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唐朝历史的书知乎1.给我推荐一本写唐朝历史的书吧,历史性的,最好写的很详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p)'l《唐史十二讲》黄永年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汪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西域传》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五代）王仁裕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唐）李肇赵璘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N/《唐代的外来文明》（美）爱德华?谢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朝文化史》徐连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政治学院）《幻术奇谈》周楞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著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A&Y0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罗香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孙映达单周尧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K(H-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王永平著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王文宝著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唐代对外关系研究：；《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q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中华书局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唐史论丛》2、3、6、7辑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汪习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孟宪实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吴功正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梁鸿飞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彬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2.请推荐讲唐朝历史的书籍幽默风格的：1、与当年明月同为天涯网友的宗承灏创作《大唐帝国——正说唐朝三百年沧桑与辉煌》2、《朱温灭唐》3、《大唐帝国的兴亡——一个巅峰王朝的全景史诗》4、《李世民的七宗罪》正史篇1、《资治通鉴》2、《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隋唐卷蔡东藩3、《旧唐书》4、《新唐书》5、《帝国的正午》赫连勃勃大王传记篇1、《755——中国历史的转折》2、《细说唐朝》黎东方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4、《天可汗时代》电视剧《贞观长歌》、《武则天》、《隋唐英雄传》、《大明宫词》、《大唐歌飞》《唐明皇》、《大唐情史》、《秦王李世民》。3.写唐代历史的都哟哪些书基本史料新旧唐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隋唐史》汪篯：《隋唐史论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宝祥：《唐史新探》胡如雷：《李世民传》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唐长孺：《隋唐制度三论》等等张国刚：唐代官制。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弓：唐朝？}？[制度初探。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章群：唐代蕃？⒀芯？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郑学檬主编：唐文化研究。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日]铃木俊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宾。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汪篯隋唐史论稿。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文选）。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何汝泉：唐代转运史初探。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岑仲勉：唐史馀？c·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林英：唐代拂菻？舱f。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大唐开元礼。唐研究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侯林柏：唐代夷狄边患史略。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唐代的行政地理[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家广：唐人风俗。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唐代交通图考·。4.关于唐朝历史比较好的书籍如果你是单纯想了解唐代历史的话，建议你看《旧唐书》和《新唐书》两部先了解唐朝历史，再看一看《贞观之治》是一本还原了隋末唐初历史的一部作品，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见解与评论，很有见地，接着建议你看一下各位君主的传书，如《武则天》《长恨歌》······但是像《隋唐演义》之类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类就尽量别看，因为可能会造成你对史实的误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喜欢看艺术类的，市面上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看一下《图说天下·隋唐五代》，很适合学生和学者看的。
唐朝之亡，究其原因来说是很复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出在政治制度上~自秦朝以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国家的政治形态尽管已经建立了起来，但并没有得到巩固，其间多有反复。从理论上说，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上有绝对的调度控制能力，但事实上，自两汉以来，却很少有真正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两汉四百多年里，外戚一直是最大的政治势力，其次是从东汉中期才兴起的宦官势力，同时，士大夫也在逐渐得到一部分政权，这些其实严重的影响了君主专政制度。在地方上，两汉时代尽管尽可能的削减封国的力量，但是封国还是有着一定的势力基础，更别说地方上的将领有割据一方的潜在危险。在东汉末年，这些矛盾有过一次集中的爆发，就是因为黄巾民变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于是天下大乱。而后几百年的大分裂时期，地方上的将领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兵力和权势，这在两晋表现的最为突出~同时，在魏晋时代，随着门第世家的兴起，士大夫集团逐渐走向堕落，而外戚和宦官却始终没有真正的退出政治舞台，只是在表现上大有差别，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隋朝的统一和唐朝的建立。应该说，尽管从政府机构和行政制度上唐朝在此前历朝历代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和修正，但在立国方针策略上，唐朝并没有什么突破，以前的矛盾根源不但继续还在，而且甚至更加表象化唐朝的辉煌，主要体现在其文治武功上，但其内在的隐患是很剧烈的。武则天称帝，这是至汉以来外戚政治发展到极至的一个体现；中唐以后的宦官逐渐掌权甚至掌握军权，这是自秦汉以来宦官政治发展到极至的有个体现，中唐时的牛李党争，这是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个集中体现，显示出士大夫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最致命的矛盾还是在地方上，自安史之乱后，以河朔四镇为首的地方藩镇们逐渐取得了割据的地位，这也是因为自两汉以来，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完全的对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所以还谈不上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唐朝建立之初，以其生龙活虎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但一旦上层建筑出现了动摇，所有的潜在矛盾难免不一并爆发，而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的一个导火索。最终，老态龙钟的李唐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终于被藩镇之一的朱温所推翻。到了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李唐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废除门第世家，空前强化君权，并将地方上的军事财政等大权完全收归国有，于是才彻底的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国家，宋朝也没有重蹈李唐败亡的覆辙，当然，这是以牺牲军事力量为代价的!
安史之乱之后农民起义军越平越多，连年干旱，外忧内患，中央力量越来越弱，各路军阀割据土地，开始了藩镇割据，大唐被四分五裂。最后朱温灭了唐哀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
杜甫 （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 “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望岳 【题解】 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这一首是望东岳泰山。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 “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诗即写于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原文】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兵车行 【题解】 见《杜工部集》，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年，唐征伐作战，大肆征兵，致使民无宁日。杜甫有感于此，作《兵车行》以抒其愤忿之意。 【原文】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春望 【题解】 唐萧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皇帝位，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只身投奔，途中为安史叛军所俘，押往长安，次年春天才得脱身。在被迫留居长安的日子里，他写了许多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诗篇，或感时忧国，或思家念亲，《春望》就是作于此时的一篇代表作。 【原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石壕吏 【题解】 见《杜工部集》。为《三吏》之一，作于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后，唐由盛变衰，国不成国，民无宁日。是年，作者经新安、石壕等地流离迁徒，目睹官吏征丁后有感而作。《三吏》，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石壕，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 【原文】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新婚别 【题解】 杜甫“三列”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采用独白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原文】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忽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白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蜀相 【题解】 见《杜工部集》。约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是年暮春，杜甫搬到浣花溪草堂，得暇赴成都武侯祠游览、凭吊，作了这首《蜀相》，以抒述婉惜之情。 【原文】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春夜喜雨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在成都所作。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 【原文】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公元761年，时值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得亲友资肋，于成都西郭外浣花溪畔盖一草堂，以安顿其家。翌年八月，草堂为秋风所破，杜甫百感交集，作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 【原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拗。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 【题解】 见《杜工部集》。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于林中，其将田承嗣，李怀仙皆举地降。至此，河南、河北地区相继收复。时杜甫寓居梓州（今四川三台），乃作此诗。河南河北，指今洛阳一带及河北北部。 【原文】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绝句四首（其一） 【题解】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这一首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原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旅夜书怀 【题解】 《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65年）写的。 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 【原文】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高 【题解】 见《杜工部集》，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时其流落夔州（今四川奉节）。古九月九有登高习俗，此诗即杜甫登高有感而作，抒写其长年飘泊、老病孤愁之感。 【原文】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江南逢李龟年 【题解】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乐师。杜甫年青时在洛阳曾听过他的演唱。晚年飘泊江南后，杜甫竟与乐师异地重逢。这时候距“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 已经十多年了，诗人和李龟年都是晚年了，在这样的境地相逢，有回忆，有伤感。于是，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原文】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朝在玄宗天宝年间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史，统称为是天宝十节度，其中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最终发生了叛乱，是为安史之乱。
那么在天宝年间，唐朝各大边镇的军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除了叛唐的边镇外，其余的边镇又是什么状态呢？
一：西域边镇
所谓的西域边镇指的是唐朝在西北设立的两大节度：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数万唐军灭掉了高昌国，并在此建西州都护府，随后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自此开始经略西域。
最初唐军只是在西域建立了几个军事据点，并没有常驻大量军队，整个西域的常备唐军只有数千人，有战事时再从内地发大军。
唐军常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辖地范围却极大：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州府，统辖八十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
但是不久之后，吐蕃崛起，其不光在青海一线与唐朝展开了激烈争夺，也将兵锋指向了西域，唐跟吐蕃在西域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时间，终于到了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正式派出三万军队常驻西域。
自此到安史之乱时，吐蕃再也没能染指西域。
西域最初为安西都护府辖地，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此时的北庭都护府要从属于升格的安西大都护府，后者直接管理西域其他地方。
到了景云二年(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开始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随后唐玄宗又先后设立了北庭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其中：
北庭节度使，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
唐玄宗时在边镇已经用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由于安西及北庭的唐军驻防要点均在绿洲及水源地附近，其有大量屯田，因此很多募兵实际上是以西域为家的，其作战积极性很高。
而安西、北庭为产马地，因此这里的唐军步兵也均有马匹。当时唐军兵器铠甲世界一流，当然也比较重，步兵有马可提升安西、北庭军团的机动作战能力，而步兵尚且有马，骑兵的马匹质量就更高了。
唐玄宗时期，北庭军的任务是对付西突厥余部中不服从唐朝的部分；安西军的任务是向南切断吐蕃和西域诸国的联系，同时也有在中亚方向对突厥系部族的作战任务。
安西军和北庭军有时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突骑施汗国内乱，唐玄宗令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统率北庭、安西军攻击。北庭唐军在索虏城击破吐火仙可汗军；安西唐军则偷袭怛罗斯城成功，击破了黑姓可汗尔微特勒。
天宝年间，高仙芝统率安西军，先后取得了讨伐小勃律、朅师国、石国、突骑施等国的军事胜利。
通过这些战争的胜利，高仙芝不仅“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而且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右羽林大将军的荣誉。
随后高仙芝率安西军征战怛逻斯，以两万唐军便和大食军及当地联军对战五日不落下风，但葛逻禄人突然倒戈，致使唐军战败，高仙芝带着数千人突围成功，返回了安西。
此战虽然损失不小，但是安西军的实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不久后继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接着率安西军出征大勃律和播仙。
安西和北庭虽是距长安很远的边镇，而且军人编制中不少都是来自当地部族，但是对唐中央却是十分忠心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北庭军抽掉了一万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回师平叛。
唐肃宗见到李嗣业统率的安西精兵之后，非常高兴，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
而从安西、北庭行营军对安史叛军的作战来看，其素质是要高于叛军的。
史载：李嗣业（安西名将）“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之后，安西军“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当时，见到安西军的杜甫兴奋之余作诗，其中有：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之语。
而安西、北庭军的著名将领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等人均死于平叛战争中（高封二人为唐玄宗所杀）。
二：西北边镇
唐高宗时，吐蕃崛起，并对唐展开全面战争。
唐军最初的策略是一战而定，先后以薛仁贵率五万大军进军，后又命李敬玄率十八万唐军在青海与吐蕃决战。
但是高原特殊的地形使得来自平原的唐军难以适应，而且吐蕃都城路途遥远，唐军补给无法跟上，一战而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在青海和河西走廊一线与其展开全面争夺战。
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军队府兵制度的崩坏，战斗力下降严重，尽管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无法压制吐蕃进攻。
唐玄宗时为针对吐蕃作战，专门设立了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
河西节度使，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
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和陇右节度使经常为一人所担任，将近十五万募兵直接对吐蕃作战，使得吐蕃的攻势被死死卡住。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陇西节度使李祎统率唐军进攻吐蕃。
李祎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信安王，他率领唐军“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
由于石堡城被攻下，“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第二年吐蕃便开始向唐朝求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和吐蕃重新开战，唐河西军入其境2000余里；吐蕃反攻，“希逸（河西节度使）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号威戎军”。
随后河西军萧炅“遣将追尾，有云出军上，白兔舞，大破吐蕃”；陇西方向，杜希望“发鄯州兵夺虏河桥，并河筑盐泉城，号镇西军，破吐蕃兵三万”；获得了全面优势。
但不久之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的那个盖嘉运将军担任，此人疏于战备，丢掉了石堡城。
吐蕃得到了石堡城之后，又转向对唐的主动进攻。
唐军屡攻石堡城受挫后，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
天宝八年（749年），唐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拿下了石堡城，随后乘胜又夺取了洪济、大莫门、五桥、树敦城，再加上青海湖上龙驹岛修筑的应龙城，唐军再次形成对吐蕃的全面优势。
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又请立浇河、洮阳两郡并建立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天成、振威、神策八军，唐军在高原进一步推进。
除了在西北设立的针对吐蕃的两大藩镇外，在这一方向还有针对后突厥的朔方镇。
朔方节度使，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东部突厥集团在唐太宗时便被击败，并归附唐朝，但是其势力在唐高宗末年再度复兴，是为后突厥。武则天时期，由于战略失误，甚至还赐予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及六州降户数千帐。
后突厥得以迅速扩充实力，其巅峰时期控制了整个漠北，控弦之士达四十万之众。
面对严峻的北边形势，朔方镇是极为关键的，因此常驻了六万多唐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养子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此人父亲便是唐军勇将，在对吐蕃作战中战死，因其年幼，被唐玄宗收养，青年时期便以勇悍擅战扬名于河西。
镇守朔方后，王忠嗣巧妙使用间谍，挑拨后突厥各部关系的同时，也刺探了大量精准情报，因此朔方军每次出战必定能以极小代价取得胜利。
天宝元年（742年），王忠嗣率军击破奚族武装，同年又“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后突厥）米施可汗走之”，朔方唐军趁机出兵“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馀帐入朝”。
天宝二年（743年），王忠嗣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
天宝三年（744年），朔方军又破后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
天宝五年（746年），后突厥灭亡。
王忠嗣练兵极严，但对士卒极好，因此朔方军是当时唐边镇军中的强军，唐军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等人都是他的部下。
河西、陇右、朔方三镇对唐中央也是十分忠心的，尤其朔方镇军可以说是王忠嗣一手带出来的，由于他跟太子李亨是幼年好友，虽然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但李亨还是能以朔方军为基干平叛，并在其治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这西北三镇的部队同时也是针对安史之乱平叛的主力军。
三：南方边镇
唐高宗时，与吐蕃的战争全面开打，其中除了青海主战场外，还有两大分战场，一个是之前提到的西域，还有一个就是四川。
因此，唐军也加强了在四川西部的防御，作为牵制吐蕃的一条重要战线。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剑南支度、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被升为剑南节度使。
其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
天宝年间，吐蕃已经被全面压制下去，在此之前剑南军还收复了安戎城。
但此时，依靠唐王朝力量统一的南诏国却崛起了，其本身是唐朝的附属国，但由于唐朝地方官与南诏的矛盾加剧，使得南诏兵戈相向，剑南战事开启，是为天宝战争。
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戎、巂州，往击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请和，请还其所虏掠，表示愿意归附于唐朝。
但是鲜于仲通不允许，进军至西洱河，兵临南诏首都大和城，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
剑南镇兵额仅三万九百人，鲜于仲通哪儿来的八万人？这其中一方面有夸大唐军数量及死伤的因素，同时也有剑南镇征发临时军人及部族武装的缘故。
此战后，南诏投向吐蕃，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南诏首都太和城，全军覆没。
天宝战争是当时的宰相杨国忠主导的，李宓所率的部队中除了剑南兵外还有从两京以及河南河北招募的士兵。这些兵不适应云南地理环境，实际上在正式作战前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难以达到正常的作战状态。
同时这个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可能也有所夸大。
这主要是因为天宝战争是杨国忠主导的，而此人为世人和史家所厌恶，因此不乏有夸大唐军损失，以突出杨国忠之罪的因素。
但是尽管如此，剑南镇在天宝战争中的损失惨重是毫无疑问的，这使得后来的安史之乱中，剑南镇无力支援平叛，但该镇对唐也是忠心的，唐玄宗入成都即是证明。
唐朝时期，虽然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朝廷的赋税、粮食大多出自江南，但是却没有在这里驻扎重兵。这主要是没有对手的缘故，同时相对来说，南方当时的人口密度还不是很大。
唐玄宗开元初年，安南梅玄成起兵叛乱。唐朝派出的是太监将军杨思勖，史载：
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
杨思勖这个人虽然是个太监，但是武力值超高，曾在宫廷政变中砍翻过禁军将军，后来在唐玄宗上位时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右监门卫将军是高力士）。
开元十二年（724年）、十四年（726年）、十六年（728年），杨思勖又三次统军出征，三战三捷，擒杀敌军超过10万人，自己也因功升至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杨思勖治军严厉，“将士惮服，莫敢视”，对自己人比较狠的同时，太监将军对敌军更为残忍，“所得俘，必剥面、皦脑、褫发皮以示人”。
在杨思勖的军事打击下，南方叛乱被平定。后来唐玄宗为了防止叛乱势力死灰复燃，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
其治所在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四管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很明显，其兵员是比较少的，但是兵虽少，却对唐中央极为忠心，没有出现秦朝末年中原大乱后，岭南军队割据自立的情况。
安史之乱爆发后，岭南虽然兵少，但依然回军平叛。
四：叛乱边镇
唐朝在东北方向原本是针对高句丽和朝鲜半岛作战的。
唐太宗时期，亲征高句丽，发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
此战的结果虽然未能灭掉高句丽，但是战果很大：
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唐高宗继位后持续对高句丽用兵，并且出兵朝鲜半岛，灭掉了百济国，同时还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日本军队，这也是中国和日本军队的第一次大战。
百济灭国后不久，高句丽也被灭，唐朝设立安东都护府。
由于新罗逐步蚕食，同时唐的精力主要开始对付吐蕃，因此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辽东，新罗随后也依附唐朝，东北边境暂时安稳。
武则天时期，契丹叛变，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在随后与契丹的战争中，武周（唐）军队损失惨重；几乎与此同时，靺鞨人又建立了震国，势力最盛时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
因此，武则天被迫开始在河北、辽东、山西屯驻重兵以针对北边局势。
唐玄宗开元初期设立幽州节度使针对这一方向，因为渤海国受唐册封并交好，因此幽州军主要是对付契丹和奚族武装。
开元后期，唐军名将张守珪坐镇幽州，其任上几乎打残了契丹武装，并将幽州军锻炼了出来，但他同时也重用起了胡人安禄山，开元末年安禄山已任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本为胡人，因盗羊被抓即将被乱棍打死时，得到了张守珪的注意，随后命其抓俘虏。
由于安禄山“知山川水泉处，尝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守珪异之，稍益其兵，有讨辄克，拔为偏将”。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幽州节度使改为范阳节度使，并且分出了平卢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使，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而安禄山不久后则担任两镇节度使，统辖这近十三万精兵。
那么安禄山的军事水平如何呢？
安禄山在张守珪麾下时曾有骁勇之称，但其专长不在于此，而在于诡诈，其常常通过诱等方式来斩杀契丹人，但是这种方式小打小闹还行，大规模战争中就不一定管用了。
天宝十一年（752年）率兵讨契丹，结果“士略尽，禄山中流矢，引奚儿数十，弃众走山而坠”，后来“庆绪、孙孝哲掖出之，夜走平庐；部将史定方以兵鏖战”，这才将安禄山救回来。
但是安禄山虽然在战场上不如天宝年间的其他名将战绩显赫，其诡诈却超过了所有人。他一方面贿赂朝中大臣，另一方面以自己为胡人、不识文字，通过装蠢来降低皇帝及大臣对自己的警惕，由此获得了唐玄宗及宰相李林甫的信任。
而在边事上，安禄山随后又得到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此职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代州、岚州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不过，安禄山实际上不能控制河东镇的全部兵马。
此外，安禄山又用手段迫使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叛逃，此人为突厥九姓首领，后来被葛逻禄人所杀，部众则被安禄山收编，其又得精兵一批，史载：已得布思众，则兵雄天下。
结语
天宝初年，经过王忠嗣朔方军的打击，后突厥已经灭亡，奚族强悍的怒皆部也被打残，契丹经过屡次打击后已经大伤元气，虽然也将安禄山打败过，但无力威胁唐朝边镇。
因此，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约十八万大军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强大对手的。
当时其余各边镇的情况是，西域远在天边；河西、陇右被吐蕃死死粘着；剑南在征南诏时损失惨重；岭南兵少且地处边远；朔方军当面又兴起了回鹘。
各镇都有比较强的假想敌或者地处边远，而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却闲着没事，安禄山的基本盘范阳镇到长安的距离只有如今的半个河北、一个河南及半个陕西。
这条路线大部为平原，适合骑兵冲击，而且没有重兵驻守，朝廷在长安的中央军又烂得不成样子。
因此叛军之所以敢叛乱，也就是吃准了中央军不能战，其他边镇短期内无法回援，打得是时间战，时间越快打到长安，那么叛乱就成了。
而当时十大边镇中真正有叛唐之心的只有三个边镇（实际为范阳、平卢和半个河东），其余的在当时都是忠于朝廷的。
在实际操作中叛军所过自然是势如破竹，一路横扫河北、河南，并占领了东都洛阳。封常清率临时招募的部队败退后，与高仙芝汇合坚守潼关。
此时只要坚守潼关，等待其他边镇大军回援，安史之乱就平定有望。但是唐玄宗太急躁了，先是斩杀了高仙芝、封常清，接着又强令哥舒翰出战，以至于葬送了集结起来的兵力，还丢掉了长安。
因为都城的丢失，再加上后来唐肃宗平叛部署的失误，使得中央势微，安史之乱未能彻底平定，反倒造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唐朝由于无法集中全国之力，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强盛了。
说起剑南春酒，就会使人想起了西蜀文化古城——绵竹。
绵竹地处天府之国的西北隅，在唐代，是剑南道的辖县，盛产稻谷，美酒，素有“七十二洞天福地”之称。 绵竹，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数百眼清泉星罗棋布，依山傍水，是避暑旅游的胜地。 俗话说，“名泉必酿美酒”。
千百年来，绵竹盛产佳酿不绝，盖源于“玉妃溪” 溪水不断。唐代把绵竹产生“剑南之烧春”作为皇帝专门享用的贡品，奉送到宫廷。
唐代诗仙李白闻讯赶来，在绵竹狂喝豪饮，连连数日，忘了归途。最后，盘缠用尽，无钱沽酒，于是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大曲，到明清之际，已远近闻名。它最早是由“朱天益酢坊”酿造（坊主朱煜，陕西三原人氏）的，迄今已逾三百余年。
绵竹大曲是酒中珍品，味醇香，色清白，状似清露。它夏能清暑，冬可御寒，能止呕吐，除风湿瘴气，其功效超过人参。
清代经学家李德扬说：“代仪充土物，却病比人参，盖纪实也。惟西南一线泉脉可酿此酒。”
（《函海》）一线泉即玉妃溪。 清末民初，绵竹大曲有较大发展。
1922年，曾获四川第七次劝业会一等奖。1928年又获国货展览会奖章。
就是在清朝中期，也很有名气，乾隆年间，官拜太史的罗江人李调元，遍游中国，写了《童山诗集》，其中有“天下美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之句。 建国后，党和 *** 十分关心绵竹地区的酿酒事业。
1951年，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厂成立。该厂成立后，科技人员发掘整理民族工艺宝贵遗产，通过技术革新，融人现代科技，酿造出了超越原来绵竹大曲品质的新产品一一剑南春。
其产品透明晶亮，气味芳香浓郁，口味醇和甘甜，清冽净爽，饮后余香悠长，并有独特的曲香。 它集芳、浓、醇、冽、甘五味于一身，形成独特的风格。
这种风格除选料精细，制曲讲究，工艺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天然矿泉水质的纯净、清澈、甘甜。“今朝飘香神州，明朝醇醉世界”是剑南春人的奋斗目标。
1958年正式命名的“剑南春酒”，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1967年金榜题名，荣获国家优质金奖；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海外，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名酒”。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绵竹县，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 多年前的唐代。
史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除州郡 制，改益州（今四川西部地区）为剑南道，当时的绵竹县属剑南 道，故这里生产的酒被誉之为“剑南之烧春”，闻名于世，成为 朝廷独享之贡品。 据传，当年李白为了喝到“剑南烧春”美酒， 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美谈。
北宋文豪苏轼曾作《密酒歌》赞美绵竹生产的酒以“醇酽”著 称。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陕西三元县人朱煜来到绵竹开 办大曲酒作坊，以后又有几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绵竹县 志》载，当年生产的大曲酒，“色洁白，状若清露”，这种清露酒 又称绵竹大曲，是今剑南春酒的前身，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5月在私营作坊的基础上改造建 立了地方国营绵竹酒厂，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发生产剑 南春酒系列。
1958年，剑南春正式问世，1984年绵竹酒厂改名 为剑南春酒厂。1994年由剑南春酒厂出资投人，7家企业参股， 改制为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剑南春牌”，外销注 册商标为“长江大桥牌”。
剑南春酒的原料为高粱、大米、小麦、玉米，采用浓香型传 统工艺，用优质地下矿泉水，经老窖发酵、红糟盖顶、回沙回 酒、去头拆尾、分段接酒储存、勾兑调味等工序精心酿制而成， 具有芬香浓郁、醇和回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的独特风格。 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从1979年开始，蝉联第三、四、五届 全国评酒会国家名酒称号，产品远销欧、美和港澳地区。
二十世纪初，绵竹大曲在多次四川国货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奖状。
1932年首获准使用注册商标而名扬天下。自1913年开始，绵竹相继有50余家酒店、酒行、酒庄在成都西市，绵竹大曲成为成都“酒坛一霸”。
四十年代初，绵竹酒业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大曲酒作坊增至38家，老窖200多个，年产350多吨 ，并远销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绵竹大曲获奖 1922年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
1928年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章、奖状。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十二家大曲酒， 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凭。
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展览会，绵竹县提供多种产品参展，其中“垣丰泰”大曲坊酿造的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了一 番轰动。 （《剑南春史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剑南春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酿酒工艺，生产出了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六十年代，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七十年代，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港、澳，并荣登全国八大名酒金榜。
八十年代，剑南春一期工程的扩建，现代科技的应用和一系列的技术改革，系列产 品实现了全优。从此，剑南春进入了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
九十年代，剑南春人认真研究市场规律，针对市场制定的营销策略、“科学投放”等措施，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五十年代 一九五一年五月，国营绵竹县酒厂宣告成立，这个厂就是今天“四川省绵竹剑南春 酒厂”的前身。
一九五八年三月，酒厂从改变酿酒原料入手，进行科技攻关，试验出一种绵竹酿酒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原料，用这种原料酿出了“芳、洌、甘、醇”， 恰到好处，风味更为独特完善的酒，这就是今天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剑南春史话》）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酒厂采用“双轮底发酵”工艺，完善“勾兑调味”技术，找出“剑南春 ”基础酒的最佳储存老熟期，至此，“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
一九六三年， 剑南春酒被评为四川省名酒，获金质奖，一九 *** 年，双沙酲色酒被评为四川省优 质产品，获银质奖。（《剑南春史话》）七十年代 一九七四年，“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一九七九年第一 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名酒。
“剑南春”、“绵竹大曲”等产品声誉日高， 销售量大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厂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有效管理的智慧》）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酒厂在实现系列产品全优目标的基础上，剑南春酒又连续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国家名酒称号和国家质量金奖。
一九八八年还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食品 博览会上，获国家金花奖。 为了发展名酒生产，提高名酒产量，一九八四年，中商部决定拨款1430万元， 扩建剑南春酒厂。
一九八五年十月扩建工程破土动工。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试产出 酒。
中商部同意再拨款3500万元，扩建年产四千吨剑南春的第二新区。至此， “剑南春”进入了千古未有的黄金时代。
（《剑南春史话》）九十年代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剑南春的进步，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剑南春酒文化的内涵 。 跨入九十年代，剑南春人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
一九九0年起，投资近亿元，年产曲酒6500吨，占地近400亩的剑南春二期、三期扩建工程相继上马投产。 一九九四年，三星级大酒店也建成使用…… 剑南春以最新“史话”开始了宏伟的构思。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
是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 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 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 的名酒。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
从此，绵竹酒就以“土 解金貂，价重洛阳”来形容自己的身价。宋代大诗人苏轼作《蜜酒歌》，诗前有引：“西 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力，作此歌以遗之。”
杨世昌是当时绵竹 武都山的道士。由此足见唐宋两代，绵竹的酒已是醇酽美酒。
剑南春酒的前身绵竹大 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最早开办的酒坊叫“朱天益酢坊”， 业主姓朱，名煜，陕西三原县人，酿酒匠出身。
当初，他发现绵竹水好，便迁居到此， 开办酒坊。后来，又有白、杨、赵三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说，这四家都是采取陕西略阳的配方酿造大曲酒。据《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泽 白，状若清露。”
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函海》中写道：“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清 暑，冬御寒，能止吐泻，除湿及山岚瘴气。”清末已发展到十七家。
1958年，绵竹大 曲酒改名“剑南春”。 品种：剑南春酒酒度分六十度、五十二度两种。
剑南春酒属浓香型白酒，芳香浓郁，醇和甘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具有独特的“曲 酒香味”。 成份：绵竹剑南春酒以红高梁、大米、小麦、糯米、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用优质小麦制大 曲为糖化发酵剂。
采取“红糟盖顶、低温入池，双轮底增香发酵，回沙回酒，去头截尾，分段接酒”等 酿造工艺，经过长期贮存，细心勾兑调味而成。 1922年，绵竹剑南春在四川省第七次劝业会上获一等奖；1928年，在四川省国货展览会上，又获奖章和奖状。
自此，它声誉日增，誉满全国。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省绵竹酒厂，是我国历史名酒之一。
在唐代，绵竹属于剑南道，绵竹产的 剑南烧春为皇帝专享的贡品。相传，年轻时的大诗人李白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千古 佳话。
多少年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早已经深入人心、有口皆碑。 事实上，在四川绵竹， 关于剑南春发源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且神秘而传奇，剑南春的历史大概远不止起 于“大唐盛世”。
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古蜀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和容量各异的青铜及陶瓷酒 具，说明当时古蜀国酿酒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而绵竹距三星堆仅仅几十千米，并且同属马牧河 水系。若以此推算，剑南春当有“4000多年”的酿酒历史。
二是战国说。从绵竹金土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垒和提梁壶等精美酒器看，说明战国 时期绵竹酿酒业就有可能已经存在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若以此推算，剑南春也当有“2400 年”的酿酒历史。 三是汉代说。
其物证是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酿酒》图，有学者认为图中表现的是 蒸馏酒的生产工艺，而剑南春也是蒸馏酒，且绵竹与新都同属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之 地，剑南春起源于此也不无可能。若照此推算，剑南春也该有“2000年”的酿酒历史 剑南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
唐代武德年间，当时的中 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13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 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的名酒。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悠远而辉煌。跟它那“天地涵容百川入”的伟大气象相比，中国的酒文化只是细流涓涓。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酒文化却不曾枯竭过。因为有象绵竹“剑南春”这样的分子，组成它那令人惊羡的系列，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发展，生存……
西蜀文化古城绵竹，素有酒乡之称，这里是中国名酒剑南春的故乡，也是川酒发源地之一。
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考证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蜀酒探源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在巴蜀大地上，有一条成U形的名酒带，勤劳智慧的巴蜀先 民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巴蜀文化。座落在这条名酒带的绵竹，酿酒历史已有四千余年，广汉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酒具和绵竹金土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以及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等文物考证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晋书》等史书记载都可证实：绵竹产酒不晚于战国时期。
盛唐华彩
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始终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唐朝，百业兴旺，绵竹成熟酿酒技艺下诞生的“剑南烧春”（唐代，绵竹属剑南道而得名）倾动朝野。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对天下名酒记载道：“酒则有……乌程之若下，剑南之烧春……”，剑南烧春更作为宫廷御酒而被载于《后唐书·德宗本记》。这是唯一载入正史的四川名酒，也是中国至今唯一尚存的唐代名酒，是绵竹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据黄葆真《事类统编》载曰：“为生春，《德宗本记》剑南贡生春酒。”
宋业为继
时至宋代，绵竹酿酒技艺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酿制出“鹅黄”、“蜜酒”，其中“蜜酒”被作为独特的酿酒法收于李保的《续北山酒经》，被宋伯仁《酒小史》列为名酒之中。明代徐炬《酒谱》中记载：“西蜀道士杨世昌造蜜酒。”蜜酒鹅黄的出现，不仅形成了一个名酒系列，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也为中国酒文化史留下了千古美谈。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绵竹道士杨士昌的趣闻，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等许多文坛佳话蕴于其中。
在宋代，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还为南宋抗金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宋会要》记载：南宋初年，为了筹集军费抗击金兵，时任川陕巡抚处置使的绵竹人张浚从绵竹兴旺发达的酿酒业和大额的酒税上得到启发，于建炎三年（1129年）实施“隔槽酒法”，鼓励民间纳钱酿酒，次年便使四川酒税由过去的缗钱140万缗猛增至690万缗。此法前后施行了七十余年。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大大缓解了南宋王朝军需困难，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绵竹酿酒业为代表的四川酒业在这段历史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明清中兴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导致了绵竹农业荒芜，经济萧条。依附于农业发达而产生的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受到巨大威胁。直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才逐渐恢复，出现了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宦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谓“一笑市人谁知我，醉来高卧酒家楼”，并夸口尝尽天下名酒，是个十足的饮酒行家。他说自己“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
清末，绵竹酿酒作坊已有上百家，著名大曲坊已增到18家，绵竹商贸因此更为昌盛，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清诗人李锡命《咏绵竹》）的繁荣景象。
天下知名
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绵竹酒业又有了一番新的风姿。 1911年，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1928年再度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12家大曲酒作坊的产品，又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品展览会，绵竹提供了多种产品送展，其中“恒丰泰”酿造的绵竹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一番轰动。当时一诗人曾为绵竹的酿酒家题词：“百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据《绵竹县酒类调查表》记载：至1941年，全县酿酒作坊已多达200余家，产酒二百余万公斤。从1913年绵竹“义全兴”大曲坊在成都开店销售绵竹大曲，至1949年，专门经营绵竹大曲的酒庄、酒行、酒店已达50余家，绵竹大曲被称为成都“酒坛一霸”。而且还销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台湾《四川经济志》称：“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
特点是：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人民古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这些民居雕梁画栋，斗拱重叠，十分的好看。古镇里无论是文化、建筑、风格等均具有鲜明浓郁的白族特色。
喜洲白族民居是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存得最完好、最有特色的白族建筑群。对建筑艺术感兴趣的旅行者不可错过这里。当然也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古镇景点来游览，可以吃吃路边摊，淘点白族的扎染工艺品。
严家大院
喜洲白族民居是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存得最完好、最有特色的白族建筑群。对建筑艺术感兴趣的游客不可错过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古镇景点来游览，可以吃吃路边摊，淘点白族的扎染工艺品。在这里，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白族建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独特风格。喜洲民居建筑群重点保护单位有杨品相宅、严家大院、董家大院、赵府建筑群等。其中严家大院是游客参观最多的一处。
严家大院是严子珍的老宅，楼上楼下以回廊串起所有房间，环境清幽。在这里可以观看歌舞表演，品尝白族三道茶。
宝成府
宝成府是喜洲首富严子珍的儿子严鉴建造的宅院，建成于20世纪40年代，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因严鉴别号“宝成”，于是给自己的宅院起名为宝成府，也叫做“镜卢”。
府内分为南北两院，南院有一座西洋楼，北院则是两个“三坊一照壁”的院落，合在一起组成了一进三院的白族传统建筑结构。有意思的是，宝成府内的照壁不同于其他宅院照壁那般雕刻着精美的泥塑，而是全部留出空白。
在宝成府中也可以欣赏白族三道茶表演，除此之外还有民间扎染、宗教礼仪展示等很有特色的文化内容。
海舌公园
海舌公园距离喜洲5公里，是一条伸入洱海的陆地，它以前是万花溪的入海口，由泥沙淤积而成，现在已经成为绿树成荫的小公园，是全景观赏洱海的好地方。
喜洲古镇，位于大理古城以北约18公里处，被誉为“白族第一镇”。 镇上保存着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也是大部分游客去往海舌岛的必经之路。 历史上的喜洲，不仅是一座军事和商贸重镇，更曾是南诏的国都，大理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去喜洲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从进入古镇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江南一带的古镇大不相同。 绿意盎然、鲜花盛开，飞檐翘角的建筑，清澈蜿蜒的小河，还有穿着民族服饰行走在小巷中的少女和老人…… 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喜洲的古旧和真实。 喜洲是我见过最“原生态”的古镇。 年久失修的建筑，漫天缠绕的电线，甚至屋顶上都长出了荒草。而镇上的一些“景点”，或许都不能称其为景点。 比如紫云山寺，在参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震惊的——这也太破了。 但正是因为这种难得一见的破旧，让它显得无比珍贵。 带着难以名状的激动心情，走进这座无比破败的古寺。 紫云山寺始建于明代，现存主体为清代遗存，是喜洲“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宗教建筑。 寺庙里各种物品的摆放十分随意，沙袋、木头、旧沙发、杂乱无章的草木……若非门口挂着十分正式的标牌，我会以为这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庙宇。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纯粹而质朴的宗教情感。 或许信仰本就无关殿堂之美。 人与神的交流，只要心怀虔诚，即使在一个最简易的道场中也能够实现，每一位信徒都可以获得深入灵魂的慰藉。 大概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缘故，喜洲古镇的宗教建筑分布密集，除了紫云山寺，还有九坛神庙、十隍殿、魁阁等等。 其中，魁阁原是用来供奉魁星的，也就是喜洲的“状元楼”。 白族虽为少数民族，喜洲人也常以经商为主业，但对于子弟的教育却丝毫不放松，往往“儒商并重”，这也为喜洲文化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漫步在悠长的石板路上，欣赏两侧精美而富有年代感的白族建筑。想起老舍先生在《滇行短记》中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 “喜洲镇却是一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对于喜洲的风貌，我似乎也想不出更为贴切的言语，就不去班门弄斧了。 如今的喜洲古镇，也有了一些清新文艺的气息，但比起我去过的其他古镇，在清新之中仍多了几分质朴。 就连街边的“小吃”也很“脱俗”。 我被一种好看的绿色水果所吸引，尝了尝，味道意外的好——竟是仙人掌的果实。果子分大小，大的贵一些，但其实小的更好吃。 渴了，吃一粒仙人掌的果子。饿了，啃一口热腾腾的喜洲粑粑。 就这样漫无目的在镇上散步，逛逛卖饰品的小店，拍拍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转眼间两个小时过去了。 刚好走得有些疲累的我，坐上一辆电瓶小车，准备前往下一站：海舌岛。
老公和朋友去大理，第一站是喜洲，住在洱海边的桃源1号。 他们有时租骑电动车沿着洱海兜风。他们头顶蓝天白云，迎着海风，伴着花香，穿行在洱海和稻田间。喜鹊也会飞来在车前带路。有时他们走进镇里，像点缀在稻田间的美丽图画。 沿着田间的小马路一路下行，就是喜洲的沙村。这里是一片临海的湿地。过去喜洲的渔人从这里出发，船上有伸出的竹竿，一排排，上面载着鱼鹰，用来协助捕鱼。这种捕鱼的方式一直延续着，近几年才渐渐消逝。喜洲位于洱海的西边，东临洱海，西近苍山，背山面水。这里水草丰美，自古便是富庶之地。老舍说喜洲是一个奇迹，“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剑桥”。喜洲是老舍眼中的的“东方剑桥”，也是他心中的“世外桃源”。 喜洲，如同它的名字，带着令人心生欢喜的模样。镇上一尘不染的石板路，雕梁画栋的白族宅院，典雅大气的飞檐斗拱，精细彩绘的各式花纹，做工精湛的不同石雕……处处令人惊喜。 喜洲古镇是南诏古城中留存下来的古城，已有千年的历史。喜洲人崇尚“白”和“新”。外墙总是刷得白灿灿，世世代代都焕然如新。灰白蓝的主色调，历经千年的风霜，依旧像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儒雅男子。喜洲多白族。白族人建民居，有一整套的规矩和讲究。如果祖辈没有出过文人雅士或功成名就的“人物”，即使家产万贯，也绝不能修建阔气的门楼，高大的影壁。甚至连四周的墙壁，也不能用白色或粉红色的装饰。喜洲的院子大都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来布局。三栋房子和一个照壁围一个院子，四个小院有五个天井。这样的布局源于自明代沿用至今的建筑规定，庶民庐舍不得超过三间。喜洲人建房屋，承载着对后代文化传承、品格继承的期望。喜洲宅子的照壁上，题着“清白传家”、“清正谦和”之类的字，显明家族文化；有些墙壁上写着“看剑豪生胆，读书香到心”，昭示家训。喜洲像一座巨大的民居建筑博物馆。这里保留着许多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白族民居建筑群落。民居独具特色，庄重雄浑又不失轻巧灵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遗留下来的明代杨士云七尺书楼，清代杨源大院，赵廷俊大院，民国严子珍大院，杨品相大院等。 七尺书楼位于喜洲大界巷8号，是明代著名的文人杨士云于公元1526年前后建成的。杨士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他认为即使腰缠万贯，死后也不过仅有可容七尺之躯的坟墓罢了。故后人把他居住的小楼称为“七尺书楼”。 书楼为全土木结构建筑，有三大间房屋。房屋座东朝西，三间全部分为楼上楼下两层，门窗板壁均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房屋组合为“三坊一照壁”的建筑格局。七尺书楼在清乾隆年、民国年间曾多次重修，但整座房屋的建筑仍旧保存着明代的建筑风格。 杨家大院位于喜洲办事处染衣巷19号，是清代初期的“四合院”建筑。这座民居东南西北均为土、木、石结构，建筑特点明显，保存完整。 赵廷俊大院位于喜洲办事处大界巷21号，为嘉庆年间进士赵廷俊兴建。大院总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1839年竣工。整座大院建筑阔气，为“四院五重”的建筑格局。四个院落既自成一院，又相互贯通，像小型的宫殿一样，彰显了喜洲儒家文化的建筑风格。 喜洲有座“让解桥”。传说明朝弘治年间，在喜洲有两个学识渊博的学子。一个是大界巷的书生杨士云，一个是中和邑的书生杨宗尧。他们二人互相切磋，互相激励，一心要在来年的科举中夺魁。 明弘治戊午年（1498年）的一天早上，两人赶考，相遇在喜洲坡头村尾的桥头。杨士云提出：“宗尧兄年长于我，这一科就请宗尧兄先行，我下科再去夺魁”。 杨士云的一片诚心，令杨宗尧感动不已。果然，杨宗尧考中科举云贵乡试头名，中了解元（举人第一名）。 三年后，杨士云也一举夺得云贵乡试第一，成为解元，实现了心愿。白族乡人为表彰杨士云“让解”的贤德风范，激励后代学习学习他重义崇道、谦和恭让的精神，就把两人相遇的那座桥取名为“让解桥”。可见喜洲的文化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最美的喜洲在黄昏。阳光染红金色的稻田，古镇的民居在夕阳中变成剪影，炊烟袅袅，飘向四方。繁华盛世中，走在这样古朴清幽的街巷，已情醉不知归处。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 p) q8 G. y& ~' l《唐史十二讲》 黄永年著 中华书局 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著 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 杨志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 汪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 西域传》 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 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五代）王仁裕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 因话录》（唐）李肇 赵璘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N/ 《唐代的外来文明》 （美）爱德华•谢弗/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唐朝文化史》 徐连达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 三联书店 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政治学院）《幻术奇谈》 周楞伽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 王介南著 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 A& Y0 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 罗香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孙映达 单周尧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 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 K( H- 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王永平著 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 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 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 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 王文宝著 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 《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 唐代对外关系研究：; 《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 q 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王小甫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 中华书局 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林梅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2004年版。 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 刘俊文主编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唐史论丛》2、3、6、7辑 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 荣新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 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 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 汪习波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 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 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 孟宪实著 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 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 吴功正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 梁鸿飞 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李彬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清实录》 《上谕档》 《清史稿》 《东华录》 <皇史宬〉 《清史》
新唐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唐书》
朱子近思录，传习录，金刚经，道德经，国史大纲，四书章句集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