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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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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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很繁华的时段，建议你从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入手，通过写他们的成就来反映先秦两汉的文学，下来可以一石二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先秦散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笔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汉字传承的议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是情感的爆发，或横，或竖，或撇，或捺。那是心灵的乐曲，或轻，或柔，或美，或重。那是诗意的展现，或冷，或暖，或醉，或醒。一切都来源于它——汉字。
“呯呯嘭嘭“这是敲打键盘的声音，”悉悉唰唰“这是有手写字的声音。当这两种声音碰撞在一起，你是否会深发感触——那一个个有着生命的方块字还会继续传承下去吗？它们会不会被电脑上那些死气沉沉的”新同胞“所替代呃？是啊！在这个信息时代，哪里还有这些小生命的地位呢？
可是，你是否想到：当你沉醉在唐诗宋词中时，你可知它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当你欣赏着某位书法大师的作品时，你可曾想过是谁的功劳让你看见这美的享受。当你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点头称赞时，你是否体会到这心的滋养。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让你体会到诗的意境，眼的美丽和耳的重要。它忽而气势磅礴宛如高山，忽而轻柔平静宛若流水，却又忽迷茫神秘好似星辰，一撇一捺，一音一律，一意一景，无不透露着生活的灵动，汉字的刚劲以及中华民族的魅力。
作家之所以可以写出好文章，那是因为汉字的多层含义。音乐之所以可以打动人心，那是因为汉字优美的声韵。诗歌之所以可以催人泪下，那是因为汉字的柔美情趣。一笔一划之间，互相辅助，互相衬托，那是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体现。汉字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笔划中都蕴含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心血，每一个音节中都体现着我们国家的雄健和骨气。所以让我们离开手中键盘，拿起手中的笔，让我们为能写出汉字这样美好又神圣的东西而骄傲吧！
如果在你面对一个个英语字母时，你会想起汉字那一张张充满生机的脸。如果在你听到躁音时，你会渴望朗读一篇优美的文章。那么恭喜你，你已经体会了汉字的美丽，你已经感悟到了汉字的深层意义。从今往后，让我们用汉字来体会高山巍峨，用音节来体会人民的大方，用笔划来体会国家的繁荣富强！
看，看横，那竖，那撇，那捺！听，那轻，那柔，那美，那重！悟，那冷，那暖，那醉，那醒……
日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决赛现场直播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考的是孩子们，汗颜的却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提笔忘字。两个多月来的持续关注，使我觉得有必要说说“汉字”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
Ⅰ文明足迹
一些人认为，汉字之所以叫“汉字”，是因为它是汉族人使用的文字。这个说法不准确，取名“汉字”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朝对中国文字的贡献。在秦朝统一文字的基础上，汉朝对文字的整理、规范、检索、革新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隶、楷、行、草或发轫于斯或勃兴于斯，这一时期是汉字的重要发展期。汉朝历时400多年，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历时最长的朝代，到汉武帝时，大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与当时的罗马帝国同享辉煌与荣光。社会进步是文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汉朝为各种文化元素的自由生长提供了沃土，为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不光汉字兴盛于此，汉人也兴旺于此，人口数量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民族，为形成汉民族奠定了基础。汉字的成长与汉族的发展，是汉朝的两大文化硕果。
当然，汉字的源起，还远在得名于汉之前。
文字是人类的足迹。从54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粘压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到5000年前古代埃及人刻写在神庙石碑上的神文圣书，再到3300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甲骨文，文字推动了历史，也记录了历史。甲骨文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它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巴文字一样，在各自的环境中独立诞生，但传承3000年以上的唯有汉字。
1928年，考古界对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出土地的甄别确认，使得消失了3000多年的商朝殷都被发现，打破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夏商王朝只是一个传说的推测，使中国历史有了从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的断代依据。数万枚方寸甲骨抖落满身风尘，组合成一副轮廓分明的脊梁，驮起一个古老民族厚重历史的明证，我们不能不心怀敬畏。
但甲骨文还不一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可能只是汉字的童年。中国上古神话里即有仓颉造字之说，他使用的是什么文字，现在尚无定论，我们只知道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除此之外，中国文字还有更遥远的年代可考吗？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距今约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8000年的贾湖文化遗址，都相继发现了刻画字符，一些专家认为这都是中国的原始文字。我曾沉醉于宁夏贺兰山腹地的岩画，那成千上万个神秘奇异而意象深远的图形，仿佛穿越千年万年注视着暌离已久的人类，无语地等待着我们的辨析。说是岩画，其实是今人的指称，有专家认为那是中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最初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和滥觞，诞生于旧石器时代。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意味着这些字符至少1万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字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首府凯里的博物馆，我见过一块残碑，碑上有10多个文字符号，酷似汉字，被当地人称为“雷公山天书”，那些字似楷似隶，遒劲而端庄，应该是秦以后某个时期的，但千百年来无人能识读。像这样的“天书”，中国还有不少。
沉沉重重的时光巨磐，打磨出这一个个灵动鲜活的勾连字符，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淘漉出这一滩滩斑驳陆离的点横撇捺，晾晒在那里，像一道道几何题，在拷问我们的智商。
Ⅱ 历史推动
梳理汉字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几个人。
第一个人当然是秦始皇。秦始皇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的统一图强、集权统治、经济举措、法制构想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国家形态和政权模型，他最基本的功绩之一是文化建设，他大力推行的“书同文”政策，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历史。国家意志和统一文化，凝成了天下归一的相同文化心理和共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秦朝文字的统一，就没有汉朝文字的兴盛。单就这一点，秦始皇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秦始皇看到了语言文字收服人心、整饬民意的作用，看到了建立大同文化对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繁重的治乱维稳任务使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以文治国，而且他面临知识阶层的挑战与反叛，也不会采取以文兴国的政策，甚至不得不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权宜之策。
中国文字，在等待汉朝的到来。
汉高祖刘邦，是要说的第二个人。这位年轻时不读书、无约束的皇帝旧习难改，他轻视儒生、无视学问，灭掉秦国、干掉项羽之后有些洋洋得意，但不久之后对治国理政的力不从心使他有些惶恐，生怕重蹈秦国的覆辙。这时，他的近臣陆贾改变了他。这位饱学之士每每见到刘邦，都要冒着挨骂的风险，言必称《诗经》、《书经》，渐渐驯服了不可一世的皇帝。刘邦接受了文化的熏陶，命陆贾写分析秦始皇失败原因的政论文给他看，读书识字使他懂得了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亲自前往曲阜，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祭孔的皇帝。他所开创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汉赋、《汉书》、《史记》、造纸术的诞生准备了温床。
不过，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只是他们那个朝代文化工程的总设计师，真正的建造者是我要说的第三个人——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他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把当时出现过的1万个左右的'方块汉字，进行了形、音、义的整理和修订，按540个部首归类，建立了科学的汉字检索系统。以许慎为旗帜，一大批汉代儒生以字为生，把一地散沙般的文字建成一个如金字塔般稳定而规范的文字系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自己语言文字所进行的学科建设。许慎们的“国家汉字工程”，使汉朝获得了天下认同的民心基础和文化基础，是汉朝文化建设的高峰。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人，就是魏孝文帝。公元4世纪，古老的鲜卑族统一了北方，随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挥师中原，把汉族政权赶到淮河、秦岭以南。此时的中国，北方势力以鲜卑语言为官话，称“北语”。孝文帝本名叫拓跋宏，这位5岁即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君王看见了游牧文明落后于农耕文明。公元494年，他命令迁都洛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改革家的勇气，全面推行汉制改革。在一片反对声中，孝文帝选择了改革突破口——语言文字，他要求所有鲜卑贵族一律禁用“北语”，改用汉话汉字，推广易汉服、改汉姓、通汉婚、办汉学、改汉籍的政策，他甚至将自己原来的“拓跋”姓改为“元”姓。当然，孝文帝的改革注定是要遇到阻力的，但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以一碗毒酒赐死了不愿改汉姓学汉话的、年仅15岁的儿子。改革的结果，使这个过去只会挥刀驰骋的政权迎来了全面的繁荣。孝文帝的大义灭亲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让我们肃然起敬。
Ⅲ 文化基因
汉字是中国故事的目录。中国是汉字的故乡，有多少个汉字就有多少个故事。浏览词典、泛舟辞海、徜徉碑林，千姿百态和意趣横生的汉字让你沉迷其中。万物皆入字，一字一幅画，世界上能将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山林川流、人物鸟兽、天时地理、农技工具、纲常伦理形象成字的，唯有我泱泱中国；因为字形的特立独行和仪态万千，而使书写方法成为书法理论的，唯有我谦谦中国。字有繁简神采、开合气势，由篆而隶，由隶而楷，从纵向取势到横向取势，再到翩然灵动，汉字翻卷腾挪着历史的风云；音有平仄神韵、词腔曼妙，青灯寒帐，沐浴焚香，吟咏诵读，那抑扬顿挫一波三折，流变切换着时光的幻影。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到如今，帝王将相、工农仕商们创造的中国故事，尽在字串字排字堆字库之中了。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画卷。汉字让岁月留影，我们才能捧文读字，翻阅那5000年的中华长卷，凝视盘古、女娲、伏羲、炎帝、黄帝，一直到尧、舜、禹等一尊尊丰碑；才能回放那开天辟地、化生万物，抟土造人、炼石补天，鞭草识药、移山填海，射日奔月、造字画卦，养蚕治水、钻木取火的一幕幕图景。汉字力若千钧，我们才能在品读博大精深蔚为大观的儒释道法诸子百家的经典中掂量思想之重，才能拂却殷墟、长城、颐和园、故宫、秦俑、赵州桥以及布达拉宫、高句丽王城的尘埃光影掂量文化之重，才能在领赏仰韶彩陶、良渚玉器、大足石刻、马王堆玉帛、曾侯乙编钟和莫高窟壁画时掂量历史之重。汉字的音形意韵，让我们在绕梁余音中一展纸笔恣意挥洒、在书院楼阁中潜心品读修身养性，让我们凭风远眺，看那秋水长天一色中，《山海经》、《论语》、《清明上河图》、《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排成的文化经典们帆影如阵，老庄孔孟列成的文化纤夫们背影如弓。
汉字是中国精神的凝练。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捉笔写字，练习的是书法，打造的却是性格与魂魄。汉字的间架结构紧而不拘，繁而不赘，宽而不松，方正圆润，启承呼应，勾连之间敛气凝神聚魂。横平竖直的浑厚刚劲，蚕头燕尾的生动潇洒，有包裹四海之气象、驰骋古今之豪迈。黑白相对、虚实相衬、动静相宜、庄谐相映，饱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那端庄、厚重与质朴，那灵秀、洒脱与率性，铸成独特的东方思维和中国性格。文字的坚挺反映出文明的刚强，端庄方正的汉字在风霜雨雪中形不销、神不散，浴火淬打，百炼成钢，走出中华文明顽强坚韧的特质和葳蕤芳菲的仪态。强大的汉字系统和丰富的汉语表意，构成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语言基于文字，音可以不同，但意一定相通，多彩的方言因统一的语意而和谐共处，不致因歧义而分裂。相同的语言文字把相同的人群凝聚在一起，相通的语言文字把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汉字尚在，心就不分，一方汉字，成为天下中华儿女的心与根。中华文明不曾断裂的内因之一，正在于这汉字的力量。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每一个汉字都是劳动的产物，是古代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描摹。一部汉语词典，就是一个海量信息光盘，贮存着中华文明丰富而神秘的密码，遗传着文化精神坚固而完整的信息。正是因了汉字，我们才能解读到先祖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形态，才能探析中华文明的内核。正是有了汉字的聚合力、传承力，中华民族才对外有战斗力、对内有凝聚力，迸发出泼辣辣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人们用同一种语言文字书写着各自的辉煌与落寞，即使不断地改写甚至刻意篡毁前朝他国历史，也从未想到刨断自己共同的根。中国历史乃“百国之和”，千流同源、万木同根，这个“源”和“根”就是文字。汉字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还吸收了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字。比方说，巴蜀文字、契丹文字等虽然没能沿用，但对汉字的形、音、义的形成提供了参考，为汉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路桥，成为解读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切片。融合、继承、创造、发展，是汉字的历史，更是中华文化共同的旅程。
中华文化长河源远流长、浩浩汤汤，汉字是河中的浪、水中的波，是长河上悠扬的船夫曲、高扬的云中帆。汉字是国家的根、民族的魂，字字相连、句句相扣，筑起中华文化的共同体。人民是语言文字的主人，汉字如阵，华语如鼓，中华文化前行的方队一路尘土飞扬，正书写新的史记。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建议从网上分别去详细看看，或许这样更好
一、历代史书：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齐‧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百乐：《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魏 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二、古代典籍（包含近人所辑校、点校、校注之古代典籍）：清‧严可均辑：《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清‧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梁‧僧 佑：《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唐‧道 宣：《广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魏‧刘 劭：《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梁‧刘 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家诗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三、近人研究著作：《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国立政治大学发行，1996年。《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王力坚：《六朝唯美诗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次印刷。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8月出版。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宋李昉：《文苑英华》，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出版。柯庆明、曾永义编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洪顺隆：《六朝诗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中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张师蓓蓓：《汉晋人物品鉴研究》，台北市：中文研究所，1984年。张师蓓蓓：《东汉士风及其转变》，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张师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市：大安, 1991年。张师蓓蓓：《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台北市：大安, 2001年。简宗梧：《赋与骈文》台北市：台湾书店, 1998年。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4年。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淑馨出版社，1989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洪叶出版社，1996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台北：华正书局，1991年8月出版。傅 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台北：万卷楼，83年8月。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徵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萧 驰：《中国抒情传统》，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1月。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台北：沧浪，1986年。廖蔚卿：《六朝文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年三版。廖蔚卿：《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台北市：世界，1962年。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哈尔滨市：黑龙江教育，1999年。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南京市：江苏古籍，1997年。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年。王钟陵：《中古文学诗歌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学系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葛晓音：《八代诗史》，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台北市：大安，1989年。林文月：《山水与古典》，台北市：纯文学，1976年。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大安出版社，1995年。郑毓瑜：《六朝文气论探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8年。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学生书局，1996年。郑毓瑜等人：《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台北：石门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1月出版。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钟 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颜昆阳：《六朝文学观念丛论》，台北市：正中书局，1993年。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胡令远：《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四、期刊论文：蔡钟翔：〈典论论文与文学的自觉〉，《文学评论》第5期，1983年。王兴华：〈人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美学》第4期，1986年。魏正申：〈论陶渊明“文学的自觉”——从立德立功到立德立言的转变〉，《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3-4期合刊。王力坚：〈从觉醒到迷误－六朝文人生命意识对唯美诗歌创作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第五期，1994年。卢佑诚：〈曹丕文学价值观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1994年。俞灏敏：〈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第四期，1994年。金化伦：〈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12期。吴瑞霞：〈“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王力坚：〈自我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学术交流》（第四期，1995年4月高人雄：〈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袁 峰：〈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人文杂志》第6期，1995年。卢佑诚：〈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1996年。解德枫：〈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1996年第2期。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1996年。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4期。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王红蕾：〈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佳木斯师专学报》，第3期，1997年。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文学理论研究》（第二期，1997年2月）。李文初：〈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学术研究》（第十一期，1997年11月）。刘晟等：〈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4期，1998年。刘明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辽宁师范大学》（社科版），第3期，1998年。李文初：〈三论我国 “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期，1999年6月）。赵彩芬：〈略论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自觉〉，《邢台师范高专学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99年12月）。李德平：〈六朝文人的群体自觉与文学社团〉，《洛阳师专学报》（第十八卷第一期，1999年2月）张少康：〈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2000年。段吉方：〈“人之自觉”与六朝美学观念的新变〉《怀化师专学报》（第十九卷第六期，2000年12月）。吴宏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十一卷第六期，2001年6月）。力 之：〈文学自觉与骈文之兴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六〉《柳州师专学报》（第十六卷第三期，2001年9月）。闵 虹：〈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自觉〉《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十三卷第六期，2001年11月）。范卫平：〈“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2001年。刘毓庆：〈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中州学刊》，第三期，2002年5月。徐国荣：〈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学术研究》。林继中：〈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东南学术》2002年1期。杨德贵：〈汉赋的创作标志著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1年7月。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学术论坛》，第一期，1996年。关於曹丕的讨论：寇效信：〈曹丕文以气为主辨〉，《陜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1994年6月。张文生：〈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95年。吴怀东：〈建安诗歌型态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年。刘伯严：〈论曹丕诗歌的抒情特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总63期，1996年。王佑江：〈曹丕文学理论的系统描述〉，《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1996年。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1期，1998年。其他：陈良运：〈「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文艺理论研究》4期，1990年。程千帆：〈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程千帆全集》，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发行，新华经销，2000年。章培恒：〈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1987年。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中外文学》7卷11期，1987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先生论文集补边编（上卷）》，台北 : 九思，1977。简宗梧：〈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民 页59-78。简宗梧：〈生锈的文学主环--赋〉，《国文天地》，民 页7-11。颜昆阳：〈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及汉代文学》，台北市：文史哲，1991年。颜昆阳：〈从「言意位差」论先秦至六朝「兴」义的演变〉，《清华学报》，民 页143-172。颜昆阳：〈六朝文学「体源批评」的取向与效用〉，《东华人文学报》，民 页1-35。王国璎：〈李白的名士形象〉，《汉学研究》，民 页257-273。王国璎：〈陶渊明对声名的重视〉，《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 页49-65。王国璎：〈陶诗中的隐居之乐〉，《台大中文学报》，民 页93-119。洪顺隆：〈论「洛神赋」对六朝赋坛的投映〉，《国立编译馆馆刊》，22:2，1994年12月，页1-29。洪顺隆：〈论六朝叙事诗〉，《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65-97。洪顺隆：〈六朝异类恋爱小说刍论〉，《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25-81。洪顺隆：〈六朝家族史诗论略〉，《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3-54。洪顺隆：〈六朝咏怀题材诗论〉，《汉学研究》，民 页265-288。洪顺隆：〈汉魏六朝文学丛考‧续篇〉，《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93-120。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上)〉，《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548-562。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中)〉，《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95-104。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下)〉，《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221-247。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5-51。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13。洪顺隆：〈六朝杂诗题材类型论〉，《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19-91。林丽真：〈魏晋人对传统礼制与道德之反省——从服丧论、同姓婚论与忠孝论谈起〉，《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论魏晋的孝道观念及其与政治、哲学、宗教的关系〉，《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林丽真：〈王弼玄学与黄老学的基本歧异〉，《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列子」书中的「圣人」观念及其思维特徵〉，《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6月，页119~140。林丽真：〈张湛「贵虚」论及其与玄佛思想之交涉〉，《台大中文学报》，2001年12月，页61~89。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年4月。郑毓瑜：〈文学典律与文化论述--中古文论中的两种「原道」观〉，《汉学研究》，37 民， 页285-318。郑毓瑜：〈直谏形式与知识分子--汉晋辞赋的拟骚、对问系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0年3月，页151-212。郑毓瑜：〈知音与神思--六朝人周旋交错的生命情识〉，《台大中文学报》，1994年6月，页129-170。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 月，页77-125。郑毓瑜：〈六朝书论中的审美观念〉，《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页307-339。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月，页77-125。郑毓瑜：〈由话语建构权论宫体诗的写作意图与社会成因〉，《汉学研究》，1994年12 月，页259-274。康正果：〈辞赋论述及其策略——评郑毓瑜著《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2年3月，页161-172。杨兴华：〈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历史作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18卷第2期，1997年4月。刘昆庸：〈论陆机的《拟古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8年。刘勰：〈刘勰与文的自觉时代〉，第4期，2000年。王文生：〈「诗言志」——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1993年3月。王金凌：《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6年4月。王梦鸥：〈陆机文赋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中外文学》第8卷第2期，1979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七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中）〉，《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八期，1981年7月。古 风：〈建构「诗言志」的理论体系〉，《文明探索丛刊》第六期，1996年7月。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页285-312。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996年4月。施淑女：〈汉代社会与汉代诗学〉，中外文学10卷10期，1982年3月，页70-107。张少康：〈谈谈关於文赋的研究〉，《文献》第2辑，1980年。张 亨：〈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外文学1卷8期，1973年1月，页6-29。梅家玲：〈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台大中文学报第3期，1989年12月，页489-526。梅家玲：〈刘勰神思论与柯立芝想像说之比较与研究〉，中外文学12卷1期，1983年6月，页140-154。陈良运：〈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复旦学报》第5期，1988年。彭彦琴：〈文赋之文艺心理学思想探析〉，《九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黄景进：〈论儒学对魏晋至齐梁文论之影响－兼论六朝文艺美学之特徵〉，中华学苑第36期－庆祝高仲华教授八秩华诞。郑毓瑜：〈诗歌创作过程的两种模式--「诗缘情」与「诗言志」〉，《中外文学》第十一卷第九期，1983年2月。邓仕梁：〈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陈国球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5月。钱 穆：〈论文选〉，《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1958年。颜昆阳：〈关於文学史上的指称与断代--以六朝为例〉，收於《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杨玉成：〈乡村共同体: 陶渊明「劝农」诗〉，《大陆杂志》，民 页22-33。杨玉成：〈世纪末的省思:「桃花源记并诗」的文化与社会〉，《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页79-100。杨玉成：〈田园组曲：论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国文学志》，民 页193-231。文学史参考著作：胡 适：《中国文学史选例》（台北：台湾商务，1963 年）。胡 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北市：启明，1958 年）。胡 适：《文学与革命》（台北县板桥市：骆驼出版社出版，台北县新店市：学欣经销，1998 年）。胡 适：《白话文学史》（香港：启明，1962 年）。胡 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8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周作人：《周作人随笔集》，（东京市 ：改造社，昭和13（1938））。周作人：《秉烛谈》，（石家庄市：河北教育, 2002 年）。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台北市：正中，1970 年）。宋海屏：《中国文学史》，（台北：学生书局，1974 年）。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台北：第一文化社，1962 年）。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黄公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帕米尔，1967 年）。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台湾学生，1987 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中新，1977 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2 年，1957 年版权）。1968年）。西 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戴 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上面举的那些核心期刊，特别是进入2004中文核心期刊大多对学历、职称和单位级别有较高要求，比如直接写明收受博士、教授来稿，或拒绝本科以下院校教师来稿等）。相对来讲较好发的，个人觉得是《名作欣赏》，版面费如果不通过中介，直接和编辑部联系可能便宜点。一般核心期刊版面费都比较贵，各刊物不等，大概千字四五百元左右。
秦代由于始皇帝焚书坑儒，导致后来历史上称只有李斯一人。汉代大儒董仲疏的天人感应，还有就是郑玄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集大成者。以马融为代表的古文经派在历史上很有影响。