导者素质转化为艺术的关键。尼采认为艺术的灵魂是酒神精神;黑格尔认为艺术属于非理性范畴;心理学认为艺术来源于灵感、性格;社会学认为艺术来源于人的阅历、实践。运用弗洛依德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艺术,艺术应当是知识、文化修养和能力素质在人的潜意识中整合的产物,然后直接由“本我”升腾到“超我”的生命体验。凡是艺术,必有使灵魂震颤、使生命感动的力量。但艺术能够直接进入人的心灵并使之震撼、使之感动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善良、喜剧?还是丑、残忍、悲剧?或许(泛艺术观)应当是两者共有的对生命、自然和生活的敏锐、深刻、细腻的揭示与刻画。如果我们像弗洛伊德那样(抛开艺术)深入到人的精神或意识世界,去探讨人类心灵的震撼与感动的原理时我们会发现宗教、迷信、艺术甚至科学都具有同样的心理机制。“彼能是,而吾所不能是”的个体差异越大,由此差异产生的神秘感和好奇心就越具有震撼和感动心灵的作用;“本我”与“超我”的反差越大,揭示和连通该反差的精神载体就越具有震撼和感动心灵的作用。领导者的学识、修养、能力以及自然条件综合而成的个性,是形成领导艺术的要素和源泉,但领导者的学识、修养、能力又不能直接构成领导艺术(直接构成的是领导功能);这些要素要通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整合为领导艺术,即通过艺术机制的人格化、个性化去唤醒和揭示被感染对象的“本我”与“超我”的反差,进而再连通这个反差。领导的功能只有通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才能转化为领导艺术。历史上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他们的个人素质与普通人相比绝非天壤之别,但他们却善于调动领导群体内的各种素质资源,善于将领导群体的整合素质集中于个人魅力之中。久而久之,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下级或下级的下级,都已经被这个巨大而又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所倾倒(晕轮效应)。领导者在执行领导职能、形成领导功能的过程中,使职能作用和功能过程艺术化,就是赋予该作用和过程同艺术一样的震撼人心的心理要素,形成同艺术一样的震撼人心的心理效果。领导艺术决不同于领导的技术或技巧。领导的技术或技巧是执行领导职能和形成领导功能时,能够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举重若轻的方法、窍门和程序,对于领导工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用。但领导艺术的效用却绝不仅仅于此。如果领导工作和功能通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上升到领导艺术的境界,它就可以借助精神与艺术特有的晕轮效用直接撞击被领导者的心灵。此时,领导者的任何倡导和说教,都说到被领导者的心上了,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使命;领导者的任何决策,都和下级想到一起了,而且比下级更加高瞻远瞩,令下级心悦诚服;领导者的任何命令、指挥与协调,下级都觉得非常高明,而且是他们非做不可的事,因此会不打折扣地去执行……被领导者怎么会这样地盲从?因为他们意识中抽象的“超我”已经被具体和世俗化的领导者人格魅力及其形象所取代。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领导科学都应该是一门指导实践意义上的科学,这样才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领导科学在走向领导艺术的过程中,只要再向前多走半步便容易矫枉过正。而仅仅这半步超越,也足以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理进入病态。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病态现象比比皆是,就像那些追星族追星一样,哪还管你唱得是否跑调,只要一听就心情激荡;哪还管你长得是否五官协调,只要一想就热血沸腾。因此在实际的领导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盲目的主观意识占到上风。
1500也不多啊，就两篇高考作文而已…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卒中与神经疾病、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中国卒中杂志、脑与神经疾病杂志、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是属于核心期刊，《中国神经精神病杂志》查不到。应该是假刊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临床研究95篇()，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篇。本阶段特点：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临床研究541篇()。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5/292)、60年代占(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